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笑 蕾

(山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4)

近代中国经历了由弱转强的发展历程。这种转变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如果是历史的偶遇，这种发展就可能被认为其兴也勃，其衰也忽，不可延续；如果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那就意味着中国的发展是基于长期历史积淀，抓住了重大历史发展战略机遇而崛起，具有可持续性。与中国崛起相伴而生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而形成的中国发展道路，这不仅包括了改革开放前后社会变革的探索，也有再往前的中华民族上下求索独立自强的历史底蕴。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1]只有对近代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进程及其选择中的曲折性有充分了解，才能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带领中国人民开辟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实现了中国崛起的伟大意义。中国发展道路的鲜明特征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别国发展方式的超越，正是这种特质决定了中国人民历史性选择的正确性。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1]所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道路自信”绝不是盲目陶醉，而是基于对过往世界和中国历史的充分认知。当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也会出现一时挫折，仍需要秉承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时代精神和科学精神，深度剖析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研究中国发展道路，需要在回顾历史的同时，解构西方国家发展理论、发展范式，目的是超越西方发展主义，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思想和发展理念。

一、重塑范式：在启蒙中发现世界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人对事物的认识基于自身的自觉自愿，人自觉的程度有赖于外部条件刺激的广度和深度。长久以来，尽管历经战乱、王朝更迭，中国人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万邦来朝的盛世图景中。期间，尽管屡屡遭受外族入侵，但其最终都被中华文明包容和改造。这种情况在19世纪中叶被西方国家的侵略打破，中国遭受几千年未遇的大变局，中华民族开始了反省和觉醒。刚开始，这种反思是非常被动的，更多的是面对来势汹汹的西方工业文明难于对自我发展形成合理判断，这种情况持续了整个19世纪。

西方人最初对古老东方社会的神秘感很快就被自身的优越感所取代，因为那时的中国与西方列强正处于国运更迭和文明替换的时期。西方人进入中国使得中国农耕文明遭受到欧美工业文明的挑战，百年王朝开始衰败，西方文明不断崛起。此时的中国不再是世界政治、文化发展的中心，取而代之的是以西欧为发展中心和对东方中国的蔑视。在一定程度上说，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几乎少有外国文化认同中国文化，这种认识上的偏见正是中国发展缓慢带来的结果。

20世纪以来，由于西方的长期强盛造成了人们认识范式的形成。当中国作为一种认识对象时，形成的是迎合西方发展、全盘西化的认识范式，这样以西方中心主义领导下的旨在研究中国的范式得以逐渐形成。在西方，最先将近代中国从古典汉学的研究中剥离出来，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是美国学者费正清。他一反以往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的视角和方法，提出并开启了中国区域研究的先河。他提倡超越旧有古典汉学传统研究范式的区域性中国研究，提出认识中国的视角应从分析中国发展模式开始，并用“冲击—回应”模式解读中国发展。“冲击—回应”范式的解读最早展现在费正清的著作《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在这部出版于1948年的著作中，费正清运用了多学科研究的方法就中国问题进行阐述。由于他在研究的过程中采用了当时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流行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就不可避免地受到20世纪中叶在研究中国问题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他的《美国与中国》一书的分析框架处处体现出理性资本主义立场，即现代化之路即理性资本主义之路，包括一些比较松散的走向现代化之路及现代化之路的终点的假设，这些假设与理性资本主义的结论大致相同。此时的费正清注意到了中国现代化不会有西方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特征，所以，他否认中国的现代化就等于西化。但他评价现代化的标准——工业化、经济福利、民主政治、公众参与等主要指标与当时正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几乎完全相同。因为在费正清看来，中国传统社会只有在经历西方文明的冲击后，才有可能向西方社会转变。相较近代中国的传统和陈腐，他认为西方社会充满着活力和发展的特征，中国的任何变革都是由于西方文明的冲击。应该指出的是，“冲击—回应”研究范式的形成有一定的必然性。费正清着手研究中国的时候，首先进入他的视野的是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形象。随着研究的深入，他来到中国，对中国的认识有了很大改变，开始以相对客观、公正的态度看待中国。

对应费正清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范式，实际上，同一时期的中国尽管发展缓慢且极具回返性，但社会总体上还是向前推进的，并没有停滞不前。不可否认的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屡屡遭受来自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和打压。与在西方率先崛起的工业文明相比，农耕文明显然对游牧文明更具抵抗力，即使被游牧文明侵略，农耕文明最终也会同化游牧文明。但与农耕文明相比，工业文明不受自然的约束，这就使得工业文明创造财富的能力远远高于农耕文明。面对来势汹汹的西方工业文明，衰败不堪的晚清帝国难以抵御列强的入侵。“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2]779

虽然晚清王朝难以抵御西方的侵占，但中华民族并未完全屈从于列强的统治，并不像美国学者费正清等人用“冲击—回应”范式研究中国而指出的那样，近代中国人的反应只是被动和消极的。恰恰相反，根据马克思的描述，中国人面对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还是抱着宿命论的态度屈服于外敌的掠夺，但之后不久就出现了整个中华民族奋起抵抗外国人的局面，因为这是一场“‘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是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3]798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那些开眼看世界的先进知识分子努力接受进步理论，并动员起了空前的社会力量。这一时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主要围绕“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展开讨论，为了调和统治阶级改良派和顽固派的矛盾，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详尽地解释并发挥了思想家冯桂芬提出的“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张之洞等人推崇的“中体西用”思想具有兴西学和保中学的双重属性，但他们提倡向西方学习的方面仅限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并不包括西方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他们反对对当时残存的封建政治制度进行改革，主张用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维持清王朝的统治，所以，总地看来“中体西用”思想主要是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服务。“中体西用”思想是洋务运动，甚至是戊戌变法时代的天然产物，面对汹涌而来的年轻西方文化对古老的东方文化的冲击，中国人试图用一种新的思想来解释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虽然产生这种思想的社会基础仅仅存在了三十余年，但作为一种思维范式，这种探讨近代中国何去何从，究竟如何发展的解释方式却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近代中国人对融入世界发展潮流的思考和探寻生存乃至发展道路的讨论。

二、解构与重建：在比较中探索发展

与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创立的“冲击—回应”范式密切相关的另一范式是“传统—近代”范式。作为分析中国社会的一种学说，这种范式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间。它的勃发适应了美苏之间的冷战要求，为当时美国政府的意识形态输出和统治服务，被用于对抗马克思主义定义的“落后”和“不发达”现象的解释。同时，这种范式也提供了一整套解释来说明为什么和如何由“传统”社会变为“近代”社会。“传统—近代”范式讨论中国社会的前提是认为此社会处于一种永恒宁静的状态，宣称只有欧洲才有人类历史，在中国、印度等国家没有真正的历史进步，有的只是停滞不前的社会现状。此种分析范式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史学家李文森，他的主要研究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中国的政治形势深深影响了李文森对中国的研究，他试图把中国共产党放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考察，但受冷战思维的影响，他最终还是将目光聚集于解释传统中国的狭隘性和近代中国的现代性方面。也就是说，他在理解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方面，带有明显的19世纪狭隘主义的烙印和核心。在这个核心中，主要的观点是西方代表文明，中国体现野蛮的说法。这种从美国人情感深处迸发出来的观察美国和中国关系的两分法认为“我们”代表着文明，“他们”则体现了野蛮。在论证这个观点时李文森援引了越南战争的例子加以论证。虽然，与李文森同时期的学者们有时也斥责那种将中国看成是停止不前的研究者们为种族中心主义，令人无法接受。可是，当分析实际问题时，他们又往往套用无变化或变化甚微的范式，用西方和日本近代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来跟中国社会对比，得出中国是没有变化的结论。

实际上，“传统—近代”范式在客观上起到了为西方意识形态辩护的作用。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美国日益介入越南战争，美国本土的部分学者注意到了“传统—近代”范式的意识形态属性。代表人物是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者詹姆斯·佩克，他赞同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帝国主义”的概念，提出应用“帝国主义—革命”范式分析中国社会。他认为“传统—近代”范式并不是一种全然无害的理论构架，而是用来为美国战后在亚洲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干涉辩护的意识形态理论。此理论根本无法用来解释中国，只能起到为美国在亚洲的错误行径开脱并使其合法化的目的。与“传统—近代”范式的代表学者不承认帝国主义的真实性不同的是，他提出帝国主义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解释近代中国发展缓慢的主要因素。他认为，1949年之前中国革命始终未能成功，原因很简单：外国帝国主义实在太强大了，它不允许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比较“传统—近代”范式和“帝国主义—革命”范式，可以看到，两者都强调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的侵入，但前者坚持这种侵入是有益的，而后者则认为是有害的。前者分析近代日本发展迅速的原因是自身文化的特殊结构，后者则提出，与其说近代日本发展迅速的原因是价值观的作用，还不如说是其在国际政治关系中特殊的格局形成的。

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受越南战争的反思、学生运动的批判以及国际思潮的影响，很多美国学者才开始对“西方中心”价值观发生根本动摇，对从西方出发研究中国历史的取向提出挑战。保罗·柯文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在他的代表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保罗·柯文主张不仅要研究中国沿海地区，更要关注中国内部的发展，而费正清只从西方人的视野研究中国远远形不成对中国的正确认识，要取得客观的认识就必须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观察中国。从这一认识出发，保罗·柯文对中国社会内部的形态结构与发展动力开展了深层次的多学科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中心观”。这一范式的形成对20世纪后期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影响巨大，从此，西方学者开始反思费正清提出的“西方冲击—东方回应”范式的局限性。他们认识到“西方冲击—东方回应”范式更多地适合于描述19世纪后期中国与西方，或者说中国与深受西方影响的日本的互动。费正清将19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简单归结为对西方冲击的回应，忽略掉了对中国社会内部变革动力的研究。结合20世纪中国发展的特性，西方学者进一步提出研究视野即使停留在19世纪，“冲击—回应”范式也忽略了当时中国尚存在许多与西方或日本没有互动的方面。经过对当时西方流行的观察中国的三种主要发展范式，即“冲击—回应”范式、“传统—现代”范式、“帝国主义—革命”范式为代表的“西方中心”价值观的彻底批判，保罗·柯文对西方学界提出应用“中国中心观”研究中国问题。这种研究范式最核心的主张在于从中国历史的观点出发来探讨中国的发展，同时也不排斥非中国的理论启发和方法策略。柯文等西方学者的认识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全球非殖民化的学术研究取向，更多的是警醒人们充分考虑到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发展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在20世纪中叶涌现的几种旨在分析20世纪初中国发展历程的范式，共同的局限性在于未能充分重视到中华民族本身要求进步和发展的强大社会力量的崛起，这些强大的社会力量集中体现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1]从中国共产党走过的90多年光辉历程的维度考察，党的发展思想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等三个时期的演进和发展。这三个历史时期，由于面临的时代特征和国内外发展形势的不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发展思想各具特色。但总体来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一定要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发展道路，始终怀有强烈的追求和信心，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发展思想形成了一脉相承的共同特点。

第一，历代中国共产党人都认识到了发展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就肩负着两大历史使命：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两大历史任务既有明显区别，又有紧密联系。完成前一个历史使命的目的是要通过变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破除封建制度和封建残余，改变民族受压迫和人民受奴役的状况。前一个历史使命的实现为后一个历史使命的完成提供了社会制度保证，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开辟了道路，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幸福成为可能，才能为继续发展奠定前提和基础。中国共产党用28年时间完成了第一个历史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了60多年的时间谋求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尽管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偏僻落后的农村开展工作，但党时时刻刻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发展充满信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将中国的发展道路理解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从这种理解出发，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布：“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3]1439显然，这里的“建设一个新世界”指的是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此后，沿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都明确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在对文革期间发展路线的拨乱反正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发展思想不断深入。从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无一不体现着党对谋求国家发展的高度重视。

第二，历代中国共产党人都注重从党的思想路线建设的高度把握发展。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确立到发展，伴随着党对中国所走的发展道路的艰辛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的问题。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对苏联社会的发展进行了全面探索，尤其在经济发展方面根据历史时期和需要解决的社会矛盾的不同，先后提出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随后，斯大林带领苏联人民实现了从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的转变并形成了苏联模式。在此期间，针对苏联建设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毛泽东率先在共产国际范围内提出了要实事求是地分析苏联社会发展中的成绩和失误。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江泽民根据变化了的世情、国情，在继承党的思想路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求真务实”，用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随后，基于对国际国内大势的正确判断，胡锦涛又对党的思想路线进行了丰富和发展，提出了应该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等方面，全面理解党的思想路线。这种对党的思想路线的正确解读，体现在发展观念方面就促成了科学发展观的诞生。党的十八大后，基于对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的正确判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中有创新，继承中有发展，运用中有创造，着眼国际国内大局，致力于社会的全面发展，坚持和丰富了党的发展思想。

第三，历代中国共产党人都十分重视发展的目的。能否科学确立人与社会发展的正确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与西方诸种发展理论的分水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诞生时就预言，取代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294随后，在《资本论》中，又重申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把每一个人都有完全的自由发展作为根本原则的高级社会形态”[4]649。根据有关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阐发可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给出了预言，但他们始终把人的发展作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否到来的根本判定标准。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始终认为人的发展既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也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人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是指社会的发展要靠人的发展去推动或者要通过人参与社会劳动来完成。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每个人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源泉，它直接推动着整个社会向前发展，没有人的参与，社会将失去发展的力量。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目的，是指社会发展要始终保证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这是由社会发展规律和人发展的诉求决定的。无论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还是在今天领导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都是为了使人民得到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不论各个具体发展阶段采取何种发展方式，其目的都是为了使人的发展得到保证和弘扬。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人陷入对物依赖的泥潭不能自拔，资本的地位远远高出人的地位，人被异化为追求利润、效率和剩余价值的工具。正是由于从根本上不承认人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导致资本主义社会无论经过多少次经济转型，终将必然灭亡。

第四，历代中国共产党人都十分重视探索发展的动力。人们对于社会发展动力的认识受主体认识能力及社会发展阶段的制约。在马克思主义以前，许多哲学家，包括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哲学家，都试图对社会发展的动力进行解释。唯心主义或者用客观精神、神秘力量解释社会的发展，或者将社会发展归因于主观精神的展开。而朴素唯物主义者也尝试用经济的技术的原因解释社会发展，将地理环境、科学技术或是物质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这些观点用单一决定论来衡量社会的发展，没有考虑到社会发展是一整套动力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与单一动力决定论相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体发展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应该到社会有机体各个部分相互作用中去寻找，并进一步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对此思想，《序言》中做出了深刻的阐发：“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5]8—9中国共产党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时期都十分重视结合历史阶段的特点探索推进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仍将是推动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这一问题上，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思想，揭示了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并提出了改革动力理论。20世纪末21世纪初，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敏锐地提出了创新发展动力论。而要提高社会全体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就需要保持社会和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第四代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尤其强调统筹兼顾基础上的和谐发展动力论。这实际上体现了新世纪新阶段党的发展观的一种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对新时期改革发展观、创新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在创新、协调的基础上，扩展了发展思路，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五大发展理念，用以推进21世纪中国梦的实现。

三、超越发展主义：接续历史的创新性发展道路

以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为代表的发展主义，旨在研究拉丁美洲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发展主义用“中心—外围”的范式分析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展的异同，认为世界经济体的发展中心在西方，发展中国家属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外围，强调发展中国家应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工业化，使其提高到中心国家的发展水平；主张处于经济发展外围的国家向中心国家出口商品以弥补本国发展动力的不足，还强调发展中国家之间要加强合作与交流，增强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这些主张反映了发展中国家谋求自身发展和实现经济独立的强烈愿望，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经济的繁荣。但当我们深入研究发展主义的整套话语体系时，就会发现它有三大缺陷：其一，发展主义语境中的所谓发展，主要集中于经济发展，并没有关注社会成员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社会形态的变革。局限在西方现代化语境内的发展主义，以西方发达国家近代发展为依据，以西方现代化进程为模板，仿效、追踪欧美国家社会变迁过程。其二，发展主义理论用于解析发展问题的“中心—边缘”范式没有扎根于本土的文化传统，而是极力向西方文化靠拢，追求西方倡导的所谓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观，这样就失去了发展得以延续的民族根基，从而也就难以跳出发展受阻的巢穴。其三，发展主义理解的社会发展是单一直线型的，这种发展理论指导下建立的发展模式注定了发展过程中社会基础的脆弱性。事实上，即使在某个时间段推进了社会发展，也注定将是不能持久的。

事实证明，在拉丁美洲付诸实施40多年的发展主义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持续的经济进步，相反，以西方国家为范本构筑的发展模型都以失败而告终。随着1979年美元指数的走强，美联储加息，大量资本离开拉丁美洲返回美国，致使拉丁美洲资金链条断裂，陷入债务危机。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再一次在世人面前展示了发展主义的失败。此后，“新发展主义”相继而起，它是西方左翼对发展主义理论的全面清算，主张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摆脱对西方现代化的路径依赖，选择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当代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种种探讨发展模式的新趋向和新设计，实际上是由发展主义转向新发展主义的理论背景下展开的。新发展主义相较发展主义的进步之处在于对西方文化的甄别及对西方宣扬的普世价值观的怀疑，它提倡用多元发展理念取代单一发展理念，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理论探索。但我们也看到，目前为止新发展主义并未提出实质性的发展模式，其破坏能力远远大于建设能力。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突破来自外部的各种范式和主义，构建起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思想和发展理念。

第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党的宗旨的坚持和发扬。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制定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如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党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6]21习近平的这段重要论述，对帮助我们深刻认识和正确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责任担当，是党的宗旨在发展观方面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从党的七大开始，就在党章中明确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出：“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7]可以说，除了中国共产党世界上再没有别的政党把“人民”二字铭刻在旗帜上。在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诠释、继承和发扬了党的宗旨，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第二，五大发展理念成功地对接了理论和现实。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向导。发展理念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的成效乃至成败。与强烈的破坏性、批判性功能相比，西方发展主义十分欠缺的是对发展理论的重建。因此在解构西方诸种发展理论、发展范式的同时，重要的是要摒弃其理论与现实相脱节的存在状态。正如习近平所讲：“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8]五大发展理念正是当代中国人“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9]的理论结晶。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在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指导下，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的关键所在，也体现了我们党把握发展规律的深化和升华。从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到提出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反映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于把握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规律性不断深入，必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更高境界、更深层次的发展迈进。

第三，新发展思想和发展理念突破了发展主义的研究框架。不论是发展主义还是新发展主义，它们都是以西方社会发展为模板而形成的理论研究框架。虽然，发展主义在关照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时也尝试把自己的理论范式嫁接到他国的社会发展实践中去，但由于理论得以生发的现实基础的差异性，导致这些理论在他国实践过程中的无力性。要想让发展理论重新回归实践，重要的是在对发展主义进行多维度解构的同时，从我国实际出发，彰显马克思主义超越性品质，突破发展主义的研究框架。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10]156在这里，习近平强调“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正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国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也决定了我们党领导的发展必然是新发展理念引领下的发展。

新发展思想和新发展理念是我们党顺应世界历史潮流的理论应答，更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我国新发展阶段的科学指南。习近平主张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全球化、信息化浪潮席卷世界的当今时代，根据时代变化、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基础上的指导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发展思想。这一发展思想是对西方发展理论、发展范式局限性的突破和超越，其精神实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指明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