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 玲

(甘孜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四川 康定 626001)

笔者在甘孜州文化系统工作，有幸与全国格学专家及州政协文史委专家们一起到甘孜、炉霍、色达、德格等地调研，聆听了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阿尼和省级非遗传承人土登的格萨尔说唱，从中发现格萨尔说唱的一些规律，并对格萨尔说唱的发展做了一些探究，和大家进行分享。

一、格萨尔说唱概述解读

格萨尔史诗被列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传播方式之说唱艺术(下简称格萨尔说唱)也随之为人们关注，格萨尔说唱藏语叫“仲”。

在我国民族大家庭的音乐园地里，说唱音乐是一束令人瞩目的鲜花，它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各民族都有这一艺术品种。从民间说唱艺术领域看，说唱音乐是一种叙事性音乐，“说唱”二字顾名思义应兼有“说与唱”的特点，因此其中既有文学成分，又有音乐要素。例如：京韵大鼓、苏州弹词、河南坠子、四川盘子等多达几百余种。而康巴地区藏族的格萨尔说唱风格独特，绚丽多姿，是说唱音乐花束中的一枝奇葩。早在九世纪末至十世纪初，康巴地区就已经广泛地流传着最古老而原始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称为“卡白”。“卡白”是民间流传的一种表演方式，它将古老的神话、传说、寓言和传奇故事用口头语言表达出来，它独立成章且故事短小干练，是藏族民间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广大藏族人民亲切称为“长白谐”并不断传唱演绎。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格萨尔的故事在康巴地区广为流传，使得民间说唱艺术繁荣发展，产生了格萨尔史诗。“格萨尔史诗有东方‘伊利亚特’誉称，迄今为止，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英雄史诗，是荷马史诗的722倍，同时也是至今仍在被传唱的一部活态史诗。说唱艺人是史诗的创作者和传播者，由此形成独特的格萨尔说唱艺术并在长期传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格萨尔说唱艺人当之无愧地被誉为东方的荷马，是格萨尔史诗形成的基石。”[1]

格萨尔说唱中的“唱”与音乐概念中的“唱”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格萨尔说唱中的“唱”是民间音乐、民间歌曲的脱胎。专家们已研究出了不同的地区有不同“说唱”的曲牌，而这些曲牌又恰好是由民间的一些山歌、小调、号子等民歌的曲调变化而来，只不过依附了格萨尔史诗，才把曲调固定了起来。在格萨尔史诗中，大段辞藻华丽的唱词中受民间颂辞、谚语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由此看来，正是有了比格萨尔史诗早出现的各种民间文化、文艺形式通过说唱形式表现出来才使格萨尔史诗显得璀璨夺目。换言之，说唱在民族民间文化沃土上的演绎才可能开放格萨尔史诗这朵艳丽的花朵。从另一个角度说，格萨尔史诗的出现又带动了民间说唱的向前发展，使之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新的思想，有效地在更大范围里激发了民间说唱的想象力，丰富了民间说唱的内涵，拓展了民间说唱的空间，格萨尔史诗与民间说唱珠联璧合的产物就是格萨尔说唱。

二、格萨尔说唱特征表现

格萨尔说唱有着极其丰富的表现力和强烈的感染力，在唱腔、动作、配乐、服装、道具等方面逐渐自成一派，是世界音乐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一)综合的艺术形式——相得益彰

从文学的角度看，多种文学形式在格萨尔说唱中相互吸收，相互熔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相得益彰，常见有民间古老的神话、故事、诗歌、歌赋、传说、谚语、诵词等。说唱包括叙述性散文和抒情性唱词，民歌诗体、自由诗体、格律诗体均在唱词中采用。祝福、祝贺、祝酒、祝茶等各种赞词在说唱中比比皆是，谚语也在其中大量的引用，有民间流传的原有格式谚语，也有根据史诗发展剧情需要而发挥创新编排的，如果说史诗是一部百科全书，那其中的赞词、谚语就是说唱取之不竭的源泉。例如格萨尔说唱中有这样一段道德标准的谚语：

“衡量人品优劣的是行为，

判断出生籍贯的是口音。

要知山头雪的深浅，

去听神鸟贡姆的鸣声。

要知山坡的陡缓，

去看河水流速的快慢！”

史诗中众多的谚语也同其他谚语一样，是人民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经验的结晶。谚语的这些喻体是藏族地区人们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但是作者用得十分巧妙，得心应手，寥寥数字，表现了一个深刻的道理。

从音乐的角度看，丰富多样的藏族民间音乐艺术形式在格萨尔说唱中广泛地被综合吸收。它融为一体的常常有高亢悠扬的山歌(藏语叫“那耶”或“鲁”)、古朴婉转的酒歌(藏语叫“羌谐”)、淳朴无华的说唱(藏语叫“折孕尔”)、深沉厚重的锅庄(藏语叫“卓且”)、幽默诙谐的表演唱(藏语叫“则肉”)、奔放活泼的踢踏(藏语叫“夏卓”)等。在说唱格萨尔故事过程中，为了增强说唱的吸引力，除了在说的文学性方面下足了功夫，在唱的艺术性方面，说唱艺人尽其所能地运用各种民间歌舞艺术表演形式，这在我国民族音乐中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格萨尔说唱用山歌、锅庄、踢踏、弦子、劳动号子、寺庙乐舞等的曲调、旋律、节奏、和声及舞蹈动作去描绘格萨尔史诗中的故事情节，如：当描述格萨尔斩妖除魔的故事时，说唱旋律节奏多为锅庄，旋律流畅节奏明快，英雄豪气如云；当描述格萨尔赛马称王的故事时，说唱旋律节奏多为踢踏，有变化的节奏表达内心的感情，节奏由慢而快，达到高潮时突然结束；当描述格萨尔和珠牡骑马漫步草原的故事时，说唱旋律节奏多为弦子，节奏舒缓，旋律变化缓慢；当描述格萨尔庆贺胜利的故事时，说唱旋律节奏多为山歌，旋律自由，节奏明丽，充满欢乐气氛；有时旋律节奏混合多种音乐元素，但人物语调唱腔相对固定，同时借助一些简单道具表达一些场景。

从表演形式看，格萨尔说唱“有连说带唱的说唱形式，有只说不唱的说书形式，有载舞载唱的歌舞形式，有头戴面具的寺庙神舞形式，有模仿当年岭国庆典场面的仿古形式，有自拉自唱的“比旺”形式，有带藏戏剧情的戏剧形式等。”[2]格萨尔说唱是说和唱、服饰和道具、表情和动作的结合。它也可不拘形式，灵活多样，民间的格萨尔说唱在任何地点、任何场合都可表演，最具特色的还有骑在马背上的说唱游艺者，以上表明格萨尔说唱的表演形式既具有严密的规范性，也有一定程序上的即兴性和随意性，是最贴近大众的民间艺术。

从表演效果看，格萨尔说唱根据格萨尔的不同故事情节深刻细腻地刻画每一个主人公的形象性格特征、武功擅长、战马、兵器、服装等，以生动形象的表白，符合人物个性和故事情节的唱腔，丰富的表演动作技巧，引人入胜。用夸张的艺术手法描写自然景色和动植物时，好像世间万物都有人的性格，人的情感，逼真且生动感人。描写英雄人物，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使观众时时刻刻地关心他们，或喜或忧，亦爱亦憎，使观众同情，使观众激动，使观众惋惜，与剧情中的一切产生共鸣。

从结构段落看，格萨尔说唱中“说”以散文叙述的结构方式演绎故事，交代情节。“唱”采用山歌体和自由民间民歌格律写成，其一般句型结构为七个音节或八个音节，也有九个音节的。一首歌可根据歌词的内容分段，每段二三句至数十句不等，行数多者上百行，少者数十行，不受限制，但需要前后连通，且语言生动、比喻形式朴素自然。格萨尔说唱的音乐和唱腔多种多样，岭国的各大将士、王妃、长者等主要人员都有各自不同的唱腔曲调，每种曲调都有不同的名称，即使是一个人在不同的故事情节场合，也有表现不同情感色彩的不同曲调，如格萨尔的爱妃珠牡，有十几种较为固定的音乐曲调样式，这些曲调有的是柔情的，有的是悲壮的，有的是战斗型的，有的是节奏感极强的弹唱性的，有的是高亢豪放山歌型的。

作为藏族民间广泛流传的通俗说唱艺术，它并不是一种单纯的音乐形式，而是一种生动的综合艺术。其表演形式比较严谨规范并有一定程式化的序列，在此基础上也不排除某些即兴性创意和随意性演绎。民间艺人大多具有超凡而惊人的记忆，充沛的激情和高超的技艺。说唱由演员自己出入各个角色之间：一会儿是说书人，一会儿又是扮演的其他角色，此时是这个人物，忽然又成了另一个人物，非常灵活而不受约束。他们的表演语言精美、故事生动、比喻形象、灵活多变，因此表演不受时间、空间和场地以及人称上的限制，所以在藏族民众中深受喜爱和欢迎。

(二)典型的调式节奏——精彩纷呈

格萨尔说唱中的音乐藏族风格浓郁，唱腔非常丰富，不同类型的曲调有五、六十种。但这些曲调又有其共同的基本特征，旋律简洁，单纯而淳朴，叙述性极强，音调具有吟咏性的朗诵特质，词曲结合巧妙贴切而又自然流畅，一字一音的处理方式较多，音域不宽通常在一个八度以内回环往复。旋律线运行走向多为同音反复、级进、三度小跳方式，格萨尔说唱中的音乐大多数为五声音阶，也有部分七声音阶出现。民族五声调式为主，其宫调式、徽调式、商调式、羽调式、角调式皆有，普遍采用羽调式的手法，也有宫调式、羽调式相互交替在个别地方或在前后句间转换，突出大小调并置的关系，构成前呼后应效果，从而更加鲜明而突出地使调式形成对比。

格萨尔说唱是通过说唱的形式演绎故事的，在说与唱中交代故事情节，唱词、曲调的叙述性和吟诵性很强，故而说唱形式必然规定并限制其音乐节奏不能有繁复的变化。所以一字一音、一拍一音(或两音)的节奏成为说唱中音乐较为固定的节奏格式。当然也有一字配多音和一拍几个音的现象存在，也有附点、切分和前后十六分音符的出现，那只是根据文字音韵或内容表现及演唱的情绪需要而在音乐所作的润饰手法而已。

格萨尔说唱音乐中曲调的节奏都较为规则，最常见的有2/4拍，3/8拍等，曲调中也常出现多种拍子交替的现象，例如2/4拍与3/4拍，2/8拍，3/8拍和6/8拍相交替等。

说唱音乐的曲式结构为典型的民歌结构，可分为一句式、上下句式、起承转合等几种类型。而一句式是一种处于原始雏形的民歌结构，也就是在最原始的“卡白”的基础上微有发展的形式。这种结构在我国各民族古老、原始的民间音乐中是常见的。

(三)丰富的唱腔曲名——有声有色

格萨尔说唱其唱腔曲名在康藏高原各地都不尽相同，风格各异，不具统一性。史诗中每一大将的唱法，尽管过去一些伏藏大师也曾规定过，然而也仅能在一个有限的范围流传，不过大多曲调的名称是相同的。格萨尔说唱的曲调有系列的庞大曲群，不同大将的唱腔曲名截然不同。在格萨尔史诗中明确记载着格萨尔的不同唱腔曲名以及三十员大将的不同唱腔曲名，特别是多种多样的格萨尔唱腔曲名，表现力极为丰富。如：威震大场曲、勇猛英雄曲、大场演讲曲、箭歌凉爽曲、法歌吉祥曲等。格萨尔说唱在演唱格萨尔的“威震大场曲”时，雄浑有力、顿挫升降、恰到好处；演唱王妃珠牡的“九狮六变曲”则轻妙悠长、节奏缓慢而自由；演唱大将的“英雄勇猛曲”高亢嘹亮、速度急促，犹如战马奔驰。这些曲调对塑造各种人物的艺术形象，刻画人物内心和情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同曲调代表着每个人物不同的形象，刻画出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不同曲调又有其多种多样的唱法，而且场合情景不同唱法也是不尽相同的，格萨尔说唱艺人通过技巧的运用，将这些唱法准确表达，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内心世界的表现，艺术效果明显并具有特殊的感染力。格萨尔说唱艺人如此丰富多样的表达语气，深深地呼唤着，痴情地歌唱着，倾诉着心灵深处的秘密，借以回归到牧歌似的美好自然中，使之能升华到一种更美好的理想境界里。

(四)独特的表演道具——别致创意

在说唱艺人的说唱表演中，道具运用会增加说唱的可观性、趣味性，即增加说唱的细致和精彩需要具象加以表达。道具通常有“央达”(福运箭)、“顺阔日”(护身轮)、圆光镜、海螺、丝带、说唱帽等，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说唱帽，说唱帽源自史诗中地狱救妻的故事，格萨尔幻化成三个一模一样的游僧潜入霍尔王国救王妃珠牡，游僧头上的帽子就是说唱帽，由于是格萨尔戴的帽子，其形状、大小、用料均十分讲究，因此说唱帽也称王冠。说唱帽缝制的面料是羊毛毡、绸缎或布料，其造型为六棱四面的菱形，顶尖中大下小，数种禽翎插于帽顶，数十饰物镶嵌于正面，钝角形帽耳垂于左右两边，说唱帽各部分的名称及象征意义皆由珠牡与幻化成游僧的格萨尔两个角色，一问一答的对白进行诠释。除了说唱帽，说唱艺人也用一些面具、唐卡画、乐器、扇子等简单道具，使说唱更加生动形象，增强了说唱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五)广泛的群众基础——寓教于乐

格萨尔说唱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它的娱乐性，自编自演，自娱自乐，以苦为乐，有民族天性的原因，也有生产力低下、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等原因。格萨尔说唱就具有很强的娱乐性，不要复杂的道具，不讲究场所，只要有人听，几乎任何地方都可以说唱格萨尔。“在甘孜地区有一句谚语，在每个老百姓的口中，都有一部格萨尔史诗。”[3]说明了格萨尔说唱有极强的群众参与性，有了群众的认可、参与，说唱就容易引起共鸣，随着说唱者的喜怒哀乐，不自觉中就度过了那些枯燥的日子。

格萨尔说唱还有一个让人容易忽视的特点，就是它的教育性，格萨尔说唱故事中所表现的疾恶如仇、铲除凶暴、克服困境、智勇双全、帮助弱小、扶持善良、坚强不屈等，在现实中起着教育人群的作用。

三、甘孜州格萨尔说唱的现状

康藏高原上每一个牧人心中都有一部格萨尔史诗，每一部史诗中见证了岁月的风霜。说唱艺人传承着格萨尔史诗文化，也从中领悟生命的真谛。

(一)民间艺人承传格萨尔说唱

格萨尔说唱是众多的民间艺人千百年口传心授保留下来的，对于说唱艺人口头传闻多，文字记载较少。在康藏高原的每一寸土地上，格萨尔说唱艺人犹如盛开的格桑花遍布四处，诠释一个民族敢于向人类生存极限挑战的顽强精神。民间的格萨尔说唱艺人各地游走，其说唱颇具特色，他们在街头、村寨、牧区、牧场、婚嫁喜事、逢年过节等说唱时，有的悬挂与故事有关的唐卡画，有的摆设各种供奉礼品，有的击鼓敲钹，有的一边弹琴一边说唱。说唱过程中，时间长者数日，短者数小时。说唱时音律和谐，节奏明快清晰，多者可以唱五、六十种曲调，少者也可唱十几种。

说唱艺人的说唱，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为了记录英雄的功绩，而是要留给后人战胜困难、创建美好家园的动力与信念。格萨尔史诗是一个流动的精神与旗帜，吸引着说唱艺人不断寻觅与探索。格萨尔史诗是藏族人民的精神与文化，也同样是中华文明、甚至是人类文明的文化遗产。说唱艺人的说唱承担了传承一种文化、一种民族精神的重任，格萨尔的故事在藏族人的口传中流变，在不同的时代焕发新的生命。

1.色达草原上仁孜多吉的说唱人生

自古以来格萨尔说唱让人们喜闻乐见。如色达草原水平不等的民间格萨尔说唱艺人曾多达到四十几位，他们的传播演绎让农牧民备受熏陶，当时能唱一两小段格萨尔史诗唱词的农牧民，几乎有百分之四十左右。格萨尔说唱艺人们生活艰辛，要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格萨尔文化的核心和内质能延续至今，并成为人们对于和平与慈悲的情怀载体，是绝对少不了说唱艺人们的顽强精神。仁孜多吉从六岁起由于家乡草场纠纷，从而流离失所，先后到甘孜、新龙、石渠居住和游历，甚至和朝圣的人一起到西藏的诸多朝圣点参拜，路途艰辛，一路乞讨，长时间的艰难跋涉，广泛接触农夫、牧民、商人、乞丐等，把人们头脑中美好的格萨尔传说和对正义战胜邪恶的希望编织成故事，用以慰藉无聊的旅途，仁孜多吉回到康区石渠后，有幸结识石渠著名活佛巴珠仁波切和色达伏藏大师多杰占堆，并一同到青海果洛的阿尼玛卿神山参加佛事活动，天资聪慧，记忆惊人的仁孜多吉，把听来的故事、活佛和伏藏大师的传授加以加工整理，回到家乡向人们说唱格萨尔的故事。

“仁孜多吉将自己的说唱语言格调定位于普通牧民群众的层次上。他大量地使用平民化的语体，用词简朴极富原汁原味的生活味，这种语言特色使仁孜多吉说唱拥有了浓厚的生活仿真感，他合情理地将平民化的语体与历史的哲思融为一体。”[4]艺人在说唱中不是肆意挥洒议论和浓情，而是有效地控制了作为说唱者的情感和智性的宣泄。艺人将情感和智性融于情节的叙述中，融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中。

仁孜多吉的说唱一是用棉密的历史情节缝合粗犷而豪放的民族生活足迹，为史诗提供充满神秘和引力的历时性阅读和审美感受。二是将历史生活及其本质定位于深受人们拥戴的格萨尔王的生活经历中，致使史诗独具情感张力。仁孜多吉的说唱具有叙述和寄托的双重品格，叙述写真风格使他几乎是本能地选择了以历史情节为本位的直触生活的话语立场。长期以来，仁孜多吉的说唱为了达到其他艺术作品所不及的艺术效果，毅然将历史情节与叙述巧妙地交融在一起，他的说唱始终贯穿历史性的描述。 当然他的说唱对高原牧民的社会生活、经济状况和人格特征等也有描述，为我们展示了古代牧民社会的全方位景象。

仁孜多吉的说唱将历史事件中的因与果、时与空、现象与本质、联系与脱节、本真性与戏剧性重新缝合归还于史诗，他自始至终地致力于踏踏实实地对先民生存状况的叙述之中，艺人的说唱就是这样将历史情节有序的串联起来。一波三折，曲径通幽，在这样的过程中，仁孜多吉的说唱，每发展一个情节都与听众未知命运相逢，艺人让欣赏者接触那些真实地生活着、在历史长河中自强不息的人们；让欣赏者跟着史诗中的主人公们经历世俗情态的悲喜无常、祸福不定；让欣赏者为人物的命运喟叹心痛，这就是仁孜多吉说唱艺术带来的审美效果。

2.说唱传承人土登有说不完的史诗

土登是省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自幼罹患眼疾，但语言能力、记忆能力极强，特别喜欢听别人讲故事，说唱艺人说唱格萨尔后，他学着艺人的样子，给大人们一板一眼地讲述格萨尔的故事。少年时期只要有说唱艺人、流浪艺人来表演，他都次次不缺地去看表演，逐渐把大部分流传在家乡的史诗熟记于心。长大后的土登已成为能干优秀的说唱艺人，他带着格萨尔的故事出游康巴地区，不论是四川的阿坝、色达、德格区域内，还是青海的果洛、黄南、玉树等地，不仅传播了格萨尔故事文化，也维持了自己的生活。土登的说唱极具特点，他在说唱过程中身穿说唱服并将自制说唱帽戴于头顶，语言生动形象配合肢体语言，忽而静坐说唱忽而起身舞蹈，扇子、喇叭、福运箭、镜子、龙达等道具在双手间巧妙使用，在康巴地区如此行为展现的说唱艺人非常罕见，土登由此成为民间著名的说唱艺人。

3.格萨尔故里的说唱艺人阿尼

德格格萨尔说唱艺人阿尼是国家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阿尼能唱的88个唱腔，能说格萨尔史诗的77 部作品。”[5]阿尼只读了几天书，但从小聪明伶俐、活泼可爱，活佛给他取名——阿尼，父亲是藏医，陪同父亲走家串户过程中，他喜欢唱歌跳舞，很容易和人们交流，很喜欢听人讲故事，长期的生活磨炼，他把民间的传说故事熟记于心，积极参与文艺活动，把传说中的格萨尔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后来色巴洛加喇嘛知道了他的事，便送给他一本旧的《格萨尔史诗霍岭大战》，于是他在经商、生产、休闲等活动中都不断讲述英雄格萨尔的故事，后来又向德格竹庆佛学院的罗曲老师学习说唱，丰富自己的说唱技能，并不断收集有关格萨尔的典藏和书籍，进行加工整理，形成了自己的说唱风格，为藏族人民所喜爱。

说唱艺术在传承和传播过程中派生出一系列门类繁多的唱腔曲调，各地的曲调都存在大同小异的差异。如色达地区的说唱曲调大约有80多种，这些曲调唱法来自本土民间的不同说唱艺人，也有一些寺庙的喇嘛创立自己独特的说唱曲调，慢慢也流传到民间。如著名上师玉柯喇嘛秋央壤卓在20世纪50年代编有格萨尔史诗中各种人物唱腔曲调，要求弟子规范统一，色达的色尔坝、霍西等下色达一带当时流行此曲调。流行于上色达带的说唱风格是色达大章说唱艺人益吉之曲调。与此同时，甘孜、石渠等地的说唱风格和色达说唱风格交流融合，通过流浪乞讨的说唱艺人广泛传播，形成更成熟和更丰富的唱法，成功地影响着民众。朗朗上口的曲调，易唱易记，使得其普及率极高，自娱自乐时色达许多农牧民也都能唱上一些岭国大将们的曲调。中色达的说唱主要有格萨尔藏戏团，其唱腔大多代表色达本土唱腔风格。近年色达格萨尔藏戏团在藏戏中使用说唱唱腔曲调，把藏戏演绎到国内外，受到不同地区观众的爱戴褒赞。

纵观格萨尔说唱传播，在文字记载和其他记录方式相对困难、方式较少的情况下，产生了较多的说唱艺人，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传承方式的不断丰富，说唱艺人越来越少。说唱艺人产生的地方主要是当年格萨尔活动并留下许多遗迹和传说的地方，给说唱艺人的产生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说唱艺人文化不高甚至有的是文盲，但他们都有惊人的记忆，与寺庙活佛喇嘛僧侣伏藏师交往的经历，梦是说唱艺人的创作灵感，把平时积累的素材、藏族人民的智慧、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进行整理，从而产生格萨尔史诗。同时说唱艺人也有带徒的情况，通过徒弟的听、说、演练、在传承与发展中把格萨尔史诗发扬光大。

(二)政府重视格萨尔说唱

新中国成立以后，古老的格萨尔史诗获得了新生并焕发出新的艺术生命力，格萨尔研究系统工程的实施让格萨尔史诗的传承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相适应，格萨尔说唱艺术也得到发展，格萨尔说唱可以传播格萨尔史诗，让人们欣赏格萨尔故事，和内地及世界各国的文学艺术进行交流，还可以创作开发相关文化旅游产品，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

国家、省、州、县政府部门对格萨尔说唱艺人进行了普查，对所有格萨尔说唱进行录音录像5000多小时，并进行文字整理抢救，收集手抄本、木刻本近300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开展多角度、多语言的国内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成功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国家在成都建立非遗公园，每年举办非遗节，请格萨尔的说唱艺人住园，说唱格萨尔故事，广播电视台大量录制、播放格萨尔的说唱节目。

甘孜州各县在大型庆典的广场文艺演出，有许多格萨尔说唱艺术表演的格萨尔史诗歌舞、歌曲，各专业文艺团体也在舞台上用歌、舞、戏等方式表演格萨尔说唱节目，在藏戏中也使用说唱形式演绎格萨尔的故事，如：在甘孜州建州七十周年之际，格萨尔说唱的形式和内容都得到充分展现。现在的说唱加入了情景背景片、更多道具、弦乐器的伴奏、背景音乐和灯光配合，形成了华丽的剧场演出效果，当然在草地、牧场、广场等室外场地同样可以演出。

(三)格萨尔说唱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格萨尔说唱正经历着从口耳相传的传承方式逐渐向书面化方向转变，说唱面临衰弱以至消亡的威胁与挑战。其原因是：第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其他文化的影响，生活节奏的变化对格萨尔说唱产生的影响；第二，藏族游牧生活方式转变为定居和半定居状态使说唱环境发生了变化；第三，普及教育对年轻人文化水平的提高，使他们接触更多艺术门类，兴趣发生了改变，不再专注传统文化，喜欢民间说唱艺术的人越来越少；第四，旅游业人数的增加带来其他地区的信息、文化、文明等，冲击了人们对传统格萨尔说唱文化的关注度；第五，群众文化的日益丰富和发展，当今融媒体的加速发展和互联网的高度发达，新兴的各种媒体给人们更多可供选择的艺术产品和娱乐活动。

四、传承路径与创新发展的思考

格萨尔说唱是民族民间音乐艺术的瑰宝，要使其在传承中不断地发展，政府、研究机构、学校、学者、格萨尔说唱演员及社会各界需要共同努力，形成格萨尔说唱传承与发展的合力。

(一)建立格萨尔说唱表演传习所和保护基地

多方面创造说唱艺术延续的条件，尽可能设置一些表演场所在学校及社区，同时重视加强格萨尔说唱研究，倡导鼓励格学研究人员去实践，以学术性研究活动带动政策性保护传承和发展。

(二)建立格萨尔史学资料馆

广泛收集格萨尔史诗文字资料、格萨尔说唱的音像资料、相关文物。建立相关档案和说唱曲库清单，为格萨尔的研究、传承、发展提供研究场地和资料。

(三)促进格萨尔史诗进学校进教材

在学生中进行传统文化教育，这是格萨尔说唱行之有效的延续传承的措施，在大学开设格萨尔史诗学和说唱课程和专业，培养格萨尔说唱的专业人才。

(四)定期举办格萨尔史诗艺术节

进行格萨尔说唱展演，进行格萨尔国际学术研讨，加深格萨尔史诗在全国和世界的影响力。

(五)提升格萨尔说唱艺人的地位

在州县的文艺团体中设置说唱艺人岗位，解决说唱演员的待遇，创新说唱节目形式，在综合文艺演出中演出精彩的格萨尔说唱节选。举办专门的格萨尔说唱比赛和调演，组织音乐文学工作者创作格萨尔说唱曲谱和故事。

(六)在文旅结合的大背景下，组织各种表演

组织格萨尔说唱艺人在景区、广场、社区进行表演，在电视台、电台开设专门频道播放格萨尔说唱艺人的说唱节目，使旅客和农牧民有欣赏说唱艺术的渠道，让男女老幼喜爱格萨尔说唱艺术。将格萨尔说唱纳入乡村文化建设，在农牧区应随处都能听到格萨尔的说唱，使之成为人们文化娱乐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格萨尔说唱能够持续传承的基础。

(七)建立格萨尔的说唱数据库

利用网络平台、短视频工具宣传格萨尔说唱，让想看和想听格萨尔说唱的人们随时随地都能欣赏格萨尔说唱。

结 语

格萨尔说唱艺术能够传承下来并不容易。艰苦的生活条件、简易的表演环境，各种视、听觉艺术的冲击，藏族更加开放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说唱方式和规律的宽泛性，表演形式的不可教授性，传承人只有靠自己领悟，这使格萨尔说唱的传承面临许多不可预测性。在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今天，格萨尔说唱艺术魅力要充分展现，就需要我们文艺工作者不断求索创新，也需要更多社会的关注与投入，使具有原生态形式的格萨尔说唱艺术深深扎根于高原牧区，吸收其他曲艺、演唱、舞蹈、表演等方法，丰富说唱的表演方式，吸引更多的观众，让格萨尔说唱艺术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