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成林，阳玉平

阳玉平（以下简称“阳”）：卞老师您好，我还是喜欢叫您老师，这样能表达我对老师的一种深沉的敬意。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能接受《社会科学家》的访谈邀约。首先，我们发现您的学术研究方向不断更新与拓宽，是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的，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感，又展现了非常深厚的理论素养，这是否与您的求学经历和治学经历有关？

卞成林（以下简称“卞”）：我的大学生涯开始于安徽师范大学，学习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八十年代的安徽师范大学有着浓厚的学术氛围和浓郁的人文气息，特别注重学生的基本功，我们的老师尤其强调文史哲不分家，强调知识和理论的融会贯通，因而大学时代，我们能够广泛阅读大量的文史哲类经典书籍，培养了用多学科理论理解和看待问题的思维方式。本科毕业后考入以文史哲见长的山东大学，师从葛本仪先生攻读汉语言文字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先生学识广博深厚，为人温雅谦逊，待人宽厚仁爱，教学和治学严谨细致、辛勤耕耘，不仅在学术研究上严格要求、悉心指导，在生活上也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关爱。先生于2020年1月16日仙逝，让人悲痛感念不已。

硕士毕业后我进入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主要学术方向是汉语词汇学，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汉语词汇研究的学术论著。

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同时也伴随着疑惑、思考、领悟、贯通的乐趣和满足感。问题意识十分重要，它是学术研究的动力和起点，也是学术创新性的源泉。教学期间，一些困扰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也有一些问题仍然让我感到困惑，带着这些问题和对学术的热忱，1995年我开始在山东大学攻读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现代汉语词汇学方向的博士学位。在这个领域我发表了一些文章、专著，也完成了一些国家级和省级课题，比如《民族心理与汉语亲属称谓词系统》《现代汉语三音节复合词结构》《桂西南粤语和壮语的接触关系略论》《语言精准扶贫促进全面发展》《深度贫困地区脱贫的语言要素》《中越边境居民语言能力与经济收入关系研究：以广西东兴市为例》等论文，《汉语工程词论》《南宁平话词典》等专著，以及“桂西南地区多语接触研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语言产业与经济发展互动研究”等课题。

语言是人们交际和思维的工具，语言学研究让我们在观察、分析语言的同时，对语言所记录和表达的社会以及文化有着独特的体会，因此，语言学研究者，往往对社会和文化都有一定程度的关注。得益于在百色工作的机缘，我能够在语言学研究的同时，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革命精神和老区文化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近十年来，依托原有的语言学、文学研究的积累，我的研究重点逐渐转向了红色文化领域。通过搭建百色学院“邓小平早期思想”研究中心、广西民族大学“红色文化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带领团队深入开展“百色起义与邓小平理论研究”，在2014年结集出版了《百色起义与邓小平理论研究》系列丛书、《百色起义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次年出版的《扬百色起义精神，筑特色育人高地》主要是基于“红色文化虽不是理论，但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是我党熟练掌握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具”的创新观点，着重围绕红色文化的内涵、红色文化与思政课堂教学、红色文化与廉政建设等主题，研究红色文化在高校“立德树人”中的当代价值，探讨红色文化在人才培养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

归纳而言，我对百色起义精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是红色文化资源的调查、传承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其二是百色起义精神的内涵与当代价值的研究；其三是红色文化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既希望在理论层面有所建树，也希望在实践层面能对百色起义精神的保护与传承工作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自2018年以来，我主要着手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边疆多民族地区红色文化资源调查、保护与传承研究”的研究，目标是通过文献和案例分析，了解红色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基本特征、研究方法及类型构成，为下一步进行现状调查建立一个框架体系，掌握边疆多民族地区红色文化资源分布、开发与保护、传承的现状。进而利用计算机和数据库技术，建设边疆多民族地区红色文化资源大数据平台，为课题组研究资料与数据的共享建立基础设施，为下一步开展边疆多民族地区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承影响机理构建提供数据和案例支撑，为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与传承建立基础平台。

总体而言，不论是语言学还是红色文化的研究，问题意识、理论品格和实践导向都是必不可少的，既要遵循学术的规范和内在理路，经得起理论和实践的考验，也要面向社会、面向时代、面向大众，做与时俱进、有益于人民和国家的学问。

阳：从您的求学经历、治学经历和丰厚广泛的学术成果可以看出，您对语言、文学、文化、教育等领域都有涉猎，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这些学科在您的研究过程中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水乳交融般地结合在一起的，您如何看待这样一种多学科融合研究趋势？

卞：我认为多学科融合研究是一个好的趋势，这不单单是我个人的价值取向，更多的是因为在事实上它符合学科的本性和规律。

一方面，事物之间具有普遍的联系，学科之间的状况更是如此。任何一个学科的存在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都有其他学科的内容和逻辑作为支撑，甚至有一荣俱荣、一枯俱枯的现象，说明学科之间具有这种深刻而广泛的联系。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文、史、哲不分家”，我认为这是对的。随着学科的细化和深化，这个说法也仍然适用，它教导我们打通学术的壁垒，做贯通的学问。就我的研究经验而言，语言学和红色文化的研究，离不开历史学、文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这些学科不只是作为一个参照系而存在，更是语言学和红色文化研究的组成部分。每个学科都是一个“蓄水池”，一些学科在其中汇聚和涌动，还有一些学科的反光折射在池水的表面，也许用这种比喻的说法更容易阐明学科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

另一方面，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内在逻辑有相一致之处，可以互相印证，互相阐发，相互借用。尤其在人文学科内部，在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研究目标等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也都有人文关怀和价值理想的旨趣。即便是人文学科和科学学科也并非完全处于对立的状态。有些学者用数据分析、逻辑分析的方法研究人文学科，用哲学、人类学、历史学观照科学的人文意义，都产生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这些方法之所以能取得成就，正是基于学科之间的这种内在的一致性和共通性。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多学科融合研究最终是为了解决学术研究和现实社会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对一个问题的考察和研究，无论是理论的阐释还是对实践的指导，都要以解决核心问题为旨归，而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特征需要我们从多个学科对它进行阐发。如果不引入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学、教育学等学科，一些语言学和红色文化的研究问题就无法得到完满的解决，这是我在研究过程中的深刻体会。

值得注意的是，不能把多学科融合研究当作一个时尚的学术理念，抱着为了学术而学术的态度，单纯地将各学科的理论学说和方式方法杂凑和拼贴起来，这就会导致学术研究流于表面，成了没有灵魂和血肉的大杂烩。学科融合研究要围绕着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找到学科之间、学科和问题之间的契合点，深入学科和问题的内在肌理，为解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服务，这才是学科融合研究的最大价值所在。

阳：在我提这个问题之前，首先热烈祝贺卞老师带领的团队拿下国家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我近日注意到，根据《中央统战部办公厅、中央宣传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国家民委办公厅关于公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名单的通知》，确定10家单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5家单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其中，由您作为主任申报的广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获批为由四部委共建的第一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广西民族大学为唯一一所获得批准的地方高校，除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其余获批单位均为全国“双一流”大学。能不能请您简单谈一下广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的任务和目标？

卞：广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服务党和国家民族工作为主要任务，依托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民族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按照理论性、政策性、实践性“三性合一”的理念，理论方面重点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体系”，总结“广西经验”丰富“中国经验”；政策咨询方面侧重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需求”，推广“广西模式”充实“中国模式”；实践应用方面着重搭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培训平台”，用“广西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研究院的成立和发展，必将对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以及总结广西模式、广西经验，用“广西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为政府部门关于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建设以及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实践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下一步研究工作，我们主要是依托于广西民族大学原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红色文化研究、民族团结教育和共有家园建设研究、政策评估与民族意识良性调控研究等学术基础，从四个方面展开：其一，红色文化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其二，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与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研究；其三，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研究；其四，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背景下民族政策评估理论与方法研究。

阳：我知道，您是语言学方面的资深专家，有很多语言学方面的著作，同时也是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广西普通话水平测试视导员。您带领团队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老区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研，并响应国家扶贫工作的号召，将语言学的研究和扶贫工作结合起来，为普通话的推广做了大量的工作，积极推动语言精准扶贫工作，请问您如何看待脱贫工作中的语言要素？语言学的研究背景对您的调研是否提供了实际的“便利”，毕竟语言深刻地影响着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透过语言的研究可以更准确地把握、更便捷地获取有关的田野资料。

卞：是的。人类的语言是共有的、普遍的；民族语言则与一定民族文化和精神特征相联系，二者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因此，语言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的活化石，里面隐藏着了解和解读一个民族的密码，从民族语言的特征和变迁中也可以看出民族文化和精神发展、交流、融合的痕迹。在语言学研究上的积累，使我能在调研中更为准确地解读这些隐藏的密码，为民族文化和精神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语言的这种文化和精神特质，也为我从纯粹的语言学研究转向民族文化和红色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契机。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加大贫困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力度。“十三五”以来，国务院、教育部、国家语委多次发文，基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贯彻实施，将语言提升到了新的历史高度。2018年初，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语委联合印发的《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强调指出，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语，并从目标定位、基本原则、具体措施等方面为我国推普脱贫描绘了清晰的时间表、路线图，吹响了语言扶贫攻坚战的号角，为深度贫困地区语言助力脱贫攻坚，推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增添了新动能和政策保障。

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尊重各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的自由的基础上大力推广普通话，不仅是扶贫工作的重要方向，也是增强民族团结的重要途径。一方面，语言不通往往是移民或者流动人口融入当地的首要制约因素，语言交流障碍也逐步成为劳动力在市场上流动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推广普通话无疑对加快我国深度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劳动力转移，增强其在城市及发达地区的就业能力，进而增收脱贫致富，拔掉“穷根子”，推进脱贫攻坚具有基础性意义。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推广国家通用语言不仅是一个国家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和文明程度的工具，更是弘扬民族文化和精神，扩大国际影响的重要手段。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正是国家文化魅力、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体现。

阳：您2006年到广西革命老区的百色学院工作，直到2014年，期间主持和编著了《扬百色起义精神，铸特色育人高地》《百色起义与邓小平理论研究》《百色起义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等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红色文化”精神著作，是怎样一种情怀，或者说信念，让您将学术的眼光聚焦于百色起义的精神内涵与当代价值的挖掘？百色起义的精神内涵与当代价值具体是什么？

卞：“红色文化”是一个值得深耕细作的领域，因为红色文化具有深厚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品格，可以从哲学、教育学、民族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多个视角、多重层面、多种研究范式对它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进行挖掘和阐释，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这是我转向红色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个原因则与我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经历有关，我在广西百色学院从事了八年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而百色起义精神是百色学院办学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百色学院师生成长成才的强大精神力量。在工作和生活中，我对百色起义精神有更直接和深刻的感受，坚定了百色起义精神应该得到传承和弘扬并且必定能发挥巨大精神价值的信念，也认识到了百色起义精神研究和探讨对边疆多民族地区红色文化资源调查、保护与传承的引领作用。

百色起义是右江人民群众在我党领导下的，反对封建专制、国民党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光辉、彪炳史册的革命事业，不仅在我党的革命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是留下了“百折不挠、奉献拼搏、团结务实、争先创新”的百色起义精神。当然，这种说法只是高度概括性的，没有将百色起义丰富的精神内涵完全表达出来。在我看来，百色起义精神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取用不竭的精神宝库，具有永恒的魅力与价值。随着时光的流逝和环境的变换，百色起义的精神力量不会褪色，反而会被不断地激活和丰富。

百色起义精神的当代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一，百色起义为我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建设与治理工作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经验，主要包括党建工作、廉政工作、文化宣传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群众工作、财政工作、经济工作、民族工作、统战工作、军事工作等；其二，百色起义精神是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教育资源；其三，从个人层面讲，对百色起义精神的了解与学习，能坚定理想信念、培养坚韧的品性和崇高的道德品质，使受教育者成为一个团结友善、乐于奉献、不断进取的高尚的人。

阳：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您在诠释百色起义精神内涵与当代价值时，积极地将“红色文化”精神融入老区的大学教育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您主编的《百色起义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解放思想，培育特色，促进发展——老区大学特色办学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您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的《强化特色铸优势》、《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老区高校应发扬“石磨精神”》等都是既具理论价值又具实践指导意义的代表作，尤其是《百色起义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一书被称为广西区内乃至全国第一本专门针对研究百色起义精神的传承与弘扬红色文化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材，您认为红色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有何重大意义，它与其他传统文化在大学建设及大学生思想政治建设上有什么区别？

卞：《百色起义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一书主要是以百色起义精神为切入点，结合人们当前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多元化形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挑战的实际，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目标，提出创造性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容、举措、对策，从而将红色文化资源有效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当中，达到倡导红色文化，深化红色记忆，构建红色校园文化载体，传承和弘扬百色起义精神的目的。

对待传统文化遗产，我们应该秉持“拿来主义”的态度，让中西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为构建当代文化和精神的思想资源。但是这种吸收与借鉴需要一个批判和鉴别的过程，不能机械地全盘照搬。由于时间和空间的转换，有些传统文化丧失了鲜活的生命力，不加鉴别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就会造成恶劣的影响，不仅会让落后和腐朽的文化侵蚀受教育者的思想和意志，也会因为文化和现实的错位而造成思想的空洞与浮夸。与封建时代和西方世界的传统文化不同，红色文化是由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创造的先进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价值，激励着我们坚持文化自信，汲取革命先辈的精神财富，坚忍不拔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断奋斗。

阳：鉴于您在红色文化领域的探索和贡献，您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边疆多民族地区红色文化资源调查、保护与传承研究”获批，可见其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作为首席专家，您认为这个课题的当代意义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未来研究的热点、难点及发展趋势是什么？

卞：关于课题“边疆多民族地区红色文化资源调查、保护与传承研究”的研究价值可以从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两个方面来看。

就学术价值而言，目前对红色文化资源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性、理论性成果，红色文化资源研究对象偏向江西、延安、西柏坡及长征所经地区，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调查、保护与传承、开发不足。同时，红色文化研究学科分散、观点凌乱，甚至出现相互矛盾的地方，对红色文化资源调查也缺少权威、统一、严谨的标准，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承内外动力机制不明、影响因素缺少理论分析，政策实施机制缺少长期跟踪研究。因此在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打算突破红色文化资源研究单一学科、方法的限制，在研究内容上，构建红色文化资源多维分析框架，在理论上分析边疆多民族地区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承的影响因素与内外部动力机制，从而构建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承理论机理，提升该领域研究的理论性、系统性。在研究视角上，对边疆民族地区红色文化资源的研究大多以具体区域为例进行研究，研究对象和研究成果分散，难以形成对边疆多民族地区整体的理论探讨，在“边疆学”逐渐建立并不断取得重要成果的同时，边疆多民族地区红色文化资源研究的整体性却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课题研究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文学、民族学、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的理论工具和研究范式，在理论上界定红色文化资源基本内涵和特征、维度，分析边疆多民族地区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承面临的内部要素、外部环境，构建边疆多民族地区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承机理，并在现状调查、案例分析及作用机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一方面，可以深化我们对红色文化资源的规律性、理论性认识，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我们对边疆多民族地区红色文化资源及其影响因素的整体性把握，同时为超越边疆多民族地区红色文化资源整体性与个体性研究、宏观与微观研究分立的局限，实现为边疆多民族地区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承体系构建提供理论依据。因此，本课题研究对红色文化资源理论和边疆民族地区的规律性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从实践意义上看，调查好、保护好、开发好、利用好、发展好、建设好红色文化资源，是当代共产党人和全体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课题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也是巨大的，它蕴藏着长远的德育、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和社会效益，概括来说，边疆多民族地区红色文化资源的调查、保护与传承研究，是维护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政治工程；边疆多民族地区红色文化资源的调查、保护与传承研究，是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文化工程；边疆多民族地区红色文化资源的调查、开发与利用研究，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富民工程。

至于红色文化研究的发展趋势，我相信是以时代发展变迁带来的新问题为导向的，也只有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将对红色文化的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相结合，以解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为学术目标，才能不断激发红色文化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永葆红色文化研究的活力和生命力。

阳：非常感谢卞老师对于红色文化的深刻诠释，使我受益匪浅，期待您更多、更精彩的学术洞见与学术成果。

卞：也非常感谢《社会科学家》杂志社，期待我们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得到你们更多的支持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