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晓燕1，陈坚林

(1.九江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西 九江332005；2.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上海 200083)

生态文明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生态文明已经与政治文明、经济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并列五大文明，成为中国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生态文明观的理论基础是生态学，以生态文明观来指导语言生态学的研究，必然要求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语言生态。在生态文明视野下，了解语言的生态，特别是依据“语言生态学”的内涵和应有之义，来呈现语言研究工作者对自然、社会、政治、经济和人居环境施加在语言上的影响，以及语言对环境因素反作用的研究进展，对语言生态学研究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本文旨在立足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追踪和分析我国语言生态学研究的主要成果，明确语言生态学的理论变迁和今后的发展方向，以期与我国的语言生态学研究者一起，倡导不同语言的合理共存与和平相处，维护语言的多样性和语言生态平衡，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语言生态学概述

从美国豪根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语言生态学”概念以来，语言生态学作为一门语言学和生态学交叉的新兴学科,已有4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学界，大多数学者认为语言生态学(linguistic ecology)和生态语言学(ecological linguistics)是相同的概念。在语言学界获得普遍认可和引用最广的是豪根的定义，他认为语言生态学“研究任何特定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1]，并将语言环境与生物生态环境作隐喻类比。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将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应用于语言研究。菲尔、穆尔豪斯勒和范莱尔等学者不仅强调语言文本与具体环境的关系，也指出语言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生态位，在整个系统中发挥着特定的功能，他们对这一交叉学科作出了较为全面和深刻的界定。此后，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投身该领域,出现了一些题为 “语言生态学”或“生态语言学”的著作,这些著作各自从特定的视角来探讨语言生态问题，使学科理论框架得以确立。不过，语言生态学的基本学科体系还没有完全形成,学术界对这门学科的基本理论、学科体系、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还处在不断探索中。

语言与生态研究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豪根模式，另一种是韩礼德模式[2]。这两种模式为人们研究语言与生态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侧重点。豪根模式从语言的角度出发，把语言与生态结合起来，关注语言生态系统、语言的多样性、语言接触等，主要任务是在语言生态系统中调查、记录及拯救地球上濒危的语言等。韩礼德模式从生态学角度出发，把生态的原理应用于语言，关注人类语言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的影响，把语言的运动与自然生态直接联系起来，强调语言规划必须以生态环境的和谐为出发点。上述两种模式是互补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

二、国内语言生态学的研究现状与分析

我国语言生态学研究时间较短。李国正教授是最早从生态视角研究语言的学者，1987年他发表论文《生态语言系统说略》，提出要把生态学的基本原理与语言学相结合，从系统的生态学的角度来重新认识语言、研究语言, 强调要关注语言的生态系统[3]。1991年，他发表了专著《生态汉语学》，提出“生态汉语”“生态汉语学”等概念, 将汉语置于生态系统之中进行探索，具有鲜明的创新性[4]。1999年，杨艳丽发表《语言生态学初探》，文章从历史及文化角度对语言生态问题进行探讨[5]，此前的研究文献基本上是以“生态语言学”术语呈现的研究成果。

2010年，冯广艺发表《关于语言生态学的研究》，提出语言生态学处于“雏形”阶段的观点[6]。随后，他对语言生态学开展了系统研究，发表了《论语言生态和语言教育》[7]、《语言生态学的性质、任务和研究方法》[8]、《论语言生态和语言国策》[9]等论文，追溯了语言生态学的历史，提出了语言生态学的双重属性和语言生态学的任务及其研究方法，认为语言生态和语言教育、语言国策关系紧密。2013年，他还出版了以“语言生态学”为题的专著《语言生态学引论》，该著作成功运用了“系统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构建语言生态系统的理念，是一部综合性、系统性、时代性和可读性都很强的理论著作[10]。此外，他还将语言生态构建与生态文明建设两者结合起来开展研究，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和语言生态构建是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生态文明建设可以为良好的语言生态的构建创造必要的环境,良好的语言生态也可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经验和支撑”[11]。

语言生态学起初并没有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在最近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学科交叉研究的蓬勃发展，我国学术界开始深入思考全球化对民族语言文化的强大冲击，以及语言在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这门交叉学科被推到了学术前沿，成为众多专家、学者关注的热点。那么，我国语言生态学研究状况如何？呈现的研究成果有哪些局限性？以下试从学科产生背景、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之予以考察与分析。

(一)语言生态学学科诞生背景的研究

语言生态学学科诞生的主要背景是经济全球化和生态环境恶化，我国学者敏锐地关注到了这些背景，开展了系列研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1.对经济全球化背景的关注。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世界各国的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服务活动等形成全球范围的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过程会改变语言的生态，甚至导致语言的消失。韩军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大潮的冲击下，作为人类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和载体的语言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语言濒危已成为突出的全球性问题[12]。范俊军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曾经需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才会发生的语言衰变和消亡, 如今几十年就可能完成，这种现象已经成为当今生态危机的组成部分。濒危语言问题已经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语言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13]。梅德明指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交通及传媒的现代化，以及各国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弱势语言陆续走向濒危已是不争的事实[14]。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学者归纳了语言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考察了我国境内部分濒危语言的分布和使用情况，但主要限于对语言消失现象的简单观察，并未深入研究语言消失的生态原因，对语言生态也没有进行定量定性评估，后续研究应该聚焦语言生态危机，加强实证性和对策性研究，提出实现语言多样性的生态规划设想。

2.对生态环境恶化背景的关注。自工业化以来，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但同时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问题引起全人类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前后，全球生态危机日益加剧，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生态学眼光看待世界，生态环境的恶化也引发了语言工作者对语言生态的研究。德国、英国、奥地利、丹麦等国语言工作者把视角投向了语言以及语言学研究本身，把语言与其所处的环境进行分析，深入推动了语言生态学的研究。生态环境恶化也引起了我国学者的思考与探索。范俊军认为，90年代全球生态危机使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变得极为严峻，学科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促使语言学家思考：在生态保护视野下，语言有哪些变化，语言学、语言学家能够对语言生态平衡做些什么，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15]。他的研究成果归纳、总结、评述了国外生态语言学理论，也对我国语言生态危机的若干问题进行了透彻分析。蔡永良认为，语言生态学起源于语言接触的讨论，该学科的发展与人类语言急剧衰亡有紧密联系[16]。段李敏认为，科技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不断恶化的全球生态环境，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生态问题，生态学理论渗透至众多学科，20 世纪的语言学受到其他相关学科的影响，与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相互交叉，诞生了许多新的语言学分支学科，生态语言学就是其中之一[17]。韩军认为，生态学在上个世纪70年代迅速发展，被广泛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出现了社会生态学、城市生态学、文化生态学、教育生态学、经济生态学、环境生态学等交叉学科。语言生态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2]。可以说，近十年以来，语言与生态之间的关系问题不仅是国际学术界的热点，也是国内语言学界的主要话题。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已受到国内语言学界的普遍关注，但研究领域较窄。语言生态学属于交叉学科，应该得到语言学、社会学、哲学、生物学以及生态学诸领域的共同关注，但目前的研究者基本上是语言学家。此外，国内语言生态学研究大多从语言和语篇的角度出发探讨语言的文化生态环境，强调语言的生态保护，缺乏对语言的批评研究和微观研究，在学科视野上有比较大的局限性。

(二)语言生态学学科属性的研究

学科属性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的13个学科门类、110个一级学科的学位体系中，这个学科应该归在哪个学科门类下面；第二种含义是指这个学科的上位学科是什么，是从属于自然科学还是从属于社会科学。

我国学科体系中，语言生态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华南农业大学设立了生态语言学研究所，并且在一级学科“生态学”下面设立了“语言生态学”二级学科博士点，但我国还没有国家级的生态语言学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作为中国最高的学术研究机构，中国社科院也没有设立相关的学术机构，未召开过相关的学术会议，没有从事高级别研究人员的培养。

一些学者关注并探究了语言生态学的学科属性。冯广艺从该学科的上位概念——生态学出发进行分析，认为生态学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语言生态学也自然而然地具有生态学属性、从而也就具有了自然科学的属性；而语言学又具有社会性，因此语言生态学又具有社会科学属性。他认为，从学科性质上说，语言生态学是语言学和生态学的交叉学科，具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双重属性，应当把语言生态学与社会语言学并列，置于语言学学科之内[10]。目前，国内语言生态学还没有独立形成自己的语言学理论，尚未出现像在语言学和心理学领域引发认知革命的乔姆斯基和创立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韩礼德这样的公认的权威人物，学术界对于语言生态学的学科性质的看法还存在很大的分歧。不过，我们相信，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学科属性也必然最终能够得以确定。

(三)语言生态学研究对象的研究

上文提到“语言生态学”和“生态语言学”两个术语，大部分的研究者并未对之进行区分，他们认为这两个术语的含义是完全相同的。但对于有些学者而言，这两个术语的涵义不一样，其研究对象也不一样。对这些研究者而言，“语言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研究语言与生态环境(主要是社会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学科研究中，采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将语言环境与生态环境作隐喻类比，揭示语言的生态环境(社会生态)对语言生存、变化的影响及其规律，对语言生态危机提出对策；而“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研究语言与生态环境(主要是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重点研究语言对自然环境发展、变化产生的影响，寻求语言在改善生态环境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中的作用。前者是豪根开拓的路径，后者是韩礼德模式。

国内也有学者认真区分了这两个术语，认为它们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比如，学者陈茜在研究语言与生态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过程中，发现语言生态学和生态语言学两个概念有所区别,她对语言生态学的学科背景、研究对象、学科基石、学科性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成果作了比较详细而深刻的分析，并对其与生态语言学的关系作了深入的辨析。她认为：语言生态学是对语言进行生态学研究，或者说是从生态学角度研究语言的发展与变化[18]。

我们认为，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两者应当包含在范围更广的统一研究之中，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广义的语言生态学，而将所谓的韩礼德模式称为狭义的语言生态学。我们主张广义的语言生态学研究，在这种研究中，狭义上的“语言生态学”和“生态语言学”应当是相互补充的，它们的研究对象是语言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我们的主张是，语言生态学既要研究环境对语言的影响，也要研究语言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蔡永良认为，语言生态学是一门研究语言与语言之间、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学科，关心的内容不仅有语言的问题，而且包括生态环境的状况[16]。黄国文认为，语言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的生态因素和语言与生态的关系，揭示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作用[19]。这些学者的观点和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

我国现有的语言生态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绝大多数都是在引进西方语言生态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并结合我国语言生态现状而发展起来的。我国学者在引进和结合方面做得较好，但理论创新不够。我们应当利用本土丰富的语言生态资源，开展实证研究，关注语言多样性以及语言的发展状态；从政策层面上提出保护濒危语言的建议，贡献语言规划设想；从生态学视角分析、研究生态环境尤其是社会生态(经济全球化、社会变迁、语言霸权等)对语言生态的影响，等等。只有创造性地开展研究，才可能在理论上有所突破，产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三、我国语言生态学研究的前景展望

中共十八大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应对中国严重的生态矛盾、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决心和信心。在五大文明建设过程中，语言生态学将语言生态问题摆在人们面前，促使人们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语言生态问题，以实现语言与生态两个主体的和谐发展。语言生态学作为语言学内部的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既可以给国家语言政策与规划提供咨询服务，又可以为语言生态环境的构建提供策略和措施；既可以创造和谐的语言生活，又可以为良好的语言交际氛围提供帮助，等等。我们应当在继续深入探讨语言生态学理论的基础上，开展语言生态学的应用研究和实践研究。

(一)继续开展语言生态学的基础研究

语言生态学的基础研究对象包括语言生态学的学科特征、核心概念、发展历程、学科代表人物、代表性著作、代表性思想、代表性研究机构，以及它与语言学其它分支、生态学其它分支的关系等。语言生态学学科有交叉性、综合性、前沿性特征。作为一门生态学与语言学交叉学科，语言生态学既具有社会科学属性，又具有自然科学属性。因此，语言生态学应采取多角度和多学科综合的方法和技术解决语言系统中语言生态格局方面出现的新问题，例如强势语言与弱势语言问题、语言濒危与语言消亡问题、语言接触中的语码混用与语码转换问题、人们的语言态度与语言转用问题、人口迁移对语言的影响问题、社会的语言生态对策问题，等等。可以预测，语言生态学必然会成为一门与人们的语言生活密切相关的前沿学科，它的基本走向、研究进展和学术话语会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语言生态学的基础研究也包括以人类文明传承为目的，科学、全面、深入地分析语言生态学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特征、途径和模式；包括以第四次工业革命研究为基础，开展语言生态学与新技术相融合的路径研究；还包括在挖掘多元语言文化积极因素的研究中，重点探讨如何推广普通话以维护我国的国家文化安全等问题。

(二)开展语言生态学的应用研究

可以以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借鉴法律经济学的模型，开展“语言生态经济学”研究，分析语言生态保护和语言应用的经济收益。可以研究语言保护的成本与收益模式，分析不同国家语言培训的产业特征，比如分析孔子学院近期与中长期的投入产出比。可以以语言调查为基础，为政府的语言规划、语言政策服务提供政策咨询建议，解决经济社会中的具体问题，直接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服务。可以提出制定语言政策、保护方言、维护少数民族语言权利的“隆中对”，发挥语言生态学在处理共同语和方言的关系、共同语和民族语的关系，维护民族团结，促进语言生态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

(三)开展语言生态学的实践研究

首先，在人工智能化时代，可以利用高新技术手段对语言生态进行实时调查和全景式研究，调研不同地区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语言使用上的表现和特征，动态考察地区乃至全球的语言生态，全面了解人类语言的结构变异和功能变化，进而为政府制定语言政策、为教育机构实施语言教育提供科学依据。

其次，在全面深入开展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基础上，适时提出“语言生态教育学”学科建设设想。语言生态教育学应该以语言生态学为依据，基于语言生态学理论，对语言规划，语言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手段、路径以及效果进行全面分析和研究，为语言生态系统的保护以及和谐平等的语言文化环境的创造提供可持续的人才支持。同时，通过学科建设，对制定科学的国家语言规划、确定合理的语言政策甚至开展方言立法提出建议。

最后，加强语言生态学研究成果的国际交流。主动参加或主办语言生态学的区域性、国际性会议，传播我国语言生态学研究的成果，为促进世界语言生态的和谐、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