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 远 清

(陕西师范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作为汉语新文学的澳门文学，一直是华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一部分的起始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朱寿桐在《澳门新移民文学与文化散论》中大体界定在1920年代。本文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于澳门新文学实际上也有起始的意味。因为这一时段，澳门文学并不是一片空白，或有文学也是香港文学的一部分[1]。它是一种与台港不同更与大陆有异的特殊形态的文学：具有流动性和国际性，作家们没有被纳入体制，纯是个体写作，没有或少有台港文学常见的文学主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不仅使澳门文学初步定型，而且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澳门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此资源由以文学报刊为主导的写实文学，以商业利益为依托的大众文学，以华文(白话文、文言文还有粤语)、葡萄牙文和英文为媒介的多元文学组成，构成“三足鼎立”的文学景观，有独特的文学史价值，值得重新审视。

一、 “始发期”的“澳门文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也可用“澳门文学”称之。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并无“澳门文学”这一概念。通常认为，澳门文学形象的建立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自从新中国建立后，与内地断裂的澳门文学已有长足的发展：标志着一种与台港不同更与大陆有异的文学正在成型之中。

作为“始发期”的五六十年代的澳门文学，无疑是一种动态的发展整体。我们站在澳门文学已成为一种与陆港台并列的文学角度看它，便会发现澳门文学是一种非常态的与内地文学既断裂又继承，与台港文学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一种特殊存在。说它“继承”，是连接了抗战时期澳门文学重视时代精神的传统；说它“断裂”，是澳门文学走着与内地不同的通俗文学为主的道路。说它与台港文学有共性，是因为澳门的文学工作者没有被纳入体制，纯是个体写作，其个性则表现在没有或少有台港文学常见的题材。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澳门与内地老死不相往来，两地居民不能自由行走，再加上内地实行社会主义，澳门则是袖珍型的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使澳门文学与内地文学迥然不同。如果用关键词来表示，五六十年代的内地文学和文联作协、深入生活、工农兵文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民歌运动、反修防修、样板戏紧密联系在一起，五六十年代的澳门文学则与《澳门学生》《新园地》《红豆》、离岸文学、濠江百态、驳龙小说、土生文学、华文文学等联系在一起。这一时期连载的武侠、言情、奇案为特色的小说在媒体独霸天下。后来由于新力量的参与，逐渐改变了《风尘人语》《武林虎榜》等长篇主宰报刊版面的局面。这力量共有3种： 一是“艾华”创作的以现实为题材的《青春恋歌》以及其他作者或写香港社会，或写学府内幕，或写港澳两地黑社会如何勾结，以此内容去和武侠、传奇小说争夺读者。二是《澳门学生》头版所刊登的现实气息浓厚的短篇小说和媒体主办的征文比赛，还有《澳门日报》上所出现的黄凌、楚山孤、楚阳、兰心、何坚、小唐的短篇作品。这些作品已从“一日完”逐渐过渡到“三日完”乃至“四日完”，由“掌篇小说”发展成名副其实的短篇小说。三是李丹、“静”的新诗还有“独目六叔”的粤讴，扩大了文学的版图，奠定了表现当代生活的文学基础，使作为主流的武侠奇情小说受到“威胁”。

这里所说的澳门文学，由下列作家所创作：

一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作家，如五六十年代以李颂扬、楚山孤、李心言为笔名的李艳芳，原籍广东新惠，在澳门出生，在澳门上学，是地道的澳门作家。她从中学时代就向学联出版的《澳门学生》投稿，作品有散文和诗，后来又在《澳门日报》发表短篇小说，在《红豆》写长篇小说，在香港《文艺世纪》写诗。她是五六十年代直至当下仍然十分活跃的作家，现在的笔名叫凌稜。

二是非土生但土长的澳门作家。这里所说的“长”，是指青少年时期在澳门成长；另一意义是成年后才去澳门，在澳门生活的时间远远超过在故乡和外地的时间。如1919年出生，1941年过澳门处理商务留下不走的马万祺，长期在澳门写作；还有1949年前到澳门的李成俊，他们均已成为澳门文学的前辈。另有生于1932年，原名邱子维，出生于广东佛山，毕业于香港汉华中学，1953年到澳门濠江中学任语文教师直到退休的鲁茂。

三是旅居外地的澳门作家，如本名张振翱，笔名翱翱的张错，1943年生于澳门，后到香港读中学，1962年到台湾读政治大学西语系，现为南加州大学东亚语文学系教授。他的论述、诗、散文和传记主要不是写澳门，但有些内容与澳门有关。这样的作家还有20世纪60年代末期在澳门发表过处女作，1968年到台湾师范大学深造，毕业后长期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黄坤尧。他“离岸”后，仍和澳门有频繁的往来。他们的作品，属广义的澳门文学。(1)张错和黄坤尧引起文坛关注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他们的作品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四是港澳两栖的作家，如1938年生于澳门的韩牧，同年秋迁香港。3岁，日军侵港，避难返澳，18岁时移居香港，现定居加拿大。他虽然离开了澳门，但“他的诗作流露对澳门的深情，说明他对澳门有归属感”[2]，尤其是他后来提出“建立澳门文学形象”[3]，在澳门当代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影响，故他也可以说是港澳两栖的作家：既是生活在香港的“澳门诗人”，又是来自澳门的“香港作家”。再如原名危亦健，生于1937年的陶里，原籍广东花县，曾旅居中印半岛从事华侨教育工作数十年，足迹遍及越南、柬埔寨、老挝和泰国。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香港发表作品，于1976年去香港，1977年赴澳门任教，新世纪又移居加拿大。他是20世纪70年代的港澳两栖作家，不属本文讨论的范围，不过这种现象已充分说明流动性和国际性，正是澳门文学的一大特色。

五是客串的澳门作家，如1958年8月在《澳门日报》以陶奔笔名连载长篇小说《关闸》的严庆澍，虽是地道的香港作家，可这篇小说是以澳门黑沙环渔翁街为背景，描写这个时代的变迁和难民们的遭遇。从《澳门日报》创刊的第一天起，他就长期为该报写小说，还到澳门主办过文艺讲座。在他的笔下，澳门的街道和人情风俗栩栩如生。在1969年7月，他还以江杏雨的笔名在《澳门日报》连载长篇小说《双城记》，写一位在澳门某报社工作的记者，往来港澳之间的故事。此外，以澳门为背景写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迷濛的港湾》的作者黄崖，其时在香港工作，后又移民东南亚，但在20世纪60年代他也可算是“泛澳”作家。

六是土生葡人作家。长期以来，人们均把土生葡人用葡文写出的作品看作是葡国文学的一部分，而不认为是一种独立的文学现象。其实，土生葡人是澳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特殊族群，土生文学由此也应纳入澳门文学的范畴。土生葡人作品数量不多，但有好的作品。如飞历奇和江达莲等人的小说，反映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对故乡的热爱，对葡国的热爱，对中国的热爱。

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澳门文学生态

表面上看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澳门文学不似20世纪80年代那样繁荣兴旺，只是呈现出“起步”的总体姿态，但实际上这20年的文学孕育了澳门实力派作家的出现，甚至在文革动乱中预告了一种背离内地文学路线之可能。具体说来，这20年的文学焦点在于如下：

(一) 传统的坚持

作为西方列强最早入侵中国的落脚点澳门，一开始就出现了占领与反占领的斗争，留下了不少可歌可泣的诗文。爱国爱乡正是早期澳门文学的光荣传统和重要方面。澳门普济禅院开山祖师大汕和尚，用诗文做武器反抗满清统治，还以僧人身份在越南、澳门从事反抗民族压迫运动。他创作的《离六堂集》，在乾隆时期被列为禁书。清末民初在澳门出版的《镜海丛报》和《知新报》，“也可以看到以爱国革新为主线的澳门文学活动的轨迹”[4]。五四的新文学推动，在澳门虽不像香港那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呈渐进式，但抗战期间在内地作家和香港文人带领下，澳门作家用笔做武器，掀起反日寇的新浪潮。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的歌声唱遍澳门后，澳门的文学作品就有了时代新风的拂动，如马万祺用自己的战斗诗篇，唤起民族抗日救亡。

到了新中国成立，有相当一部分华人移居澳门，其中有来自欧、亚许多国家，尤其是葡萄牙，但华人毕竟占主流，这就使所谓中葡文化渗透和互动速度缓慢，至少无法像汶莱、巴西等葡国殖民地那样大力推广葡萄牙语，这种语言始终在澳门华人区域难于生根。澳门本接近大陆，大陆的中原文化在澳门根深蒂固，西方文化难于取代。这表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澳门文学，爱国不仅是文化认同，在许多时候还包括政治认同。澳门毕竟不同于香港，虽然有一些爱国文人在内地新政权成立后北返，但不像香港有众多右翼文人来填补空缺。20世纪五六十年代蒋介石的残余势力在澳门缺乏生存基础，在文化界难于找到市场，由此无法形成像香港那样左右对峙以至让“难民文学”成为主旋律的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李成俊就写了一首诗《我怀念你呀，北京》，这代表了不少澳门作家的心声。许多作者受内地社会主义新气象的鼓舞，如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在筹备期间“面向祖国，热爱祖国，加强团结进步……他们热烈讨论着，急切希望成立澳门学生自己的组织”。[5]在商讨“未来的学生联合总会是否为中国共产党或是新民主义青年团领导下的学生组织”时，虽然结论是“既不是中共领导，也不是新民主义青年团领导的组织，只是一个爱国学生组织”[6]，但已可看出这个组织鲜明的政治倾向，这就难怪该会下属的刊物刊登了不少《给人民解放军》《妇女们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一类的文章。

为了方便澳门作家借鉴祖国文学，内地的文学书籍和刊物不仅在澳门星光书店有售，而且《澳门日报》还常常发表书评向读者推荐。推荐的作品不仅有鲜明社会主义倾向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和陈昌奉的回忆录《跟随毛主席长征》，而且有北京“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这样的学术著作。

传统文化的坚守还表现在中华诗词在澳门盛行。代表作家除马万祺外，还有意识色彩淡薄的梁披云，他的作品更能经得起历史的沉淀。此外是武侠小说的盛行。和京戏、评弹、粤剧一样，武侠小说也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它虽然情节离奇，离现实生活甚远，但常常融儒、道、佛于一体，散发出浓郁的中华文化的芬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华侨报》《澳门日报》连载的武侠小说《风雷夺魄剑》《儿女侠情》《双剑困痴情》等作品，便是代表。

(二) 刊物的创办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创办的刊物有《澳门学生》，由中华学生联合总会在筹备成立期间即1950年1月创刊，为8开油印小型刊物，出了8期。同年5月，“学联”正式成立，该刊改为4开铅印半月刊的《学联报》。同年7月再易名为《澳门学联半月刊》。1956年5月1日，改为旬刊。1956年下半年改为《澳门学生周刋》，这是《澳门学生》的全盛期。当时革新版面，大受欢迎。周刋初期的主要负责人是黄枫桦、黄若华和胡培周。1962年又转为双周刊。它虽不是纯文学刊物，但文学内容约占1/3，在创刊初期就设有“小说”“掌篇小说”等栏目，后来又有“文章短评”“习作短评”“文艺笔谈”“学园文谈”等栏目。1959年9月11日，《澳门学生》进行版面革新，头版刊登图文并茂夏茵写的3 000字的短篇小说《失去的爱情》。胡培周也以毕希为笔名，在同年9月28日该刊上发表科幻短篇小说《月宫四日游》。后来担任《澳门日报》副刊课副主任的伍松俭，以及在《澳门日报》写散文和连载小说的邱子维，都是该刊的作者。曾任澳门《华侨报》副总编的邓祖基也在该刊第一版发表过武侠小说。除科幻、武侠小说外，还有历史小说、动物寓言。小说最长为6 000多字，最短为数百字，另有分十多期的连载小说。

1950年3月8日创办的《新园地》，为爱国民主人士谭立明、陈满等人发起组织的“新民主协会”下属的刊物，由陈满任社长，张扬任主编，开始为4开双周刊，附在《大众报》发行。改为旬刊后的第4期单独发行。这时的《新园地》不再是会刊，而成为澳门一家重要的爱国期刊，最高发行量曾达到数千份。它虽然是4开的小型报纸，但内容丰富，形式生动，专栏就设有10多个，尤为重视文学创作。除刊登著名作家的武侠小说外，还有丰富多彩的杂文和散文。正如一位老报人所回忆：“现在的中年人大概还记得在那里刊登的诗歌、杂文、小品和短篇小说，澳门的文坛老将方菲、梅谷曦等在《新园地》发表了不少作品。”[4]还应指出的是，《新园地》周刊是澳门自有中文报纸以来首次使用标点符号的媒体。过去的中文报纸，只是采用所谓“文化点”，即黑色小圆点，在每一个句子后面使用这种符号作为分隔的标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园地》是最早培养澳门当代作家的摇篮。

1958年8月15日创刊的《澳门日报》，沿用“新园地”作为该报综合性副刊的刊名，其作者和编者以原先的《新园地》班底为主。该副刊除刊登生活常识等短文外，不常刊登小说和散文。为了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要，1961年4月15日《澳门日报》又新创办了《小说丛》副刊，在《新园地》副刊原刊登的长篇小说《风尘人语》《阿福自记》《风雷夺魄剑》基础上，新添了两部新作品：张璧的《死亡采访》、麦思远的《铁掌情仇》。通常认为20世纪80年代《澳门日报·镜海》是澳门文学史上的第一个纯文学副刊，其实《小说丛》比它早二十多年。

1963年5月创刊的油印文学月刊《红豆》，是澳门文学史上的第一本纯文学杂志。共出版14期，于1964年7月停刊。刊物的栏目有长篇小说、驳龙小说、诗专页、散文、特写、诗配画、漫画和读者园地。此外还有卷头语和讽刺时弊的“牙牙语”。读者最受欢迎的是《马场·苦难·菜农》《鲜花、雨露、阳光——介绍妇联托儿所》一类的特写。这是培养澳门文艺新军的另一个重要阵地，是澳门本地作者首次具有自觉文学意识的集合。后来因为人员分散和经费原因不再出版，但刊物的骨干作者如李心言、金良、尉子、陈渭泉等人至今仍然活跃在澳门文坛。

(三) 新军的成长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澳门文学史上只是短暂的一瞬，但这20年培养了不少文艺新苗。《澳门学生》为短篇小说作者夏茵、胡培周、邱子维、李心言等人的成长提供了极佳的舞台。在文坛前辈的带动下，不少学生也跃跃欲试，中学生甚至小学生也向《澳门学生》投稿。这时期涌现的文学新人主要有：以方冰笔名写评论、以梅萼华笔名写影评，还有用其他笔名写散文、杂文的李鹏翥。鲁茂(邱子维)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梅若诗为笔名开始他的创作生涯，接着又以柳惠为笔名在报刊上写连载小说。其作品不可能都达到优秀，但毕竟满足了广大读者看小说的要求。写连载小说的后起之秀陈艳华即周桐，其起步也是在1967年。刘羡冰则是一位被人遗忘的多产作家。她从1960年5月3日起创作了长篇小说《青春恋歌》(署名艾华，和刘青华合作)，接着用葆青笔名写《东望洋之花》，后用贾真和长风的笔名再写《杏林春色》《君子好逑》《经纪姻缘》《丈夫的情人》《婚礼进行曲》和《十七姑娘》，于1964年4月后不再写连载小说。土生文学的重要作者飞历奇也起步于这一时期，这同样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

(四) 港澳的互动

香港与澳门距离近，货币彼此流通，日常生活所用的语言相似，两地文人更是频繁往来。其中香港的《文艺世纪》对澳门影响不小。以诗歌为例，左翼诗人何达在该刊发表的评论以及为该刊编的两次澳门诗人汪浩翰专辑，使汪氏大受鼓舞和获益良多，以至汪氏坦言自己是“喝何达的奶汁长大”。鉴于澳门发表园地不多，因而不少作家往香港的《文艺世纪》《当代文艺》《伴侣》等刊物投稿，有所谓“离岸文学”的出现，如周桐的处女作便发表在1967年的香港《新晚报》上，第一个短篇小说也是发表在香港1969年的《学生时代》杂志。不过，“离岸文学”的定义不能过于宽泛，如18岁移居香港的韩牧，他在香港居住时期发表的作品，属香港文学而不应视为澳门的“离岸文学”。同理，陶里在澳门定居前发表在香港的作品，也不属“离岸文学”。互动的另一表现是有的澳门作家如楚阳移居香港，也有香港作家到澳门居住，如鲁茂。投稿更是两地不分你我，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澳门日报》常发表香港作家阮朗、黄蒙田、张向天、何达等人的作品。

还有省港澳的互动。不过，由于社会制度不同，广东文艺家到澳门访问要办许多繁琐的手续，通邮也受到诸多限制，因而这种互动远不如港澳互动畅通无阻。但仍有经过官方批准的艺术团体到澳门演出，也有澳门作家到广东和北京访问，尤其是广东某些著名作家吴有恒、杜埃、李门、秦牧、赵仲邑、金敬迈等多人在《澳门日报》发表甚至连载作品。这其中多数是转载，而不是作家自己投稿。

(五) 格局的变异

一般认为澳门文学等于澳门华文文学，其实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有土生葡人的参与，前述飞历奇在1950年2月为遥念澳门于科英布拉创作了短篇小说《蛋家女阿张》，另一土生葡人罗保创作了英语歌剧《勿忘我》在澳门岗顶剧院连演8场，还有江达莲于1956年创作了短篇小说《长衫》(即《旗袍》)，若瑟·多斯·圣托斯·费雷拉于1960年创作了《千姿百态的斯堪的纳维亚》和于1964年创作的《澳门本如斯》。这些在澳门出生或具有葡国血统的混血儿作家及其作品，是澳门400年华洋杂处的产物，为澳门文学增添了一道奇异的风景线，并成为澳门文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

澳门文学的萌芽和生长，以前主要靠南来的内地文人的推动，后来则靠来自香港文人的支援。自“新民主协会”创办了《新园地》和《澳门日报》创办的同名副刊后，澳门的本地作者在成长。《澳门日报·小说丛》副刊和《红豆》文学月刊的创办，又为澳门华人作者增添了新的园地，为改变外来文人包办文坛的局面打下了基础。

正如陶里在一篇文章中所说：“澳门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地方。它有使人心旷神怡的自然风光，又有引发怀古幽情的中古欧陆建筑和古朴静穆的神庙禅院。”[2]这就难怪旧体诗词作者众多，其领唱者为名家耆宿梁披云、马万祺。梁披云的《雪庐诗稿》，漫吟遣兴，典雅古朴，无论是托物言志，还是抒写情怀，均情真意切，动人心魄。马万祺的白话诗词，有重要政治事件的记述，对贤达先进的褒扬，山川风物的描绘及爱情婚姻的咏唱，体现出一种蓬勃向上、引人向前看的精神。 自《澳门日报·新园地》刊登李丹、“静”等人的新诗后，其艺术功力和影响虽不及梁披云们，但毕竟使旧体诗词不再一枝独秀。《新园地》和《澳门日报·小说丛》副刊还有《红豆》文学月刊所出现的众多短篇小说，也向《澳门日报》和《华侨报》所连载的长篇小说发起严峻的挑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在澳门当代文学史上占据了1/5。时间的跨度当然不能说明问题，重要的是这20年间澳门社会急速的变迁与博彩业的发展，使文学的各个品种都有了可喜的进展，在文学形态、作家构成、作品传播等方面，都呈现出与过去不同的状况。尤其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不同路向的选择所造成的效应和由此提出的问题，均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可以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不仅使澳门文学初步定型，而且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澳门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此资源由以文学报刊为主导的写实文学，以商业利益为依托的大众文学，以华文(白话文、文言文还有粤语)、葡萄牙文和英文为媒介的多元文学所组成的“三足鼎立”文学。这个文学新貌的定格，与特定的政治氛围、不同于内地的社会制度和迥异于香港的文学环境的制约分不开。如果因这时期存留下来的作品很少而低估了它的成绩，便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单就文学出版和作家数量来衡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澳门文学，也显得近似。

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澳门文学的特征及其局限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澳门文学在向20世纪70年代延伸与自身的廓大之中，已非华文文学或大众文学所能涵盖，其特征有下列4个方面：

(一) 写实性

澳门是一座国际性城市，也有多元文化的存在，但文化层次与香港不完全相同。以西方文化而论，在香港是一个强势，而对澳门来说，则是个弱势。在澳门，葡萄牙语是官方语言，但它很难渗透到华人学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绝大部分澳门华人仍对葡文葡语一窍不通。

从1950年代起，澳门知识精英大都来自内地，少部分来自欧亚和葡萄牙。无论是内地还是本地培养出的知识精英，都心仪中原文化，其次才是英美文化和日本文化，葡萄牙文化则根本排不上队。澳门不像香港全方位开放而是半开放半封闭，故作家们的创作方法深受内地影响，现实主义一直占主流地位，如松山客、腊斋等人的散文所流露的道德观点属儒家，而处世态度则接近道家。叙事议论以传统写实为主，摒弃意识流手法。小说创作情况也差不多，崛起于1950年代的新诗也是如此，其发表园地是连刊名也带有内地色彩的《学联报》《中华教育》以及《新园地》。当时的主要作者李丹，对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非常熟悉，徐志摩、郭沫若的诗作也是他临摹的对象，后来则受西方诗歌和苏联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另一活跃诗人“静”，其所写的《清洁工人》等社会诗，以臧克家的《老马》为楷模，所用的均是写实手法。在受台湾诗风薰陶以前，一些诗人也非常喜欢郭小川、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并受其影响。“独目六叔”的诗亦承续了中国古典诗的抒情传统。可以说，澳门新诗在延续内地的诗风方面有突出的表现。不过，在颂歌和战歌笼罩下的内地诗歌，澳门诗人并没有将其全盘移植过来，而是发现此路不通改为向香港诗人看齐。即使面对现代主义诗风劲吹的台湾诗坛，五六十年代的澳门诗人也没有追逐这股潮流，而是坚持传统的写作路线。

(二) 本土化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澳门文坛的“澳味”特色出现，集中见于《澳门日报·新园地》所开辟的“濠江百态”专栏。这专栏是典型的澳门人写澳门事，有时还使用澳门方言，流露出浓烈的本土意识。《澳门学生》和《新园地》周刊的许多作品，作者采用的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作品中努力反映澳门现实，像胡培周写澳门学生的《阿T正传》，让我们看到一个个青葱的生命个体，在时代车轮的轰隆隆巨响中，发出自己微弱但真切的声音。《红豆》文学月刊所刊登的有关澳门烂鬼楼、澳门的粪和妇联开办的托儿所等文章，也体现了这群年轻作者为形塑澳门文学主体性所做的努力。

澳门文学本土化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前面讲到的土生葡人创作的出现，这是澳门文学与台港文学的不同之处。以香港而论，因英国人统治香港的时间远不及葡人统治澳门时间长，故那里还未产生稍具规模的土生英人创作 的文学。而澳门却不同，它的土生文学影响大。土生文学所用的是葡语，其作品风格也非中国而是葡国式的。由于澳门华文文学作家大都不懂葡语，很少有人将这类作品翻译过来，因而这类作品只在土生葡人中流传。

(三) 温和性(2) “温和性”的提法见李观鼎《〈澳门文学评论选〉序》，《澳门文学评论选》，澳门基金会1998年。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澳门文学，在旧体诗词创作中存在着紧跟内地的政治运动起舞与不涉及政治，专门抒写个人情怀的两种不同创作路向，但他们不写文章进行辩论。

在澳门华文文坛，存在着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两种不同的流派，但他们都是各写各的，井水不犯河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澳门文学，虽然有不同背景的报纸副刊和杂志，但不似香港峰峦重叠，各据山头，形成各为朋党的圈子批评。

广义的澳门文学，由华人文学与土生文学组成。它们长期共存，互相竞争。不像香港“南来作家”与本土作家基本不相往来，这里是土生作家和华人作家相处融洽，以至不分彼此。

澳门社会经济结构比较简单，不像香港有多种政党和各种政治派别。澳门每个职业差不多都有自己的社团，这些社团绝大部分与内地保持密切联系，以爱国为主导倾向。另一社会结构支撑者是天主教，他们以堂区传教和“牧民”模式从事社会活动。再加上澳门人口不过40多万，对外联系远不如香港活跃，是被人们认为“街上两条狗打架也会变成大新闻”的小地方，因而人与人之间相处也比较和谐。这反映在文化上，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就没有中学与西学之争，中葡文化也极少产生冲突。在文艺主张上，有复古派与现实派的存在，但很少有人扯起旗帜搞党同伐异的论争。在小说创作上，《青春恋歌》等作品情意单纯，人情温馨，题材多半写家庭，写爱情，写景物，写个人命运，很少有作家去写重大题材，这诚然有它的局限性，但从某方面来说，温情脉脉正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是后来澳门文学的一贯特色。

在文学评论上，澳门的评论工作者均一派君子风度：温和、谦让，再加上评论园地稀少，从事评论工作的就那么几个人，且全部为业余，故无时间无精力打笔仗，评论重常识轻质疑，重评介轻导引。这是尊重创作个性的表现，但由此失却了批评的自信力与战斗力。

(四) 民间化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澳门文坛，没有作家协会、笔会一类的团体，甚至连联谊会一类的机构都不存在。(3)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术、摄影、戏剧在澳门均有三几种团体，唯独文学没有。李鹏翥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组织过一个文学小组，时间很短即解散。葡国当局对澳门华文作家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从不要求他们纳入体制，按官方的意图创作。与香港相比，那里的左右派均起劲地争夺意识形态阵地，各有自己的团体和刊物，澳门基本上不存在这种情况。虽然《市民日报》接受台湾津贴，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前期仍为亲台报纸，可后来脱离了亲台立场。《华侨报》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言论从亲国民党转向中间路线，20世纪60年代后期则改为拥护新中国。至于后创刊的《澳门日报》，则一直坚持爱国立场。不管上述媒体政治方向如何变换，大多数作家都不受党派支配，未纳入文联一类的单位之中，均具有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保持着独立本色，明显地表现了一种民间化的倾向。对20世纪60年代后期跟着内地极左思潮起哄的文人，不少本土作家均采取不介入或藐视的态度。

写实性、本土化、温和性、民间化，使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澳门文学打上了它特有的烙印，使其体现出与陆港台文学不完全相同的独有风貌。检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澳门文学，我们也会发现它的不足和缺陷：

(一) 受内地极左思潮的影响

在1950年代初，《学联半月刊》征文时收到许多充满“啊”字诗歌[7]。后来有的作者企图用十四行诗的形式抒写个人情怀，又被左倾评论家指摘为个人主义作怪“感情不健康”[8]。“文革”期间，《澳门学生》大量刊登配合政治的“消息”和“评论”，文艺作品大为减少，仅1967年刊登的新诗就只有一首。[9]28在大刮共产风的1958年，《澳门日报》及其副刊刊登了一些宣扬“吃饭不要钱”的报道和诗文。到了20世纪60年代，为配合反修防修斗争，内地盛行假大空的政治抒情诗，澳门的某些新诗作者也盲目紧跟，如李丹在《澳门日报·新园地》发表的以国际为题材和有关收租院的诗作。1967年，香港左派在红卫兵运动影响下，发起反英抗暴运动，《澳门日报》以之呼应：发表“独目六叔”的《反英抗暴竹枝词》和延陵的漫画《坚决支持香港海员兄弟的正义斗争》。该报还受“12·3”政治事件影响，将正在连载的4部小说——古楼的《花花世界》、陈萃文的的《武林虎榜》、岫云《小女将荀灌》腰斩，被同时打上“完”字。为了批判所谓封资修，《澳门日报·新园地》发表陈阵抨击武侠小说家金庸的《查良镛是吃屎的焦大》。在这种风气影响下，作家们创作时如履薄冰，如《澳门日报》连载的江杏雨长篇小说《双城记》，作者生怕被人说宣扬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要求编辑停止刊登。

(二) 缺乏历史感

澳门是一座历史记忆模糊，和香港相似的身世暧昧的城市。它十分广东，又非常香港，还十分国际，居民使用的语言是汉语，这种汉语不以国语为主，而是广东的各种方言外加香港话和英语，其表达方式和意识形态与内地有重大差异。在商业氛围的挟持下，文学评论和研究的空气非常淡薄，煮字疗饥的作家们不珍惜自己的作品，随写随丢。无人整理和出版澳门文学史料，连一本澳门作家小传都没有，更不用说澳门文学大事年表、作品书目、文学年鉴，再加上出版困难，作品结集不易——如五六十年代《澳门日报》连载的众多长篇小说未结集成书，这些作者几乎都用笔名写作，且笔名极不固定，港澳作者又常常重叠，使研究者探讨澳门文学困难重重。又由于得不到政府的资助和社会的支持，作家们常常自生自灭，如长篇小说《青春恋歌》第一作者刘青华北上后就退出文坛，她的合作伙伴刘羡冰自1964年4月后便在文坛“失踪”。

另一种奇怪现象是，和台港作家把上文学史当作自己终身奋斗的目标相反，澳门不少前辈作家对编写澳门文学史兴趣不大。他们不是争入文学史而是怕文学史的编写者打扰他们的清静生活。对外来的澳门文学史编写者，他们多半不信任、不合作，不愿把自己珍藏的《澳门学生》《新园地》《红豆》一类刊物借给研究者。这当然不能怪他们缺乏历史意识，或担心有借不还，而是他们对澳门文学史的编写充满着各种疑问——澳门有文学吗？如有也是“杂碎”，况且无经典性的作品和杰出的作家，如何入史？他们对外地学者更是存有戒心，这使人感到澳门回归20年后，内地与澳门的文学交流还存在着许多障碍。

(三) 受欲望和物象所困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属澳门文学从现代到当代的转型时期。在这一特殊时期，部分读者的价值观和部分编者、作者的自我认识表现了一种混乱的情况：“真善美”观念受到质疑和挑战，而享乐主义和欲望写作却被某些作家当成创作的信条。在20世纪50年代初，《大众报·大众乐园》所连载的《坏女人私记》《情僧》等小说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被当成人的本性，而人的真正价值观、道德观在《熟性姑爷》一类小说中却被歪曲、被遮盖。写这种连载小说的作者，迷信“交换价值”即“我交稿，你付钱”，缺乏理想主义，不去挖掘人性的光辉而在抢劫过程和情色方面做文章，自然无法写出有道德价值和人文精神的作品。

在“交换价值”的诱惑下，某些报纸副刊为吸引眼球，总是把娱乐性放在首位，向大众提供的不是《女人祸水》就是《瀛海传奇》一类的娱乐化内容。对一些内容严肃的作品，编者仍用“文学是供人们茶余饭后消遣、娱乐”的信条去处理。从标题到内容，从人物动作到语言，从版式设计到插图，都用娱乐化的方式去传播。因此，读者从《华侨报·消闲》一类副刊中所连载的小说所看到的是奇闻怪事——诸如《姐妹间的三角恋爱》《一个女魔的收场》这种充满刺激和快感的作品。一种寓教于乐的文学，一种重视启蒙的教化功能的文学几乎被消遣与娱乐功能所取代。虽然当时远未有“娱乐至死”的说法，但某些副刊编辑在潜意识里，正是按照这种信条挑选稿件和安排版面。这就造成五六十年代澳门文学缭乱而不繁荣、纤细而不大器。这也就不难理解，在欲望和物象所困扰下，五六十年代的澳门文学为什么会没有经典文本和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