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优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河洛图》是李佩甫根据自己之前创作的剧本《河洛康家》所改编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以巩义康家为原型，围绕着康家周亭兰、康悔文和康有恒三代康家人，讲述了康家从起家到发家的商业传奇。小说将视线放在了康家商业史的初始阶段，主要讲述了康家是如何从无到有的故事。

康家决定经商，是因为康家父子两代都因为治理黄河直接或者间接地去世，在“书把人读了”的哀号中，康老太爷决定不再走耕读之路了。尽管不再走读书之路，但读书之道却仍旧在康家承传，具体到这本书，就是“留余”二字。“留余”二字出自宋朝进士王伯大的《四留铭》：“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留余”的意思，最初应该是指在商业活动时留下部分盈余以备不时之需，后在商业活动中逐渐引申为给往来对象让一些利润空间，既做到共赢，又使人际关系更加富有黏性，在得到长远利益的同时又不失儒商风范。代表着康氏祖训的留余匾，至今仍悬挂在康百万庄园内，象征着财不可露尽、势不可使尽的中庸思想。

一 、留余：康家行商的不二法门

在李佩甫的《河洛图》中，“留余”便如“河图洛书”一般成为开启康家行商之路的不二法门。 “留余”两个字是在小说第十章康悔文成家后，在康秀才对他的最后一次教导中提出来的，此时康家的生意刚刚发展成熟，正准备行商船扩大生意。及至此后康家有了危机需要粮食，仓署能够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借粮，百姓和其他商户能够自发为康家求情，也都与康家从始至终在待人接物上所秉承的“留余”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同时，小说中的诸多传奇人物，河洛仓的仓书 “颜神算”、武功高手马从龙马爷、行船好手泡爷、手艺高超的朱十四，等等，也都是因为康家以诚待人才聚拢在一起的。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康家准备买地建宅院的时候，原本的地主叶大桐不管康家出多少钱都不卖水井，因为水井象征着此地的风水。康悔文不仅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势强行逼迫叶大桐让出水井，还因佩服叶大桐的气节而提拔他做管事的相公，最后叶大桐成了康家得力的助手，帮助康家招揽了许多生意。如今，这口井仍在康家庄园里，同“留余匾”一起象征着康家的致富之道。

李佩甫将这部小说命名为《河洛图》，是有他的深意的。一方面，这本小说的描写对象康氏家族，位于河洛交汇之地，小说呈现给我们的是河洛一代中原儿女的群像；另一方面，“河洛图”指代中华神秘的“河图洛书”，所代表的是中原文化的神奇密码，在这本书中即是康家人所信奉的“留余”观念。这样的观念真可谓大智慧，它也不辱使命，带给了康家几百年的繁荣。然而这样一个既有“风水宝地”，又有着智慧传承的康氏家族，在时间的冲刷下，已渺无踪迹。三百年后，康家庄园还在，但所谓的大智慧却被时间淹没了。

尽管《河洛图》描写的是康氏家族的历史，“留余”则可说是绵延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大智慧，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缩影。早在战国时期，孟尝君善待冯谖，冯谖烧掉债券为孟尝君买了民心，使他能够在纷乱的朝局中站稳脚跟。翻开浩瀚的中华史，和康家相似的晋商、徽商等所创造的商业传奇，也同康家一样，让人们记忆深刻的更多的是他们施行仁义的故事，而不是他们拥有多么庞大的财富。《河洛图》中的康家不仅是“留余以致富”，更是“留余以还百姓”。为了治理河道，康家多次不计报酬地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康悔文的祖父更是以身填河，这是何等的胸襟和气魄！尽管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家族的故事，但是却从中体现出中原儿女的智慧与豪情。

李佩甫在《河洛图》中融会了他对于中原文化和中原儿女自强不息的生命观的深切的热爱。小说以群像的方式，描写了这片土地上的各种传奇人物。康家虽然是商人，但是和现在的商人相比，多了侠义心，多了仁心。比起做生意，我们在书中看到的更多是康家是如何帮家人朋友乃至国家排忧解难的，比如为老师仓爷申冤、搭救泡爷、崔家兄妹等，尤其是在家里富足起来之后，不遗余力地帮助官家整治河道，救助百姓。如果按照现在定义成功商人的标准来看，这是有损自己利益的事情，但是对于康家包括围绕在康家的这一群仁人义士来说，救助百姓造福社会总是在个人的利益甚至生命之先的。包括仓爷、马爷等能人异士在内，他们都是中原地区这一特殊的文化区域里的典型人物形象。我们深深牵挂着小说中的这些人物，并不是因为他们有着多么聪明的头脑、令人称奇的技艺或者惊人的财富，而是他们善良的品性和敢为人先的精神。康氏家族的“留余”作为其家族内在的精神传承，是他们在致富的同时不忘维护社会正义，不忘忧心百姓疾苦的家国情怀的表现。“留余”不仅表现在康家理财的具体过程和为人处世中，也是康家之外的其他人之所以聚拢到康家的原因。使得康家获得财富的不是他们具体的行商策略，使得这些人物具有传奇色彩的也不是他们异于常人的本事，而是他们所立足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生命自觉和家教传承。

二、 借鉴：传统智慧的再思考

《河洛图》作为“展现财富神话背后的人心轨迹，运命倾轧下的商业韬略，解读一个家族颠沛沉浮中的生存智慧，深刻透视中国的历史、现在与未来”[1]的一本书，自然没有将关注点仅仅放在康家如何用“留余”思想来聚拢人心和聚集财富，它同时也关注着当前的社会现状。由于社会和人心的浮躁，人们都守住眼前能看到的东西不放，而很难看到长远的利益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最后的结果就是互相倾轧，谁都得不到好处，甚至备受其害。这一点其实李佩甫之前的作品也多有提及，不论是《平原客》还是他的其他著作，都经常涉及为了权力和面子相互使绊子的情节。当人人都把一切利益化、数据化，就很难看到更大层面、看到无法用利益和数据估量的东西，更遑论具备什么大格局大眼光了。

《河洛图》通过描写康氏家族的传奇故事引领读者进入到历史之中，又在每一章的开始通过陈麦子的视角带我们从历史中暂时出来，这样一种“当代‘异人’回望历史”[2]的写作手法，在文本内部形成历史与现在的对话，使得小说的内蕴更加丰厚。通过陈麦子，我们一只眼睛看到了三百多年前，康氏一族如何在这块宝地上运势而起，建立起一个财富神话；而另一只眼睛又看到了现今浮躁社会下人人心中涌动的功利之心。各地商界、政界的人们带着风水师沿着邙山山脉寻找那块所谓的风水宝地，尽管他们奉陈麦子为大师，却既不能明白智慧的力量，也无法洞悉时间的奥秘，将康家立业的智慧视作和大师名字一样过了时的不值钱了的陈年麦子，去追逐那些风一吹就散掉的虚名浮利。《河洛图》的“留余”，关键在于聚拢人心，这和中国传统社会的模式有关，家族式的商业和西方契约制度不尽相同，在这种模式中，得人心者自然可保财源不尽。然而当代社会的经济模式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尽管当代社会从某种程度来说仍旧是人情社会，但是公司制的引进等现代化理念和制度的转变，使得以往的经验不再万能，同时人们对于财富的渴望也要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强烈得多。李佩甫并非只满足于讲述一段家族奋斗史或者成功史，他对于康家致富背后的秘诀的描写也有其为当代社会服务的意味。和李佩甫此前平原系列相比，《河洛图》没有将视线聚焦在个人介于城乡二元对立之间的挣扎，而是根据当今中原地区的社会现状，从历史中找出回应。尽管已经不合时宜，但康家的“留余”观念对于中国国情影响下的中国商业仍旧有借鉴意义，在“一带一路”的新的全球化合作历史背景下，身为豫商典范的康家或许能够为中原经济建立新的自信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新时代背景下的豫商也需要在这一历史中寻求思想根基和价值意义，用来打造新的商业版图。

三、 忧思：中原未来去向何方

作者并没有仅仅把笔触停到对于过去的历史的描述和当今现象的讽喻，他还告诉我们，即便是“留余”这样的大智慧，也没有办法抵挡时间的洪流。其实这个观点，在李佩甫之前的小说《平原客》中也曾提起过，书中的警官因为没有证据不得不暂时放弃查案，只能等待时机的时候，为鼓舞士气，厅长说出“在大事件的概念里，任何小聪明都是不起作用的”[3]219。可见有关时间与智慧的关系问题，作者早已经开始了他的思考，只是在那本小说里还只是带有着贬义的小聪明，在《河洛图》中被进一步引申为大智慧。

与西方民族追求真理不同，我们更习惯于追求智慧。智慧是一种运用于生活实践中对个人乃至社会起积极作用的实际经验和能力，它聚焦于当下的具体的困难，通常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和稳定性，能够对当下和未来的事物发展产生影响。与智慧经常混淆的是常说的聪明或者机智，因为聪明较少涉及价值关涉和精神关怀，所以很有可能缺少能够抵御时间和世事变化的力量，显得单薄而肤浅。陈桂生教授曾归纳过智慧的要义：“一是在恰当地处理事物中显示出来的机智的选择；二是在正当地处理事物中显示出来的善意。前者表示智慧与知识的区别,后者表示智慧与狡猾的界限。这二者又使智慧有别于聪明。因为聪明不一定诉诸理性,又不见得出于善意。”[4]

康氏的辉煌尽管延续了很长的时间，却仍旧有尽头。单个的人或许可以一辈子都坚持着某种信念，但是作为整体的人却很难去永久的保有着智慧，按照仁义的标准去行事以避免陷入利益的缠斗和泥淖之中。李佩甫总是能够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对我们所面临的困境以及我们的灵魂状况进行非常有洞察力的追问，他始终关注在时间范畴中个人如何能够存在于其中。在李佩甫此前的作品中，曾多次谈到时间长河对小聪明的磨损，凭借小聪明而失去主体性的小说人物如同时间车轨上停驻的一只小小蝴蝶。在《平原客》的最后，李佩甫追问：“车轮滚滚向前。那只蝴蝶，卧在铁轨上的蝴蝶，它醒了么？”[3]354与此前作品相比，李佩甫将眼光放在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发现在时间的力量下其实也是虚空，大智慧也不能够抵挡得住时间长河对它的侵蚀和磨损。一个时期的智慧磨损掉之后，将面临下一个智慧的崛起，而对于中原文化来说，这个智慧尚未确立。农耕文化过渡到工业文化，中原文化系统的自生性和原创性尚不明朗，这就是李佩甫的忧思所在，也是整个小说最大的潜台词。

李佩甫在《河洛图》中围绕着大的时间观来写智慧的磨损和聪明的磨损。当然，聪明的磨损是最快的，而智慧的磨损则相当缓慢，但这缓慢里，藏着作家的一种忧伤。在《河洛图》中，作者一连用了三次“时间是有眼的”[1]440，时间有眼，传奇难寻。通过这时间之眼，看到了康百万庄园的人去楼空，看到了商界大贾们蜂拥而来寻找吉穴，看到了河洛宝地这些年兴起的一个个人物，更加看到了这些繁花似锦地转头成空。在这样的时间之眼的观照下，所有的聪明乃至智慧都无济于事，都会消散在时间之中。活在三百年后的人们没有看到历史纵深处的存在之思，李佩甫看到了，他借《河洛图》中陈麦子看到的过去与现在，通过今昔对比更加深了他对现代社会中原地区新的商业文化没有建立起来的忧思。三百多年前的康家破解了财富密码，寻到了属于那个时代的《河洛图》，三百年后的今天，属于当代社会的《河洛图》仍尚待人们发掘。中原文化系统将如何构建，中原商业将如何崛起，中原儿女如何在新的时代舞台上谱写新的篇章，都是李佩甫埋藏在小说中的深深思考。《河洛图》在小说尾声部分说，“前方云气冉冉，气象万千，似是一篇开阔的去处”[4]，尽管作者尚未找到转型的智慧，也没有找到能够抵御时间的不二法门，但却并不是完全悲观的。生生不息的中原儿女就和书中的康氏子孙一样，是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河洛图》的答案，如果不在过去，那么就在现在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