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练摊儿纯粹因为——熟悉我的朋友们断言，不管我卖什么，结果只能是——亏。他们说我根本不善于讲价钱。而我自认为我是善于的，并且自认为他们也太小瞧我了。我要向他们证明这一点，也要给自己争得另一份自信。

我没精力去倒什么，家里也没什么东西供我拿到市场上去卖。最终我的目光落在那一捆捆杂志上。那些都是各编辑部赠寄的。厚的三元多一册，薄的一元多。赠寄我的刊物，我几乎全都翻阅过，否则我觉得起码对不住编辑部。我又很注意爱惜。看过后打捆时，仍是崭新的。一捆一捆的摞放着，我常为它们感到惋惜，本应有更多的手和眼睛翻阅它们。有时我到大学去，便捎上几捆分送给大学生们，见他们喜欢，我觉得高兴。或者分送给厂里的门卫、司机。他们倒也不拒绝接受。谁说没人读纯文学刊物？他们只不过不愿花钱买罢了。不必花钱的东西，而且是新的，一般人们总会作如是想——不要白不要。要了，进而又会想——不看白不看。不管他们是在什么样一种不经心的情况下看了，便是纯文学的一慰了……

我家附近有早市。早市很热闹。我怕我的“货”缺乏起码的竞争力，便预先和“北影”“童影”的朋友们打了招呼，要求他们届时去为我捧场，营造些儿购销气氛。捧场者们挺投入地捧场。由于我没跟他们讲得很清楚，他们竟省略了付钱给我这一关键步骤，围着我的地摊挑，挑了便抱着夹着扬长而去。不认识的人们见此情形，亦争先挑选。

我說：“哎哎，热爱文学的同志们，这是要钱的！”

他们说：“还要钱啊！”有的就放下，怏怏地走了。有的却反问：“刚才那些人怎么就可以白拿？”

我一时语塞。于是他们觉得我好生的没道理似的，也理所当然而且理直气壮地白拿着便走……顷刻我的摊前冷落，我的“货”已流失大半。

我正懊恼，一个五十多岁的半秃顶的男人凑来。

我说：“不白给，要钱的！”

他说：“那当然，这年头哪有白给的东西。”

我说：“厚的一元五，薄的八毛，绝不削价！”

他说：“我也没提出这请求啊。”

我说：“你要统统买，我倒可以考虑照顾你几折。”

他说：“可惜都是近期的，我更希望要些早期的。”

我暗想这人挺怪。我正是怕早期的有“大处理”之嫌，所以用自行车驮来的全是近期的，他倒偏偏希望要早期的。不管这些了，反正我之目的是诱使他掏出钱包来。放过此人，更待何人？

我便以诚实可信的口吻，怪神秘地说：“都买了吧，老同志！这刊物就要停了！最后一期保存在手，将来必有价值！”

他正拿起一册《收获》，不禁“哦”了一声。

他问：“为什么？”

我更神秘地说：“还用问么？商品大潮的冲击，厉害呀！你这一册里有作家×××的中篇。知道此人不？现实主义大师！这中篇捅了大娄子啦！还有这一册，×××知道不？现代主义始作俑者！不久要出国了，以后在国内刊物上再难见到他的名字了！……统统买了吧！二十元怎么样？二十元买别的，你能买点啥？……”

我神吹海哨，意在骗他的钱。

他说：“你知道的还不少呢。”

我说：“知道我是谁不？梁晓声。我说我有名气似乎不大谦虚，可说我一点儿也没名气等于骗你。我也要出国去了！美国某大学聘我去讲学……”

他说：“你就是梁晓声呵，听倒仿佛听说过一点儿……”

总之在我的诚实态度的感召下，他统统买走了剩下的杂志。我极慷慨地搭上了铺地的旧塑料布。望着他推自行车离去，我心里别提有多么的快感。赚别人的钱原来竟是如此愉悦的事，以欺骗的手段赚别人的钱，你甚至还会觉得对方是很值得你暗加嘲笑的。我想起我不久前就在这个市场上买了三斤菱角粉，吃着感到那一种黏稠可疑，请朋友找了个单位一化验，不过是淀粉掺了骨胶粉而已。我的快感中不但有骗人成功的愉悦，也还有报复了谁的解恨的成分。

站在一旁的电影学院的一位朋友问我：“知道那是谁么？”

我反问：“谁？”

他说：“北师大中文系的副教授啊！专门研究当代中国文学的，他根本就不会相信你那些骗人的鬼话。”

“您怎么不早说？！”

“那不就干扰了你的一桩买卖嘛！”

我望着远去之人的背影，一时怔愣……

市场管理员走来，对我说：“小伙子，掏钱吧。我早就瞄着你了，罚款二十五元！”

我说：“我怎么了，你罚我款？”

他说：“怎么了？你无照经营。别人都是有临时摊照的，你有么？别看这么多摆摊的，一张生面孔也逃不过我的眼睛……”

他一边说一边等待地向我剪动手指。

我嘟哝：“只挣了二十……”

他说：“我这有纸，你打个欠条。明天一早送五元钱来。作家，梁晓声，对不？你刚才向人家自我介绍时，我已经记在本上了。你不送来，我有地方找你……”

我只好乖乖地打了一张欠罚款五元的欠条……

（选自《幸福·悦读》2017年第7期）

★【语文与人生】改革开放初期，作家也去练摊了，不过是为了争自信。现在的练摊就不一样了，为了生活，放下身份地位，无须在意别人的眼光，适合就是最好的。

★【文本聚焦】结合文章内容，概述“我”练摊过程中的情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