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振田

(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032)

关于《七略》称名之含义，也就是“略”之含义，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着眼于类别划分，以“略”表图书分类，如章太炎先生论云：“向时虽未箸《七略》，其与任宏、尹咸、李柱国分职校书，业有萌芽。故《隋志》已称《七略别录》……略者，封畛之正名。《传》曰：‘天子经略。’所以标别群书之际，其名实砉然。”[1]其二，着眼于详简对立关系，以“略”为与“详”相对之“简”义，如姚名达先生论云：“《公羊传》隐公十年：‘“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内大恶讳，此其言甚之何？《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公羊传》之意，盖谓《春秋》记国内之事较详细而记国外之事则较简单也。《七略》较简，故名略；《别录》较详，故名录。先有《别录》而后有《七略》，《七略》乃摘取《别录》以为书，故《别录》详而《七略》略也。”[2](1)他如王国维先生亦将《七略》之“略”解为了详简之“简”：“……所谓《别录》是也。其略出之目，乃谓之《略》。”王国维《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跋》，载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二十五史补编》本，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版，第15页。研究者通常二取其一，或以前者为是，或以后者为是。

大致言之，衡之《七略》文本形式上的特点，两种说法都有其合理性。例如，单纯就《七略》的确分为七个板块而衡之，章先生之论无疑是能够成立的，而再就《七略》确为据《别录》而来且较其为简来看，姚名达之论当然也能成立。然而，进一步思考，这两种观点实际上都还有着商讨的余地。以前者论，其一，关于图书的分类，六艺(六经)作为一个类别早已固定化[3]；诸子作为一大类别，《吕氏春秋·不二》《荀子·非十二子》《庄子·天下》等均有讨论，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甚至已明确进行分类(虽只有六类)，诸子之学已然成型；兵书作为一个专门的类别同样已经确立——汉初，张良、韩信有“序次兵法”之举，诸吕用事时专盗兵书，武帝时军政杨仆又“捃摭遗逸，纪奏兵录”(《汉志·兵书略》大序)，在这种情况下，刘歆在为所撰命名时又为何非强调图书的分类不可？(2)其余诗赋、数术、方技三类，事实上在刘向校书之前也已经各自形成了明确的类别：其一，刘向等诗赋、数术、方技之分类必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凭空而来；其二，“诗赋”之“诗”，《汉志》诗赋略之大序有云：“自孝武立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56页)知“诗”在时人那里必然是一个自足的类别；“诗赋”之“赋”，一方面当时涌现出了大批的赋家，另一方面时人于之也有着较多的讨论(详可参本书“《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赋类前三种分类义例再考释”研究专题)，故其也会被视为一个自足的类别；至于数术与方技，既然《史记》已有《律书》《历书》《天官书》《日者列传》及《龟策列传》，则其在时人那里被明确地以类别视之亦不令人意外。其二， 既然刘向在图书整理之初即已对图书做了分类，如《汉志》总序所云刘向校六艺、诸子、诗赋，任宏校兵书，尹咸校术数，李柱国校方技(《汉志》总序)——不事先对书籍进行分类，在书籍多有异本的情况下，整理工作将很难进行，亦即《别录》事实上是有类别划分的(3)关于这一问题，另可参邓骏捷《刘向校书考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7-68页。，既如此，刘歆又何须专门强调图书的类别划分，以《七略》为称名？其三，也是最为关键的，以“略”表图书的类别划分(“标别群书”)，虽可将《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等六略涵盖在内，却无法将《辑略》涵盖在内，因《辑略》并非著录图书，与《六艺略》等六略并不在同一个逻辑层面。(4)当然也可以这样说，刘歆虽以《七略》为称名而其着眼点实在于《辑略》之后的《六艺》等六略，《辑略》不过“陪衬”而已，然则，刘歆何不以《六略》称之，而非以《辑略》为“陪衬”，徒增模糊？尤其是在刘向等明确将图书分为六类的情况下，宁以《辑略》为“陪衬”，也要以“七”而称之，令人不解。以《六略》称，并不妨碍《辑略》继续编录于其中。《汉书·刘歆传》：“(刘歆)复领五经，卒父前业，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虽明言分类(“种别”)，然并不能据以认为《七略》之“略”即表分类，“种别”与“略”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略”不表分类，班固仍然可以说“种别为《七略》”。说刘歆“种别”为《七略》恐与事实有所出入，据《汉志》总序“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则在刘向整理图书之时，书籍即已有分类。事先不做分类，整理工作将无法顺利进行。既然已经分类，作为整理结果的刘向《别录》就没有理由再杂乱放置，不可分辨。故所谓“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当是班固就《七略》客观的外在形式而论，带有概而言之的性质。以后者论，《辑略》与所谓“先有《别录》而后有《七略》，《七略》乃摘取《别录》以为书，故《别录》详而《七略》略也”云云不符，因《辑略》并非是据《别录》省简而来。我们知道，刘向之时图书整理的工作并未全部完成，因此也就不可能有《辑略》母本之撰——《辑略》是站在形而上的高度，综合、整体思考的结果，既然刘向没有《辑略》母本之撰，当然也就不存在《辑略》是省简(“摘取《别录》以为书”)而来的可能了。《辑略》只能是刘歆所自撰(关于《辑略》为刘歆所撰，另可参下文所引阮孝绪《七录序》相关材料)(5)关于刘向有没有撰写《辑略》之母本，答案无非有三：其一，撰写了《辑略》之母本；其二，没有撰写《辑略》之母本；其三，虽没有撰写《辑略》之母本，然有相关之原始材料，包括想法。根据刘向并没有最终完成图书整理工作，而《辑略》的撰写又需以之为基础，以及《汉志》大序并无相关交代，我们只能说刘向并没有撰写《辑略》。假定刘向有相关之原始数据，包括想法，然却又无法以“略”称之，即刘歆《辑略》不大可能是由这些材料或想法省略而来。重要的是，刘向迫切需要完成的图书整理工作尚未完成，又怎么可能回头从事《辑略》母本之撰或者准备相关的材料？在“每一书已，录而奏之”，及时向皇帝汇报图书整理工作进展的大环境下，将图书整理工作尽快完成，自然是刘向的首要选择。。显然，关于《七略》称名之含义，还必须回到原点，摆脱其文本形式的影响，重加解读。

考“略”，除有“封畛”(分类)及“简”之义外，还有“要”“梗概”等含义。《逸周书·周祝》：“时之行也，顺至无逆，为天下者用大略。”朱右曾注：“略，要也。”[4]《孟子·滕文公上》：“……此其大略也。”赵岐注：“略，要也。其井田之大要如是。”[5]《庄子·大宗师》：“许由曰：‘噫！未可知也。我为汝言其大略。’”成玄英疏：“为汝梗概陈之。”又云：“为汝略言其要。”[6]前者之“梗概”据“略”而发(较之原文可知)，后者则直接以“要”释“略”；后者之“略言”亦为据“略”而发(较之原文及“为汝梗概陈之”可知)，其“略”与“梗概”同，“略言其要”即梗概言其要(“梗概陈之”)。《庄子·知北游》：“老聃曰：‘夫道，窅然难言哉！将为汝言其崖略。’”[6]据其句式，“崖略”与前引《大宗师》之“大略”所表之意相同，即“略”亦可解为“要”或“梗概”义。成玄英疏：“然玄道窅冥，难可言辩，将为汝举其崖分，粗略言之。”[6]“粗略”为据“崖略”之“略”而发，对比前疏，知所谓“粗略”大致仍与“梗概”同义。(6)南宋林希逸释“崖”为“边际”，释“崖略”为“边际粗略”，今人陈鼓应先生释“崖略”解为“梗概”，见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70页。陈廷敬、张玉书等《康熙字典》释“崖略”之“略”为“要”，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715页；陈玄荣等主编《类语大辞典》释“崖略”为“大略、概略”，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页；沈米成、宋福聚主编《古汉语常用字字典》释“崖略”之“略”为“大略、概要”，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592页。又，“略”有(土地、疆域的)“分界”义，引申而为“要”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凡举其要而用功少皆曰略。”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97页)，“崖”有“边际”义(王先谦亦释“崖”为“边际”：“崖，犹边际也。”王先谦《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8页)，与“略”之“分界”义可通，那么，再核之原文文意，“崖略”之“崖”就应也引申理解为“要”义。“崖”“略”并列成词，为并列结构。林希逸释“崖略”为“边际粗略”，与原文文意存在差距。成玄英疏也未能很好地传达出原文文意。《淮南子·本经训》：“其言略而循理，其行侻而顺情。”高诱注：“略，约要也。”[7]《淮南子·要略》，其“略”亦当为“要”或“梗概”义，“略”“要”并列成词，总言《淮南子》二十篇之旨趣。“要略”与《庄子·知北游》之“崖略”、《大宗师》之“大略”含义并无太大差别，实可等同。《大宗师》，“大略”为“绝于言象，不可以心虑测”(成玄英疏)之“至道”之“要”或“梗概”；《知北游》，“崖略”为“窅然难言”之“道”之“要”或“梗概”；《淮南子》，“要略”为《原道》《俶真》《天文》等二十篇之“要”或“梗概”，三者情形完全相同。许慎注“要略”云：“凡《鸿烈》之书二十篇，略数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论其大体，故曰‘要略’。”[7]所谓“略数”，当为据“要略”之“略”而发(可以前述成疏“为汝梗概陈之”“为汝略言其要”相比观)，其义亦为“梗概陈之”，即其“略”亦可以“梗概”解之。(7)马立军教授认为，“要略”也可能是偏正结构，然即便如此，其“略”也无法以“简”(简省)解之，因“要略”是之前全部二十篇之“要”，将“略”解为“简单”(简省)，则“要略”就成为了全部二十篇之“要”的再简省，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若以“略”为对二十篇之简省，则又与“要”不能相一致，“简”(简省)与“要”之间毕竟还是有所不同(详参下文相关注释)。“要”针对二十篇而言，“略”也是针对二十篇而言。上述“梗概”义又可以“要”义浑而统之，成玄英既以“要”释“略”，又以“梗概”解“略”，可为明证。

再具体到《七略》：其一，看其产生。阮孝绪《七录序》：“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子歆撮其指要，著为《七略》。其一篇即六篇之总最，故以《辑略》为名。”[8]可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等六略，为据刘向《别录》“撮其指要”而来，故其“略”当以“要”(或“梗概”)解之，《辑略》又为“六篇之总最”，其“略”自然也当以“要”(或“梗概”)解之；其二，核其渊源。《辑略》之撰明显受到了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之影响——形式上，《论六家要指》从得失两个方面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辑略》亦多从得失两个方面论诸子(及六艺、数术、方技)等，完全相同；内容上，《辑略》总论诸子及分论儒家、阴阳家等与《论六家要旨》也多有相同之处，借鉴之迹清晰，如司马谈总论六家引用有《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辑略》总论诸子亦引《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9]；司马谈论儒家有“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9]，《辑略》论六艺之学则有“……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大意有相通之处(8)他如司马谈论阴阳家有“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司马迁《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995页)，《辑略》论阴阳家则有“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大意同样有相通之处；司马谈论法家有“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司马迁《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996页)，《辑略》则有“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其意亦为相通。《七略》之《春秋》类著录有《太史公》百三十篇，于六艺群书无所不究的刘歆对《太史公自序》所载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予以关注并受其影响实属必然。梁启超先生明确认为《七略》诸子之分类为继承司马谈而来：“刘歆《七略》踵谈之绪，以此六家置九流之前六，然以通行诸书未能尽摄也，则更立纵横杂农小说四家。”梁启超《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书后》，载《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页。。然则以《辑略》比之《论六家要旨》，其“略”自当以“要”(或“梗概”)解之；其三，较其命名。考《七略》与《淮南子·要略》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可比性——就《辑略》论，为“六篇之总最”“诸书之总要”(参上引阮孝绪《七录序》及下引颜师古注)，《要略》为“略数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论其大体”，二者性质完全相同；就《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等六略论，既然为“撮其指要”之作，则其每一略与“略数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论其大体”之《要略》之性质亦为相同。当《要略》称名之“略”为“要”(或“梗概”)义，《七略》称名之“略”自然也当为“要”(或“梗概”)义，《六艺略》等称名之“略”同样也是“要”(或“梗概”)义。在思考《七略》称名之含义时，既有现成之《要略》在，就应当予以重视，加以利用，而非视而不见。或者也可以说，《七略》之撰也受到了《要略》之影响(《七略》杂家类著录有《淮南内》二十一篇)，正是基于自身之需要，并受《淮南子·要略》及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之影响，刘歆不仅编纂了《六艺》等六略，撰写了《辑略》，而且均以“略”为称名(9)《要略》所论，既然是《原道》《俶真》《天文》等二十篇之“略”，则所及二十篇篇题就均可冠以“略”字而为《原道略》《俶真略》《天文略》等，如此，则就与《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等构成对应关系，进一步言之，既然《原道略》《俶真略》《天文略》等称名之“略”并不表分类，《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等称名之“略”也就不能轻易以分类解之，尽管《六艺略》等客观上的确是以类别的形式而存在。这也是《要略》对于研究《七略》称名之含义另一重要价值之所在。；其四，析其注释。颜师古注《辑略》云：“辑与集同，谓诸书之总要。”[10]表面看来，所谓“诸书之总要”也是对“辑”进行注释，然让人疑惑的是，“辑”是动词，“诸书之总要”是名词性结构，是“辑”的宾语，“辑”怎能既做动词，同时又兼宾语呢？固然不排除古汉语中确实有这样的表达方式，然将“诸书之总要”与《七录序》“其一篇即六篇之总最，故以《辑略》为名”进行对比，就不能不说，所谓“诸书之总要”其实是针对《辑略》而言的——既然“六篇之总最”是针对整个“《辑略》”而言，意思相同的“诸书之总要”也就只能是针对整个“《辑略》”而言。这也就是说，颜师古正是将《辑略》之“略”解为“要”(或“梗概”)义，集诸书之“总要”，也就是集“略”。当《辑略》之“略”为“要”(或“梗概”)义时，《六艺略》等之“略”自然也是“要”(或“梗概”)义，在颜师古那里，《辑略》之“略”与《六艺略》等之“略”，其义必然是相通而非相隔。

概言之，合以“略”有“要”“梗概”之含义，及针对《七略》之产生、渊源、命名、注释等所做之分析，《七略》称名之“略”不当以表分类或详简之“简”解之，而当以“要”(或“梗概”)义解之。

以《七略》之“略”为“要”(或“梗概”)义，再将《辑略》比之《淮南子·要略》及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尤其是后者之内容与目的，就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刘歆编撰《七略》固然对书籍进行了记载，其根本目的则还是在于辨析学术源流，论断诸家学派的学术价值及其不足等。《汉志》总序：“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纷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10]《汉书·叙传》：“六学既登，遭世罔弘，群言纷乱，诸子相腾……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叙洪烈。”[10]均传递出向、歆图书整理的目的在于对诸家、诸派之学术进行考察与评判，这也正说明刘歆编撰《七略》是以辨析学术源流、评骘学术价值为旨归。以《辑略》为首，续以《六艺》等六略——《辑略》固然需要据六略之书而归纳，但反过来看，六略也完全可以看作是对《辑略》的注解，《七略》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学术评价系统。(10)再以《汉志》为例，如果我们将眼光落于书籍著录，则《汉志》就是一部藏书目录，而如果将目光落于大、小序，则《汉志》就成了以辨析学术源流、评骘学术价值为特色之作，书籍著录为其基础资料，大、小序为对相关学术的总结与归纳。

章太炎先生以表分类释“略”，姚名达先生以与“详”相对之“简”释“略”，不仅不能反映“略”所具有的“要”(或“梗概”)之含义(11)杜学林博士指出，“简”也含有“要”义。然检“略”之义项，《汉语大字典》(四川出版集团、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崇文书局2010年版，第2721页)将“简略；简少”与“大致；概要”并列；宗福邦、陈世铙、萧海波主编《故训汇纂》(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90页)亦将含“简”之义项与“要”(及“约要”)之义项并列，知通常情况下，“简”与“略”还是区别大于相同，不能不做区分。至于姚名达先生所称之“简”，观其“盖谓《春秋》记国内之事较详细而记国外之事则较简单也”云云，其义当仅止于“简单”(“简略；简少”)这一层面，并无“要”(或“梗概”)之含义。，及刘歆“撮其指要”、总六篇之最以辨析学术源流、论断诸家学派的主观意图，更不能反映从《淮南子·要略》至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再至《七略》的这一学术研究史的发展脉络。显然，基于方法、称名及内容上的相同或关联，从《淮南子·要略》至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再至《七略》，已经构成了一段完整的学术研究史，《七略》则是其中的成就最高者。无论方法还是内容，《七略》均具有集其大成之特点，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至于后来王俭《七志》与阮孝绪《七录》，称名虽确能反映出书籍的分类，然其亦不过是对《七略》称名的模仿而已，并不能据而得出《七略》称名之意图也是在反映书籍分类的结论。既然《七略》之称名并非意在标示图书之分类，那么，以《隋志》著录《别录》为《七略别录》来证明刘向等“分职校书，业有萌芽”当然也就不能成立了。《隋志》将“七略”“别录”牵合为一不过是因《七略》与《别录》关系密切偶一为之，《别录》既然无《辑略》(如上所论，刘向之时，图书的整理工作尚未完成，不大可能有《辑略》之作。《汉志》总序亦不云刘向有《辑略》之作，却又明云《七略》有《辑略》)，七缺其一，又何来“七略”之称？(12)《七略别录》也不大可能是因为《七略》与《别录》二书合而为一而著录，因《隋志》另著录有《七略》七卷一种。既然已有著录，又何须再与《别录》合而著录？或者既然已经合而著录，又何须再另行著录？假定彼时《七略》有不同的本子，诸如卷数等有所不同，则亦应专门著录，而非与他书合并而著录。因关系密切而将“七略”与“别录”牵合为一，与因关系密切而将“别录”与“汉志”混而为一[11]，本质上也是相通的。

至此，自刘向《别录》至班固《汉志》之演进轨迹复可描述如下：刘向《别录》，其体为解题目录，然又并没有为全部的书籍都撰写书录，对于那些没有撰写书录的书籍，也录其题名，计其卷数或篇数，以为备存[12]；刘歆《七略》，以刘向《别录》为基础，以《淮南子·要略》、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为参照，撮其指要而撰《六艺略》等六略及《辑略》，《六艺》等六略，或据《别录》之书录“撮其指要”为相关书籍撰写解题，或仅著录书名、卷数及著者等(书名、卷数、著者对于《别录》包括《七略》，均为其“要”无可疑)[13]；班固《汉志》，以刘歆《七略》为基础，散《辑略》(有改动)于相应的大小类之后以为大序、小序，并据《别录》《七略》包括自己的知识积累等，对相关书籍进行了注释，在《别录》与《七略》中，又以引用前者为多[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