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大学商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4)

金融资产参与即将资产投入到金融市场当中，购买金融产品作为投资品，在承担一定的风险下获得相应风险报酬的行为。由于金融市场仍处于成长期间，金融普及程度低，主要参与者仍是大型的机构投资者，投资渠道的匮乏导致居民大量闲散资金无法真正获得投资收益，造成金融市场金融抑制现象严重。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利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对居民进行提问、收集有效信息、建立计量模型，从而得到相应结果。梳理国内外研究结果，主要从两方面对家庭金融资产参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主要包括居民自身因与外部因素。而居民自身因素即人口特征方面，主要有身体与心理健康、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年龄等；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社会互动、社会信任、社会保障体系、房产投资等因素。

一、健康因素

吴卫星、荣苹果、徐芊在《健康与家庭资产选择》中，利用北京奥尔多投资咨询中心2009年“投资者行为调查”获得的微观数据，首先列出不同健康状况的投资者的家庭总资产和资产配置情况，根据受访者对于健康状况的5个回答：非常好、较好、一般、较差、非常差，初步分析发现，健康状况越好的投资者收入也越高，并且在风险资产配置的金额也更高。进一步利用probit模型与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分别研究健康程度与金融资产参与以及金融资产配置比例的关系，结果表明，健康与金融资产参与无显著的线性关系，但是健康与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显著相关，即越健康的投资者越倾向于投资于风险越高的金融工具获取更高的收益。最后，为探索健康与金融资产配置比例的确切关系，利用风险偏好中介变量，利用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发现，健康程度通过影响居民的风险偏好，即风险的承受能力，进而影响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

身体健康因素被纳入研究对象之后，心理健康因素也逐步成为研究者的考虑范围之内。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肩负着高强度工作的压力之下，除了身体健康成为我们重视的问题之外，心理健康也成为了关注的焦点。息晨(2019)利用CFPS 2016的调查数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纳入心理健康因素，探索心理健康与金融资产参与的关系。居民的心理健康可以用简化的CES-D量表进行衡量，CFPS中有相应的问题对受访者心理健康进行衡量，量化之后，得分越高表明家庭心理状况越差。研究结果表明，心理健康对家庭金融资产参与有正向促进作用，即心理越健康，金融资产参与程度越高。而心理健康影响家庭金融资产参与的渠道可能是影响认知能力、情绪管理能力、生产能力与收入水平。最后息晨用中介效应，证实了心理健康程度通过影响居民的风险偏好进而影响家庭金融资产参与。

二、宗教信仰

信仰是人一种本能的主观反应，而宗教信仰是人们信奉的一种文化，文化影响人的价值观、以及宗教活动中增加人与人之间的社交频率，可能会拓宽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进而猜测可能会影响家庭参与金融风险资产的决策。叶德珠、李小林、李阳在《宗教信仰能否影响居民金融资产选择》一文中采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的数据，对于宗教信仰是否成为影响家庭金融资产参与因素进行研究。采用宗教信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利用probit模型，回归结果发现，宗教信仰能显著正向影响家庭金融资产参与决策，有宗教信仰的家庭，会有更频繁的宗教活动，在进行宗教活动的过程中，相互之间会有各种信息的交流，个人获取知识、信息的渠道拓宽，有效降低信息成本。不同宗教信仰对于金融资产参与的影响程度不同，学者进一步从不同宗教信仰细分，主要分为信仰佛教、道教等传统宗教的人；信仰基督教的人；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结果表明信仰佛教、道教等传统宗教对金融资产参与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与金融资产参与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对此，可能的解释为样本中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居民在我国占比较少，并且在这些宗教信仰中对于金钱的态度是有些厌恶的，认为金钱肮脏；而信仰佛教、道教等传统宗教的人认为金钱是上帝赐予的恩惠，所以在更乐于追求金钱，参与金融资产配置获得更高的回报。

三、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程度是衡量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维度，受教育程度越高，意味着在同等条件下个人的认知能力、创收能力可能更高。赵源缘(2018)在前人已经研究受教育程度可以显著正向促进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前提条件下，继续探索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渠道。个人的认知能力可以由记忆能力、计算能力进行衡量；创收能力可以用年收入进行衡量。利用个人认知能力、年收入作为中介变量，受教育程度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可以通过提高个人年收入，增加金融资产配置的来源，进而提高金融资产配置比例。虽然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可以通过提高个人认知能力进而提高金融资产配置，但是受教育程度与个人认知能力存在内生性，即个人认知能力可能会促进个人获得更高受教育水平的机会，而在高等教育的过程中逐渐提高个人认知能力，无法分清因果关系，这仍是一个要解决的问题。但可以明确的是，受教育程度确实在一定程度提高的金融资产参与的比例。

四、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是指国家通过立法而制定的社会保险、救助、补贴等一系列制度的总称。李娜(2018)基于功能差异性视角，在《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一文中，主要参考了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养老保险功能在于为今后老年生活提前储蓄，在退休之后有一定保障，提高了老年的可支配收入，与此同时减少了风险，提高居民风险承受水平；而医疗保险在没有发生医疗事故时无法得到相应的补偿，在缴纳保费时降低了可支配收入，减少了金融资产配置的资金来源。研究结果表明，养老保险显著正向影响家庭金融资产参与，尤其在老年群体中更为显著，而医疗保险在显著抑制金融资产的配置，原因在于医疗保险虽然可以降低居民的风险，但无法补给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风险降低的同时也减少了投资资金。但是总的来看，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总体上会促进家庭金融资产的参与。

如今居民生活的质量提高，不再满足于温饱，对于文化物质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人民在高压的工作之下更倾向于有更休闲的娱乐生活放松身心。将个人闲暇生活作为核心的解释变量，研究个人闲暇生活与家庭金融资产参与的关系或许能成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按照马克思对闲暇的分类方法，闲暇生活可以分为娱乐消遣型闲暇生活与提高发展型闲暇生活。娱乐消遣型闲暇生活主要包括看电视或看碟、出去看电影、逛街购物、现场观看体育比赛、在家听音乐等；提高发展型闲暇生活包括读书/报纸/杂志、参加文化活动、参加体育锻炼、做手工(比如刺绣、木工)、利用网络学习等。无论是从总的闲暇生活还是从中剥离出来的娱乐消遣型闲暇生活(entertainment)、提高发展型闲暇生活(improve)，都对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有正向促进作用。可能的原因是，闲暇生活是人们工作之余所从事的活动，闲暇生活所产生的闲暇红利就是提高工作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并且，闲暇生活中会增加与人互动的程度，从而增强社会信任。有文章研究表明，社会互动与社会信任可以增加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而消遣娱乐型闲暇生活与提高发展型闲暇生活之所以产生所用的程度不同，可能的原因是，消遣娱乐型闲暇生活更注重放松，而提高发展型在此过程中自身能力的提高有限，而提高型闲暇生活会使个人的身体素质增强(例如：健身)，个人技能提升，有助于提高抗压能力，进而提高风险承受能力，从而增强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

在异质性分析中，包含以下分析：

首先将总样本分为四个子样本，分别是受访者为未婚女性，未婚男性，已婚女性，已婚男性。提高型闲暇生活在促进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程度上比娱乐消遣型闲暇生活程度更高。

从婚姻状况来看，存在婚姻的情况在促进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程度比不存在婚姻的情况更高，可能是原因是存在婚姻情况，形成了家的概念，业余时间更多地投入到家庭之中，减小了闲暇生活的时间，从而使其促进作用降低。

在未婚时，无论是娱乐消遣型闲暇生活还是提高发展型闲暇生活，对于男性来说，闲暇生活对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作用总是大于女性，可能的原因是，男性更热衷于社交，参与更多的闲暇活动，并且在传统的中国文化概念中，男性总是比女性更好动，更具有开阔的思维，而女性更多的是与自己熟悉的亲朋好友逛街，交际的圈子比较狭窄。

已婚后，会发现在娱乐消遣型闲暇生活方面，其对于已婚男性参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显然小于女性，可能的原因是，在当下中国，男性仍然是家庭中主要的经济来源，工作可能会占据他大部分时间而无法参与娱乐消遣型活动，并且，娱乐消遣型活动在传统观念来说往往是浪费时间与金钱，女方可能控制了其零花钱，从而参与到娱乐消遣型活动的概率降低。而在提高发展型方面，对于已婚男性与已婚女性来说，提高发展型活动促进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程度大致相同。

再进行城乡差异比较。在城市中，提高发展型闲暇生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作用比娱乐消遣型闲暇生活更大，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在城市中的人群往往压力比在农村的人群大，无论是就业还是生活，在城市中，人们生活得更忙碌，大多数人会利用业余时间参与一些提高发展型活动，在此过程中，不仅会增强自身的技能，眼界也更开阔，结识的人脉也较农村的更为广泛，所以在城市中参与提高发展型的活动，遇见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的几率就更大，更容易扩大社会资本。

在不断发展的金融市场中仍存在“有限参与”之谜，为解决家庭有限参与金融市场的问题，仍需要不断探索影响家庭金融资产参与的因素，进而打通渠道，提高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程度，为促进金融市场发展提供更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