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俊，魏丽香，张明军，高宇飞

（惠州学院 体育学院，广东 惠州 516007）

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可以看出，近40年来，我国一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贫困时期的温饱问题到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范畴突破物质生活的边界，向环境、安全等非物质领域迈进，代表着需求侧的转变；不平衡不充分代表着供给侧的现状；社会矛盾本身则标示着需求与供求的不匹配关系.在不平衡问题上，城乡体育发展的非均衡问题持续多年，表现在物质水平的差异、生活环境的差异、体育资源的差异、需求与供给非对等的差异等领域，而体育资源的差异是影响农村体育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农村体育资源是指用于农村体育活动开展、扩大体育活动参与人口、促进农村体育不断进步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组织、信息等方面资源的总称.当前，学界对农村体育资源配置问题的观点总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农村体育场地资源的低效供给，认为供给盲目、需求不足和基层管理不力［1］；二是认为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对体育运动的认同感强，城乡差异及供给不均是影响农村体育资源配置问题的主因.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地区差异性大，对临越边境农村体育资源的田野调查，有助于建立农村体育资源科学配置与管理的依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中越边境的镇秀村

个案研究的核心在于通过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调查，反映出普适性的观点，描述出主题内容的层次、轮廓和本质.在我国边境农村，有着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和异域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特色，与其他地域的社会文化有显著区别，其独有的文化模式和族群特异性与体育领域的交融呈现什么样的姿态？农村体育资源的配置与利用情况如何？都值得我们去探讨.田野是研究人类学问题的基础［2］，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方式.广西镇秀村位于祖国西南边陲，与越南高平省毗邻，具有典型的区位特征；同时，该村在经济水平、村庄规模、人口流动等方面处于龙州镇的均等水平，对广西镇秀村体育资源的研究具有代表性意义.为此，课题组于2018年9月赴广西省龙州县龙州镇镇秀村进行实地田野调查，采用观察、访谈和统计相结合的方法，对地理环境、经济水平、公共体育服务、体育资源供给等方面进行了深度调研.探访了龙州镇政府相关人员、镇秀村以及独山村部分人员（独山村隶属于相邻镇，探访独山村目的是为增强调研内容的可靠性），最大程度的保障调研结果的真实性、全面性和可靠性.

2 我国临越边境农村体育资源的阻滞

2.1 人力资源缺失

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农民工回流家乡，农村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例缩小，但农村体育依然难有起色.虽然“农村体育健身工程”的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推动以及新时代“乡村振兴计划”的落实，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体育健身的基本需求，但仍然面临诸多问题.究其原因，农村体育人力资源的缺失，是首要的影响因素.

人力资源是农村体育资源中最为活跃的因素，是影响农村体育发展的首要资源，肩负着传播科学健身知识、组建基层体育社团、组织农村体育竞赛、发扬地域传统体育文化等责任，能够从基层劳动人民的实际需要出发，创编多彩的健身项目，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农村体育人力资源主要包括社会体育指导员和管理者两类.社会体育指导员是农村体育活动开展的“巧妇”，民族传统项目的延续需要社会体育指导员组织练习和传承，篮球、乒乓球等现代竞技体育项目需要社会体育指导员讲解规则、指导技术和组织比赛，健身路径需要社会体育指导员指导练习方法和安全事项等.

对镇秀村的调查中发现，村民的健身活动从未有专人指导，无专职或持证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者方面，体育工作主要由村支书负责.镇里主要由文化站负责.镇政府中，部门多、人员少，工作任务重；镇里2-3人的单一部门需要对接县里几十人的单位，“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的局面客观存在.由此看出，农村体育人力资源的短缺并非仅仅集中在村落内部，而是存在于整个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上，贯穿于“乡镇文化站—村委会—村民”中，体育人力资源非常匮乏.

2.2 物力资源非对等

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力资源是农村体育开展的基础条件，主要以物质形态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各类群众体育物质资源，是人们进行体育活动锻炼的物质基础，包括体育场地及设施、全民健身路径工程等［3］.农村居民因群体结构、知识水平和职业性质的特殊性，在全民健身活动开展方面依赖性强、自组织能力较弱.2006年国家体育总局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在广大农村标配“一个篮球场、两张乒乓球台”，为村民就近健身、就近活动提供了基础性保障，这种“兜底线”原则是符合当今中国农村实情的.毕竟，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因病生贫、因病返贫、因病更贫”的现象有时会出现.新时期，随着人们健身意识的增强，“一场两台”难以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落后的体育设施建设和人民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之间的矛盾加剧.例如，物力资源建设方面，镇秀村仅1个村级活动中心，包括会议室、农家书屋和棋牌室.体育场地建设总面积为550平米，包括篮球场1个、乒乓球台2张、健身器械5件（太空漫步机、太极揉推器等）.健身场地全部由政府投入，共计7.8万元，篮球场约5万元、乒乓球台约0.8万元、健身器材约2万元.此外，政府每年资助3 600元，用来建设和维护体育场地.

2.3 财力资源匮乏

群众体育财力资源要素是指群众体育事业所需的经费，包括国家财政拨款、社会赞助、社会集资、群众体育产业开发和人民群众的体育消费等［4］.财政拨款是政府无偿拨付给村镇群众体育事业发展需要的，主要用于群众体育专项建设.社会赞助与集资是单位、企业或个人的募捐，是公益性资助.群众体育产业开发是与村镇相关的体育用品制造、竞赛资源开发等产业行为.人民群众的体育消费是群众在体育健身或建设方面的自我投入与消费.在我国大部分贫困农村，群众体育开展的财力资源来源单一而匮乏，主要以政府财政拨款和人民群众的体育消费为主.镇秀村是政府重点精准扶贫的对象之一，支柱产业是糖料蔗，榨糖所用；据村民口述，一般家庭6亩地左右，亩产6吨，年收入为10500元，家庭在体育健身方面少有支出.家庭收入的75-85%用来解决温饱、子女读书、赡养老人问题，一旦出现伤、病现象，“因病致贫”问题会随之出现.镇秀村体育活动的开展主要依靠政府投入，村里曾举办过歌圩、拔河、篮球赛等比赛，每次比赛大约花费5 000元；资金来源方面，一般政府资助3 000元，自筹2 000元.

2.4 组织资源羸弱

法人登记体育组织可分为体育社会团体、体育社会服务机构和体育基金会，一般市或县城区都会有群众体育社团（包括项目和人群协会），会有相应的协会组织，如农民体育协会、篮球、排球、足球等单项体育协会［5］.由于法人登记的体育组织需要有资历的发起人、注册资金、稳定的组织成员，镇秀村由于条件落后，无注册或备案的健身组织.近年来，镇秀村男性村民回乡人口数量增多，女性村民外出打工数量增多.据一位HYF村民所述，由于学历水平的限制，很多男性村民进城打工，工资较低，转而回乡发展；而女性去城市做餐饮服务工作，工资相对男性来说较高.女性村民人数的减少一定程度上不利于自发性体育健身组织的形成.自发性体育组织是在村庄或自然屯内部，由个人发起的，以娱乐、健身为目的，自发组成的健身团体，具有自发性、非营利性、流动性和节令性特点.镇秀村的自发性组织主要在7-10月份的农闲时节组成，以女性广场舞健身为主；男性村民的娱乐活动主要以名称为“打升级”的桥牌为主.忙种时节，农活劳累，晚上休息较早，很少有居民去广场跳舞，难以形成组织规模.

2.5 信息资源难以自生

一直以来，偏远乡村村民接受体育健身指导、锻炼常识、体育竞赛等方面的信息，主要通过“体育三下乡”等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缺乏乡村精英、体育教师等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引导，横向和内部自生的力量较弱.在体育信息资源建设方面，“授人以鱼”的方式带来的短期效应难以持久，于村民“授人以渔”才是促进农村体育信息资源自生、传播最有效的方式.镇秀村从未开展过健身讲座，村民获得体育锻炼信息的渠道主要是宣传栏、互联网和村民相互影响，这种获取方式具有碎片性和片面性，获得科学健身和指导的内容肤浅，可指导性弱.此外，虽然政府积极筹办赛事，拉动地方经济发展，但对农民健康指导及信息资源的建设效果并不明显.如2018年10月国庆期间，百农村借势“农家乐”旅游、餐饮服务，举办大型的象棋赛，镇政府出资3000元，比赛赞助3万元，参赛棋手90多人，参赛选手多是附近几个县区的象棋爱好者，本地农民较少.

3 我国临越边境农村体育资源困境的破解

3.1 系统性完善机制架构，注重内生与外入结合

当前，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问题较为复杂，其一，持证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主要产出口集中在各大体育院校或体育系部，体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意向多指向城市中小学、体育项目培训机构以及企业、公司等，回农村中小学任教的比例较少，导致农村在体育人力资源分配上系统性的短缺.其二，大量的持证社会体育指导员通过考核后，参与实践的机会较少，经验不足，社会指导的作用没有得到发挥.尤其是多数社会体育指导员所学专项为篮球、游泳、网球、羽毛球等现代竞技体育项目，与农村实际需求出现错位现象，即“给与的，不是农民想要的”.其三，农村精英爱好者会志愿带领村民进行体育锻炼，但未经过专业训练或考核的这部分精英，在业务方面存在知识的欠缺和专项指导能力不足的问题，不能科学的把握热身、放松、运动强度和运动量，对较少参与体育活动的农村中老年人来说，存在损伤隐患和风险，易形成“越锻炼、越受伤”的误区.

从管理者的角度看，目前我国乡镇机构作为上传下达的“咽喉”，因农村多年来经济、文化、教育的“欠账”，导致乡镇部门任务过多、人力不济，既要负责脱贫，又要负责落实全国50%人口的稳定和发展，出现“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因此，要解决我国农村体育人力资源短缺的问题，首先，眼光不能局限于乡村内部，要从系统性的视角切入，增加乡镇体育管理者、工作人员数量，使乡镇与村之间的对接工作更加密切和充分.其次，鼓励体育类人才去乡村挂职锻炼.当前，在乡村挂职“第一书记”或村主任及其他职岗位中，多为城建、经济专业人才，体育专业人才较少.最后，农村体育的发展需要依靠大量的人力资源，如果仅仅依靠挂职人员、大学生扶贫等短暂性外在帮扶还是远远不够的，更多的还需要内生.一方面，国家要重视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考核工作和纳入标准，逐步吸纳有过体育运动经历、从事过体育相关工作的乡村精英进入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使他们发挥基层组织的活力和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农村中小学要践行学校体育发展的相关政策，执行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和测试工作，重视体育运动在各类课程中的比例，从而积极引进体育专业毕业生，支援和推进农村体育工作.

3.2 做好体育精准扶贫，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考察时，首次做出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6］.精准扶贫是对我国贫困地区或乡村进行的“点对点”的精准性帮扶，注重效率和效果，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我国贫困地区劳动人民的关心和关怀［7］.在健康中国2030和全民健身的理念下，落后乡村农民的体质健康成为焦点，体育作为农村事业的一部分，也应是精准扶贫的内容之一.体育的精准扶贫需要在人力资源方面做出制度性规划，系统性提升人力资源建设成果.“一场两台”建设已经完成了基础性的帮扶，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健身、文化建设、比赛等活动的场所，还需因地制宜.而信息资源方面的扶贫更为重要，农村居民不参与体育锻炼并非是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侧低效或不对等造成的，而是农村经济水平低、物质条件的丰裕程度还达不到精神享受的标准，人们的经济收入不容许过多的体育消费；与此同时，大家一直诟病的农村居民健身意识差的问题是不客观的，在为生活所迫的境遇下，繁重的体力劳动导致居民着实没有精力去参与体育运动，这不是健身理念的问题，而是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问题.信息资源的帮扶能够使农民在空闲时节更科学的参与体育健身活动，提高体质健康水平，是客观且有效的.

要做好体育精准扶贫，需依据农村体育资源的实情，寻求科学、有效的扶贫策略，节约资源、注重效率和效益.在策略实施方面，仍需组织举办群众性文体活动，使广大村民有机会接触现代体育项目，感受体育竞赛的魅力，学习科学的健身方法.同时，积极依托乡村优势，大力推广地域性劳动技能竞赛，从实际出发、做老百姓擅长的事；并设立奖励制度，调动锻炼的积极性.此外，农村体育精准扶贫，还需大力倡导信息资源的重要性，通过宣教手段，弘扬新时代、新农村、新文明、新风气，提高村民德、体、劳等综合素质，全面发展.

3.3 培养依托自组织力量，调控财力资源对位供给

从社会组织的发展形态和规律来看，自发性体育社会组织对枢纽型社会组织有依靠心态［8］；枢纽型社会组织同样对政府有偎依和寻求庇护的形态.与温饱问题解决之前的贫困乡村相比，今天的农村融入了更多现代的元素，信息传播的瞬时性、务工人员返乡带来的生活新方式、互联网体育知识获取的科学性、自发性组织群聊沟通的便捷性、自发视频学习的简易性都符合新时代新农村的新面貌，为自组织的建立创造了便利的条件.今天的农村居民已经能够在促进身体健康和物质财富积累之间做出取舍，正慢慢转变固守的、传统的思维观念，逐渐习惯参与体育锻炼和集体活动.农村体育自组织资源的建设，需要依托县及乡镇社团组织的引导作用，建立当地传统体育项目协会、新兴项目协会、包括桥牌协会等，积极做好党组织管理和备案等工作，提高农村自组织在节约资源、加强文化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农村财力资源供给方面，要极力改变完全依靠政府投入的计划性体制机制，在保障“一场两台”的“兜底线”基础上，最大限度发挥农村地广人稀、闲置空间大、人均面积多的地域优势，“只做居民需要的”，使财力资源投入到人力建设、项目培育、自组织培养和信息资源传播方向上来，使得有限的财力资源完成对位供给，实现精准有效.同时，要基于社会资源整合的角度，使得分散化的社会资源能够沿着资源效用最大化的目标而得以整合、有效利用与发展［9］.

4 结语

新时代的农村迎来了新机遇，全民健身推进将会越来越深入.突破文献限制，对广西镇秀村农村体育资源个案进行田野调查，以小看大，研究我国农村体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共性问题，有利于我国农村体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建设.农村体育资源因地域、经济的多重因素影响，面临的问题复杂多样，只有精准治理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