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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义务教育教材理论研究的变革与发展

2020-02-25刘茜邵文君罗颖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20年8期
关键词:理论教材研究

刘茜 邵文君 罗颖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 400715)

教材是根据一定学科的任务编选和组织具有一定范围和深度的知识技能体系[1]144。教材理论的发展既受社会条件和教育发展的制约,同时自身又表现出相对的独立性与稳定性;既是折射教育发展质量的明镜,也是推动教学发展的中坚力量。我国本土的教材理论研究受封建社会的封闭性而发展相对缓慢,尚未形成系统性、科学性的教材理论研究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教材建设不断取得新的突破。本文旨在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义务教育教材理论研究的演进历程,主要涉及编写理念、价值取向、基本特征等维度,以探寻其内在发展逻辑,反思其中经验,展望新时代教材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义务教育教材理论研究的变革历程及其特征

教材的历史源远流长,并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然而,教材理论研究却一直呈现滞后的状态。曾天山教授曾指出,我国教材研究较为薄弱,教材编制多从成人经验和知识逻辑体系角度出发,并与教学实际相脱离[2]2。加之封建社会的封闭性影响,我国本土的教材理论研究发展相对缓慢,尚未形成系统性、科学性的教材理论研究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教材理论研究不断发展,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彰显出相应的时代主题,构成了教材理论研究中外交融、文化交相辉映的绚烂图景。

(一)师法苏联阶段(1949年—1966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创建适合国情的新教育,国家于1949年11月1日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同年12月,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集中一批干部和有经验的教员承担中小学教科书的编辑和改编工作。此后,又成立了以叶圣陶先生为首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着重编写中小学教材。并陆续颁布了中小学各科课程标准(草案),制定了第一套教学大纲,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编写第一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科书的重要依据。教材理论研究也随之展开。

为巩固政权,提高国民政治意识,教育部在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上提出:各科教材必须保持完整的科学性和贯彻爱国主义的精神,必须研究中国,参考苏联,以苏联的中学教科书为蓝本,编写完全适合中国需要的新教科书[3]494。由此,师法苏联成为教材理论研究的发端。笼罩着浓厚的意识形态的苏联课程理论传入我国,强调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劳动者为旨归,传授系统性的基本知识和共产主义道德[4]。在此思想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教材理论研究主要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政治色彩浓厚,在教材编写和研究过程中,突出统一性,强调教材建设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注重利用教材进行阶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二是受生产力的制约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注重对乡土教材的研究,突出教育为农村发展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三是注重对教材中特定章节的理解和分析。客观地说,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效仿苏联对推动建立我国自己的课程和教材体系、恢复和发展国家教育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5]。然而,一味学习苏联,而忽视本土化改造,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育质量的下降。

(二)发展停滞阶段(1966年—1976年)

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批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要求中小学教材要根据党和毛主席的相关指示进行重新审查和编写,并发动师生批判原有教材[6]。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关于教学改革的描述中指出:教材要彻底改革,学生在以学为主的同时兼学别样。除学文外,也要学工、学农、学军,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7]。此后一系列相关文件如《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供讨论和试行用)》等的颁布,将教材领域的改革引入到一个极端政治化的方向。统一的教学大纲不复存在。“文革”前编写的教材被全面否定,人民教育出版社也被污蔑为黑据点,且被勒令撤销。全国各地自编教材,“穿靴戴帽”等情况突出,造成全国中小学教材质量不一,良莠不齐。

十年“文革”动荡,给教育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中小学课程教材建设一片混乱。这一时期教材理论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政治性浓厚。以语文教材为例,这一时期的教材在封面设计和编辑说明等方面政治气味浓烈,在内容选择上倾向于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8]。受社会环境影响,这一时期的教材理论研究随之停滞,甚至出现倒退现象。

(三)恢复发展阶段(1976年—2001年)

为修复“文革”给教育领域带来的巨大创伤,1977年8月邓小平提出:要重视中小学教育,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9]48。此后,一批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等组成了教材编写工作小组,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牵头,重金引进欧美国家数百种教材。在借鉴发达国家教材编写经验的基础上,紧急出版了全国通用的第五套人教版教材。由向苏联学习转向向欧美国家学习的教材理论研究,彰显出教材发展的新起点,也为后期立足本土文化传统的教材理论推进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有关教材编写的话题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教材理论研究初步发展。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有:一是立足本土教材发展史,提出经验性编写意见。如辛安亭先生(1979)在总结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教材编写经验时,提出“精简集中、综合连贯、深入浅出”等编写原则[10]。二是注重译介国外著作。如陈昌岑(1986)发表的《奥苏泊尔论教材的编写和组织原则》、王达弗(1986)译的《介绍一本美国小学生美术教材》。三是注重对教材理论研究成果的梳理总结。如1986年周士林等编著的《教材浅论》对教材建设史、教材的分类及特性、教材的质量与质量评估、教材管理等的梳理和研究。此外,1981年《课程·教材·教法》专业期刊的发行直接推动了全国教材研究的发展,促使教材理论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总的来说,此阶段并未检索到纯粹学术意义上的教材理论研究成果,收集到的材料主要是教材编写原则、建议、意见、经验、体会的研究或总结性成果,具有明显的实践性导向,有少量的研究成果属于比较教材研究的领域,属于译介的范畴[11]。在某些层面上仍旧处于经验总结的范畴,囿于微观研究的小圈子里。

(四)改革深化阶段(2001年—2011年)

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以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规定,加快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鼓励有关机构、出版部门等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编写中小学教材。提出教材改革应有利于引导学生利用已有的知识与经验,主动探索知识的发生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教师创造性地进行教学[12]。这些文件的颁布掀起了21世纪基础教育改革的新篇章,促使教材编写呈现多样化格局,对义务教育教材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推动意义。

素质教育的提出和深入推进迫切需要教材改革应有利于引导学生利用已有的知识与经验,主动探索知识的发生与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教师创造性地进行教学[13]。21世纪以来,我国研究者在学习国外教材理论发展的基础上,结合本土教学的实际情况,在开放中变革,在变革中发展,推动着教材理论研究体系的不断发展,教材理论研究走向深化。在这一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材体系得以确立。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的和解、学科逻辑与学生心理发展逻辑的统一、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相融等不断丰富,推动着教材理论的内涵及发展。至2010年,教材理论体系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且影响深远的研究成果,呈现出一片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教材理论研究也逐步形成一股巨大的浪潮,成为教材建设和教材研究的关键领域,朝着学术性和理论性方向不断推进。

(五)多元创新阶段(2011年至今)

信息时代的到来颠覆了社会的生产方式,同时也引发了教材领域的变革创新。2011年,教育部颁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提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重视[14]。2011年版的义务教育阶段各科的课程标准中,明确了教材的编写要体现时代性、实践性等特点。2014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在教材编写及修订意见上,主张优化教材内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其他学科内容、精选知识内容等,以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2016年《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的发布,将教材的功能聚焦至学生核心素养的养成上,也呼唤着基于核心素养的教科书[15]。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未来一个时期我国教材建设要注重中小学数字教材的建设。信息技术的变革、国家政策的支持推动着教材朝着数字化与现代化时代迈进。互联网、移动设备等新兴媒体技术的出现,使得教材的承载形式被革新、素养培育的性质凸显、教材的权威性与标准化不断消解,单一纸质文本的教材朝着教材的多元与多样化方向迈进。部分数字教科书已经以电子书包等形式进入学校。数字教科书的逐渐普及,推动着信息技术与教材的符号语言、逻辑形式和意涵旨趣的深度融合。信息化时代下教材的发展充满着未知数。

此阶段的教材理论研究成果呈现繁荣的趋势,文献的质量和数量有了很大提升,课题立项成果丰硕,对教材理论的认识也更加全面且深刻。随着研究成果积淀的逐渐深厚,教材理论研究体系框架的完善成为该阶段一个新的“生长点”,理论研究者们以学理探索为先导,结合相关理论促进教材建设的不断优化,建构新的教材观。实践研究者也逐渐增强反思意识,注重提升教材教学使用感,凝练并升华教材的质量,由某一学科的“点”到学科之间“线”的展开,再到教材理论“面”的探索,最终建立起对教材理论的完整理解。

二、义务教育教材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其评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教材理论研究在借鉴与创新、继承与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回顾探索历程,学界对教材理论研究关注点各不相同,但在廓清教材的本质属性、坚定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观、立足国际视野、扎根本土化研究上已达成一定的共识,并奠定了后续变革与发展的理论基础。

(一)廓清教材本质及属性是教材理论研究的基石

明确教材的本质和属性,是探讨教材理论问题的重要基石。从哲学的观点出发,某一事物的本质及其属性是要在与其他相关事物的关系中得到体现,从不同视角研究该事物可以看到该事物具有不同的属性,并能从其中概括抽象出事物的本质特征。教材是重要且不可忽视的研究文本,而往往学者们在讨论中混淆了“教材”与“教科书”这两个概念的微妙区别[16]。教材并不等同于教科书,教科书也无法替代教材的地位。逻辑起点是理论体系作为开端的根本范畴。因而,廓清教材本质及其属性是教材理论研究体系建立的根本。

对于教材本质和属性的认识,我们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我国传统的教材本质观带有明显的知识本位倾向,新课程改革以后,教材本质观的认识走向全面和深入[17]。钟启泉教授认为,传统教学论将教材限定于概念和法则的观点是非常片面的,“教材”不仅包含各种概念、原理、法则、理论,而且包括心智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各种方法、步骤、运算、规则、技术,以及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18]。然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教材,更多地指向教科书。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教材的概念属性也越加丰富。从学科角度分类,教材可以包括语文、数学、英语等核心学科,也包括体育、音乐等被研究者易忽视的边缘学科;从课程管理的角度出发,教材包括国家教材、乡土教材、校本开发教材;从民族教材的视角来看,教材除了汉族地区所使用的通识教材,也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带有民族特色的教材;从教材的呈现形式看,有纸质教材,也有数字教材。除此之外,还有国内教材与国际教材、综合活动教材等。明确区分和廓清相应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树立科学的教材观,明确教材的研究范畴,从而推动教材建设和理论研究不断发展。

(二)坚定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观是教材理论研究的基本原则

教材作为课程标准与教学活动的桥梁,担负着培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使命。教材是国家意志的反映,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19],教材理论研究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观的指引。党和政府基于不同时期颁布的有关教育教学问题的文件政策,可以成为引导教材发展和教材理论研究的重要文本。如1979年《关于加强外国教材引进工作的规定和暂行办法》,推动了反映国内外科学技术先进水平的社会主义新教材的快速编审和出版以及我国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1985年,教育部在《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中提出的“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反映了基础教育的本性以及教育民主的诉求。2014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强调,教材建设须以落实立德树人、提升学生核心素养为导向,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促进教材发展,并由此催生了数字化教科书、电子书包等新的教材形式。

教材所承载的知识文化蕴含并体现出特定民族和阶级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教材编写都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意识形态属性,成为统治阶级调控社会思潮和价值走向的重要工具。教材首先应成为政治文本,其次才是教学文本。其功能在于准入、选择并张扬某些观点和思想,使其经典化,同时空无某些观点与思想,使其消失于学生的视野之外[20]8-9。

(三)借鉴国外经验是教材理论研究的有效方式

相较于国外而言,我国自身的教材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现代意义上的教材理论大多源自国外,在不断学习与摸索中逐渐前进。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师法苏联,还是改革开放后转向对欧美国家的学习,均对我国教材理论建设和教育质量提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教材理论研究中,借鉴国外经验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方式。纵观之,我国教材理论研究在对待域外经验时,往往采取两种方式进行研究:一是通过对教育家思想进行剖析,形成教材建设的理论指导。如伊·阿·凯洛夫著的《教育学》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造成了全方位的影响,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社会主义教材的建设情况。二是以国外教材为研究对象,审视我国自身教材发展。如柳正琛等(1980)发表的《介绍一本法国中学语文教材》、祝孝陶等(1981)发表的《苏联语文教材概括》等。新时期教材理论研究中,学者们更加注重引进国外先进理念和理论,加强国内外教材建设的比较研究,据此对国内教材建设和教材理论研究进行反思,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与此同时,教育部相关部门和高校纷纷鼓励开展访学交流活动,对国外一些优秀学校教材编写、出版、使用的现状进行了实地考察,以更好学习国外先进经验。

总的来说,我国和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在教材建设和理论研究上仍存在一定现实差距,并且在学习国外经验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急功近利、忽左忽右的现象。对此我们要做到既不置若罔闻,也不盲目跟进。国外优秀学校在教材建设和教材理论研究中一些好的做法和有价值的思想,固然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然而,由于传统文化和国情的差异,各国在教材编写理念以及对教材的处理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我们有必要慎重选择学习对象,并基于自身国情和发展需求对国外优秀教材理论进行“本土化”改造,从而创新出符合我国发展的新理论。

(四)扎根本土实践是教材理论研究的生长点

之所以强调借鉴国外教材理论研究经验,根本目的在于立足本土教材发展实际,继承发扬我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教材理念,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式”教材理论[21]。教材理论研究要取得实质性成果,必须彰显其本土特色。本土探索是基于优秀传统基础上的推陈出新。传统使代与代之间、不同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和再创造自己文化的密码[22]。长期积淀的文化传统对身处其中的研究者影响深远,由此产生的教材理论必然体现一定的文化制约性、文化适应性和文化匹配性等规律。教材理论研究与传统教材的发展要经历一个回溯、激活、传承、突破的持续性过程。

“四书五经”的出现,利用竹简(教材的早期形式)来传播儒家思想及政治主张,在当下仍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究其原因,是其中所体现的观念是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及思想的承载,能够巩固社会的稳定。后世的教材研究者在继承传统教材理论主张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与教学改革的要求,探索出了理论与实践、个人与社会、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统一要求与因材施教、逻辑系统与心理系统相互作用等教材编写理论。作为教材理论研究的“主力军”,一大批学者及一线教师立足教材理论发展史,在自身岗位上不断汲取能量,推动教材理论研究不断突破。然而,过去一些教材在编写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带有历史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的倾向,表现出文化不自信的现象。尤其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形势下,我们更加需要增强文化自信,培养文化认同感,这一切都离不开教育,也离不开教材。历史证明,只有彰显民族性的教材理论研究才能具有世界性。在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浪潮下,我们要充分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教材历史的土壤中,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教材理论体系。

三、反思及启示

总的来说,我国教材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学习国外经验的忽左忽右、缺乏文化自信、缺少本土化探索方面自身经验的吸取等,这些问题在前一部分已有相关阐述。除此之外,还面临如下问题:首先,我国专门的教材研究队伍尚未完全建立,整体略显薄弱;其次,以教科书为研究内容主体,对相应配套的教学辅助材料关注较少,且主要集中在语文等意识性内容较强的学科,忽略了其他非主流科目;最后,研究方法相对单一,多采用文本分析法、比较研究法。新时代下教材理论研究仍面临巨大的挑战。

(一)研究者的成长:教材专业研究队伍的建设

教材研究引领教材的建设与发展。目前,我国教材质量水平参差不齐,一个原因是缺乏核心精锐的研究群。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教材研究工作。相继成立了国家教材委员会、教材局以及课程教材研究所等,认定了一批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以期为教材建设、管理和决策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从而服务国家教材发展战略需求。教材研究队伍建设成为推动教材变革创新的重要途径。新时期教材理论研究必须首先重视人才队伍的建设,在鼓励专家学者投入教材理论研究的同时,加强教师专业培训,提高教师理论水平,吸引更多实践工作者为教材理论研究添砖加瓦,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充分融合,以更好推动教材理论研究发展。

(二)研究内容的深化:多学科视角及交叉学科的重视

教材本身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关于教材理论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教材的狭义概念——教科书上,尤其不能局限于语文、数学、英语等所谓的主流教科书。纵观我国的教材发展历史,教材设计理念与设计技术仍不够先进,教材理论研究视野也较为局限。在研究领域上,研究者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国家教材领域,对乡土教材和校本教材的基本理论关注度不够;在研究方向上,往往只关注主流学科教材,且缺乏对不同学科教材间逻辑联系的探究。教材理论研究要想取得重大突破,必须开放视角,加强对边缘学科及交叉学科等教材的研究,明确不同学科在课程结构中的定位和联系,厘清各学科领域的特性,在学科交叉中深化其研究内容。

(三)研究方法的突破:理论思辨与实证研究的结合

多年来,我国在课程改革、教材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教材编写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从学科本位转向知识综合和实践能力整合,关注学生的兴趣和能力培养[19]。因此,对教材进行研究时,也要注意保证教材理论体系建设的科学性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目前,学界关于教材的理论研究,多是基于文本层面的分析,或是基于教学理论的视角对教材进行分析,或是对国内外各个版本的教材进行对比分析,缺乏问题导向与实践导向。总而言之,教材编制及理论研究不仅需要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也需要来自实践经验的问题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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