(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 昆明 650221)

一、供应链与供应链管理

供应链管理贯穿于社会活动的各个环节，关于供应链概念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Jay Forrest在1961年通过系统动力学的研究优化了上下游产业链上的动态关系。此外，Heckert 和Mimer在1940年的成本分销研究及Lewis在1956年关于物流的研究都是供应链概念的来源。

“供应链”一词最早源于彼得·德鲁克提出的“经济链”，后经迈克尔·波特美国的迈克尔·波特教授在1980年写的《竞争优势》中发展为“价值链”。最终演变为现在的“供应链”。经过多年的学者研究，供应链的概念也给出了基本固定的内容，供应链就是“围绕核心企业，通过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从采购原材料开始，制成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最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直到最终由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但在具体的运作中，多名学者研究了供应链在不同的环境下或不同因素影响下对供应链的绩效有着不同的水平呈现。

凯吉·彼得(Kraljic Peter)和夏皮罗·罗伊(Shapiro Roy)分别于1983年和 1984 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中首先使用了供应管理这一说法，但并没有给它明确的定义。后来，供应链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SCM)的概念、基本思想和相关理论在美国得到迅速发展。1986年物流管理委员会(CLM)对SCM作了定义，即SCM是一种关于企业外部顾客和供应商的物流管理。在这一定义中，将供应链管理视为物流管理的一种形式，可能是由于物流管理也是企业的一个功能模块，它也有关于资源和信息流管理的因素，这些都和供应链相互交织。随后出现了大量的文献，但目前仍然没有一致的定义。例如陈国权教授认为,供应链管理就是通过对供应链整体进行的计划、组织、激励领导、控制等活动的优化过程,实现在成本最低的前提下及时准确满足消费者需求。

王倩(2015)认为，企业供应链管理实践包括四个指标：合作伙伴关系、客户关系、信息共享、供应链整合。供应链整合是的最髙层次，也是的核心所在。通过供应链整合，可以集中供应链所有节点企业的生产力量，尽可能的消除多余存货，降低存货仓储成本；同时更可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客户忠诚度，进而提高财务绩效；同时可分散资产投资风险并降低市场风险，对合作伙伴取得核心竞争力有正向影响，最终提升整体绩效。还有学者认为,供应链管理的核心是利用各种“流”,例如信息流、物流等实现对整个供应链增值过程的管理。

从文献的角度来看，国内外目前与相关的研究中，有大量的研究证实供应链管理对企业绩效有着显著的影响。现存的文献指出：供应链管理实践作为企业的一种独有的资源，对企业的绩效(如、市场份额等)有着重要的正面影响。适合本企业自身需求的供应链管理实践，可帮助企业提升其绩效，从而使企业获得相对的竞争优势。

供应链管理(SCM)彻底改变了组织内部和组织间的控制流程。它将公司和商业联系视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个无关的、支离破碎的实体。然而，学术文献(Ha et al.2011;Fabbe-Costes et al.,2014;Balambo,2013)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中，几乎完全专注于组织和供应链本身，从而实现供应链管理。然而，在供应链的形成、调整与稳定阶段，各节点企业之间的资源整合，必然引发文化理念的差异，因此，供应链管理的关键是对其网络组织的管理，其核心内容是对组织成员间文化因素等合作关系的管理。正如物流专家Seuring提出的，供应链管理应包括两个维度：技术维度和关系维度，前者包括物料和信息流等的管理，后者则主要是供应链成员间的协同关系的管理。

综合各种理论观点,本文认为，供应链管理(SCM)可以看作是对整个供应链中各节点企业之间的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进行地计划、协调和控制过程,依靠企业间的战略合作,最大程度地实现以最小的成本为顾客提供最大限度的满足感,并且在实现供应链整体经济效益和效率最大的前提下实现供应链中各节点企业的个体经济利益最大化。

二、民族文化特性对供应链管理行为的影响

文化最早是由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1871年提出的，将文化定义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社会逐渐将供应链与文化结合，将文化的特色浸入供应链的整个环节当中，提高供应链整体绩效。

关于民族文化在供应链管理中的作用研究有限(Mello and Stank,2005)。Mello和Stank(2005)提出了一个文化框架，将文化与供应链管理行为联系起来。他们认为，文化导向对供应链管理实践的成功实施至关重要。Mentzer 提出信任、承诺、合作观念、组织适应性、和管理层支持是供应链组织共享价值的五个文化要素;Ryu 发现韩国供应链管理中长期遵循的集体主义文化可以更成功的协调供应链成员的长期关系;Koster 发现日本的集体主义文化比西方的个人决策更能形成值得信赖的供应链关系;Roh 分析了组织文化对供应链生产效率的影响;Tomas 研究了供应链文化竞争力对于供应链订单满足时间的正向影响作用。Wiengarten等人(2011)研究了Hofstede的民族文化维度对制造设施投资和质量实践的调节作用。他们发现个人主义在设备和高质量投资上都起到了调节作用；而气质性别差异和不确定性规避只影响质量实践。McGinnis 和 Spillan(2012)将美国与危地马拉物流战略差异归结为文化因素。其他研究表明，民族文化与全面质量管理、创新(Panida et al.2011)、供应商选择(Carter et al.，2010)、产品特性(Desislava,2010)和产品开发之间存在关联。Kaasa和Vadi(2010)认为，在权力距离高、不确定性规避、集体主义、阳刚之气低的国家，公司的创新能力更高。Mccullen 和Childerhouse 等在(2012)的研究中指出，文化因素会影响供应链管理者行为。

适当的文化心态和定位可以使公司比其他公司更好地执行供应链管理活动。管理者选择的策略可能会因公司的文化背景而有所不同。根据不同国家的文化，不同国家的企业供应链管理的潜力可能不同。杨洪涛,石春生,姜莹(2011)在研究中指出，由于儒家文化推崇建立和谐的关系,于是在双方企业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和私人关系时能更好地合作。中国的“关系”文化中,道德约束占了一定比重,它影响着企业面对风险和利益时的行为与态度,道德约束的结果是双方相互信任,更放心地为供应链投入创业所需的资源。这种力量也有助于供应链应对更多的外界干扰。同时,供应链节点企业间的融合程度提高,能保证企业迅速适应链组织面对的内部关系网。

付丽茹,解进强(2011)认为，企业成功实施供应链合作关系的关键是明智地选择合作伙伴，合作伙伴应该具有一致的文化、相同的战略眼光和相互支持的运作理念(Bowersox，2007)。他们还对企业文化影响供应链合作关系质量进行了相关分析，并通过了验证。文化凝聚是供应链长远、健康发展的基础。核心企业在供应链结构调整和文化整合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马士华，2005)。

T Cadden，D Marshall 和 G Cao(2013)通过调查研究买方和供应链参与者之间的组织文化契合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绩效，来扩展买方和供应商关系。结果表明，高效供应链中的组织具有显著不同的文化特征，在所有六个文化维度上都存在显著差异。

Joshua Davis，Marvin Gonzalez等(2014)在研究中发现，企业电子商务系统在供应链中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与供应链合作伙伴的供应链整合程度以及其运营的国家文化。

Mohamed AKHLAFFOU 和 Hafsa LECHHEB(2016)在研究中认为，民族文化会对供应链的关系整合和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构建产生影响。通过分析这一基本概念的决定因素，关注供应链整合的关系方面，即供应链的关系整合，这种关系或行为集成构成了供应链管理的基石。Golini,R.,Andrea,M.,Kalchschmidt,M(2018)的研究，通过实证分析16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体的392家公司的数据探讨了民族文化在解释企业与其供应链合作伙伴进行投资时的重要性。结果表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权力距离是两种特定的文化特征，与焦点公司愿意与其供应链合作伙伴在信息共享方面进行的投资数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系。

研究文化特征对供应链管理不同维度之间的具体作用关系，可以发现和解释不同企业在实施同样供应链管理实践却取得不同成效的原因，改善供应链能力。适合本企业自身的供应链管理实践，可帮助企业提升其绩效，从而使企业获得相对的竞争优势。

三、供应链管理与文化的融合

社会逐渐将供应链与文化结合，将文化的特色浸入供应链的整个环节当中，提高供应链整体绩效。Daniel Q.Chen,David S.Preston和Weidong Xia(2012)认为，相比于个体主义文化，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企业实施供应链整合的意愿更强，而这种意愿会督促企业主动获取供应链整合所需的能力，从而更加有效率的实现整合。

Sanjay Kumar、iangxia Liu 与Ozgun C.Demirag(2015)通过对Hofstede(2013)提出的民族文化的五个维度进行民族文化的一些特性对供应链干扰管理研究，经过对22个国家7000家公司的研究表明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民族特性对供应链有直接影响。早前的Mohammed Amine Balambo(2014)也根据Hofstede的研究对民族文化与供应链相关性进行了研究，该研究者所选取的是摩洛哥的非典型案例来研究，验证了所提出的假设。成员文化的特性也会对供应链合作产生影响。OLTJANA ZOTO(2015)证明了具有个人主义和风险意识的民族文化对供应链合作会有限制的假设。

Joshua M.Davis、Carlo Mora-Monge、Gioconda Quesada 和 Marvin Gonzalez(2013)在研究电子商务应用对供应链整合的影响中提出了在集体主义文化的情境下，电子商务应用对供应链整合有显著影响的假设。

Nour Albuloushi和Eiman Algharaballi(2014)就民族文化中的规避不确定因素与供应链合作进行了研究，指出规避不确定性通过民族文化所影响的信息共享和诚信的影响对供应链合作有着间接的影响。

我国学者开展的相关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大部分是建立在国外学者研究之上，结合我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对国外量表进行的修改。

张光明，白婧贤等(2010)认为，供应链上的节点企业大都来自不同的地域甚至国度,企业文化继承了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鲜明特征,并且每个企业首创精神迥异、企业发展经历千差万别、资源分布不均衡,综合导致了企业文化存在显著差异。例如,西方企业崇尚个人主义、奋斗和竞争,而东方企业更强调集体主义、人性化。另外,正是企业文化的丰富多样化,为其自组织发展创造更佳的条件。

陈伟与张旭梅(2013)的研究中指出了供应链企业间的文化相容性对关系质量和知识交易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质量是研究供应链绩效的重要指标。

冯长利,刘洪涛等(2016)在<供应链整合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一文的研究中，发现如下结论：与个体主义文化相比，集体主义文化氛围更有利于供应链整合。集体主义文化的企业更倾向于协同合作，注重自身整合能力的构建，因而在供应链整合过程中如鱼得水；个体主义文化的企业则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创新能力突出，但合作意愿不强，因而实施供应链整合的效果相对不明显。

四、总结

由于人最终是组织行为的决定因素，民族文化影响组织行为和组织间关系(Hofstede,2005)。重要的是，文化因素被认为是供应链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Wiengarten et al.，2011)。鉴于这些过去的发现，学者们主张在供应链管理的现有理论模型中加入更多的文化变量，以检验它们是否普遍适用的假设(Kristal et al.，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