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 莹，蒋满娟

（1.贵州省社会主义学院 科研处，贵州 贵阳 550005；2.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1]历史上，我国各民族的不同文化形态、文化要素相互渗透、交融汇通，形成了共同的价值理念，造就了中华民族崇尚团结、追求统一、热爱和平、心系国家、以民为本等文化基因，为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一、“大一统”思想是统一战线形成的历史文化基础

中国历史上，统一多于分裂，分裂必然走向统一，根植于我国各族人民内心深处的“大一统”思想发挥了重要的维系作用。“大一统”思想长久地渗透在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教体制、社会习俗、心理习惯和人们的思想行为上，转化为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和心理定式，并且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历经传承，成为我国重要的政治历史传统。

先秦时期“九州”“五服”观念，《礼记·王制》对“五方之民”的定义，《诗·小雅·北山》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均反映当时人们已经用统一的眼光看待天下。“大一统”一词最早出现在《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强调王道统一于道、天下统一于王。孔子认为坚持三纲五常之道，才能维系大一统的局面。孟子认为“（天下）定于一”（《孟子·梁惠王章句》），只有统一才能使社会安定；荀子提出“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利物”（《荀子·王制》），只有统一才能使百姓齐心协力、国家强大。他还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提倡“天下为一，海内宾”（《荀子·成相》）。道家提倡无为、后己、爱民的一统天下政治模式。法家提出用武力来实现天下一统，强调封建君主专制。墨家追求通过“义”指导来实现高度政治统一，即“一同天下之义”（《墨子·尚同中》）。先秦时期“大一统”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历史文化基础。

秦汉以来，我国“大一统”思想走向实践。秦始皇统一六国，形成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地同域、度同制的大一统格局。两汉时期“公羊学”盛行，董仲舒提出，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历史上，王朝更迭，但始终认同华夏族源，贯彻大一统制度，追求大一统目标的实现，对各民族实行依俗而治的管理制度。

近代中国的大一统格局被外国侵略者用坚船利炮打破，但是“大一统”的文化基因始终为重建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先后建立了民主联合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新论断，强调各民族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才有前途，才有希望。

二、“天下为公”思想是统一战线形成的社会理想基础

“天下为公”思想反映了以民为本、兴邦安民的治国理念，是我国传统爱国主义的重要体现，其描绘的大同社会是大一统的最高理想。《尚书·五子之歌》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下为公”一词最早见于《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孔子认为，“礼”和“仁”是实现大同社会的重要手段。孟子主张：“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他还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主张施政要围绕“民为贵”，真正做到“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荀子主张君主要重视人民的感受，“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他还提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天下为公”思想因为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延续长存，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认可。明末清初，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明夷待访录·原君》），反对权力私有化的君主制度。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有言：“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认为人人都应站在“天下之公”的立场上开展爱国主义活动。近代康有为对“天下为公”做了进一步阐释，认为“人人皆公，人人皆平。”他在《大同书》中勾勒了天下为公、没有阶级剥削、生产力高度发达、国界消失、男女平等的理想大同社会。孙中山借“天下为公”来说明自己的民权主义，认为主权属于人民，政府官员是人民的公仆。

我国封建社会的“天下为公”思想，主要是为统治者地位的合法性辩护。近代的“天下为公”思想有了民主的内涵，但是阶级属性使然，没有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对“天下为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2018年12月，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提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2]此外，“天下为公”描绘的大同理想以追求“天下大同”“兼济天下”为己任，蕴含着最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思想文化源泉。

三、“和”文化是统一战线形成的哲学思想基础

中国历来推崇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和”文化，这一历史传统对中国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我国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的哲学思想基础。“和”文化源远流长，《尚书·尧典》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春秋时期，管仲明确提出“和合故能谐”（《管子·兵法》）。在此基础上，我国古代思想家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身与心四个方面提出了达到“和”的途径。

（一）主张用“仁者爱人”理念处理人与人的关系

儒家的“仁”有两层含义：一是爱人，即用包容之心去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篇》）；二是克己，即严格要求自己，懂得忠恕之道、推己及人。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又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他将仁爱精神推及政治，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荀子提出“群居和一”说，认为人与人只有和谐相处才能协调一致、产生巨大的凝聚力。总之，儒家的仁爱思想为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奠定了基础。

（二）主张用以“和为贵”态度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

“礼之用，和为贵”（《管子·兵法》），中国历来主张以“和为贵”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礼记·中庸》载：“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有焉”，认为和谐就是达到中和状态，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国与国之间、国与属国之间要包容接纳，和平相处。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左传·隐公六年》载：“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尚书·尧典》载：“百姓昭苏，协和万邦”。老子主张无论国家大小都要和平共处，“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老子》61章）。墨子主张“非攻”，反对大国对小国的兼并战争。中国古代“和为贵”思想建立在“礼”的基础上，始终未能摆脱封建社会阶级性的束缚。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提出：“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3]

（三）主张通过加强修养达到自我身心和谐

儒家认为，修养是君子立身处世的关键，通过“修己以敬”才能达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提倡内外兼修，“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达到“仁”的关键是自己的努力，“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篇第七》）；主张“克己复礼”，内在欲望合于仁，外在行为合于礼。道家主张超越世俗、超越物欲、超越自我，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至人无己，圣人无名，神人无功”（《庄子·逍遥游》）。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4]

（四）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主张“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的最高理想，强调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和谐一致。老子有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荀子认为“天地合而万物生”（《荀子·礼论》）。庄子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齐一”（《庄子·齐物论》）。孔子主张“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吕氏春秋》载：“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这些观点都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认为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应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思想。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提到：“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5]

四、忠孝思想是统一战线形成的道德基础

忠孝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封建社会中是指对父母孝顺、对君主忠诚。随着君主专制体制的确立，“忠”从原来多元的、有条件的忠，变为单向的、无条件的忠，是指对君主绝对的服从，“君虽不君，臣不可不臣”“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我国古代以君为国，把忠君与爱国对等起来，这是由认识的局限性造成的。

近代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瓦解，忠的对象逐渐由君主、王朝转化为国家和人民。孙中山说：“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6]冯友兰在《哲学在当代中国》中提出“今人所谓忠孝，是忠于国家，孝于民族”，他把一切道德都归于孝，认为“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7]。战国策派的代表人物林同济明确提出忠的对象是国家，提出“忠为第一”“忠为百行先”，强调“先忠后孝、忠在孝先”原则。[8]1939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号召国民精神总动员的讲话中提到：“对国家尽忠，对民族尽孝，我们赞成，这是古代封建道德，我们要改变它，发扬它。就是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孝于少数人。”[9]

新时代，人们把传统忠孝伦理思想与封建忠孝之道剥离开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其进行了现代理解和阐释。新时代的“忠”是忠于党和国家、人民，忠于职守、爱岗敬业，待人忠诚、忠贞不贰。新时代的“孝”是在民主平等的基础上晚辈对长辈的尊重敬养，衍生出孝亲敬老、寻祖认宗、落叶归根等观念。现代忠孝伦理观，对内可以有力地激发广大人民精忠报国的热情，对外能极大地调动海外华人华侨的爱国情绪，这对于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五、“和而不同”思想是“求同存异”原则的理论来源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统一战线工作，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同时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差异，尽可能通过细致耐心的工作找到最大公约数。”[10]和而不同是我国先秦以来的重要哲学思想，在古代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五四运动以后，我国“和而不同”思想的历史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产生了“求同存异”原则，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大法宝。

（一）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是“求同存异”原则的理论来源之一，强调互相包容、和睦相处。《国语·郑语》载：“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提出不同的事物融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新事物。《国语·周语》有言：“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描述了万物和而共生、和谐而不统一的状态。孔子明确提出“和而不同”观点，“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夫物之不齐，世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孟子道出了世间万物千差万别的客观事实。我国封建社会的历代统治者把“和而不同”思想运用到处理民族关系上，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制定了“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民族政策。

（二）“求同存异”

“求同存异”是我国统一战线的重要原则，是对古代“和而不同”思想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主张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达成共识。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第一次把求同存异上升为方针和准则并明确提出来。中国共产党将求同存异原则运用到国内、国际关系的处理上，建立和完善了民族区域自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一国两制”以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等，形成了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建设和谐世界等外交政策。2017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中明确提出，“‘一国两制’包含了中华文化中的和合理念，体现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求大同、存大异”[11]。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上提出：“人民政协要发挥统一战线组织功能，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12]

（三）聚同化异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提出了“聚同化异”思想。“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聚同化异”都承认差异、尊重差异。但“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是在重和、求同的基础上保存这些差异，“聚同化异”是在聚同的基础上化解这些差异。“聚同化异”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新层次、新境界，目前已经成功运用到解决中美、中欧等国际关系上。

六、余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各族人民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深厚土壤，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支撑，也是新时代统一战线思想的历史文化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就是要坚定文化自信”[13]，并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对中华儿女的思想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是新时代统一战线思想形成的历史文化基础，对提升我国各族人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产生了深刻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巨大、深刻的变化。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15]提炼、展示的途径在于“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此，我们务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精确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务必牢牢把握统一战线发展的时代主题，以文化共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务必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