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离乡贵，人离乡贱。

此地的覆盆子，也叫红树莓，算是特别娇嫩的水果。摆在透明的小盒里，底下铺着防磕碰的海绵垫。几十粒果子，倒在手上不足一捧，却颇为金贵。

鲁迅先生曾写过这种果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葚要好得远。”我和小伙伴们都读过这课文，以为覆盆子是种神奇的果子，没想到它原来就是刺莓，是我家乡漫山遍野随处生长的野果。

而我们，是漫山遍野随处生长的野孩子。都是散养的，下河摸鱼虾，上树掏鸟窝，去地里挖红薯掰包谷，跟在大人后面种地种菜，养鸡养兔，搓煤球做蜂窝煤。

家家都烧煤。先是煤球煤饼，后来是蜂窝煤。临睡前封炉子，早上生新火，铲出一簸箕前晚上烧剩的炉灰。家家户户把炉灰沿着一个山坡倒下去，煤灰堆也是垃圾堆。也倒垃圾，用炉灰盖住。

煤灰堆的两边长满了刺莓的灌木丛，就是我们的百草园。覆盆子比桑葚成熟得早，大概在五月中就露出殷红的笑脸。我领着弟弟，跟着大孩子们，沿着煤灰堆边一路爬下去。

覆盆子并不好摘。树丛里满是藤条，像一头乱发一样，毫无章法地生长。枝蔓上生满了刺，连叶子上也有毛刺，所以叫刺莓。一不小心碰上，就被钩住刮住，皮上一条血痕。我们侧着身子，攀着枝条，小心地挪动着，避免踩上脏东西或者蛇。

成熟的覆盆子十分娇气，摘的时候下手稍微重一点就破了。而且一挤就烂，不能像沙果和枣子那样揣在口袋里。我们是有经验的采摘者，我带了篮子，弟弟带了草帽。一下午晒出一头一身汗，鞋子踩得稀脏，摘了满满一草帽兜和大半篮子的新鲜刺莓，都是精心挑选个大色美的。我和弟弟兴高采烈地回家，不舍得吃，等着爸爸妈妈下班回来献宝。

爸爸妈妈并没有表现出我们预想的惊喜。妈妈检查我俩手背和胳膊上的刮痕，担心地询问是在什么地方摘的。得知是在垃圾堆旁边摘来的，爸爸说：“这么不卫生，而且不知道有没有毒，怎么能吃？”生气地要拿去扔掉。

我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突然生气。我拼命想证实这果子没有毒，自己已经吃过多次都无碍，委屈得几乎要哭出来。妈妈安慰我：“没关系，好好洗一洗，可以吃。”“要吃你们吃，我反正不吃。”爸爸发了火。 妈妈也发了脾气：“要吃就全家一起吃，就是中毒了也一起中毒。”

那天怎么结束的我已经记不起来。大家应该还是吃了那些刺莓，虽然气氛不是我一开始想象的那么快乐。

多年以后，我读到一本小说的开场白：“那是个悲剧的年代，我们偏偏不肯认命：在断瓦颓垣中，重新建立小小的栖息地，养育小小的希望。”我总是想起五月里采摘刺莓的这一天。

父亲的愤怒显然并不是冲着我们。我渐渐能理解他的焦虑和恐慌，也许还有自责。他自己的命运发生了巨变，离开城市，被困在这山沟里。他的孩子们，在命运的漩涡里，会不会也被永远地困在垃圾堆旁？

所幸我们活了下去，而且活得不错。如今我穿整齐体面的洋装，开车出门。人们叫我的洋名，如同覆盆子之于刺莓。我住在独立的小楼里，和邻居保持点头之交的距离，小心翼翼维持着和异族同事的人际关系。生怕不小心磕碰了，像装在塑胶小盒里的覆盆子。

只有在夜里、在梦里，我回到故乡，在煤灰堆边的山坡上狂奔，采摘刺莓。听到妈妈唤我的小名，唤我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