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峰

人类学对汉人民间神灵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理论模式的转化，即“官僚模式”“个人模式”和“异端模式”。“官僚模式”以武雅士(A.Wolf)为代表，他基于涂尔干社会象征主义理论，认为超自然界是社会关系的投射，故而他判定神灵是官僚的隐喻。(1)Wolf,A.,“Gods,Ghosts,and Ancestors”,in A.wolf eds，Studies in Chinese Soci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p.131～183.但在中国民间信仰体系中，有两个问题“官僚模式”无法解释，一是汉人的民间神灵并不仅仅局限在灶神、土地公和城隍；二是有些神灵还具有反叛的性格。武雅士注意到了这两个例外，但他并没有作深入的讨论，因为这两个例外已超出了他构造的“官僚模式”，而不能被纳入进他的理论体系之中。针对第一点，韩明士(R. Hymes)提出了“个人模式”。(2)[美]韩明士：《道与庶道：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式》，皮庆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他认为，人神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师生纽带联系起来的，其中还有堂兄弟或亲兄弟关系。他们不是官僚系统中的上下级关系，体现出的却是“师生关系”和“亲属关系”。针对第二点，夏维明和魏乐博(M.Shahar & R.Weller)提出了“异端模式”。(3)Shahar, M.& R.Weller ed.,Unruly Gods:Divinity and Chinese Society，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6.其总体特征表现为：1.有些“神灵”并不是官员，但它们也拥有权力；2.它们的权力不是来源于“结构”，而是来源于“反结构”；3.女神是一个特别的宗教现象，在她们身上体现了“纯洁”与“污染”的吊诡与辩证法；4.在紧张的社会规范的压力下，仪式性的反常行为成为维持社会存在的“安全阀”；5.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下，古怪的神灵会成为质疑制度合法性的象征资源。(4)石 峰：《西方人类学汉人民间神灵的解释模式评论——兼对涂尔干宗教社会学理论的再思考》，《世界民族》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