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连利

在微信朋友圈中，笔者发现经常有人转发关于“轻松筹”“水滴筹”等为病人筹款的内容。这种新的传播中介如何将求助观念转化为物质性的力量？“轻松筹”“水滴筹”等新兴网络众筹模式相比于传统的红十字会组织有哪些区别？笔者将在下文展开探讨。

一、权力关系和差距关系的弱化

红十字会是一个从事人道主义救助事业的国际性社会团体，起源于19世纪欧洲的战地救护。从1863年世界上第一个红十字组织诞生，至今已发展到175 个国家，成为全球性的组织。中国红十字会于1904年成立，为减轻战乱和自然灾害做出了重要贡献。“轻松筹”成立于2014年，是一款通过朋友圈实现好友互助的服务平台，它的经营范围为“众筹”。“轻松筹”在国内开了大病众筹的先例之后，越来越多众筹平台兴起。2015年，“无忧筹”举行上市发布会。不同于“轻松筹”和“水滴筹”的集体过审，其采取一对一的志愿者指导，且有三次取款机会。2016年，“水滴筹”创立，相比于“轻松筹”，其传播覆盖面更大，能在QQ、微信、微博同步传播。表面上看，中国红十字会是线下传播中介，有实地的宣传和捐款活动；而“轻松筹”“水滴筹”是线上传播中介，在网上宣传转发并进行线上筹款。但事实上，“轻松筹”“水滴筹”等网络筹款平台背后也有一个无形的“组织”，由团队开发出这个技术并负责运营。只是现在的“组织者”相当于中间环节，由需要筹款的人发出申请，反映他们的困难或者梦想，而“轻松筹”运营方负责审核，审核通过后再放到“轻松筹”平台上筹款。这时的运营方扮演中间媒介的角色，没有太明显的等级分化。德布雷认为：“信息扩散的双重性是，一方面建立一个重新扩散者的团体；同时在团体中建立权力关系和差距关系。这种关系使得短暂的传播通向长久的制度。”①中国红十字会是典型的组织结构，有组织就意味着有等级分化，在筹款时由中国红十字会发起，又由它负责把钱捐给需要钱的组织或者团体。这个过程中，它一直是显性的存在，权力凌驾于捐款者和被捐款者之上。而捐款者和受捐者又存在明显的差距关系，由经济情况较好的人去帮助经济情况较差的人。网络众筹平台打破了这种权力关系和差距关系，运营方成为一种隐形的存在，大家看到的只是一个为需要帮助的人筹款的网络技术平台。网络众筹平台大多建立于微信这种以熟人传播为基础的媒介上，熟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大大弱化了原先的贫富阶层的差距关系。

但弱化不代表消失，原先平台的权力关系以及求助者和捐款者的差距关系转化为求助者之间的差距关系，一样是弱者的自我身份建构，但求助者得到的筹款却有所不同。有学者提出，在“六度传播”理论下的互联网环境中，以微信的人际圈层不断转发的传播效应，这些熟人社会的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会不断地发生发酵和放大效应，理论上可以覆盖每一个处于传统结构之下的中国人②。理论上是如此，但实际上求助者的亲缘关系和所接触的群体身份有所不同，而这些同样形成一种差距关系，影响着求助者的目标金额和所筹到的资金数额。

二、新意见阶层的产生：求助者的话语权回归

德布雷认为：“新的媒介培育新的社会阶层，自然产生新的社会意识和社会敏感性，我们可以把这称为与传统意识形态拉开距离的‘新意见阶层’。”③“轻松筹”等网络众筹的新形式给传统的中国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带来了冲击，求助者不再需要被代言，他们可以用文字和图片表达自己的苦难。红十字会的捐助对象是无差别的困难群体，但是它忽略了困苦中的人群也是有差异的。而网络众筹平台可以帮助具体的个人，每个人的苦难都有所不同，希望筹到的目标金额也有所不同。在传播过程中，网络众筹平台有别于中国红十字会自我宣传的主体叙事，求助者和捐款者的交流互动成为被关注的重点。

人类社会对权力的认知和追逐首先从对信息（内容指称）传播（集体组织）的重组开始，进而开创了各种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要进行传播就需要有组织，要有组织就意味着要有意识形态及其代言人④。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官网上，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与红十字会相关的照片以及国家政府对红十字会的正面评价，并有地震和洪涝等自然灾害发生时红十字会的实时救灾情况。无论是政治领导人还是赶赴灾区的救援队，都是红十字会传递正能量的代言人。但是在这里，我们却无法直观地感受到那些需要帮助的群体的真实状况，弱势阶层的话语权被红十字会自我宣传的主体叙事取代。

与中国红十字会不同的是，“轻松筹”等网络众筹平台是给求助者自我表达的一个平台。在平台上的文字叙述中，求助者有着他们特定的自我表达方式，直白质朴的语言配上患病者的照片，加强了信息的真实性，更能引发捐款者的同情。此外，相比于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主体叙述，“轻松筹”只是求助者和捐助者中间的一个客观存在，把话语权交给需要帮助的人自身，这样就把关注点放在了人身上而不是平台身上。传播的本质应该是关注人本身。

三、商业保险广告的话语介入

在求助文本的页面、文本下方的捐款者评论，以及众筹平台微信公众号上，会看到“微信众筹保险”和商业保险公司的广告信息。笔者选取了10 个样本，患病者或求助者以务农为生的有4 个，职业为普通工人的有两个，义务教师为1 个，上班族1 个，其他两个家庭则透露自己是普通家庭。农民和工人群体大部分没有稳定的医疗保障，也没有购买保险的意识。笔者从“水滴筹”平台上选取的的5 个样本均显示无商业重疾保险。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虽然在不断健全，但是还面临着很多问题。《中国发展观察》中的《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成就、形势与展望》一文提到，我国慢性病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比例高达86.6%，造成的疾病负担已占总疾病负担的70%，成为影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⑤。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在医疗保障不够健全的情况下，商业保险成为医疗保障的有力补充。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个人而言，购买商业保险都是有利的。因此“轻松筹”平台上出现了商业保险公司人员集体捐1 块钱的活动，并写下了“与其事后筹钱，不如事前买保险”。众筹平台也推出了相应的健康互助机制，预存10 元即可成为会员，一人生病，众人均摊。目前，这个互助机制的合法性还没有被确认，但也没有被否认。

商业保险广告的话语介入是对求助文本的重构，从值得同情的患病者转化为因为没有购买保险而只能向社会筹钱的人。无论是文本的话语生产者还是话语参与者，都成为保险广告的商业对象。从某种程度上说，健康互助的“微信众筹广告”和商业保险广告是对网络众筹机制的否定，暗示国民应该存钱买保险来摆脱罹患重大疾病时没钱治疗只能众筹的现状。

四、结语

网络大病众筹平台是基于本土国情出现的一种传播中介，给如今很多患大病没钱治的患者提供了一个求助机会，也为一些养老压力巨大的独生子女提供了分担压力的平台。但是关于“轻松筹”的伦理问题还有待讨论：应该变卖所有的财产，走投无路后才选择筹款？还是仅仅利用筹款解决自己的现存危机，不动用自己的原有财产？越来越多的求助信息意味着未来将筹到越来越少的款，因为文本参与者将会产生视觉疲劳，并且无法辨别求助信息的真伪。或许网络健康“10 元互助机制”和互联网保险将成为未来发展的方向。

注释：

①③④[法]雷吉斯·德布雷.普通媒介学教程[M].陈卫星，王杨 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163，29，16.

②李京丽.网络求助文本的话语研究——对“轻松筹”和“微爱通道”的三个案例分析[J].新闻界，2016(11):47-53.

⑤顾雪非，赵斌，刘小青.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成就、形势与展望[J].中国发展观察，2019(06):5-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