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晓燕，薛 昊

孙中山是中华现代国家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学术界关于孙中山对中华现代国家建设贡献的研究已经很多，但是从近代多民族中国民族思想史的角度进行研究还有比较大的空间，最核心的就是孙中山民族思想的发展演变及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意义。目前，学术界对孙中山民族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对孙中山民族思想之起源与发展的梳理。学界普遍认为，孙中山民族思想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民族包容性不断扩大的特征，即从早期的“排满思想”，历经“五族共和”“民族熔炉”进而演变为更具包容性的平等、自治理论，(1)杨 强：《论孙中山民族思想的三次转型》，《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或者说有着从“五族共和”到再造大中华民族的思想发展趋势。(2)林齐模：《从民族革命到民族再造——以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为中心》，《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其二，结合具体历史背景，对不同时期孙中山民族思想的内涵进行解读和对比。黄顺力指出，孙中山与章太炎在早年的“排满革命”内涵上有着显著差异。(3)黄顺力：《孙中山与章太炎民族主义思想之比较——以辛亥革命时期为例》，《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黄兴涛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过程着眼，指出辛亥鼎革后，革命派从造反者到执政者的角色转换，是孙中山转而倡导“五族共和”主张的重要历史原因。此后孙中山所提之“民族熔炉”思想，并非是孙中山刻意强调汉族中心的同化，其要义在于促进民族之凝聚以抵御外来侵略和遏制民族分裂。(4)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孙中山民族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演进的历史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内涵存在一定差异，但建设中华现代国家始终是其民族思想演变的逻辑主线。基于上述主线探讨孙中山的民族思想，能够进一步认识到孙中山民族思想对于建设中华现代国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和当代价值。

一、中华现代国家的建立与“五族共和”思想

辛亥革命后，建设中华现代国家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时代命题，而究竟是建立单一汉族国家还是建立囊括中国境内各民族在内的大中华民族国家，是当时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所面临的重要建国之路。在此时局下，孙中山基于自身对中国民族问题的思索，以及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沉思考，适时地阐发了“五族共和”思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孙中山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独到认识，是辛亥革命后其转为赞同“五族共和”思想的重要根源之一。尽管部分革命党人曾对先前的“排满革命”主张作出激进化阐释，并基于狭隘的华夷观表明了希望建立汉族国家的诉求；但就孙中山本人而言，他的民族思想并不在于区分民族间的此疆彼界，而是致力于建立中华现代国家。延续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始终是其民族思想的根本原则，“排满革命”只不过是孙中山用于宣传反清革命的舆论工具而已，故而当革命阵营中显露出激进的排满倾向后，孙中山及时予以澄清。他指出：“惟是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灭尽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们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假如我们去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残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5)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35页。这一阐释表明，孙中山对“排满革命”的认识，即革命之目的，在于推翻清朝以建立新的中华现代国家。他强调并非灭尽满洲民族和绝无寻仇之理的主张亦表明，共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建国原则的认可，希望所建立的中华现代国家，是囊括满族等各族在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辛亥革命后错综复杂的时局，则是孙中山致力于阐发“五族共和”思想的更为重要的时代因素。辛亥之后的民国初年中国社会，在建设现代国家的道路上面临诸多的思想困扰和现实羁绊，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平衡现代政体革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传统之间所存在的张力。就理论根源而言，现代民主共和政体的形成，与西方近现代民族主义的传播密切相关，而其中公民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则为最主要的两类民族主义思想。(6)范 可：《边疆与民族的互构：历史过程与现实影响》，《民族研究》2017年第6期。具体就近现代中国社会而言，倡导单一民族制原则的西方文化民族主义的影响更为深远，其蕴含强烈排他性的一族一国模式，无疑对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深厚历史传统形成了冲击与挑战。尤其是其与狭隘的华夷民族观在排满革命中形成契合之后，其潜在的排他性、盲目性的政治冲动所带来的分裂趋向日趋显现，对民国初年中国的国家统一形成了严重威胁。

就更为严峻迫切的政治实践层面而言，由于民国初年中华民国政府对边疆管控力度的不足和外国势力的干涉，狭隘排满思想的消极后果在民国初年的蒙古、西藏等边疆民族地区迅速暴露出来。(7)郝时远：《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内涵之演变》，《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在外蒙古，清末曾为加强边疆管控而推行新政，但由于局势错综复杂，导致“新政变成苛政，中央与地方间的利害冲突，开始转变成中蒙间的族群对立”。(8)王 川等：《中华民国专题史》第13卷《边疆与少数民族》，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5页。而这一矛盾又为俄国所利用，“于是，不满清朝新政的外蒙古王公，乃开始寻求俄国的援助……讨论对付中国之策”。(9)王 川等：《中华民国专题史》第13卷《边疆与少数民族》，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6页。辛亥革命爆发后，哲布尊丹巴等遂发动政变，宣布外蒙古“独立”。在西藏，自清末推行“治藏新政”后，达赖等西藏上层与清朝中央的关系即出现了重大裂痕，达赖甚至一度出逃印度。辛亥革命爆发后，达赖在英国支持下返回西藏，并在英国干涉下由北京国民政府、英国、西藏地方当局三方召开了西姆拉会议。会上英国试图以所谓“内外藏方案”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虽未能得逞，但终民国之世，西藏的民族分裂危机始终存在。

上述严峻的形势，促使社会舆论界的民族观发生转变。在民国肇始之时，倡导民族平等联合的“五族共和”民族思想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并在全国范围内传播。立宪派与革命派阵营均表现出对“五族共和”思想的赞同，各类宣传“五族共和”思想的报刊与社会团体风靡全国。(10)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而孙中山亦在上述背景下转为积极赞同“五族共和”的理念。“五族共和”的民族思想显著增强了民族包容性，以“五族共和”的理念将边疆各民族凝聚到建设中华现代国家的旗帜下，为初创的中华民国提供了一种较为切实可行的建国路径。基于此，孙中山此后通过系列文告与政治实践，不断阐明中华民国“五族共和”的民族纲领。

孙中山在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即明确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亦同此。”(11)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页。在此后发布的系列文告中，孙中山进一步阐发了“五族共和”的民族思想对于建设中华现代国家的重要意义。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孙中山特别强调：“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分。”(12)孙中山：《公布参议院议决临时约法》，《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20页、第221页。在《布告国民消融意见蠲除畛域文》中，孙中山进一步对“五族共和”思想与边疆民族的关系作了阐述：“大总统孙文布告：今中华民国已完全统一矣。中华民国之建设，专为拥护亿兆国民之自由权利，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13)孙中山：《布告国民消融意见蠲除畛域文》，《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05页。孙中山在关于国家与民族的系列表述中，一再谈及“五族共和”的民族思想与维护国家统一的关系，足见孙中山对于建设统一多民族中华现代国家道路的高度认可。同时，孙中山亦从政治实践层面致力于调适满汉等各族间的民族关系，增进民族团结以维护国家之统一。

孙中山对于“五族共和”民族思想的倡导与系列政治实践，也得到边疆各民族的广泛支持。边疆各民族普遍对此予以积极回应。作为曾经的革命对象的清朝皇室，亦转变了对民国政府的看法，积极支持“五族共和”之论，“本朝皇室为五大民族之一，并与前代亡国不同，一请孙中山，实作共合之国。”(14)《绍彝致绍英函》，1912年9月3日；转引自李在全《民元孙中山北京之行与逊清皇室的应对——以绍彝、绍英未刊函札为中心的考察》，《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内蒙古喀喇沁亲王等亦明确表示：“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15)西盟王公会议招待所编：《西盟会议始末记》，载内蒙古图书馆编《内蒙古历史文献丛书之二》，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7年，第43页。九世班禅也对“五族共和”予以赞同：“九世班禅致函与会代表，真切地敦促各方‘尽释前嫌……一心想中国往好处走……建设一个五族共助、财政富足、民生安乐的中国’。”(16)王 川等：《中华民国专题史》第13卷《边疆与少数民族》，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页。足见在辛亥革命后，中华现代国家初创之际，“五族共和”思想为国内各民族所广泛认可。这一民族纲领，极大地消弭了潜藏的边疆民族分裂危机，在政体革新、暗流涌动的时代剧变下，维系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格局。

更应当指出的是，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对于“五族共和”思想的倡导与阐发，不仅缓解了当时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危机，更对整个近代中国民族思想的发展进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引领作用。

就民族观而言，“五族共和”相比“排满革命”，显得更具有包容性和凝聚力，是基于建设中华现代国家的立场对中国国内民族关系格局所作出的全新阐释。就思想的权威性和传播力度而言，“五族共和”的民族思想，由作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发布，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当时传统华夷民族观的桎梏，对于近代中国民族思想的发展具有引领和推动作用。中华民国政府对“五族共和”民族思想作出定调和阐发后，在全国各地得到了广泛传播并产生了连带效应，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精英阶层，都开始广为宣传和倡导“五族共和”与中华民族观念。(17)参见何一民，刘 杨《从“恢复中华”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百年来“中华民族”概念内涵演变的历史审视》，《民族学刊》2019年第4期。更为重要的是，“五族共和”民族思想与孙中山建设中华现代国家命题紧密联系的“国、族同构性”特征，使得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紧密联系在一起。辛亥革命后中华现代国家建设发端的同时，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国族”之意识形成的起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离不开对统一多民族中国的认同。(18)王文光，徐媛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研究论纲》，《思想战线》2018年第2期。

二、民族与国家关系视角下的“民族熔炉”思想

随着近代中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孙中山的民族思想亦有所发展。在民国初年提出“五族共和”思想之后，又提出了“民族熔炉”。就思想之要义来看，孙中山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上进一步调适国家统一与民族多元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涉及到孙中山对建设统一多民族中华现代国家的深层次考量。

“民族熔炉”思想的提出，有众多深刻而复杂的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与孙中山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诉求密切相关。其一，遏制因外来侵略势力干涉而导致国家分裂的危险。孙中山对边疆民族地区潜藏的分裂危机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曾对清末民初的边疆形势作了深刻剖析，直言：“彼满洲之附日，蒙古之附俄，西藏之附英，即无自卫能力底表征。然提斯振拔他们。仍赖我们汉族。兄弟现在想得一个调和的方法，即拿汉族来做个中心，使之同化于我，并且为其他民族加入我们组织建国底机会。”(19)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74页。故而倡导民族同化与凝聚，是孙中山认为遏制民族分裂的重要途径。

其二，消除民国初年的地方割据，以维护政治统一。尽管孙中山早期曾对建立联邦制国家抱有希望，甚至在1912年颁布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指出：“国家幅员辽阔，各省自有其风气所宜。前此清廷强以中央集权之法行之，遂其伪立宪之术。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挈，条目自举。”(20)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页。但辛亥革命后“地方权力大于中央的事实，使得孙中山逐渐放弃了联邦制，而回到建立强有力中央政府，以维系国家的统一和稳定的道路上来”。(21)龙晓燕：《从刀安仁冤案看清末民初的民族国家观与傣族土司的认同》，《思想战线》2014年第2期。孙中山对于地方忤逆中央而践踏约法的行径是深恶痛绝的。他在护法运动期间，曾致电国会：“更有不经会议，径电各省以征求意见之名，唤起不利国会之主张……更知不法武人，已以割据西南为志。”(22)孙中山：《致国会电》，《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95页。上述对地方实力派的谴责表明，孙中山此时在国家体制的选择上，转为倾向于中央集权制主张，而民族基础又关乎国家政体的选择。因此，“民族熔炉”思想的提出表明，孙中山试图以民族融合作为建设统一的中华现代国家之途径，实现民族与政治两个层面上的高度整合、凝聚与统一。这一理念，贯穿于其对“民族熔炉”思想之阐释的字里行间。

在孙中山1919年发表的《三民主义》演说中，他曾指出，其民族主义的宗旨即消极之目的与积极之目的：

夫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只达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也。积极的目的为何？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23)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87～188页。

孙中山对于“民族熔炉”思想的表述，显露出明显的“国、族同构”特征。就思想实质而言，孙中山强调通过合为一炉而冶之的方式，凝聚中国各民族以成一中华民族的目的，在于以熔铸之中华民族作为国族，构筑中华现代国家的民族基础，即呈现出“国因族而立、族因国而存”的高度同构性。在随后的演讲中，作为国民党总理的孙中山又多次阐发了上述思想。他谈到：“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如美国，本是把欧洲许多民族结合起来的，现在却成了美国一个民族，为世界上最有光荣的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为完了。”(24)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94页。在孙中山看来，民族与国家是一体两面的概念，表明孙中山所倡导的“民族熔炉”思想，实则是他的建国思想，而建国之根本途径在于对民族的整合与凝聚。

然而从深层次的理论根源而言，“民族熔炉”思想的主张，却显露出孙中山民族思想形成过程中，仍留存有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痕迹。可以说，“民族熔炉”思想是孙中山依据中国民族情况，对公民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的改造与调和，在民族理论上形成了复合性的民族结构。第一，就民族层面的融合而言，孙中山以美利坚民族相比拟，更多地体现出公民民族主义的原则；既承认各民族的多元存在，亦承认在各族之上存在着统摄各族的上位民族概念。第二，就建国原则而言，孙中山强调以美国为范，融合各民族为一个大民族以建成伟大之国家的主张，则体现出对于文化民族主义一国一族建国原则的追求，故而“民族熔炉”为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提供了民族基础层面的法理依据。

三、国内外形势转变与“民族自决”思想

民国前期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随后民国政府与苏俄接触合作的不断深入，使得孙中山的民族思想进一步发生变化。他开始结合自身丰富的政治实践，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更多地考虑民族多元的现实，致力于推动各民族实现发展与繁荣，找寻国家统一与民族多元之间的平衡，继而形成了以“平等、自决”为主要内容的新的民族思想。这一思想，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原则下，正视国内民族多元的现实，明确了各族的平等性，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平等自决民族思想的出现，与时局变化密切相关，尤其是与苏俄的政治合作，直接推动了孙中山的民族思想取得了长足发展。其一，自1918年“护法运动”失败后，国内各地方实力派割据称雄的趋势日益显露，这与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共和的政治构想渐行渐远。而边疆各民族亦处于地方实力派的专制控制之下。(25)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19页。这样的情况，致使民族分离主义倾向一度抬头，甚至1921年外蒙古再次宣布独立。其二，鉴于国外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与国内“五四运动”的强大声浪，孙中山也认识到与苏俄合作对实现民主共和理想的现实性和必要性。应当指出的是，苏俄建国后，主动声明放弃沙俄时代在华侵略权益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对孙中山民族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影响，从此其民族思想中开始萌发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倾向。(26)耿云志：《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历史演变》，《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而在此后与苏俄的不断接触中，苏俄关于“民族自决”的思想理论对孙中山产生了很大触动。他部分借鉴了苏俄所倡导的“民族自决”理念，并结合自身对中国民族以及中国革命实践的认识，提出了倡导平等自决的民族纲领，探索以“民族自决”为途径，实现各民族的发展与平等，平衡民族多元与国家统一之间的张力。

从理论根源上看，平等自决的民族思想，是孙中山将自身革命实践与苏俄“民族自决”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孙中山结合中国民族与革命实践，从政治实践的视角赋予平等自决民族思想以新的内涵。在国内，他以民族平等为号召，将“民族自决”作为推动国内各民族摆脱北洋军阀统治的途径。在国际层面，“民族自决”成为号召中华民族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理论武器。随着与苏俄合作的深入，“平等自决”的民族思想亦逐步趋于系统和完善。

在与苏俄代表越飞接触后，孙中山于1923年初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其中对民族思想作出了新的阐释。《中国国民党宣言》提倡中国各民族间实现平等、自决的理念：“故吾党所持之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欧战以还，民族自决之义，日愈昌明，吾人当仍本此精神，内以促全国民族之进化，外以谋世界民族之平等。”(27)孙中山：《中国国民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页。由此，平等、自决的新民族主义思想初步提出。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时，孙中山更为系统地阐释了上述民族思想，形成了新三民主义中的新民族主义。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

(一)民族主义 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然不幸而中国之政府乃为专制余孽之军阀所盘踞，中国旧日之帝国主义死灰不免复燃……遂使少数民族疑国民党之主张亦非诚意……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28)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19页。

可以说，这标志着孙中山以“平等、自决”为主要内容的新民族思想正式形成。

孙中山所述之平等自决的民族思想，在坚持维护国家统一原则下，正视了国内民族多元的现实。首先是孙中山对维护国家统一原则的坚守，这也是孙中山与苏俄合作的政治底线。在1923年1月23日与苏俄特命全权大使越飞签署的《联合宣言》中，孙中山重申了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立场：“越飞君正式向孙博士宣称：‘俄国现政府决无意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29)孙中山：《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1页。在《复苏联代表加拉罕电》中，孙中山指出：“故为保障亚洲及世界之平和计，其最善及唯一之方，惟有速图中国之统一及解放。”(30)孙中山：《复苏联代表加拉罕电》，《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30页。孙中山在关于建国问题的重要著作《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阐明了国民党以武力实现国家统一的诉求：“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31)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7页。可见，追求国家统一的原则贯穿于孙中山民族思想的始终，可以认为这是多民族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大一统”思想的延续。其次，孙中山的“民族自决”思想，实际上是对国内民族多元现实的承认，而对民族多元的承认，在当时来看则集中表现为鼓励各民族参与到国民革命中来，以摆脱北洋军阀的统治。故民族自决在当时是指针对北洋军阀的“自决”。由此，各民族争取平等自决的斗争，亦成为建设中华现代国家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孙中山则明确鼓励边疆各民族积极参与国民革命。他谈到：“当得国内诸民族之谅解，时时晓示其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共同利益。”(32)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19页。孙中山对边疆民族处境的关切，表明他开始正视民族多元的现实，为谋求各民族的平等探索道路。

综上所述，孙中山晚年所提出之平等自决的民族思想，对近代中国民族思想的解放，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孙中山在对平等自决民族思想的表述中，将实现民族平等自决与建立统一的国家相联系，致力于通过国民革命实现这一政治理想。可以说，在孙中山看来，国民革命胜利之日，既是统一的中华现代国家建立之日，也是中国民族实现平等自决之时。由此，民族多元与国家统一的张力，在各民族共同创建中华现代国家的伟大历史实践中得以消弭，各民族在共同缔造中华现代国家的同时，亦作为国家主人而赢得了自身平等多元现实的承认。

结 语

从中国近代民族思想史的视角出发，梳理孙中山的民族思想及其演变，可以看到孙中山的民族思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发展，以及中华现代国家的建设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其一，孙中山的民族思想，始终与建设中华现代国家的时代命题紧密联系，甚至可以说其民族思想就是建设中华现代国家的建国思想。其间，孙中山民族思想的演变与国内外时局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在国家政体更迭的时代巨变下，平衡民族多元与国家统一之间的张力是其民族思想不断演进的重要因素之一。梳理其民族思想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到，从“五族共和”再到“民族熔炉”与“平等自决”，每个阶段的民族思想都蕴含了孙中山对中华现代国家建设道路的思考。

其二，在探索中华现代国家建设时，孙中山始终将民族作为建设现代国家的基础，其思想具有显著的“国、族同构性”特征，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根植于对中华现代国家的政治认同之上。在孙中山看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与建立的过程，亦是中华现代国家建立的过程，二者具有一体两面的特性。故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也是对统一的中华现代国家的政治认同，国家与民族密不可分。因此维护统一的中华现代国家的同时，也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促进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正是孙中山对近代中国民族思想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