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雷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云南昆明 650031）

在协商民主中，协商主要是过程和手段，而通过协商实现协同整合或决策、治理的民主化才是协商民主的主要目的，正如古特曼（Amy Gutmanand）和汤普森（Dennis Thompson）所指出的，协商民主“有助于纠正集体行动时的失误”，“提升个体和集体的理解。通过相互的辩驳，参与者相互学习，认识到个体和集体存在的各种误解，并提炼出更能经得起检验的新观点和新政策”①Amy Gutmanand，Dennis Thompson：Why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s Differen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2004，pp.8-9.。陈家刚也认为，作为一种民主范式，协商民主能够改善立法和决策的质量、促进决策合法化、制约行政权力膨胀、充分发挥理性的作用。②陈家刚主编：《协商与协商民主》，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9—20页。笔者认为，可以将协商民主定义为人们通过平等的沟通交流、对话协商，力求彼此充分反映和了解相关情况、问题，表达各自的意见、诉求，经过基于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的充分讨论或其它互动形式，最终在相互理解和必要的妥协下达成一定共识，从而推动认知、决策和实践科学化、民主化的一种民主范式。一言以蔽之，协商民主是一种通过沟通协商进行集体决策或思想和行动协调、协同整合的民主活动范式，而党内协商民主则是这种活动范式在政党内部不同程度的运用和发展。以扎西会议及与扎西会议前后关联的一系列党的重要会议及活动观之，中共党内协商民主呈现出从欠缺到发展的明显过程，协商民主的重大作用和显著特性得到极大的发挥和彰显。以“联系”的观点考察事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重要立场。遵义会议与扎西会议关联十分紧密，为便于考察，笔者在文中一些地方将两个会议关联起来，使用了“遵义-扎西会议”之表述。

一、窥遵义-扎西会议一斑，探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范畴理解拓展

（一）协商民主范畴理解之讨论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①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2015年2月9日，http：／／www.gov.cn／xinwen／2015-02／09／content_2816784.htm，2020年8月10日。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意见》指出，协商民主涵盖了“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方面。就《意见》文本整体内容看，笔者认为基于理论研究和现实实践的需要，其中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其范围的理解上可作进一步研究。一是“政党协商”的范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指出，“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基于共同的政治目标……直接进行政治协商的重要民主形式。”笔者认为若将其中的政党协商视为狭义的，则还应有一个相对广义的政党协商概念，广义的政党协商概念的范畴建议在必要时应可拓展至涵盖所有政党之间的党际协商民主，政党与其它组织间的协商民主，以及各政党内部的党内协商民主。即广义政党协商应是指各政党之间、政党与与其它组织之间，以及各政党内部，通过相互沟通协商，就某一共同关心、关涉的事物在思想和行动方面达成共识、形成集体决策或彼此协调、协同整合的政党民主活动范式。广义政党协商倡导在话语机会平等和公平公正、彼此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基于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以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意义或利益为出发点和目的展开。遵义-扎西会议所涉协商民主即为中国共产党党内协商民主，建议在必要时将其纳入广义政党协商范畴考虑。二是对于“政府协商”中“政府”的理解，笔者建议必要时可延展为涵盖一切党政部门的“广义政府”。《意见》在扎实推进政府协商有关方面还强调，要“围绕有效推进科学民主依法决策加强政府协商，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无论从价值还是方法论维度考察，该话语中的“政府”角色都十分契合涵盖党委部门在内的广义政府的工作性质和工作实际。

（二）遵义-扎西会议与党内协商民主之关涉

扎西会议是中央红军于1935年2月4日进入云南威信后，在向扎西集结的过程中，中央政治局于5日至9日在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扎西镇等地连续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的总称②侯兴福、郑汕：《云南省红军长征过扎西理论学术讨论会纪要》，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等编：《光辉的扎西会议》，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第3—4页。。笔者与赵福超、叶晖南等学者的观点相似，认为扎西会议与其前后的一系列会议，尤其是与遵义会议关联十分紧密，构成了一个关联密切的会议群，建议称之为“遵义-扎西会议群”，主要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等重要会议③赵福超：《遵义会议前后六次政治局会议的内在历史联系》，《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S1期，第145—148页④叶晖南：《扎西会议在中共完成第一次历史性转变中的作用》，《上海党史与党建》2014年03期，第16页。。这个会议群对纠正当时王明、博古、李德等在党和红军领导中的“左”倾主义路线，使党和红军的发展获得生死攸关的转折，推动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1900—1941），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170、171、174页。。会议群中的遵义会议和扎西会议，其时间、内容关联尤为紧密，作用尤其重大，笔者部分同意张劲观点，认为在一些研究和宣传中，可将两个会议“合而为一”。但笔者不同意两会合在一起时单称“遵义会议”，因为这样混淆两个会议的名称和概念，不但在两个会议的地点上会发生错乱感，而且在单独研究其中一个会议时，也会在称谓、内容、主题等诸方面发生概念混淆等一系列问题，还容易降低和弱化扎西会议的重要地位。因此，笔者认为在合并研究这两个会议时，应称之为“遵义-扎西会议”较妥，并且应注意与上述“遵义-扎西会议群”概念相区别。

以协商民主为视角，可对“遵义-扎西会议群”的发生发展从时间和逻辑上作如下梳理回溯。党内协商民主在当时条件下没有得到正常实施运行，在这一重要因素影响下，王明、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路线和相应错误指挥得以在党和红军中长期贯彻实施，导致党和红军陷入严重危机；必须召开遵义会议解决迫切的问题，终结王明、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路线及其对党和红军的领导，立即纠正所造成的严重错误；必须召开扎西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确定中央政治局党委分工，完成博古和洛甫（张闻天）“负总责”的交接，确定最高军事决定权行使者，以完成对遵义会议民主协商共识和结果的贯彻落实。从扎西会议及扎西会议前后一段时期考察，“遵义-扎西会议群”之前，受发展条件所限，王明、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作风专断，党内协商民主欠缺、薄弱；临近遵义会议前，形势危机倒逼党内协商民主实践迅速开展；遵义-扎西会议时党内协商民主发展形成阶段性高潮等发展阶段。应该说，遵义会议是此前党内协商民主没有得到充分实施运行，协商民主重要作用没有得到很好发挥而导致的必然纠错行动和紧急重大决策调整，集中体现了党内不同思想主张协商碰撞乃至激烈斗争交锋的会议集体协商过程，是党内协商民主的重大胜利。而扎西会议则排除重重困难、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实现了遵义会议民主协商结果——遵义会议决议的最终形成和遵义会议主要成果的贯彻落实。

二、遵义-扎西会议：党内协商民主之勃兴

遵义-扎西会议群及其之前一段时期，党内协商民主的发展呈现出从早期欠缺、薄弱，到临近遵义-扎西会议因形势日趋紧迫而迅速发展，进而在遵义-扎西会议期间达到阶段性高潮的过程和特点，具有很强的发展逻辑关联。由此，成就了通过成功运用党内协商民主，解决党和红军重大危机，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的重大实践和宝贵经验。

（一）“遵义-扎西会议群”之前：党内协商民主欠缺、薄弱

“遵义-扎西会议群”之前，党内协商民主较为欠缺，这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制约党内协商民主实行的外部因素分析

（1）受苏联影响突出

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1922年7月16日至23日的中共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②《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上网日期阙如，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54／4428165.html，2020年10月24日。），苏联以共产国际名义对王明、博古、李德等党和红军的领导者进行指挥甚至操控的情况较为突出，严重影响了党内协商民主的发展运行。“王明和博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器重”，在他周围形成了被讽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宗派组织。回国后，王明以“左”倾反“左”倾，召集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等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反对李立三等的领导，被同样奉行“家长制”的李立三以组织名义给予严重党内处分。“12月16日，在米夫的安排下，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取消陈绍禹、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处分问题的决议》。”①人民网党史频道：《“不堪重负的党中央总负责”——博古》，2015年12月4日，dangshi.people.com.cn／n／2015／1204／c85037-27890254.html，2020年10月24。“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瞿秋白、周恩来等在会上受到严厉指责。26岁的王明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第145页。可见，当时党内民主未能充分运行，王明获得相关职务的方式虽为“当选”，但却与“米夫运作”有很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民主运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足或缺位的。

王明和博古等人对中央的影响、控制，很大程度上是在苏联干预下实现的。王明赴苏联前，成立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六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任总负责人。王明认为“他那里发出的代表共产国际的指示只有传达到博古这里，才能保障不折不扣地执行”③人民网党史频道：《“不堪重负的党中央总负责”——博古》，2015年12月4日，dangshi.people.com.cn／n／2015／1204／c85037-27890254.html，2020年10月24。，因此对博古尤为器重。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总书记，由此直至扎西会议博洛（博古、洛甫）权力交接，博古一直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成员、“总负责人”、“总书记”，左右和控制中央。此间，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第145页。。这使得该时期党的许多重大决策，实际是按照米夫、王明等的策划安排做出的，决策过程中的民主常常流于形式，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

（2）受白色恐怖和民族危亡的紧迫时局所限

当时党的活动客观上受国民党统治区（以下简称白区）白色恐怖、战争等危机和各方面紧迫形势的影响，要实行充分、广泛、规范化的党内民主很难具备相应条件。一是在白区白色恐怖笼罩下，实施党内协商民主的基本条件受到严重的破坏和制约。协商民主最重要的核心元素之一就是尽可能广泛和深入地展开沟通协商，而当时党组织在白区的白色恐怖笼罩下连集会和信息传递等都充满危险和困难，要进行大规模的、充分的协商沟通根本难以实现。例如，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就给党的地下组织带来了很大的威胁。当时，打入国民党机要科的地下党员钱壮飞得知消息，立刻派人赴沪报告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转报党中央，但由于中共地下党员实行单线联系，无法及时传达，党的机构遭到破坏，一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捕牺牲⑤李恩侠、杨徽财：《博古是怎样当上党的总书记的卸任之后在干嘛》，2014年11月24日，news.12371.cn／2014／11／24／ARTI1416810960573929.shtml，2020年10月25日。。这一事件不仅反映出当时白区敌人反革命气焰嚣张，也反映出当时党内沟通联络的艰险。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要在党内广泛深入开展协商民主，可以说根本不具备基本条件。

1931年“九·一八”事变暴发后，短短几个月内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第142页。，侵略的战火不断从东三省向中国内地蔓延。日本侵略者继而制造华北事变，对华北实施残酷的殖民掠夺⑦王秀鑫、郭德宏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1931-1945》，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1—79页。。遵义-扎西会议前，正是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紧要关头和非正常的战争状态时期。加之国民党的疯狂“围剿”，党和红军随时处于战争的巨大威胁和紧迫状态下，实施充分协商民主所必须的时间、场所、交通、信息传递等基本条件都受到严重制约，这是当时党内协商民主难以大规模正常运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2.制约党内协商民主发展的内部因素

从内部因素考察，李立三、王明、博古等人的“左”倾路线错误和擅权专断作风是造成该时期党内协商民主难以施行的主要内部因素。先后实际负责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王明、博古、李德等人不但奉行“左”倾路线，死板生硬照抄照搬“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模式，而且大稿“家长制、一言堂”①戴茂林、曹仲彬：《王明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122页。。这对党内民主建设和民主风气之发扬造成很大破坏，导致当时在党内无论选举民主还是协商民主，都不可能得到较好实施运行。

王明成为中共中央实际掌权人后，迅速提拔作为自己的“左膀右臂”的博古②人民网党史频道：《“不堪重负的党中央总负责”——博古》，2015年12月4日，dangshi.people.com.cn／n／2015／1204／c85037-27890254.html，2020年10月24。。在这前后直至遵义会议、扎西会议前的一段时期，党内协商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压制和比较薄弱的。例如，王明1931年10月赴苏联前设法对博古做出安排时③李恩侠、杨徽财：《博古是怎样当上党的总书记的卸任之后在干嘛》，2014年11月24日，news.12371.cn／2014／11／24／ARTI1416810960573929.shtml，2020年10月25日。，虽然也曾“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下”“与周恩来商议”，但也仅此就报经共产国际批准，决定了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六个人选。这样重要的决策，王明如果仅“与周恩来做过商量”就做出定夺，则可见当时党内协商民主无论是程序还是实质都是十分欠缺的。

博古、李德等在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及决策过程中，党内协商民主没有得到应有的实施和运行，这是导致“左”倾路线在党内较长时期被贯彻，以致后来必须通过召开遵义会议、扎西会议来肃清流弊，挽救党、挽救红军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博古上台，到1935年2月5日扎西会议期间，博古在扎西水田寨西边二、三里路的村子高坎（或花房子）交权，这一段时期，博古作为党中央总的“负责人”，搞宗派主义、“一言堂、家长制”，党内民主受到较大程度的破坏和限制，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批持正确意见的优秀同志遭到打压和迫害。

博古、李德对党和红军的擅权专断和错误领导，突出、集中体现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中。1933年，当蒋介石调集百万军队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时，中央根据地主力红军已达八万多人。博古不懂军事，却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思想，把红军指挥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完全没有中国革命军事斗争实践经验的德国人李德。李德作风专横霸道、压制民主、不听劝诫，以其“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红军长征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4页。，在军事指挥上实行冒险主义方针，使红军陷于被动，进攻受挫后又采取单纯防御路线和“短促突击”战术同敌人拼消耗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第154页。，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使红军遭受巨大损失和挫败，被迫实施战略转移进行长征。

正如遵义会议决议所指出的：“××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一个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⑥《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资料选编》，贵阳：《遵义会议资料选编》编辑组，1985年，第169页。其中的“××同志”应指博古，华夫是李德的笔名。

这一阶段，王明“左”倾路线恶劣的影响和博古、李德高压专断的强权领导方式、作风所造成的严重危害逐步显现和扩大，但矛盾的尖锐化和突显处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强大压力和协商民主经验的不足，部分对革命形势和中国国情正确把握且经验丰富的党内同志，还没有充分沟通统一思想，也尚未有序有效组织起来形成稳定的民主力量，“协商民主+会议”的斗争方式方法和经验仍较为欠缺。因此，斗争更多是分散无序的，没有形成合力。叶晖南生动地指出，“最初，战斗在第一线的红军指战员从切身的经历中感到了‘左’的指导思想的巨大危害，抵制仅仅限于发牢骚，如彭德怀怒骂李德的作战指挥是‘崽卖爷田心不疼’”①叶晖南：《扎西会议在中共完成第一次历史性转变中的作用》，《上海党史与党建》2014年03期，第16页。

（二）临近遵义-扎西会议：协商民主急迫出场

陈家刚认为，“中国的协商民主最大限度地包容和吸纳了各种利益诉求，有效地推动了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有效地促进了执政方式的转变和执政能力的提高。能够积极构建责任机制、回应机制、服务机制”，促进“协调和协商对话，能够促进政府官员重新评价自己的公共政策观念和措施，提高中国民主制度化的水平”②陈家刚：《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优势》，《求是》2014年第2期，第63—64页。。协商民主的这些优势和功能，在遵义-扎西会议之前一段时间迅速发展的党内协商民主实践中，得到了一定体现和发挥。此间，迫于生死存亡的严峻形势，协商民主实践临危出场，使急转直下的形势开始出现转机。

1.协商民主：生死攸关的路径抉择

随着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路线错误和专断作风的蔓延，其一系列领导错误的恶果不断呈现，使党和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中国革命面临空前危机。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迫切需要代表正确方向路线的革命领导集体出场，挽救党、红军和中国革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力量一直在为此或因顾全大局而暂时“蛰伏”，或以党内民主协商方式正面交锋，他们日趋坚定和成熟，此时已做好了准备，蓄势待发。然而，应该以何种方式出场才能顺利取代“左”倾势力，实现领导权的平稳迁移和过渡，成为这次历史转折的关键和焦点。

如果以暴力方式与博古等当权者斗争或夺取领导权，就会违背和破坏中共六大《党章》所规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党内指导机关所提出的某种决议，应无条件地执行，即或某一部分的党员或几个地方组织不同意于该项决议时，亦应无条件地执行”③《中国共产党党章》（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上网日期阙如，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58／4428362.html，2020年11月5日。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这势必会造成对党的政治、组织、纪律、苏维埃政权和中国革命的严重破坏，造成党的分裂，甚至由此引发新一轮更为激烈的内斗而使局面混乱失控，使党和红军丧失战斗力，从而使党和中国革命面临失败的危险境地，把中国革命引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而如果仅以个人的力量，采取在时间和范围上分散的、单打独斗的方法进行诉求和抗争，则容易由于力量分散、势单力薄，导致蚍蜉撼树而完全无法取得所期望的效果，最终以卵击石，徒劳无功。

在经过不断探索实践和深思熟虑后，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领导力量，最终选择了通过“协商民主+会议”的形式，解决这一次党和中国革命历史上空前的危机。协商民主的方式，避免了上述采取暴力抗争而可能导致的更严重的灾难；而通过会议方式，既可以把分散的时间和民主力量聚合起来集中发力，形成协商民主的合力和意见诉求的集中表达，又契合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体现了程序和过程的正当性合法性。

2.从通道会议到猴场会议：党内协商民主初露锋芒

应该说，临近遵义-扎西会议，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内持正确主张的同志，本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逐步尝试通过党内协商民主方式和途径，向党组织和党的领导人反映实际情况，表达正确的意见建议，与博古、李德等人为代表的党内错误路线进行民主斗争，切实取得良好成效。这尤其集中体现在毛泽东等同志在遵义-扎西会议前通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等重要会议所进行的党内协商民主斗争中。这次党内协商民主的成功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使上述协商民主的优势和力量初步得到了崭露和发挥。

例如，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后，“数十万敌军已在通道以北布下天罗地网。”毛泽东从实际情况出发，在通道召开的政治局紧急会议上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放弃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详细揭露了蒋介石“请君入瓮”的诡计，指出红军北上无疑是自投罗网，主张进军敌人力量最薄弱的贵州。通过党内协商民主+会议的方式，毛泽东争取到了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大多数人的赞同和共识。①杨少波：《通道转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74—76；赵福超：《遵义会议前后六次政治局会议的内在历史联系》，第146页。最后，博古终于认识到蒋介石在前面布置了罗网，“像李德那样死打硬拼往里挤是不行的”②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57—158页。，并总结表态“照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先进贵州，再北上与二、六军团汇合”。③杨少波：《通道转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74—76页。这显然是党内协商民主实践取得成功、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典型案例，为此后通过党内协商民主解决问题打下了基础、积累了经验、提振了信心。

又如，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占黎平。“红军向何处去”这个战略方针问题再一次十分紧迫地提到日程上来。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张闻天等与博古、李德等展开激烈争论，通过协商民主斗争最终促使会议作出了《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李德、博古等要中央红军去湘西的方针和在会上曾经提出的折入黔西的主张，还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④程中原：《张闻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133页。。可以说，这次会议是通道会议的继续。⑤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第157—159页。

通过协商民主斗争，黎平会议后，一方面张闻天意识到只要博古、李德继续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张闻天在橘林里与同坐担架的王稼祥协商，提出“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认为毛泽东同志打仗“比我们有办法”。王稼祥将张闻天的想法告诉了彭德怀、毛泽东，并传给刘伯承等几位将领，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⑥这里的“要开个会”，很大程度上是指要运用会议协商这种协商民主方式。，让毛泽东出来指挥。可见这时，遵义会议已经在非正式的民主协商中开始酝酿。另一方面博古逐渐开始认识到民主协商的重要性，“他意识到大家对今后的战略行动仍有不同的意见，确实需要集思广益，所以于1月1日在贵州省瓮安县猴场（草塘）宋家大院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⑦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60页。会议经过讨论，多数人坚持黎平会议的决议应当继续贯彻执行，并通过了《关于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强调“建立川黔新苏区根据地”。⑧程中原：《张闻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133页；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第511页。

中国共产党党内协商民主在经历了早期薄弱、缺失和受严重制约的阶段后，在王明、博古、李德“左”倾错误路线和专断作风的压制下，广大党员干部的不满情绪和民主要求积蓄了很强的“应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秉持实事求是原则并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正确结合起来的党和红军的领导和干部群众，都迫切期待能在紧要关头及时总结分析形势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尽早拨乱反正，扭转被动局面。毛泽东同志顺应历史的发展和要求，在关键时刻担当起挽救党和红军，扭转中国革命局势的重任。他在与张闻天、王稼祥等一同行军、住宿和坐担架养病期间，经常与他们协商交谈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红军长征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78—79页。，深入细致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博古、李德的指挥错误和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等关键紧迫问题。最终和王稼祥达成共识，“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还“商谈了准备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红军长征史》，第78页。。通过这种非正式场合“交往”“沟通”中的民主协商，形成了二人的理性共识。毛泽东同样是以这种循循善诱“随意交谈，充分讨论”的协商交往方式，使“张闻天同毛泽东之间感情上更加亲近，思想、观点也更加趋于一致。对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张闻天和王稼祥都接受毛泽东的观点”③程中原：《张闻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130—131页。。通过这种民主协商沟通引导，毛泽东与同样察觉到博古、李德领导和指挥失误的几位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充分形成协商共识，结成反对博古、李德错误路线的党内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力量。他们在毛泽东同志的协商引导下，抓住最近协商民主和军事斗争的成果——攻占遵义的胜利，在充分酝酿和准备的基础上，推动实现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

经过一系列协商酝酿和党内协商民主实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持正确主张和路线的同志不断增进了相互沟通了解，逐步在思想观念上达成一致，在不断增强的协作和共识中愈发默契，形成了更加紧密的团结。同时他们也在协商民主探索实践中，不断增强信心、获取宝贵经验，从而为遵义-扎西会议的决定性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遵义-扎西会议：党内协商民主的重大实践

经过上述一系列协商民主的沟通、酝酿和探索实践，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力量，为遵义-扎西会议这次党内协商民主实践和斗争的阶段性高潮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当时，对博古、李德等贯彻“左”倾路线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部队里议论纷纷，高级将领中牢骚和不满也日益增长，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希望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④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61页。此时，遵义会议前期的协商民主基础、已较为充分，通过“会议协商”解决问题的时机日趋成熟。

1.遵义会议：彰显协商民主力量

1935年1月1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旧城军阀柏辉章的公馆内举行。会上，博古作关于反对“围剿”经验教训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军事副报告，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反“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王稼祥、毛泽东、朱德、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李卓然等相继发言，彻底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在战略战术上的一系列错误，指出这是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还严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在军事指挥上个人专断的恶劣作风。会议一共开了三天，气氛紧张激烈，发言的声音很高，每天总是开到半夜才休会。

会议作出了下列重要决定。一是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是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是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是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⑤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档案馆：《遵义会议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不难看出，会议真正实现了“差异政治”主体间的平等协商对话，各自畅所欲言，使之前长期受博古、李德压制的不同意见、主张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和讨论，拨乱反正，树立了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军事行动目标方向。与会人员民主热情高涨，协商对话充分而深入。协商民主平等对话、充分沟通协商、秉持公共理性交往交流谋求共识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民主“应力”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可以说在这次酝酿已久的协商民主成功实践中，协商民主的功能、价值和作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协商民主的力量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遵义会议上，博古的党性和组织观念，使他在会上能耐心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批评，虽然心里不好受，但是这次他终于没有压制任何人发表意见，让大家把话充分地讲了出来。这保障了遵义会议能有一个基本的协商秩序和协商民主氛围，维护了中共六大《党章》“在未经决议以前，党内的一切争论问题，可以自由讨论”①《中国共产党党章》（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上网日期阙如，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58／4428362.html，2020年11月5日。的规定，为大家能够开诚布公地畅所欲言，把真实的情况、想法充分表达出来，一起商量解决问题创造了条件。

2.扎西会议：贯彻落实协商民主成果树风范

遵义会议虽然取得了党内协商民主的重大胜利，彻底揭露和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军事路线和重大指挥错误，推动实现了党和革命的重大历史转折，但会议成果基本上还处于“气态”，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贯彻落实，甚至连最重要的决议都还来不及做出。由于随时要与敌人周旋，党中央和红军时常处在运动行军状态中，遵义会议只能见缝插针仓促举行。因此，留下了若干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主要有：一是遵义会议尚未正式做出决议，只是指定洛浦负责起草；二是会议虽然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但没有安排具体分工，只是提出“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三是没有变换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作为党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身份并未改变；四是毛泽东并未获得军事指挥权，朱德、周恩来是军事指挥者，“恩来同志”仍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可以说，遵义会议成果仍“悬在半空中”，甚至一些极为重大的事项仍悬而未决，如果不能尽快得到决策实施和贯彻落实，使之从“气态”尽快转化为“液态”（推动成果尽快得到转化实施运行）和“固态”（形成决议固定下来，通过实施取得成果），则会议成果有可能前功尽弃、付之东流。扎西会议正是在这一紧迫时刻，推动遵义会议成果从“气态”向“液态”“固态”转化的重要和关键举措。

1935年1月下旬，遵义会议决定的北渡长江的计划受阻，土城战斗失利，红军一渡赤水后，于2月4日进入，并于2月14日离开云南威信。红军进入云南威信在向扎西集结的途中，中央政治局5日在水田寨花房子、6日至8日在大河滩、9日在扎西镇，连续召开会议。因为扎西是会议结束的地点，又是威信县城，故历史上将这一系列会议称为扎西会议。扎西会议的内容，主要的有以下七个方面。一是落实了遵义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的协商共识，决定由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秦邦宪）负党中央总的责任。二是重新开始实施对中央苏区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对当时急需解决的军事路线、组织领导、白区工作等重大问题作了部署。三是根据敌情变化确定了中央红军新的战略行动方针。四是讨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拟定了“决议大纲”（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并在中央红军中传达贯彻。五是研究部署了红军的精简缩编问题。六是作出了回师黔北，重占遵义的重大决策。七是作出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决定。②1996年10月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省社科联、昭通地委联合举办了“红军长征过扎西理论学术讨论会”，关于扎西会议的概念和主要内容，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达成上述共识。参见侯兴福、郑汕：《云南省红军长征过扎西理论学术讨论会纪要》，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共昭通地区委员会：《光辉的扎西会议》，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第3—13页。

由此可见，扎西会议对上述遵义会议遗留问题，一一作出了回应。只是毛泽东在党内的最高领导权和军事指挥权仍未得到最终确立。但必须注意，由于在扎西水田寨中央政治局会议常委分工中，洛甫（张闻天）已接替博古在中央负总的责任。而张闻天对毛泽东非常敬重，与其在中央苏区就开始建立起合作和友谊①程中原：《张闻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124—126页。。尤其是在长征中，毛泽东通过一路上不断的协商交谈，已使张闻天在思想路线和对各方面主要问题的看法上与自己达成了共识。加之对毛泽东历次在关键时刻往往作出正确主张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的观察，张闻天已充分认识到毛泽东思想路线的正确性及其高超的领导决策和军事指挥能力。虽然不能说张闻天对毛泽东言听计从，但张闻天早在遵义会议前，就认为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决心“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因此，张闻天在党中央负总责，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毛泽东的正确思想路线、主张和军事指挥在党和红军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发挥。这也是毛泽东善用民主协商沟通方式方法开展工作，和张闻天能够接受吸纳正确的协商意见建议和思想主张的典型案例。

扎西会议避免了遵义会议成果的流失或缩水，是党历史上通过协商民主实践推动民主科学决策获得成功的经典案例和重大事件。在扎西会议做出权力交接决议后，博古、李德等如果放弃党性、原则和纪律，不愿交权，利用手中的权力孤注一掷挑起党内斗争，则势必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无法估量的严重后果。在这一关键时刻，博古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党性觉悟，个人服从中央，遵守党规党纪，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执行大会上按多数人意见通过的决议，并且没有受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不要交权”的鼓动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红军长征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92页。。他的这种意识和品德使他战胜人生的难关，以后的革命实践历程证实了这一点，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在此事件中，一方面博古同志能在关键时刻最终坚持党性原则，选择了遵从党内协商民主结果，自觉执行党的决定，保障了在党内“负总责”的权力的顺利交接，避免了党的分裂，作为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在此次重大事件中为遵守党规党纪做出了表率。另一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坚持正确主张的同志，通过“协商民主+会议”的形式，自下而上向组织表达正确主张，提出正确意见建议，虽然经过了一系列艰难的民主斗争过程，但最终取得了协商民主斗争的重大胜利。他们在坚持党规党纪，保证党的高度团结统一和凝聚力战斗力，避免造成党的分裂的重要前提下，成功促成党对正确主张的彻底接受和错误路线的彻底转变，使正确的思想路线和主张，通过合法有序的程序和渠道在党内赢得了领导权，为党内协商民主规范及其强大力量的彰显，提供了典型范例。

应该说，扎西会议讨论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十分来之不易。一方面，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内持正确路线和主张的同志，长时间来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沟通协商和动员说服工作，通过自己的正确分析研判和实践经验，摆事实、讲道理，反映广大干部战士的心声，争取到了自上至下多数人的拥护和共识，逐步在党内形成强大的理性共识和民主力量。这样的党内沟通和民主协商，为最终能够通过遵义-扎西会议群扭转大局，实现中国革命和历史的重大转折，发挥了重大而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在遵义-扎西会议群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坚持正确路线、主张的同志，在会前充分沟通协商酝酿的基础上，在会议上据理力争，以深入客观的分析和雄辩的事实，在坚持和维护程序、党内法规的同时展现了党内民主的强大优势和力量，使党内协商民主经过长期蛰伏、酝酿，继而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尝试、日趋成熟，终于在遵义-扎西会议时形成阶段性高潮。笔者认为，遵义-扎西会议做为历史上党内协商民主成功实践的一次光辉典范，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