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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启示

2020-02-25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20年8期
关键词:葛兰西领导权合法性

曹 风 雷

(商丘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但毋庸讳言,由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时期内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对精神文明建设重视不够,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乘虚而入,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了很大冲击。意识形态逐渐多元化,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纷纷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曾一度泛滥。在此背景下,一些党员干部忘记初心,宗旨意识淡化,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社会上,许多人的价值观、世界观扭曲,集体观念淡薄,道德滑坡,功利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盛行。这些问题的出现虽然有多种因素,但毫无疑问,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被弱化是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蓬勃发展,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亦不断增强,引起了一些西方国家的忌恨。作为遏制围堵中国的重要一环,它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加大了对中国社会渗透的力度。因此,加强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抵御各种西方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冲击,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已关涉到民族兴衰和社会发展[1]。20世纪二三十年代,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

葛兰西(1891—1937),是近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及领导者。他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的提出经历了一个过程。1926年,葛兰西在《南方笔记》中首次提出了“领导权”问题。但是这仅是“政治层面而不是文化范畴的概念”[2]。同年,葛兰西因领导意大利共产党进行反法西斯斗争而被捕入狱,判刑二十余年。尽管他在狱中备受折磨,但仍然坚持潜心研究革命理论,直至1937年病逝。十余年间他写下了33本笔记,形成了《狱中札记》这部极其重要的著作。在该著作中,葛兰西明确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理论,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领导权理论是葛兰西政治理念的核心,贯穿其整个思想理论体系。

(一)文化领导权的内涵

“Egemonia”是葛兰西政治理论的核心,对于这一词义的把握关涉到能否准确理解葛兰西思想。目前国内学术界的翻译主要有两种,即“霸权”和“领导权”。笔者认为,采用后者似乎更为妥当。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概念有特殊的政治意蕴,描述了统治阶级不诉诸暴力或强制便能使从属阶级的意识得以构造的过程。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的使用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上,是经济领导权、政治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狭义)的有机整体;狭义上,则指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具有非强制性特征的精神和道德领导[3]63。

(二)“完整的”国家学说与市民社会

葛兰西结合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提出了“完整的”国家学说,认为国家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二者的统一,它们构成了国家的两个部分。葛兰西指出:“国家的一般概念中有应该属于市民社会概念的某些成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胄的领导权)。”[4]222政治社会由政府、军队、法律、警察国家机器构成,依靠强制性行使国家职能;而市民社会是由相对自主的社会团体构成的,如学校、社区、工会等,依靠意识形态的同化和教育争取从属阶级的认同。

葛兰西在认同国家的暴力职能的同时,更强调国家行使意识形态职能,充当教育者的角色,借助市民社会的各种机构制定和传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市民社会是文化领导权的实施场所,统治阶级可以借助知识分子在广大民间机构传播自身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和价值体系,促使民众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当作“常识”来信奉,以此获得市民社会广大民众对统治阶级的自觉的、积极的“同意”和支持,由此建立在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上的政权才能获得政治合法性和深层次的道德信念支持。

(三)“有机的”知识分子及其职能

“除了自己的职业界限外,每个人都在发展某种智力活动,是哲学家、艺术家、具有一定兴趣的人,各有一定的世界观,从而对拥护或变更世界观,即是唤起新的思想方式,起着一定的作用。”[4]422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说一切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在现实中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统治阶级取得文化领导权要依靠的那种知识分子——“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将知识分子划分为“传统的”知识分子、“有机的”知识分子两种类型。他认为,“传统的”知识分子是在文化传承过程中保持稳定地位的知识群体,他们总是与特定的社会集团以各种方式发生着联系,并非独立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则是(在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意义上)能对民众在各项实践活动中所提出的原则及问题开展研究,且能整合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并与这些民众共同组成一个文化和社会集团的知识分子[3]83-84。与传统知识分子的不同在于“有机的”知识分子明确地表达所属阶级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的集体意识[2]。

葛兰西提出:“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的管家,用他们来实现服从于社会领导和政治管理任务的职能。”[4]425在获取和巩固文化领导权中,知识分子特别是“有机的”知识分子具有四种职能,即指导、组织、教育和治理职能。就指导职能而言,知识分子可以通过行使在本阶级内部的指导职能来加强统治阶级与同盟集团的关系,亦可以通过传播本阶级的意识形态获得市民社会广大民众的认同。就组织职能而言,知识分子承担着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组织职能。从知识分子的教育职能来讲,他们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辩护和宣传,将本阶级的意识形态融入广大民众的“常识”中去。就治理功能而言,对于一些教育不了的顽固分子,知识分子也有执行国家的暴力职能。

因此,无产阶级不仅需要培养自己的“有机的”知识分子,也应征服同化“传统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为自己服务。

(四)“阵地战”

葛兰西认为,“阵地战”作为军事术语,与“运动战”相对应,也有政治领导的含义。他认为,“运动战”是暴力夺取政权,而“阵地战”则是在市民社会中,无产阶级通过“分子式入侵”逐渐攻占市民社会的机构。在逐渐瓦解市民社会已有意识形态的同时,在市民社会重构民众的意识形态,取得民众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认同与支持,从而在市民社会中夺取文化领导权。“阵地战”是夺取文化领导权的长期策略,是一个长期过程,这一过程与知识分子的教育职能密切相关。教育作为一种精神道德的渗透方式,能够在文化道德层面对受教育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塑造,“有机的”知识分子应借助知识与道德教育来说服广大民众,获得民众对本阶级统治的认同与支持。

(五)文化领导权的重要功能

葛兰西认为,国家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统一。也就是说,统治阶级政权的合法性亦是政治合法性与文化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统一。前者靠法律、法庭、监狱、军队等的强制力控制得以实现,后者则通过市民社会中民众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认可而实现的文化领导权来获得。葛兰西认为,仅依靠武力获得的政权合法性难以巩固和持续,因此必须将统治阶级的政权合法性建立在从属阶级认同的基础上,通过思想文化宣传和潜移默化的影响等来获得意识形态的认可,进而获得对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因此,在获得政治社会的政治合法性之前,无产阶级要确立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必须首先在市民社会中获得“文化领导权”[3]101。

作为统治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文化领导权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支配地位。无产阶级应该借助知识分子在市民社会中对人民大众的教育,通过“阵地战”的方式,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融入民众的常识中,通过民众对这种“健全的常识”的信奉和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逐渐认同,文化领导权可以使无产阶级政权合法性获得深层次的文化道德支持,进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合法性。在当代社会,统治合法性依然要借助于意识形态活动来实现,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十分关键。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5]539因此,已经取得执政地位的阶级、政党、集团必须重视并掌握文化领导权,寻求政权合法性的深层文化道德支持,才能保证自身的统治地位。

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当前,意识形态安全仍然为国家和民族安全的重心之一。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因此,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文化渗透、思想争夺,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但一样惊心动魄,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失败的一方,往往导致堡垒从内部被对手攻破,苏联、东欧剧变即是前车之鉴。因此,构建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掌握文化领导权对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意义重大,是巩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现实要求。借鉴前述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途径构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一)注重发挥国家的意识形态职能,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在葛兰西看来,国家具有双重职能,国家不只有靠强制力的统治职能,还有意识形态职能。国家也充当着教育者的角色,通过“有机的”知识分子在市民社会对广大民众的知识与道德教育,获取民众的认同和支持,进而维护和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国家的意识形态职能是国家运用思想文化手段塑造与影响人民的价值观念,促使他们认可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从而自愿地服从国家控制和管理的职能[6]。多年来,在西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不断冲击下,国内民众思想意识形态已呈现明显多元化状态。各种文化思潮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形成竞争态势,并构成巨大挑战,因此,国家意识形态职能的发挥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1.与西方争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美国当代著名政治思想家塞缪尔·亨廷顿曾经指出:“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7]141西方国家从来没有放弃过分化、西化中国的活动,他们利用其在世界上的话语主导权,高举西式“民主”的大旗,通过媒体舆论造势,不遗余力地宣扬西方的价值观、民主观,以达到和平演变中国并变为其附庸的目的。近年来,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为突出,西方国家极大加强了对中国的舆论攻势。而在这方面,我们过去一度有所忽视,造成意识形态领域一定程度的混乱。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在他的《中国香港: 政治与文化的视野》一书中就尖锐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与西方世界努力争夺‘民主’话语的主导权不同,我们在政治意识形态上首先采取了‘硬着陆’,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在倒脏水的时候不小心连孩子也倒了出去,丧失了对‘民主’概念的解释权;接着又以‘不争论’的实用主义方式处理政治正当性问题,致使中国政治丧失了政治正当性原则的是非辩论,窒息了中国政治的生命力和意识形态的活力,陷入了庸俗的市侩主义;而中国的知识精英又迅速地在‘告别革命’中拥抱了英美自由主义。”[8]360“我们由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迷茫和精神空虚。”[8]360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国家的意识形态职能,面对西方的舆论攻势和新自由主义等思想的渗透,积极主动地进行应对,努力与西方争夺话语权,特别是对“民主”的诠释和定义权,以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为此,在国内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优势,充分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国际事务上,积极发出中国的声音,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坚定表明自己的立场态度,敢于对霸权主义的行径说不。由此使国内民众进一步获得民族自信和意识形态自信。

2.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感。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的广大民众的思想意识是落后于经济状况的,民众对物质利益的关注要大于政治利益,即使经济发展了,民众传统的旧观念也不易改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获得极大改善,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过度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对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处理得不够好。如几十年来经济高速发展造就了一批千万富翁、亿万富豪,但广大人民群众得到实惠相对较少,形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分配不公,很多民众的幸福指数不高。而一部分官员脱离群众、贪污腐败现象则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和公信力。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因此,党和政府要获得人民的积极认同,就要增强人民大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程度。为此,应当在继续推动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同时,不断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特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合理化的改革,缩小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在此基础上,努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理论教育与宣传,提高人民的思想认识水平,逐渐改变其旧有的观念,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

3.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葛兰西主张,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运行方式,确保无产阶级在获得政权后仍然得到民众的发自内心的认同和支持。目前,我国的民主法制仍不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贯彻落实不够。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一言堂、一把手说了算的问题比较突出,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这是造成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频发的根本原因之一。这些问题的存在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坚持好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在实践中,建立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形成一套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和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这对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丰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人民大众紧密联系,将马克思主义融入人民的生活和常识,并被多数人接受、理解、掌握和运用。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这一大众生活领域是获得文化领导权的场所,而实施“阵地战”则主要依靠学校、书籍和新闻机构等文化形式。因此,国家应避免运动式的教育,而是结合人民关心的实际问题,利用各级各类学校和众多的新闻媒体,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让人民赞同接受并追求马克思主义。面对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思想,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应不断地丰富其理论内容体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确保意识形态的内容与时俱进。在这一过程中,还应特别注意解决好新旧话语权的继承与转换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统一人们的认识非常重要,关乎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不能否定”(1)2013年,习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对解决这一问题具有重大意义,明确了两个历史时期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建设“有机的”知识分子队伍

葛兰西认为,文化领导权对巩固无产阶级合法性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自身建设的好坏则决定了文化领导权作用的大小。而无产阶级政党的组成则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及其“有机的”知识分子。因此,增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需要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有机的”知识分子队伍。

1.提高党员干部的自身素养。作为执政党,人民对其意识形态的发自内心的认同对维护和巩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十分重要,提高党员干部的自身素养对取得这种认同则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只有党员干部通过学习党章和法纪,提高自身的思想觉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提高综合素质,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才能发挥模范作用,从而不断提高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在社会中的权威性。所以,要大力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建设,开展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党纪党规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让党员干部树立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不做口是心非的“两面人”。

2.注重党的廉政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廉政文化建设以崇尚廉洁奉公、鄙弃贪污腐败作为价值取向,将社会主义价值理念、行为规范与良好的社会风尚融合为一体,反映了人们对廉洁清明的政治和优良社会风尚的总体认知、基本理念及精神追求。注重加强党的廉政文化建设,对于促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增强党员干部拒腐防变能力,强化全社会反腐倡廉意识,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风尚和廉政文化氛围,都具有重大意义。能够极大提高人民群众对党执政合法性的认同度。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过程中应特别重视廉政文化建设,尽力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3.建设党的“有机的”知识分子队伍。为争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保证资产阶级思想的主导地位,西方资产阶级十分注重“有机的”知识分子队伍的建设,因而拥有比较强大的思想文化优势,对保持国内稳定,维护其统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是“集体的知识分子”,对于无产阶级“有机的”知识分子而言,党是组织者、造就者、领导者。知识分子尤其是“有机的”知识分子是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组织与宣传者。所以,无产阶级欲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巩固文化领导权与获取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建设属于自己的一支强有力的“有机的”知识分子队伍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改革开放后的一个时期,由于对这一问题重视不够,以至于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一些人出于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领导进而颠覆中国政府的目的,打着“历史”“真相”“回忆”“揭秘”等旗号,或著书立说或利用互联网平台,肆意抹黑、恶毒攻击革命领袖和革命先烈,否定中国革命,否定新中国。甚至一些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实际上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这种情况表明,当代中国需要造就大批党的“有机的”知识分子,与敌对势力和西方争夺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在“市民社会”中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确保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阵地,使他们发挥研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教育群众、实践党的理论及联系党和群众等作用。为此,应着力在各部门、各宣传教育机构、学校培育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形成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有机的”知识分子队伍,并活跃于教育、文化、艺术领域。同时也要做好对非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同化和转化工作,把广大知识分子紧密团结在党周围,争取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自己的队伍,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者、建构者。

三、结语

“一个党永远也不会完全地形成,这意味着每一次发展都创造着新的任务和职能。”[9]29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虽然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他的这一思想对于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增强其合法性和被民众的认同度方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当前,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结合当今中国国情及所面临的国际形势,注重加强文化领导权建设,为无产阶级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寻求更深层次的文化道德支持,从而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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