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祥芹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南新乡 453007)

引言：曾巩《洪范传》是经典文章阐释的范例

《尚书·周书·洪范》属于殷商时代巫祝之书留下的儒学经典文章，相传为箕子所作。《书序》：“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它是中国传统典籍中系统阐述国家施政大法的最早的专篇经文，是研究古代政治、经济、哲学、科学、天文、历法等方面问题的重要历史文献，被誉为“中国文化的上源”。

所谓“洪范九畴”包括：“五行”含木、火、土、金、水，指人们日常生活的五种基本物质；“五事”含貌、言、视、听、思，指帝王自身的五种行为；“八政”含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是治理国家的八种政务；“五纪”含岁、月、日、星辰、历数，指观察天象、记录时令的五种方法；“皇极”，指帝王统治天下的最高准则；“三德”含正直、刚克、柔克，是帝王治世及取人的三种方略；“稽疑”，是运用卜筮解除疑难、决定大事的方法；“庶征”含雨、旸、燠、寒、风，是检验君王政治得失的几种征兆；“五福”含“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五种幸福，“六极”含“凶短折、疾、忧、贫、恶、弱”六种惩罚。其中，“皇极”一畴作为最高统治准则，为九类大法的核心。全文既是王权的象征和圣者受命的瑞应，也是天子治理天下并使之达到“彝伦攸叙”的根本大法。

《尚书》学以《洪范》学为最。《洪范》的古代诠释史大体分汉代、魏晋六朝至隋唐、宋代、元明、清代五大阶段。其中，宋代是《尚书》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1)刘起釪：《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更是《洪范》诠释的昌盛时期，不亚于汉代、魏晋、隋唐(2)张兵：《〈洪范〉诠释研究》，齐鲁书社2007年1月出版。。《洪范》在两宋受到天子和权臣的高度重视，18位帝王多借《洪范》推导灾异，“建《洪范》大中之道”，以强化中央集权政治。

剖析《洪范传》题意：“洪”，大；“范”，法；“传”，不要误解为“传记”，而要正解为“传疏”，即对《尚书·周书》中的《洪范》一文的注疏和阐发。《洪范传》之类的诠释之作在北宋已成“经学公著”。一类是单篇诠释文献，存世的有16篇；另一类是《书》类著作中的《洪范》诠释文献，存世的有17部。这33篇《洪范》诠释文献，就其阐释特点看可分5类：一是反汉儒“五行灾异”说的著作，如王安石的《洪范传》、曾巩的《洪范传》等；二是怀疑《洪范》、妄改经文的著作，如余焘的《改正洪范》、龚鼎臣的《改正洪范》；三是固守汉儒“五行灾异”说的著作，如宋仁宗的《洪范政鉴》、晁补之的《洪范五行说》等；四是把《洪范》全面图、数化的“演范”一派，如蔡沈的《洪范皇极内篇》、卢硕的《洪范图章》等；五是承继前人成说(马融、郑玄、《尚书孔传》《尚书正义》等的成说)的著作，如胡士行的《胡氏尚书详解·洪范篇》、魏了翁的《尚书要义·洪范篇》等。

曾巩的《洪范传》作于知洪都军州的第三年，即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59岁时。在他之前，王安石的《洪范传》早在英宗治平三年前起草、在神宗熙宁三年(1070)后改定、在熙宁八年(1075)完稿进呈。曾巩的《洪范传》(10011字)与王安石的《洪范传》(4500多字)题目相同，篇幅超倍；其内容“广大精微”，“志在垂世立教”(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北宋林之奇说：曾巩的《洪范传》“曲尽之矣”，“乃学《洪范》之纲领。”(3)林之奇：《尚书全解》卷二十四，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南宋朱熹说：“《洪范》，大概曾子固说得胜如诸人。”(4)黎靖德：《朱子语类》第842页，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明代归有光说：“昔王荆公、曾文定公皆有《洪范传》，其论精美，远出二刘、二孔(刘向、刘歆、孔安国、孔颖达)之上。”(5)归有光：《震川集》卷一，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些“学之纲领”“其论精美”“胜如诸人”的评价，提醒文章学者对曾巩《洪范传》不可小觑，而要倍加重视，不能像文学专家那样视为异己，不屑一顾。

“理解能力”是阅读能力的核心，自然，“文章阐释学”成了“文章阅读学”的中心。本文锐意从文章阐释学的视角来力证曾巩《洪范传》的文章阅读学价值。正如西方阐释学建基于《圣经》的解读那样，中国阐释学建基于《论语》的解读。帕尔默(R.E.Palmer)《阐释学六义》中说：“阐释学有别于注释学，亦即解释之方法学。”尽管西方阐释学与中国阐释学在“作者-文本-读者”的关系上彼此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但是，以文本的语言文字意义解释为基础，进入到文本历史观念的解释，成为一门人文科学，则是本质上相通的、一致的。汉代注疏经典的郑玄、马融、王弼、郭象等大学者把考据、注疏与著作结合起来，延续后世，直到清代考据学与义理学的统一，实际上显示了中国文章阐释学的特色。

曾巩的《洪范传》按“总→分→总”的思路写成：自“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至“则可以知洪范矣”为篇首“序论”(1000余字)；自“一，五行”至“九，五福……贵贱非考吾之得失者也”为九畴之“分论”(约8600字)；自“人君之于五行”至“此九畴之所以为大法也”为篇末“结论”(近300字)。

全篇在文章阐释学上究竟有哪些重要贡献呢？依据汉文阅读学关于“阅读能力的核心‘理解’结构”，其逐级递进的操作技能包括阐释、组合、扩展、创新四项基本功。从主观条件看，读者必须具备与读物相应的背景知识、相应的生活经验、相应的思想境界、相应的技能水准。(6)曾祥芹：《汉文阅读学研究》第268至270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以此来衡量曾巩对《洪范》经文的传疏和阐发，至少有四条经验可资借鉴。

1 阐释能力：突破章句训诂之学，转向文篇义理的多方解经

曾巩承继魏晋至隋唐的“义疏”体，既释原文，又释注文。如“农，厚也。”“建，立也。”“威，畏也。”“爰者，於也。”“圣者，人之极也。”“所谓诚者，天之道也。”“所谓思诚者，人之道也。”“淫者，有所过也，比者，有所附也。”“正直者，常德也。刚克者，刚胜也。柔克者，柔胜也。”这些基本概念的定义他不放弃，而是坚持以词、句、章的训诂为“解文”的基础。但他又批评汉学拘守传注，忽视对精神实质的把握，认为“先王之道为众说之所蔽，暗而不明，郁而不发。”(《新序目录序》)与王安石一起挣脱汉学章句之束缚，重新阐发经典中所蕴含的性命之理和道德之意，实开宋儒义理之学的先风。

1.1 引经解经：通过概括，把具体内容抽象化

《宋史》本传中评价曾巩“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源《六经》。”(7)脱脱等：《宋史》第63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曾巩以儒家经典为指导来写《洪范传》，所引经文来自《易经》《尚书》《礼记》《孟子》中的有关章节。《易经》在“序论”和“五事”“皇极”两畴里引用4处，如“《易》曰：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则言之要为可从而已也。言为可从也，则其施于用，治道之所由出也。古之君人者知其如此，故其戒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又曰：‘其惟不言，言乃雍。’”《尚书》在“五行”畴和“结论”里引用《虞书》5次，如“禹告舜曰政在养民，而陈养民之事，则曰水火金木土谷惟修，与此意同也。”在“五事”和“稽疑”两畴里引用《舜典》3次，如“而舜以命龙亦曰：‘夙夜出纳朕命，惟允。’言之不可为如此也。”在“八政”畴里引用《汤诰》1次，如“维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孟子》在“五事”和“八政”两畴里引用6处，如“孟子曰：‘人之性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材，不能尽其材者，弗思耳矣。’……孟子曰：‘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孟子以使民养生送死无憾为王道之始。”

“引经”之后，继之以“解经”。如“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引用原话后紧接着阐释：“其所谓善，觉之者也；其所谓法，导之者也；其所谓政，率之者也。其相须以成，未有去其一而可以言王道之备者也。”“善”在于“觉”，“法”在于“导”，“政”在于“率”，“成”在于“王道之备”，主张法、教、刑、德并举，透解了德治与法治“相须以成”的道理。其简练概括使具体内容抽象化。

1.2 据史解经：通过举例，让抽象内容具体化

如果说“引经解经”是凭权威理论解释“经文”，那么“据史解经”则是靠历史事实证明“经文”。如“序论”中以“鲧之陻水失性，禹之导水得性”对比说明治水的“彝伦攸叙”。又如“八政”畴说：“当尧之时，万邦黎民之所效者，尧之百官；百官之所效者，尧之九族；九族之所效者，尧之身。”“五事”畴说：“舜之时，至治之极也。”均以尧舜两帝为榜样，大谈为君之道和行政之法。再如“皇极”一畴举“夔之教胄子，皋陶之陈九德”讲“去其偏”；在引用“《易》之道为圣人之要道，非穷技曲学之谓也”之后又举例说明：“舜之治民，为皇建其有极，用敷锡厥庶民，非偏政逸德之谓也。汤之用贤，为翕受敷施，九德咸事，非私好独恶之谓也。”通过“舜之治民”和“汤之用贤”两个典型实例，使“圣人之要道”这个抽象内容具体化。

1.3 以象解经：通过比喻，使隐含内容明朗化

如“庶征”畴凭“雨、旸、燠、寒、风”等“五时”天象预兆人间“五事”，说“貌足以作肃”，“言足以作乂”，“视足以作哲”，“听足以作谋”，“思足以作圣”，此可谓“以象喻义”。“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君王视察政事得失，就像岁包括四时；卿士观察政事得失，就像月统于岁；百官观察政事得失，就像日统于月。岁、月、日适时变化，没有异常，庄稼便成熟丰收，政事治理清明，贤能之人提拔任用，国家因此太平安康。岁、月、日发生异常变化，庄稼不能成熟丰收，政治昏暗，贤能的人埋没得不到任用，国家因此不得安宁。)曾巩以岁、月、日来比喻王、卿士、师尹，以星喻民，星有好风、好雨喻民之有好恶。这使“五时”天象的隐含之意明朗化。特别是亮出“畏天变，尽人事”的理念，相信天变能兆人事，人主能知天，并替天行道，把天象的寓意提到“天人合一”的哲学高度。

2 组合能力：把作者的文本信息重新编码，纳入读者知识体系

曾巩解文知人，在“三德”一畴里写道：“箕子之言者，皆九畴之所有；九畴之所无者，箕子盖不得而言也。知此，则知九畴之为九矣。”他把从《洪范》中获得的作者信息重新“编码”，充实到读者自己的知识体系中来。

2.1 逻辑重组——按自得的文脉重新编码

如“序论”中的两段概说。第一段，自“五行五者，行乎三材万物之间也”至“福极之在民者，皆吾所以致之，故又以考己之得失于民也。”曾巩用九个“故”字昭示前因后果：五行即五材，万物之间主在人事，故引出“五事”；五事敬修身，方可出政，故引出“八政”；从政必协天时，故引出“五纪”；协天时切中常理，故引出“皇极”；立中执一不适变，故引出“三德”；三德适变达人治，故引出“稽疑”；人治通于神明，考得失于天，故引出“庶征”；庶征休咎应于天，考得失于民，故引出恩威兼施的“五福、六极”。这样以新的逻辑线索重组，依次解释了九畴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二段，自“敬，本诸心而见于外，故五事曰敬用”至“学者知此，则可以知洪范矣。”曾巩又用九个“故”字，依次解释了命名“九畴”的九种“用”途：敬用五事，农用八政，协用五纪，建用皇极，乂用三德，明用稽疑，念用庶徴，响用五福，威用六极。九个“用”字贯穿九畴，总揽人君之道。

2.2 归纳整合——将散布的信息调整统一

如篇末“结论”，自“人君之于五行，始之以五事，修其性于己”至“其道未尝不同者，万世之所不能易，此九畴之所以为大法也。”全文一以贯之，谈人君的五种行为，即统治国家的大法，“始之、次之、次之、次之、次之、次之、次之、终之”，尽力概述了九畴之间的“始终先后”和“粗精小大”问题。“五行”“始之以五事，修其性于己”，讲修己养性的“内圣”；“八政”“推其用于人”，讲施政于民的“外王”；“五纪”“协其时于事”，讲顺天时以成人事。这第一个排比“修其性于己”“推其用于人”“协其时于事”，组合“己、人、事”。“皇极”“谨其常以应天下之故，而率天下之民”，重点讲谨守天性和人化的常规，适应天下之需求，方能统领天下之民众；“三德”“治其中不中，以适天下之变”，讲刚柔相济得乎其中。这第二个排比“应天下之故”“率天下之民”“适天下之变”，组合“故、民、变”。“稽疑”“以审其吉凶于人神”，“庶征”“以考其得失于天”，“福极”“以考其得失于民”。这第三个排比，一个“审吉凶”、两个“考得失”，组合“神、天、民”。“结论”连用三个排比，三三得九，自始至终，先后有序，精粗有别，归纳了“九畴”过程。“自五事至于六极皆言用，而五行不言用者，自五事至于六极皆以顺五行，则五行之用可知也。”进一步指出“洪范九畴”“皆言用”，照应“序论”中的九个“用”字，统观全文。通经致用，对帝王是“一道德而同风俗”的有效工具和必要手段，对士大夫是争夺“道统”与“文统”的话语权。最后，一言以蔽之：“二帝三王之治天下，其道未尝不同。其道未尝不同者，万世之所不能易，此九畴之所以为大法也。”曾巩强调先王之道的不易性和普适性。

《熙宁转对疏》说：“臣观《洪范》所以和同天人之际，使之无闲，而要其所以为始者，思也；《大学》所以诚意正心修身，治其国家天下，而要其所以为始者，致其知也。……今去孔孟之时又远矣，臣之所言乃周衰以来千有余年，所谓迂远而难遵者也。然臣敢献之于陛下者，臣观先王之所已试，其言最近而非远，其用最要而非迂，故不敢不以告者。……臣愚以谓陛下宜观《洪范》《大学》之所陈，知治道之本不在于他，观传说、周公之所戒，知学者非明主之所宜已也。”一席话旁白了作者阐释《洪范》九畴的底牌。

3 扩展能力：开掘理解的广度和深度，知其所以然，把文章读厚

刘起釪《尚书学史》(第263页)对曾巩的《洪范传》曾评析说：“他是撇开汉儒之说，逐段作出自己的解释。”故将一千多字的《洪范》原文扩展成万字的解经文。曾巩读过王安石的《书〈洪范传〉后》：“孔子没，道日以衰熄侵淫，至于汉而传注之家作。为师则有讲而无应，为弟子则有读而无问，非不欲问也，以经之意为尽于此矣，吾可无问而得也，岂特无问，又将无思，非不欲思也，以经之意为尽于此矣，吾可以无思而得也。夫知此，使其传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学者之口耳，不足善其心，况其有不善乎。宜其历年有千数，而圣人之经，卒于不明，而学者莫能资其言以施于世也。予悲夫《洪范》者，武王之所以虚心而问，与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为传注者汩之，以至于今冥冥也。于是为作传以通其意。呜呼！学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弊于传注之学也久矣。”王安石批评“传注之学”的种种弊端：“讲而无应”，“读而无问”，“又将无思”，“圣人之经，卒于不明”，“莫能资其言以施于世”。曾巩写《洪范传》就是针对“传注之学”的弊端而一一纠偏的：讲而有应，读而有问，问而有思，思而有辨，辨而有行，体现了“学、问、思、辨、行”的阅读全程观。

曾巩为开掘理解的广度和深度，对“洪范九畴”的扩展阐释是详略分明的。“协用五纪”一笔带过；“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五行”“明用稽疑”“乂用三德”四畴由简渐繁；“念用庶徴”“敬用五事”“农用八政”“建用皇极”四畴逐次浓墨重彩。

3.1 追根究底，由“知其然”推进到“知其所以然”

解经既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曾巩《洪范传》用“何也？”凸显“学而有问”“问而有思”“思而有得”：“序论”用“何也”1次，“五行”畴用“何也”1次，“五事”畴用“何也”两次，“皇极”畴用“何也”5次，“三德”畴用“何也”3次，“稽疑”畴用“何也”4次，“庶征”畴用“何也”两次，“五福、六极”畴用“何也”两次。这20个“何也”后的“答问”，由表及里，使《洪范》的义理阐释由浅入深。

曾巩受苏洵《洪范图论》“树大法，本乎五行；理五行，资乎五事；正五事，赖乎皇极”的思想影响，以“皇极”畴为《洪范传》的重中之重，连用五个“何也？”，解答逐步加深，竟扩充到2100多字，成为阅读阐释务必“知其所以然”的典型。

第一个“何也？”解答“皇建其有极”必“大建其有中”，用210多字。“盖中者民所受以生，而保中者不失其性也。凡厥众民，无有以淫为朋，人无有以比为德。……无所过，无所附，故能惟大作中也。”宣示能行中庸之道，则不失其善性。

第二个“何也？”解答“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用540多字。“言人之性，或刚柔之中，或刚柔有过与不及，故或得或失，而其要未尝不欲去其偏，……教之、福之，而民之协于中者如此，又使有能有为者进其行而不已，则久而后能积，积而后能大，大而后能者。人材之盛如此，而国其有不兴者乎？”

第三个“何也？”解答“正人之道”必先“物”后“心”，用260多字。“言凡正人之道，既富之，然后可以责善。”进一步讲凡是培养人，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先使他物质生活上有保障，然后再在精神道德上要求他往好的方面发展。

第四个“何也？”解答“无偏无党，王道荡荡”，用800多字。“‘无偏无陂，遵王之义’者，无过与不及，无偏也，无不平，无陂也。”先扩展到“天下之通道”“天下之大本”：“会于有极者，来而赴乎中也；归于有极者，往而反乎中也。由‘无偏’以至于‘无侧’，所知者非一曲，所守者非一方，推天下之理，达天下之故，能大而不遗小，能远而不遗近，能显而不遗微，所谓天下之通道也。来者之所赴，归者之所反，中者居其要，而宗之者如此，所应者弥广，所操者弥约，所谓天下之大本也。”明确“极者中也”，居中之要在于“守约施博”；循此，再深入到“执中主要”“无为之治”的最高境界：“其可考于行事，则舜之执其两端而用中于民；汤之执中立贤无方，能推其无偏陂、无作好恶、无偏党、无反侧之理，而用其无适莫、无由径、无狭吝、无阻艰、无所背、无在左而不得乎右、在右而不得乎左者，以通天下之故而不泥，执其所会所归之中以为本，故能定也。”这样以舜、汤遵行“中道”的权宜通变，阐述“十无”的荡荡王道，提出国家上至君王、下至县令都应将“无为之治”的思想贯彻到行政中去。

第五个“何也？”解答“人君之于大中”，用270多字。“曰者，其辞也。其辞以谓人君之于大中，既成之以德，又布之以言，是以为常，是以为顺，于帝其顺而已，人君之为言，顺天而致之于民，故凡其众民，亦于极之布言，是顺是行，以亲附天子之辉光。”最后归结到“人君”的“成德、布言、顺天、致民”，以显天子“大中”之辉光。

3.2 穷探力取，从“知其大略”深入到“知其精微”

曾巩说：“穷探力取，极圣人之指要。”(《王子直文集序》)又说：“夫学者之于道，非知其大略之难矣，知其精微之际固难矣。”(《说苑目录序》)指出学道“知其精微”比“知其大略”难得多。其《洪范传》谈到阅读的“粗精小大”问题。如“八政”一畴不用“何也”追问扩展，却穷力“推阐精微”(《进太祖皇帝总序》)。他秉承曾子、子思子、孟子的儒家思想，以尧为例，系统阐发了“学有统，道有归”(《新序目录序》)之精微：“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始于知至意诚，心正然后身修，身修然后国家天下治。以是为大学之道，百王莫不同然。而见于经者，莫详于尧。盖聪明文思，尧之得于其心者也，‘克明俊德’，有诸心，故能求诸身也。以亲九族，九族既经，有诸身，故能求诸家也。平章百姓，百姓昭明，有诸家，故能求诸国也。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有诸国，故能求诸天下也。积于其心以至于身修，此尧之所以先觉，非求之于外也；积于其家以至于天下治，此尧之所以觉斯民，非强之于耳目也。”曾巩用曾子的“大学之道”来阐发“修齐治平”的“八政”之序，以始于知至、意诚、心正然后身修为第一阶段，以身修然后国家天下治为第二阶段。他引用孟子的“先觉”和“觉斯民”两阶段说，识透了“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两大问题。特别是唐尧先“积于其心”、后“求诸天下”的榜样，彰显了“修己治人”的“内圣外王之道”。

4 创新能力：完成“共性化通解→个性化异解→创造性正解”的递进

北宋的《洪范》诠释研究存在两派：一是以《洪范五行传》为宗的保守派；二是反《洪范五行传》“五行灾异”思想的创新派。曾巩对《洪范》的阐释有二重性：如“序论”写道：“其曰‘天乃锡禹洪范九畴’，盖《易》亦曰‘洛出书’，然而世或以为不然。……为是说者，不独蔽于《洪范》之锡禹，至凤凰、麒麟、玄鸟生民之见于经者，亦且以为不燃。执小而量大，用一而齐万，信臆决而疑经，不知其不可，亦可谓惑矣。”其反对“只凭耳目所及之习见，执小量大，用一齐万，不用非常之智去知远”的方法论固然有可取的一面，然而他相信天赐禹“洛书”的神话，承认“洛书”即《洪范》之说，不接受欧阳修等对“洛出书”的批判，反而指责“不以为然”的疑经者，则表现其盲目宗经的守旧一面。但瑕不掩瑜，他毕竟是汉儒“五行灾异”说的反对者，认定五行“所性之成于天”，“所化之因于人”。总体看，曾巩是站在创新派一面的。

4.1 “又创己意”：由“共性化通解”提高到“个性化异解”

为了彰显读者的主体意识，曾巩倡言“又创己意。”(《南齐书目录序》)《洪范传》作为“经学公著”，其诠释者必有起码的阅读共识，此之谓“共性化通解”。本文导语对“洪范九畴”的题解，就是“共性化通解”的适例，这是经典文章多元阐释的前提。没有这个共同基础，“个性化异解”是比较不出、产生不了的。

如《五行》一畴对“五行之性”的诠释：“闰下炎上者，言其所性之成于天者也。曲直从革者，言其所化之因于人者也；于之稼穑而不及其他者，于之稼穑亦言其所化之因于人者也，不及其他者，莫大乎于之稼穑也。……或曲直之，或从革之，或稼穑之，言其所化之因于人者，然可以曲直，可以从革，可以稼穑，则其所性亦未尝不成至于天也。所谓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者也。其文所以不同者，非固相反，所以互相明而欲学者之自得之也。……陈养民之事，则曰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曾巩认为“五行”代表百姓生存的基本资料，强调天与人之间的辩证关系，五行的属性是天生的，人可以也应该根据万物天生的属性行事。他不相信《洪范》灾异之说，一反先儒成见(“润下、炎上、从革、稼穑”无一不是“天性”所使然)，这与王安石《洪范传》中的经学观一致，可谓获得“共性化通解”。然而曾巩“又创己见”，把“五行之性”分为“天性”和“人化”两部分：水之润下与火之炎上是天所赋，与生俱来；而“曲直”“从革”因人力所化而成。他看到了“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的互动作用，既尊重客观规律，又发挥主观能动性，已暗合今日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五行属性成之于天，变化因之于人，最终服务于人。这表明曾巩在“共性化通解”的基础上，将解读提高到“个性化异解”的水平。

然而“个性化异解”存在“科学化正解”和“自由化误解”之分。如“三德”一畴：“《洪范》以作福柔克之所有，作威刚克之所有，惟辟作福作威玉食，正直之所有，臣而作福，则僭君之柔克，臣而作威，则僭君之刚克，臣而作福作威玉食，则为侧颇僻，无所不僭矣，故于三德详言之。”有些《洪范》诠释者看不到“惟辟作福作威”与“三德”的联系，误读为衍文错简，主张移易到“五福、六极”第九畴中去，于是有《改正洪范》的疑经之风。曾巩抵制这种妄改经文的“自由化误读”，其别有见地、富于个性的阐释巧妙地找到了“惟辟作福作威玉食”与正直、刚克、柔克“三德”的内在纽带，从而实现了“科学化正解”。

又如“八政”之序，先解决“食、货、祀和司空”问题，后解决“司徒、司寇”问题；“教之不率”，才“施之以刑”；“宾”与“师”是解决人际交往和国家外交的问题。八种基本的治国政务紧紧围绕着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养生送死、教刑、人际国际交往而制定的，体现了“先物质、后精神，先经济、后政教”的逻辑。“八政”之义，彰显了曾巩“回归三代”“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这与王安石的治国理念一致，两人获得“共性化通解”。

然而曾巩的《洪范传》与王安石的《洪范传》二文的经学思想又同中有异。在“尊经重道”的途径上，作为“醇儒”的曾巩不如王安石那样儒、道、佛兼收。在“天人之道”的理解上，曾巩虽有“天人合一”的自觉，但“稽疑”“庶征”有迷信色彩，不如王安石“承天理政”那样科学。在“通经致用”的方法上，曾巩虽从前期的“外王”向往转入“內圣”与“外王”并重，但他“回归三代”的远程理想过浓，不如王安石“熙宁变法”那样现实。(8)乐文华：《从〈洪范传〉看曾巩和王安石经学思想的异同》，《南昌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八政”一畴讲“尧之时”的“先王之化”“先王之教”和“先王之政”，均强调“化者所以觉之也，教者所以导之也，政者所以率之也”。这个以道德为基石的典型的教化中心论，回答了“如何觉斯民而达到治”的问题，推演出“教、化、政、刑”四者“相须以成，王道始备”的关系，宣示了儒家重教化、轻政刑、尊王贱霸的先王之道。这与王安石以理财为中心的富国强兵论存在差异，体现了曾巩的“个性化异解”。

4.2 “发明吾道”：由“评价性理解”上升到“创造性理解”

曾巩说：“发明吾道，则有文章之深淳。”(《贺提刑状》)阅读理解的纵向发展过程呈现出“复述性理解(译文)→解释性理解(注释)→评价性理解(扬弃)→创造性理解(出新)”四个层级。曾巩的《洪范传》不但有词、句、章的训诂，有自己的复述性理解和解释性理解，而且能从作者和读者两个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对作品内容的真假、是非、善恶、美丑做出分析和评论。本文前三部分，无论是“洪范九畴”的“分论”中所揭示的“阐释能力”(对具体内容的抽象化，对抽象内容的具体化，对隐含内容的明朗化)，还是“序论”和“结论”中所概述的“组合能力”(逻辑重组、归纳整合)，抑或“分论”中所阐发的“扩展能力”(知其所以然，知其精微)，都可以视为曾巩的“评价性理解”。在一系列的“评价性理解”中，排除基本的“共性化通解”和少量的“自由化误解”，大多数“个性化正解”都可以视为“创造性理解”。这种“创造性理解”的表征是：突破传统，发表不同的或相反的见解，发展读物的思想、方法和用途，提出新的问题、观点和思路。

单看“五事”一畴，阐发帝王自身的五种行为，创新点不少。

例如，“盖自外而言之，则‘貌’外于‘言’，自内言之，则‘听’内于‘视’，自貌、言、视、听而言之。则思所以主于内，故曰貌、曰言、曰视、曰听、曰思，弥远者弥外，弥近者弥内，此其所以为次序也。”这个由外到内的次序排列，与孔传《洪范》《洪范正义》以及欧阳修的说法不同，超越成见。

又如，“五者，思所以为主于内，而用四事于外者也。……曰思曰睿，睿作圣者，盖思者所以充人之材以至于其极，圣者，人之极也。”在“貌、言、视、听、思”中，曾巩认为“思”为主导，仪容、言论、观察、听闻等外在活动，无不受内在思维的支配，思考可以使人的个性、才能得到发展。入圣，则人性、道德修养到家了。这个观点精辟！前卫！

再如，“盖人有自诚明者，不思而得，尧舜性之是也。所谓诚者，天之道也。有自明诚者，思之弗得弗措也，汤武身之是也。所谓思诚者，人之道也。然而尧舜汤武之德，其至皆足以动容周旋中礼，则身之者终亦不思而得之也。尧舜性之矣，然尧之德曰聪明文思，盖尧之所以与人同者法也，则性之者亦未尝不思也，故曰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而性之身之者及其成，孟子皆以为盛德之至也。箕子言思所以作圣，孟子言弗思故相倍蓰而无算，其所言者皆法也。”这是对《大学》《中庸》《孟子》的融会贯通。曾巩秉承曾子、子思子、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的认识存在两种现象：一是“自诚明”，先知先觉能“不思而得”，知心知天；二是“自明诚”，一般人钻研经书，刻苦思索，能使天赋智慧得到发挥。要使善良本性在后天发扬光大，达到“诚”的境界，必须遵循“中庸”这一“天下的通道”。

复如，“昔舜治天下，以诸侯百官，而总之以四岳，舜于视听，欲无敌于诸侯百官，则询于四岳，欲无敌于四岳，则闢四门，欲无敌于四门，则明四目、达四聪。……舜不自任其视听，而因人之视听以为聪明也。不自任其聪明而因之于人者，固君道也。非君道独然也，不自任其聪明而因之于人者，固天道也。……舜于聪明，下尽人，上参天，所其所以为舜也。舜之时，至治之极也，人岂有欺舜也哉？舜于待人，亦岂疑其欺己也？然而访问反复，相参以考察，又推之于四面，若唯恐不能无所蔽者，盖君天下之体，故不得不立于无蔽之地也。……存其思，养其聪明，而不失之于言貌，故尧之德为聪明文思。”曾巩以尧舜为榜样，大谈为君之道，教导君王如何才能“视明”“听聪”。要视远、明大，单靠君王一人的耳目是不够的，只有选贤任能，充分发挥臣民的聪明才智，才能明远近，辨细大。

综上所论，可见曾巩《洪范传》在“经典文章阐释学”上的四项贡献。从“理解能力”的客观标准看，这位精英学者占领了阅读思维的四维空间：一是还原了《洪范》经文的本意；二是领会了作者箕子的用意；三是灌注了读者的主体意识；四是识透了《洪范》作品的社会意义。尽管阐释中存在瑕疵，但精华相当丰富。全文不仅彰显了曾巩“文章阅读学”的基本价值，而且有资质荣列历代《洪范》诠释史的代表作之一。本文着眼“文章阐释学”一角，未能全面揭示曾巩《洪范传》的文化底蕴。至于透析这篇古代治国理政文章对儒学的承上启下作用，特别是对当代治国理政的借鉴意义，那是另外一篇论文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