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睿

（安徽大学历史系 安徽合肥 230039）

幽州，古代行政区划，位处燕山一带，范围大致包括今河北北部及辽宁东北部，是隋唐五代中国北方重要的军略要地、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之一。隋唐五代伴随着中国古代文明中心的不断东移，在统治者的精心经营下，幽州的战略地位显著提升。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在幽州地区建立陪都，号南京幽都府，后改号析津府，又改号燕京（今北京）。幽州这一称谓不再被使用。金海陵王完颜亮贞元元年（1153）迁都燕京，并改燕京为中都，正式开启五朝帝都之端。北京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后期都城的不二之选。隋唐五代时期是幽州城市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世家大族是中国中古社会的中坚力量，自魏晋以来的中国政权几乎都为世族所操控，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威望。因此，研究隋唐五代时期幽州地区世家大族的发展轨径，有利于掌握隋唐五代时期幽州城市社会的变迁。隋唐五代，幽州的世家大族不断经历着发展与变化，若将其进行整理与归类，可大致分为三类。其一，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门阀旧族；其二，是虽让使其迁移幽州的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其三，是唐后期以及五代时期幽州藩镇的地方军政首脑。探究隋唐五代幽州世家大族的政治地位，需要从不同类型入手，了解整个幽州地区世家大族的发展进程，以此窥视隋唐五代时期门阀贵族的演变。

幽州地区世家大族存在较大区别。第一类在北朝的时期为新王朝所重视与网罗。这一类别的世家大族成员不仅有任职中央的，而且还有部分会对地方政权进行把持，总的来说在当时的权势烜赫一时。第二类则是靠着武力融入了当时的幽州社会，而且因为自身在军事上以及民族关系上的优势，为当时的隋唐王朝所青睐，这就使得他们成为了当时幽州的实力派。第三类是幽州的繁镇割据势力，这个派别使得幽州的地方势力得到发展，节帅以及一批掌控军队的军将成为把持幽州藩镇的主导力量。从当时世家大族的一个构成来看，其政治地位是不可言喻的。

自北周以来，幽州地区一直是军事战略要地，地理位置极其关键。因此历代史籍关于幽州的记载颇多。《隋书》卷二十一记载“宣政元年（578）正月景子，月食昴。占曰：“有白衣之会。”又曰：“匈奴侵边。”其月，突厥寇幽州，杀略吏人。”[1](P609)北周武帝时期，随着北齐骤然灭亡，曾经的盟军突厥反戈，入寇幽州，大肆杀掠士民。《隋书》卷二十三记载“（隋文）帝大怒，殴其颊，擢其发，溷中物涂其头。役者不止。（开皇）九年（589），山东又蝗，十年，幽州大蝗。”[1](P652)可知隋代幽州地界发生的类似于天灾饿事件，这一事件对当时幽州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旧唐书》卷十七上记载“（宝历二年826五月）庚辰，中使自新罗取鹰鹞回。幽州军乱，杀其帅朱克融及男延龄，军人立其第二子延嗣为留后。辛巳，神策军苑内古长安城中修汉未央宫，掘获白玉床一张，长六尺。”[2](P520)《新唐书》卷五十四记载“幽州、大同横野军有盐屯，每屯有丁有兵，岁得盐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负海州岁免租为盐二万斛以输司农。青、楚、海、沧、棣、杭、苏等州，以盐价市轻货，亦输司农。”[3](P1377)从这两条文献记载中，能够看出当时幽州世家大族的第三类军政首脑为了发展自身的事例，除了掠夺其他的土地之外，也会从自身的经济贸易入手，而从这些经济贸易情况来看，幽州的战略地位在此时期也有一定的分量。《隋唐嘉话》卷中记载“高开道作乱幽州，矢陷其颊，召医使出之，对以镞深不可出，则俾斩之。”[4]《五代史阙文》后唐史七篇记载“世传武皇临薨，以三矢付庄宗曰：“一矢讨刘仁恭，汝不先下幽州，河南未可图也。一矢击契丹，且曰阿保机与我把臂而盟，结为兄弟，誓复唐家社稷，今背约附贼，汝必伐之。一矢灭朱温。汝能成吾志，死无恨矣。庄宗藏三矢于武皇庙庭，及讨刘仁恭，命幕吏以少牢告庙，请一矢，盛以锦囊，使亲将负之，以为前驱。”[5]这几条文献记载，则主要是从幽州地界与其比较靠近的少数民族的关系，因为隋唐五代时期民族融合的加剧，使得当时不少少数民族首领迁移幽州，成为当时幽州的地方势力之一。

隋代的幽州世家大族命运发生转变，最为明显的变化是失去了对地方政权的把持，转往政治中心长安或洛阳任职。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有多方面，北齐将要灭亡被北周攻打的时候，幽州的将士参与了抵御北周的战争。同时朝廷欲与北齐营州刺史高保宁联合行动，以恢复齐国，这是在周武帝时期发生的事情。周武帝宣政元年卢昌期举兵，打算联合北齐营州刺史高保宁迎范阳王高绍义复齐，参与叛乱的还有范阳大族祖氏。《周书》卷四十《宇文神举传》记载，“幽州人卢昌期、祖英伯等聚众据范阳反，诏（宇文）神举率兵擒之。齐黄门侍郎卢思道亦在反中，贼平见获，解衣将伏法。”[6]亡齐势力的反抗失败后，“宇文神举屠范阳”[7]，在《北史》卷五十三《傅伏传附高宝宁传》中有明确记录。也正因如此，当时的幽州士族势力遭受巨大打击，一改往昔地方豪族呼风唤雨的面貌。其次，隋时期幽州为防御突厥和东北少数民族，在幽州设置总管府。总管府制强调军事的作用，尤其在隋初幽州总管多以骁将领任。这些人的历史基本是与关陇集团有关，所以这些人对于幽州地区有抵触心理，特别是在面对幽州地区人民的时候，抵触心理更大，甚至可能做出一些举动，最明显的就是燕荣在任的时候，其职位是幽州总管。《隋书》卷七十四《燕荣传》记载，“范阳卢氏，代为著姓，荣皆署为吏卒以屈辱之”[1](P695)。燕荣对幽州士族的压抑，使得他们在原籍难以立足，原本的权力被削减近无。收回权利的事情有一次发生了，这一次是隋朝廷主动收回权力，这就对地方势力进行了严重的打击，自此之后在随朝的统治下地方势力统治一方的机会就大大减少了，这就迫使幽州士族追随政治中心而流动，转人中央的士族则继续维持了他们政治地位与门第。《隋书》卷五十七《卢昌衡传》记载，“开皇初，拜尚书祠部侍郎……陈使贺彻、周漬相继来聘，朝廷每令昌衡接对之……仁寿中，奉诏持节为河南道巡省大使。及还，以奉使称旨，授仪同三司，赐物三百段……大业初，征为太子左庶子，行诣洛阳，道卒”[1](P404)。《隋书》卷七十一《卢楚传》载，“大业中，为尚书右司郎，当朝正色，甚为公卿所惮。及帝幸江都，东都官僚多不奉法，楚每存纠举，无所回避。越王侗称尊号，以楚为内史令、左备身将军、摄尚书左丞、右光禄大夫，封涿郡公，与元文都等同心戮力以辅幼主？”[1](P1650-1651)祖氏也是幽州的大族，他们与卢氏家族一样远离原籍，到长安追求仕途，远离祖籍幽州。如祖挺子君彦“有才学。大业末，官至东平郡书佐”祖挺族弟崇儒“涉学有辞藻，少以干局知名，武平末，司州别驾、通直常侍。人周，为容昌郡太守。隋开皇初，终宕州长史”。

唐代前期至中期，幽州地区自魏晋兴盛的门阀士族依旧占据着重要地位。但是到了唐后期，幽州藩镇割据，掌握幽州政权的节帅及其军将与官僚，往往不经中央王朝任命，承袭其职位，在幽州具有威望以及相当的实力，而且相互之间有姻亲、宗族关系，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成为幽州屈指可数的强宗豪族。此时，形成了新的幽州世家大族聚集势力，即地方藩镇割据而成长的军政首脑。这些幽州藩镇的节帅，正是凭借其在幽州累代积聚的家族势力，攫取节帅之位。安史之乱以后，自广德元年李怀仙首任节度使至后梁乾化三年李存勖灭刘守光的一百五十年间，幽州藩镇节度使达二十八任之多，大多数节度使都是家族血缘之间互相传递，例如父亲留给儿子，自家兄弟轮流执政等等。可见这一时期的幽州战争不断，但地方割据势力以及世家大族的力量依旧顽固，犹如盘根错节般的存在，出现“兄弟相传、父子相继”局面。以当时幽州的藩镇割据势力为例，朱泚、朱滔，这两兄弟正是凭借父子兄弟累代从军，并且与节帅有宗族关系，成为军队中的实权派，故而在前任节度使朱希彩遭遇兵变之际轻而易举取得了节帅之位。两兄弟颇受朝廷重用，主要是因为其父早年是朝廷重臣，在安史之乱之际也受到重用，他们都是幽州昌平人。《旧唐书》卷二OO下《朱泚传》记载，“累为管兵将”。到了唐代宗时期，李怀仙归顺，朱怀圭的职位得到升迁，“奏为蓟州刺史、平卢军留后、柳城军使。”[2]（P5385-5386)由于其父在军中的地位，“（朱）泚以父资从军，初隶李怀仙为部将，改经略副使。”此时朱氏家族在幽州军中既然有一定的势力，在朱希彩杀节度使李怀仙后自任节度使，对朱泚很是拉拢，“以泚宗姓，甚委信之。”大历七年秋，朱希彩因为暴虐引起兵变，被部下所杀，一时军中无主，朱泚之弟朱滔“主衙内兵，亦得众心。”善于权谋诡计的朱滔见人心惶恐，立即暗中唆使一百余人在军中呼吁，“节度使非城北朱副使莫可。”发动兵变的军将无法控制局面，也就顺水推舟，让朱泚出面安抚后事，《旧唐书·朱泚传》载“泚遂权知留后，遣使奉表京师。”[2](P5389)唐中央也听之任之，朱泚顺理成章接任幽州阶段使。为巩固朱氏家族在幽州的地位，获得唐王朝的支持，朱泚主动前往长安朝觐，大获朝廷嘉许，累加封赏，朱泚因此留居京师，而朱滔任幽州节度留后，实际掌握军权。从整个事件来看，当时幽州的军政首脑势力通过各种渠道，能够“兄弟相传、父子相继”。这也从另一层面上揭示了，当时幽州地区的世家大族的实力。

与之相对的，还有成为幽州世家大族的潜质的，便是地方节度使。节度使所亲信的幕僚以及衙军，是支撑藩镇割据的核心势力。因此，往往数代事一职，逐渐发展而为文职或武职世家。他们的势力即使是节度使也十分忌惮，唐末刘仁恭想借助李克用夺取幽州节度使之位，但幽州节度使李匡威部将妫州人高思继兄弟“皆以武勇雄于北边，”李克用乘李匡威弟李匡俦篡夺帅位之机出兵幽州，对高思继兄弟十分忌惮，于是谋划招抚高氏兄弟，李克用遣人联络高思继兄弟。《新五代史》卷四十八《高行周传》亦有明确记载，“燕俗重气义，思继等闻晋兵为匡威报仇，乃欣然从之，为晋兵前锋。匡俦闻思继兄弟皆叛，乃弃城走。”[8](P547)又据《资治通鉴》卷二六O记载，攻下幽州之后，因高氏兄弟“有武干，为燕人所服，克用皆以为都将，分掌幽州兵；部下士卒，皆山北之豪也，仁恭惮之。”[9]当时的刘仁恭是幽州地区藩镇势力中较大的一位，能够让其忌惮几分，说明高氏兄弟确有几分实力。李克用、刘仁恭一直思谋剪除高氏势力。但是高氏家族势力并没有被消灭，由此可见高氏势力的壮大，其后高氏子弟高怀圭、高行周依然是后唐、后晋名将。

到了五代时期，后唐庄宗攻灭幽州节度使刘仁恭父子，幽州归于后唐统治之下。处于战乱年代，幽州兵火不断，因此武职世家仍是幽州的实力派。赵德钧因在幽州做官十多年，成为当时幽州实际的管理者。在辽太宗南侵幽州时，依恃自身在幽州多年把持的资本，求得地位。尽管赵德钧背后唐求荣的请求为辽太宗所拒绝，但辽太宗仍然认识到赵氏在幽州的势力不容小觑，于是“德光以延寿为幽州节度使，封燕王”[8](P894)（《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录一》）。

综上所述，从隋唐到五代，这一时期幽州的世家大族由于数代都在中央任职，故他们一开始就在政治地位上享有优势，使得家族实力与声望够得到保障。唐前期，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这些世家大族多以文化传家，故而其子孙大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如此，家族势力逐步向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即关中地区集中，从而慢慢地在幽州地区没落。至唐后期及五代时期，随着中央和地方政治形势分化，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幽州世家大族发展路径逐步从文化转向武力。这一时期幽州世家大族更多的是担任以武职军将组成的地方军政首脑，且大都世袭担任幽州军职，因此能够掌握幽州的政权核心。总而言之，幽州的世家大族之所以能够获得重要的政治地位与崇高的社会声望，与他们能够充分利用自身条件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