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柱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北京100102）

2018 年春天，李久昌教授与我谈及，他计划将自己近年来所撰写的有关汉唐两京长安与洛阳的相关历史地理研究论文结集出版，我当即表示希望能够早日拜读他的大作。由于长期从事古代都城考古，古都长安与洛阳研究一直是我十分关注的学术内容。久昌教授是目前国内学术界研究汉唐两京历史地理的著名学者，我十分期盼能够尽快了解他在这方面学术研究的新进展、新成果。不久前，久昌教授将其论文集《两京与两京之间历史地理研究》书稿给我，并嘱我作序。

《两京与两京之间历史地理研究》实际上是一部学者的“专题文集”。作者集中研究的是古都长安与洛阳，其中涉及的研究内容很多、很重要，如作为古代都城的“选址”理论的研究、长安与洛阳“两京制”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夏代都城“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空间结构特征、早期商代都城“偃师商城”遗址的“个案”布局形制及西周洛邑成周的都城地位，以及西汉定都长安与此后汉唐“两京制”的全面开启、东汉洛阳城的礼制建筑群与“文化区”的形成与特色、唐代长安驿站与道路的研究等。

上述研究的许多学术问题，应该就是美国学者罗伯特·芮德菲尔德所说的人类历史中的“大传统”（罗伯特·芮德菲尔德著、王莹译：《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也就是我认为的“社会主导文化”或称“国家文化”。比如，久昌教授的《周公“天下之中”建都理论研究》《“天下之中”与列朝都洛》，看起来是作者就都城选址的研究，其实都城选址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从来都被视为国家“大事”，是国家的重大“政治工程”。因为“择中建都”在中华历史文化上与国家的管理理念直接相关，都城对于国家而言必须“择中”而建，以体现国家统治者对“全国各地”“东西南北”的“公正”“公平”“公允”，这种“空间”位置折射出的是国家的“中和”哲学理念，即中华优秀历史文化的“基因”。

地理学实际上是研究“空间”的科学，历史地理学应该是研究“空间”历史变化的科学。《偃师二里头遗址的都城空间结构及其特征》一文，突出反映了作者在研究其空间内涵中，把“大传统”作为统领都城、宫城研究的基本学术定位，能够从历史发展变化的“本质”上进行深层次探索、研究。

古代都城文化中的“形而上”文化是其“核心文化”，古代都城作为古代国家的“文化礼仪活动中心”，集中体现了其“社会主导文化”与“国家文化”性质。久昌教授在《南郊、太学与文化区：东汉雒阳城南文化区的形成》一文中，通过对东汉洛阳城的研究，使人们认识到古代都城研究的“取向”，古代都城文化实际上是古代都城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古代都城文化的“主导”与“本质”是“政治文化”，这是当初的政治功能所决定的。

《两京与两京之间历史地理研究》的另一个内容集中在崤函古道研究方面，崤函古道方面的学术研究，是作者最见功力的。崤函古道与洛阳、长安密不可分，汉唐时期正是崤函古道将两座古代都城连接在“一起”；也正是崤函古道，使洛阳与长安两京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也使中原历史文化（或称大中原文化）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根文化”“社会主导文化”。追根溯源，孕育“中华文明之源”的庙底沟文化正是通过崤函古道走向中华大地的东西南北，使之成为在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秦王朝之前，中华古文化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考古学文化。《崤函古道的时空演变与历史文化价值》《崤函古道的起源与早期形态研究》等文章，突出反映了作者的上述学术思想。久昌教授以历史地理学作为切入点，紧密结合考古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以“跨学科”“多学科结合”方法，进行了深入而有理、有据的科学研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科学论断，这是当前此类研究中十分难能可贵的！

久昌教授关于崤函古道的“微观”研究，也是非常突出的。他的《西周两京制度与崤函古道交通》，通过崤函古道探讨了西周早期开创的关中与洛邑之间的“政治关系”与“国家理念”；在《崤函古道形成的历史地理基础》一文中，作者从史前的“彩陶之路”到汉唐盛世开启的“丝绸之路”，突出了崤函古道的关键性作用。2014 年，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丝绸之路”申报成功以后，我们发现作为“文化遗产点”的“丝绸之路”的“真正”之“丝路”只有三门峡地区的“崤函石道”一处可以确认为“原汁原味”的“丝绸之路”。

《两京与两京之间历史地理研究》即将面世，我认为应该感谢久昌教授为社会与学术界奉献了这样一份“精神大餐”。他的严谨治学态度、多学科结合研究方法在本书中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对学界与社会将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