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陈鹏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

2008年以来，朱子学研究空前火热，各类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在此基础上，作为在朱子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知行观，自然而然地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经笔者粗略统计，在2008年至2018年的11年中，以朱子知行观为研究对象的期刊、报纸论文逾100篇，涉及朱子知行观研究的硕、博士学位论文达10余篇，且有多部学术著作对朱子的知行观有所论述(1)本文所涵盖的时间区间为2008年1月至2018年12月，文中所载朱子知行观的研究成果及其统计数据来源为中国知网、读秀图书搜索与文献传递系统、中国国家数字博物馆、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Airiti)等，同时还参考了谢水华先生编写的《朱子学研究论著索引(1990-2015)》(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一书。因笔者学识所限，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敬祈方家指正。。回顾2008年至2018年学界对朱子知行观的研究，笔者发现存在以下三条研究主线：第一，部分学者试图对朱子知行观进行多维度的新诠释，以便重新确认朱子知行观的核心特质；第二，一些学者通过将朱子与其他学者的知行观进行对比，进而在差异对照中呈现朱子知行观的新意涵；第三，学者们还热衷于将朱子的知行观创造性地化用到治国理政、道德教育等现实生活的诸多方面，挖掘朱子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返本开新：朱子知行观的多维诠释

知行问题贯穿中国哲学始终。《古文尚书·说命》有“知之非艰，行之惟艰”[1]，首言“知易行难”的问题。在儒家哲学中，知行关系所针对的主要是道德知识与道德践履之间的关系[2]315-332。朱子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在构建理学体系大厦的同时完成了知行问题的主题化[3]244-253。自此，知行观成为中国哲学家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20世纪30年代，周予同就已指出朱子知行观的主要特点是主张“先知后行”[4]。20世纪70年代末，任继愈将朱子的知行观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知在行先、行重于知、知行互发[5]，渐为后来学者称引。陈来《朱子哲学研究》[2]317、朱义禄《<朱子语类>选评》[6]等在谈到朱子的知行观时均直承任先生之说。此外，陈荣捷较早地指出朱子的知行观乃“知行合一之先声”[7]，在学界亦有较大影响。

2008年以来，随着朱子学研究的深入推进，学者们开始从多个维度对朱子的知行观进行新的诠释。这种“新的诠释”可析分为四个方面：首先，学者们开始倾心于利用新的材料、站在新的研究视角对朱子知行观主要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透视，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如魏义霞认为，朱子知行观三个方面的内容紧密联系、缺一不可：知行相互依赖(知行相须)是总原则，知先行后和以行为重是具体操作；知先行后强调行以知为指导，以行为重突出知依赖行的贯彻，不可将朱子知行观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孤立或夸大[8]。江求流在辨析了朱子思想中的“知”“行”范畴之后指出，朱子所言的“知先行后”是想提醒人们要在知道“做什么”和“如何做”之后再行动，“行重于知”是朱子试图确立道德实践的根本地位，而“知行相须”则使得朱子的知行之辨具有避免沉浸于理论的思辨(知)而消解实践(行)的可能性[3]244-253。林维杰秉持诠释学的研究视角，对朱子知行观的研究更重视道德学取向的认识与实践要素。他发现，朱子的知行观实际上展示了“认识论”和“实践论”两方面的探索：借由认识途径所建立的道德知识，必须在实践(力行)途径中加以印证，实践亦提供一不断深化此知识的可能性；而这样的道德实践也必然包含了涵养的修养论，亦即由认知所生发的实践总是不断反思地携带“领具”理的心体一同投入，并在此投入过程中要求主体的存养净化以期进至心静而理明[9]。

其次，部分学者不满于将朱子知行观固化为“知在行先、行重于知、知行互发”三个方面，而试图重新发掘与提炼朱子知行观的核心内容。杨翰卿撰文指出，朱子的知行观是“行重知要”而不是“行重于知”，是“知行合一”而非截然的“知先行后”[10]。同时，一些学者开始站在陈荣捷观点的延长线上，强调朱子的知行观并非主张“知行割裂”而是认同“知行统一”。庞玉勇认为，朱子看到了“知”与“行”之间相互对立、相对独立的一面，也看到了“知”与“行”之间相互统一的一面，“知行结合”是朱子道德知行观的总原则[11]。傅小凡指出，朱子虽然将知与行切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但他同时主张通过行可以使知更深刻，经过亲身经历的知比间接的知更明晰，更富有意味，知行关系的先后也是相对的，并且“行可以验知”，在这一层意义上，可以将朱子的知行观称之为“知行统一观”[12]。石磊昭揭出朱子的知行观存在着知行合一的本体态与非本体态两种形态,但无论何种情形,朱子都主张要知行合一[13]。

再次，学者们的研究由“广大”入“精微”，开始对朱子知行观中如“真知”等一些关键性的概念进行深度辨析。傅齐纨指出，朱子用“真知”来应对“知而不行”的道德失败，这是一个包含实践性在内的概念，只有形成“真知”来克服意志软弱，才能避免道德失败，实现“知行合一”的理想状态[14]。东方朔试图阐述朱子的“真知”概念所包含的动机效力。他认为，朱子所言的知(真知)不仅是对“所当然之则”之知，也是对“所以然之理”之知，而这种“所以然之理”原在自家身心上，经由反省体验而得，因而具有在道德行动中如此而不如彼的动机效力[15]。姜妮伶揭示出朱子所言的“真知必能行”不仅指向知的广度和深刻感，也内含了一种经由心所认可并落实在具体道德践履中的真实确信，试图克服意志软弱。但她同时强调，朱子对意志软弱的分析缺乏对理论前提自明性的合理解释,未能为自觉的道德行为提供充分的动力[16]。

最后，还有一部分学者试图从朱子学的整体视域去审视朱子的知行观，以便能清晰地展现出朱子知行观在朱子思想中的作用与地位。魏义霞认为，朱子提出的道德修养工夫是对其知行观的贯彻、落实和具体化,不仅与知行观一起证明了道德实践和道德教化的可行性、必要性，而且从实践上回答了知、行的具体操作问题[17]。杨雅男讨论了朱子的蒙学思想与其知行观的内在关联,从知行观的角度铺展出朱子蒙学思想笃行、重践履的特色[18]。朱人求提出，在朱子思想体系中，小学与大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小学是大学的基础和前提，大学是小学的必然归宿。朱子的小学与大学在本体、认知、工夫与境界上都是贯通的，具体体现为理即事、事即理、知行相须、敬贯始终[19]。夏芬亦主张朱子在大学格致功夫之前强调要践行小学持守功夫，并将朱子所提倡的为学进程概括为“行—文—行”或者“行—知—行”两种模型[20]。彭卫民关注到了朱子的“知行观”与其礼学思想的关系。他认为，朱子建构礼学秩序，最终是要借助“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来进一步解答“于国家所以崇化导民”的共时性问题与“礼从先进之意”的历时性问题[21]。康宇指出，朱子将工夫分为“实践”与“涵养”两个部分,通过“知行”“读书”“诠释”等相互关系的探讨,建构出以“体验之学”为特征的经典诠释学说。而且，该学说以工夫论为核心理论,讲究“身心一体”、知行间既有先后又有平行,并兼具“诠释循环”特质[22]。

二、洞隐烛微 ：朱子知行观与诸家的对比

远溯先秦，孔子、墨子、荀子等皆对知行关系有过论述。逮及宋世，学者们将对知行问题的探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几乎所有建构了自身哲学体系的哲学家都会提出一套契合其哲学思想特质的知行学说，如二程的“知行均难”“先知后行”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王船山的“行可兼知”“知行兼资并进”说等等。因此，自2008年以来，学者们普遍认识到，通过将朱子的知行观与其他理学家进行比较分析，不仅能更加深刻地体察朱子知行观的独特之处，更能在相互比较中勾勒出儒家哲学脉络中理学知行观的发展演变轨迹。

如何将朱子回置到他所处的时代之中，进而对朱子及其师友、弟子、后学的知行观进行比较，成为学界研究朱子知行观的一条新径。如曾亦通过对比朱子与湖湘学派学者的知行观，发现朱子早期曾为了批评湖湘学派学者“先察识而后涵养”的观点，而倡言“先行而后知”，即“主敬致知”论[23]。彭启福从诠释学的角度比较了朱子和陆九渊的知行观。他认为，朱子的理学归根到底是一种道德哲学，因此“道德践履”始终没有逸离朱子的哲学视界，但“知先行后”的知识论立场，使得他更多地考虑了“格物穷理”的认识论问题，并因此发展出了“会万殊于一贯”的方法论原则；而陆九渊的心学诠释学始终倡导“知行合一”的实践论路向，更加注重在实践论层面上如何实现从“普遍”到“特殊”、从“一般”到“个别”的贯通，开启了中国哲学发展中一种新的实践论诠释学路向[24]。连凡则指出，朱子与陆九渊的知行观在“行重于知”“知先行后”等观点上是相近的，不同的是他们对“知”“行”范畴有不同的理解，陆九渊重视“尊德性”，因此其知为“道德知识”，其行为“道德践履”，朱子崇尚“道问学”，故其知可容纳纯理论知识，其行可包括学习读书等纯求知行为[25]。

朱子与王阳明，作为宋明理学中两座难分轩轾的高峻山峰，两者知行观的对比一直是学界的研究热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学者都在孜孜探求朱、王知行观之间的共性或融通的可能性。魏义霞发现，朱子和王阳明的知行观虽有不同，但是两者有共同本质。众所周知，“知行合一”是王阳明知行观的核心命题，也是历来学者们所认为的朱、王知行观之分歧所在。但通过剖析，王阳明所讲的“知行合一”包括“知行并进”“知行本义合一”“知行互相包含”三层基本内涵，实与朱子并无本质区别[26]。李训昌从“知、行范畴的界定和使用”“知先行后、知轻行重和知行合一”“知行并进与知行本体”等三个方面对朱子、阳明的知行观进行了比较研究，并认定王阳明的知行观对朱子的知行观的继承要大于批评[27]。蔡龙九发现，朱熹与阳明论述“知行”虽然各有“不同”之强调处，但阳明的“知行”内涵明显包含朱熹的“知行”，而朱熹论“知行”的细部内容与目标也是回到阳明的“知行”主轴。因此，在实践上来说，朱、王的“知行”自然可融通；在理论宣说上来说，朱、王的“知行”虽有不同，然实有可互补之处[28]。郭晓林认为，世人对朱子知行观的误读，导致的是伪善及其合理性辩护的可能，而王阳明的知行观恰是对此问题予以补救；但是王阳明的知行观表现出一种道徳理想主义倾向，某种意义上忽视了其致知过程无法逾越的学、思环节。因此，无论是朱子还是王阳明,其“知行合一”观的最后归宿都是超验的道德理性[29]。周翌[30]、张品端[31]等也试图从阳明知行观对朱子知行观的承继与发展的角度分析朱、王功夫论的融合与相契。当然，亦有学者着重于凸显朱、王知行观之间的差异性。如夏之奎指出，在知行本体上，朱子主张“知先行后”，而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即王阳明把知和行看成是一个事物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知与行同时存在，且不分先后；所以他认为王阳明的 “知行合一 ”是对朱子“知先行后”的“补偏救弊 ”，并强调朱子、王阳明知行观之异大于同[32]。另外，自辛亥鼎革以降，部分学界前贤就曾对朱、王之间知行观的比较予以了关注。2008年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对这些学界前贤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述评与反刍，亦在一定程度上为当今朱、王知行观的对比研究提供了一些启示。陈复从唐君毅对王阳明心学进行诠释与评价的角度，展现出唐氏对朱子“知先行后”的知行观与阳明“知行合一”的知行观予以了怎样的对比[33]。乐爱国通过对唐文治的学术研究进行述评，认为唐文治撰 《阳明学术发微》和《紫阳学术发微》，是试图通过分析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所引述的朱子书信明确“朱、王二家之学，实有殊途而同归”，尤其是唐文治认为王阳明讲的“心即理”与朱子的“性即理”实有所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朱子的“知先行后”并不相悖，从而提出“阳明学通于朱子学”的论断[34]。

除却朱、王之间的知行观对比外，将朱子与后世理学家的知行观进行对比亦是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曾天雄、罗海云从朱子“格物致知说”和曾国藩“格物诚意说”之间的比较着手，拓展到对朱、曾二人知行观的比较，并论证了曾国藩的知行观在“知指导行”“行重于知”“知行统一”等观点上对朱子乃是一脉相承[35]。单正齐对比了朱子与陈淳的知行观，指出陈淳相对于朱子来说更为强调“知行一套事”与“知让行益切，行让知益精”的观点，可归纳为“知行交互并进”说[36]。高琼将薛暄知先行后、知行两得、知行兼尽的知行观与朱子的知行观进行了比照，细致分析了薛暄知行观对朱子思想的传承与改造的诸个方面[37]。张如波对朱子与黄震的知行观予以了对比，发现黄震针对后世儒者空发议论而不躬行的弊病，十分强调“躬行”，反对脱离践行的空洞议论，从而在朱子知行观的基础上，发展出“知行相顾并进，知日以精而行日以备”的观点，提倡“知行相须并进”之说[38]。宋寒兵比较了许衡与朱子的知行观，认为许衡的知行观具有重视体认本体与道德修养的特点，强调真知笃行统一并进，在主体上传承于朱子，但同时也吸收了陆九渊的“先乎讲明而后践行”的知行思想[39]。在张立文的《朱子与李退溪思想比较研究》一书中，他特意比较了朱子与李滉的知行观，并指出李滉的知行观承自朱子，可精炼为三个方面：即“先知后行”“知行相互发明”“践履真知”[40]。张华则主张，李滉在知行问题上虽然坚持了朱子那种将“知”看成先天认识的唯心论观点和把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当做“知”与“行”的对象和目的的基本思想，但是，在知行的相互关系上，李滉改朱子的“知先行后”为“知行并进”“互为先后”，变其“行重于知”为“相互轻重”，这从认识论的角度上看，不能不是一个进步[41]。杨华祥、宋显将朱子的知行观与清代实学的知行观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朱子的“知先行后”和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到底都是在做格心的工夫，而明清实学实现了从德性之知到闻见之知的转变，强调要从不断变化的“气”中去探求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规律，提出了“知行相资，以行为贵”的知行观，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直接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兴起[42]。顾红亮对比研究了贺麟与朱子的知行观，指出贺麟不仅区分了自然的知行合一与价值的知行合一，而且在价值层面上，继续区分理想的价值的知行合一和直觉的价值的知行合一。贺麟从纳行于知的进路来扩展知识论，打破传统知识概念局限于命题性知识的藩篱，把德性之知、信仰之知、道德修养所得的默会之知纳入知识范畴[43]。

朱子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知行观的对比亦成为近年来学界研究的一个新维度。如赵文超指出，朱子在知行关系中提出的知行合一、行先于知、行重于知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认识的真实面貌和辩证过程，这些都表现出儒家思想中的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有着某种相通性的特征[44]。

三、经世致用：朱子知行观的当代价值

朱子的思想形成于其拯救世道人心的社会实践之中，这决定了朱子知行观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每一个时代的问题虽有相异之处，但也有相通之处，这就使得朱子知行观的部分内容能跨越时间的长河而不褪色，甚至对当今的现实生活依旧能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这一点显然已经被学界敏感地把握到了。

朱子知行观对现代社会的治理与道德教育功能，是学者们颇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如王堃从女性伦理学的角度解读朱子知行观的当代意义。她认为，朱子以知行相须、博文约礼、下学上达一系列具有坤德特点的工夫论作为基础，发展出了富有平等意涵的“月映万川”的女性伦理学。女性可以通过同样的知行工夫使天理客体化为自身的明德，由此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形而上学地位；这种形而上学以注重下学、礼卑的工夫论为主体，更能赋予坤德行权责任的实质，为女性伦理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现实空间[45]。杨宗建通过细致论证，强调朱子知先行后、知轻行重的伦理道德学说对当今的官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46]。

朱子的知行观对当代大、中、小学教育的启迪作用，早已为相关学者反复讨论。姚进指出，朱子反复申论道德修养只有两件事：理会、践行，而“功夫全在行上”，这种“知行合一”的原则，亦成为朱子道德教育的基本方法与路径，对当今教育工作仍具有启迪意义[47]。庄梅兰昭揭出朱子知行统一的德育方法对当前高校的道德教育具有以下启示：一是高校德育要深化学生对道德知识的认识和理解；二是要加强道德实践，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三是要做到以知导行，以行促知，知行统一[48]。李小燕发现，朱子强调道德教育要将知与行两方面结合起来，要求学生不仅要获得知识学问，推究义理，还要用实际行动去验证学到的理论知识[49]。杨铮铮认为朱子的知行观直接构成其“致知力行，知行并重”的教育过程论，对立统一、辩证思维的教育方法论，从而构建起朱子博大宏深、体系完备、见解独到的教育哲学思想，迄今仍对当代教育有借鉴意义[50]。阮慧玲从语文教育论、语文建构论、语文教学论三大块出发，结合新课程标准和当下语文课堂的教学实际，阐述了语文格物观、知行关系观、教材编撰观、复本求义观、个性解读观、兴味涵咏观、阙疑明辨观等朱子思想中的教育菁华，并认为这些思想将有利于推进现代语文教育教学[51]。

值得注意的是，朱子知行观对地域文化精神的影响也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如林怡指出，以朱子为代表的“闽学”的学术旨趣在于：经世致用。从知行观上来说，朱子将“知”贯彻于“行”，力求在“践履”中做到知行合一，这样的实践精神，构成了“闽学” 鲜明的学术品格[52]。

四、总结与展望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在2008年至2018年的11年间，学界对朱子知行观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提出了很多有学术价值的真知灼见，无论是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是质量，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我们也发现，当前朱子知行观的研究还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学界对朱子知行观中一些核心概念的讨论仍显不足，而某些研究较为成熟的话题则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重复建设”的现象；二是少数学者对朱子知行观相关文献的掌握不够充分，以致他们在进行朱子与其他学者知行观的对比研究时显得过于简单化、模式化，另外，部分学者对朱子知行观当代价值的探索也表现出不够深入与精准的问题；三是当前朱子知行观的研究成果多为单篇学术论文，缺乏以朱子知行观为研究主题的学术专著等。

因此，在下一阶段的朱子知行观研究中，笔者认为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首先，要全面深入地掌握与朱子知行观相关的文献材料，提高文献分析与思考能力，同时，综合运用跨学科研究、实证研究等研究方法，大力吸收西方哲学的理论资源，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对朱子知行观研究中核心问题、细节问题的讨论推向纵深；其次，不仅要将朱子的知行观置于其整个思想体系中予以考量，还要将朱子的知行观放在理学知行观的发展脉络乃至中国哲学史之历史长河中进行审视，目光四射，力图准确地挖掘出朱子知行观的核心特质，以便在新时代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软实力的视域中实现创造性地转化；最后，要专注于朱子知行观研究这一主题，主动总结与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深耕细挖，以期创作出一批有价值、有深度的朱子知行观研究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