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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语生活背景下的语言扶贫实践

2020-02-21李志凌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0年4期
关键词:语言

李志凌

(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云南昆明 650500)

一、引言

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于2018年1月下发的《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年)》指出,消解贫困的有力措施须“以补齐教育短板为突破口”。贫困地区的教育短板主要体现在教育资源不足、教育意识滞后,以及教育实施手段不科学等几个方面。在现实的扶贫事业中,经济援助是最直接有效、立竿见影的举措,但从根本上解决贫困、杜绝返贫需要借助更深层次的措施。教育是能够阻断贫困状态共时扩散和代际传递的有力手段,可使帮扶对象真正脱离贫困圈。扶贫必须从“扶志”和“扶智”入手,打造贫困地区和人口的自我脱贫能力,从而减少其对外界的依赖,实现自我造血和可持续发展。扶贫工作的这两大关键离都不开教育的作用。只有通过知识传授、技能培训、文化传播,进入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世界,使扶贫对象真正掌握生活知识和生产技能,形成必要的价值认同,才能从根本上革除安于现状的消极意识,并积极参与脱贫攻坚事业。

教育扶贫,语言先行。这一点基本已是扶贫工作者的共识,并在政策思想上也有所体现。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语委印发了《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提出“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语”的理念,要让贫困地区群众具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沟通能力和应用能力,以提升普通话普及率为重点,将语言扶贫,尤其是推普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一个重要切入口。语言扶贫不仅要打通贫困地区和外界的交流通道,也要打通贫困群体与外界的交流隔膜。①戴先任:《“推普脱贫”是精准扶贫一个重要切入口》,《中国商报》2018年3月2日,第2版。运用社会通用语(简称“通语”)实现对外交流只是语言功能的一部分,涉及语言的工具性实用价值。此外,语言对学习者和使用者认知能力的提升、思想境界的丰富、态度意志上的改造等,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甚至有着超越工具性能的价值。语言的作用体现在以人为中心的心理、意识、素养、文化等各个层面。这些正是致贫的人文性因素,是激发地区及个体劳动生产力的内在动因。

二、精准扶贫对象的多语生活事实

目前,我们的扶贫工作已进入全面脱贫、精准扶贫阶段。关注扶贫对象的具体问题,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实行精准扶助,避免粗放式的施治与援助,已成为当前攻坚阶段的重点。

国内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分布在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地区,当地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着多种多样的语言,包括少数民族语、汉语及其方言变体以及部分外语。以多民族省份的云南为例,当地居民使用的民族文字有22种;除回、满、水族通用汉语外,其余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语言使用类型主要有母语型、双语型、多语型和母语转用型四种。①云南省人民政府:《云南概况·语言文字》,2019年4月3日,2020年8月8日,http://www.yn.gov.cn/yngk/gk/201904/t20190403_96252.html,2020年8月8日。具体情况是:(1)单一母语为主型,如独龙、傣、藏、景颇、傈僳族等。(2)双语型,使用本民族语和汉语方言,如白、壮、纳西族等。(3)多语型,当地居民与周边民族有密切交往,需要使用三种以上的语言,除本民族语外,还使用其他民族的语言及汉语,如德昂、普米、布朗族等;也有一部分居民居住于边境口岸附近,因贸易往来、物资流通的需要,或者长期文化接触和社会人文渊源的关系,除了民族语、汉语以外,还涉及一些涉外的语言生活。(4)母语转用或过渡语型,如回、满、水族等,当地居民放弃原来的母语而转用新的语言。根据相关统计,云南的15个世居少数民族中,几乎不存在只使用单一语种的民族,双语使用的情况占了绝大多数,通常为母语+汉语(主要是汉语的地方方言,而非普通话);三语(母语+汉语+第三语言)使用群体也比较常见,除了独龙、景颇、基诺三个少数民族较为少见以外,所有世居少数民族都有使用三语的情况。在同族人口中,三语使用群体比例较高的分别是怒族(49.79%)、普米族(29.7%)和阿昌族(13.98%)。②王革:《“桥头堡”战略视野下的云南多语教育研究评述》,《英语研究》2015年第2期,第138—145页。

另据调查,在云南的多个边境口岸地区,外语语种需求巨大,具有多语种交叉和地缘性的特征,至少有8种外语被用于商品贸易、宗教祭祀、拜亲访友、文化交流等活动,能够满足当地日常语言生活中99.4%的外语需求。“多语现象较为普遍,不同层次的多语言能力是边境口岸地区从业者的基本语言能力要求。”③张彪、彭庆华:《我国少数民族边境口岸地区外语需求调查研究》,《民族教育研究》2016年第2期,第103—108页。这些边境地区地处对外交流的窗口,很多属于欠发达地区,有的刚刚摘掉贫困县的“帽子”。从需求程度和使用范围来看,英语、越南语、泰语、缅甸语和日语是云南境内的“关键外语语种”。

少数民族地区复杂的语言状态主要体现在:共时语种多,偏重实用需求,因场所和功能不同,时常分化使用。一般情况下,民族语言是当地群众的第一语言,主要作为家庭生活、集体生产、与人沟通的交流工具;当地汉语方言主要用作外部交际工具,在集市、商场、饭店、医院、车站、工作单位等社会场所使用;虽然汉语方言是第二语言,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却是最重要的语言,使用比率达42%左右。④庄倩琳、杨彬楠:《关于云南省“直过民族”地区推广普通话的调研报告》,《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9年第4期,第72—78页。普通话多在正式场合下使用,常出现在学校教育、外出公干、迎来送往、人事公关等场合。外语作为第三或第四种语言,使用情形与普通话既有类似,也有区别。一方面是在学校教育、涉外业务等较为正式的场合里使用;一方面是在日常买卖、旅游向导、边贸业务、民事往来等对外交际与合作中使用。虽然普通话与外语的使用场域相对狭小,但依然是当地民众多语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显然,多语生活是一部分贫困地区和人口的现实生存状态,与当地民众的日常活动息息相关,这种情况对其经济生活的影响有利有弊,正是扶贫工作中应予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

三、语言扶贫的现实需求

美国学者乔纳森·普尔(Jonathan Pool)在考察了133个国家后得出一个结论:语言状况与个体经济和国家经济发展有高度的相关性。“一个语言极度繁杂的国家总是不发达或半发达的,而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总是具有高度的语言统一性。因此,语言统一性是经济发展的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条件,经济发展是语言统一性的充分的但不是必要的条件(这是指描述上的,不是因果关系上的)。”①Pool Jonathan,“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Language Diversity,”in Joshua A.Fishman,ed.,Advances in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The Hague:Mounton,no.2(1972),pp.213-230.人们普遍认为,语言具有文化属性,是一种软实力。但人们发现语言与经济的关系之后,便会进一步认识到,语言同样是一种硬实力。语言扶贫是针对社会实际问题,有目的地发挥语言的特殊作用,参与经济建设。语言对于贫困治理的积极作用是有现实之需作为依据的。

(一)语言参与经济生活的实用之需

调查中发现,多语地区的群众语码转换频繁。由于工作、生活和教育等因素的主、客观需求,人们经常变换交际语言和工具语言。尽管这样的语言变换是为了适应交流,但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需求达成度也不高。当地群众虽然能够做些多语种的交流,但没有经过系统学习,相关的语言文化知识主要来自生活经验,缺乏对语言技能的专门认知;很多交际事件的发生比较单一化,信息链短,交际内容缺乏发散性和连续性;沟通方式仅停留在口耳相传、简单重复的基础性水平。这种状态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地方经济的粗放式发展和零散式结构,也没有为家庭和个人带来开放的创收途径,并演变为稳定的收入来源。

譬如,地方的农林产品、民间工艺品及特色文化产品由于没有恰当的名称和描述传统,缺乏对文化内涵的提炼和对外宣传,在市场化运作中只能被动式适应,等待机会由别人找上门,偶遇兴趣合作者。这种等、靠、要的生产经营方式极大地抑制着当地人的自主谋生意识和创新能力。以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为例,当地有着良好的畜牧业资源,牦牛的肉食加工和皮毛制品吸引了外国商人的兴趣,曾有美国阿拉斯加的商户想与当地民众搞产业合作,将牦牛土特产加工出口至国外市场,但在尝试了几次小额项目合作之后,双方逐渐发现在合作意愿上难以达成一致,语言不通,交流不畅,影响商谈效率,无法促进开发规模效应,致使项目后续业务拓展受阻,最终不得不在进行几次小规模买卖业务之后停止该项目。“我们本来有很好的产品设计,”美国商人布莱特·克雷奇(Brett Collage)受访时表示,“当地牧民也很友善,但我们之间缺乏很好的沟通,难以随时保持密切联系,直接的业务洽谈几乎不可能,导致许多想法难以付诸实施,为此耽误了不少时间,损失了几次有利的市场商机。这是挺遗憾的事情,双方都很无奈。”这个案例说明,即使双方在产品供给和市场需求上都已具备必要条件,但是如果人力合作中出现沟通不到位,无法彼此理解,满足各自的利益关切,同样会影响到一个项目的执行效果和持续性进程。在这其中,语言是最直接的沟通工具,深刻影响着招商引资成效和社会生产活动质量。如果有足够的语言人才参与地方经济建设,不至于损失大量的机会。

(二)语言参与文化生活的“无用”之用

语言因其特有的信息传播功能和人际交往作用而具有明显的社会性特征(sociability),这种工具特点在现实生活中立竿见影,因而是显性的,其实用性作用(practicability)容易被人们关注到。语言扶贫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帮助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提高语言应用能力。比如,有针对性地推广一些语言资讯,如产品名称、行业术语、技术概念、市场情况介绍等,或帮助人们在生活场景中掌握更好的沟通方法和技巧等。除了这些实用的语言技能之外,语言还有深刻的文化教育功能,如知识功能、情感功能、思维功能、行为调节功能等。但是,这些功能不容易在具体事件中体现出来,而是隐藏于个人的思维活动和情感世界中,是一个连续体(continuum)的积累成果。语言通过对物质世界的抽象和隐喻化过程,对人的思维意志和精神力量产生持续和辐射的作用,在世界观、价值观塑造,以及情感、认知方面的影响尤其如此。这些看似不着实际、近期效益不明显的“无用”之处,正是语言的大用所在。

语言能力是人获得其他生存能力的基础,是推动个人融入时代、进入群体、深度社会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语言习得和发展在人的成长历程里,尤其是在文化生活中起着一种类似于远景投资的作用。然而,贫困者对语言的这种“虚化”功能却不一定有所认识,甚至会有所排斥。柯亨(Cohen)曾证实,复杂语码和局限语码与经济社会地位有密切的关系:具有高经济社会地位的人倾向于习得并使用复杂的语码,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则倾向于习得和使用局限语码。①Rosalie Cohen,“Language and the Structure of Poverty”,Sociological Focus,1969,no.2(1990),pp.53-66.伯恩斯坦(Bernstein)指出,“社会关系形式选择语码的种类,然后该语码成为社会关系的代表,进而调节交谈的性质。简言之,社会关系形式的影响由语码通过言语计划功能传递并维持在心理上。”②Basil Bernstein,“Elaborated and Restricted Codes:Their Social Origins and Some Consequences”,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66,no.6(1964),pp.55-69.人们使用的语码越复杂,代表着其对更多语言资源的占有和更为自觉的语言意识,这是受教育程度的表现,是文化生活丰富程度的表现,也是个人和群体社会化程度的表现。

(三)语言能力是摆脱贫困的生存技能

一般情况下,贫困者更倾向于掌握触手可及的实惠和便利事物,只要能力和生存条件(如基本语汇和交际方式)能够满足眼前所需,便不愿意多花精力去使用不切实际的东西(如新语言、多重语码、更复杂的话语技巧等)。除了资金和物质条件的匮乏,贫困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对眼前的生存状态过度依赖,对远景任务(如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劳动力改造、教育投资等)的关注度不高,对长期智力投资的主动意识不强,心理认同度不高。阿帕杜莱(Appadurai)对此有明确的评价,贫困往往钝化人们的渴望,使他们弱化甚至丧失抓住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机遇的能力。③Argon Appadurai,“The Capacity to Aspire:Culture and the Terms of Recognition,”in V.Rao and M.Walton eds.,Culture and Public Action.Washington,D.C:World Bank;Palo Alto,CA:Stanford University,2004,p.134.穆莱纳森(Mullainathan)和沙斐尔(Shafir)在《稀缺:我们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2013)一书中提出了导致贫困的“稀缺理论”(scarcity)。所谓稀缺,就是影响贫困者的诸多缺失,包括物资缺失、心理缺失、认识缺位等。作者认为稀缺导致人们的认知能力下降,削弱人们的分析、判断和逻辑推理能力。稀缺心态是导致贫困者能力贫弱的主要原因。④Mullainathan Sendhil and Eldar Shafir.Scarcity:Why Having Too Little Means So Much,New York:Times Books,2013,p.162.这和其他学者的看法十分相似。有国内学者同样认为,“穷人的认知能力和执行控制力更弱。他们的脑中装满了‘稀缺’,就没那么多心思去想其他事了。穷人不仅缺钱,更缺带宽。”(王春辉,2019)⑤王春辉:《语言与贫困的理论和实践》,《语言战略研究》2019年第1期,第12—21页。

尽管语言问题处于贫困人口认知系统和心理关注的远端,但改善生计与提升生活质量的方式发生改变时,语言问题的关键作用就有可能显现出来。比如,当群众面临异地搬迁扶贫、转移就业扶贫、旅游扶贫、电商扶贫、科技扶贫等改变生存状态的情况的时候,必然面对人口流动、地域迁徙和社会生活多元化的问题,需要更多地通过语言媒介去获取信息,认识环境,接触不同的人群,增大人际交往面,这时,语言的作用就从远端走到了近前,成为不得不依赖的一种必要的生存能力。

贫困状态下产生的语言需求既反映了客观事实,又可以转化为脱贫攻坚的实际目标,变为行动方向。李宇明指出,语言可以扶贫,源自语言与教育的密切关系,源自语言与信息的密切关系,源自语言与人与互联网的密切关系,源自语言与人的能力和机会的密切关系。①李宇明:《修筑扶贫脱贫的语言大道》,《语言文字周报》2018年8月1日,第1版。正是由于语言与人力素质和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语言扶贫手段成为长效整治、全面脱贫的一个关键所在。

四、语言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社会效益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关注语言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在语言同质化程度对经济的影响效果上,人们的认识存在差异。

最早研究语言经济的国外学者费舍曼·霍沙(Fishman Hoshua)认为,“一般说来,比起语言异质性,语言同质性往往更多地与国家的‘好的’和‘合意的’特征相联。语言上同质的国家往往在经济上更发达,教育上更先进,政治上更现代化,政治意识形态上也更稳定和牢固。”②Joshua A.Fishman,“Some Contrasts between Linguistically Homogeneous and Linguistically Heterogeneous Politics”,Sociological Inquiry,vol.36,no.2(1966),pp.146-158.这个观点后来得到了丹尼尔·奈托(Daniel Nettle)的支持,并总结出了“费舍曼—普尔假说”(Fishman-Pool Hypothesis),认为语言统一性与经济发展成正相关,语言多样性则与经济发展成逆相关。③Daniel Nettle,“Linguistic Fragmentation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The Fishman-Pool Hypothesis Reexamined”,Economic Development&Cultural Change,vol.4,no.2(2000),pp.335-348.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假说具有普遍的合理性。丹麦、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社会资本指数较高,但国内语言单一。乌干达、印度等国的情况刚好相反。另外,从世界语言格局来看,经济发展越好的国家或区域,濒危语言消亡的速度越快。也就是说,小语种、小规模的语言变体、方言会受到经济发展程度的冲击。这刚好说明,社会经济整体越发达,语言一致性程度越高。

不过,语言的同质性、单一性对经济的正向推动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也有例外和特殊情况,并非经济发展的充要条件。中国东部及南方沿海发达地区,同时也是语言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地区,官方通用的普通话和民间普及度高的吴、粤、闽等地方方言以及对外经济活动中的多种外语,共同构成了该地区丰富的语言生活形态,也是地方经济的重要发动机。所以,中国社会的语言经济状况是对“费舍曼—普尔假说”的有力补正。多语生活不一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弊端,反而可能是区域特色经济富有活力的一种表现。我们在中国看到了这种特殊性。

努力提高通语的普及率是脱贫攻坚的一个治本之策。国务院、国家语委、教育部相继颁发了《“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201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实施方案》(2017年),以及《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2018年)等官方文件,越来越清晰地强调了扶贫工作中推广国家通用语——普通话的重要意义。在贫困地区推广普通话,瞄准了当地社区和贫困人口与主流社会经济结构及运作模式不相适应,未能完全接轨同时代文化的本质问题,抓住了国内语言扶贫工作的关键和核心内容。它能够有效破除经济语言文化障碍,解除信息不通、交际不畅的束缚,减少社会分化和意识冲突,增强人员物资的流通性,扩大贸易市场和就业渠道,吸引社会关注,活跃市场经济,提高贫困人口的综合素质。

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曾根据中国的区域经济和人文状况,从东北的黑龙江黑河至西南的云南腾冲划了一条分界线,后世称之为“胡焕庸线”。在这条界线以东,是较为富裕的地区,居住着全国90%以上的人口;此线以西经济欠发达,居住着10%的人口,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中有11个分布于此。这些贫困地区语言生态复杂,方言、少数民族语众多,地方文化差异大,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普通话普及率较低。语言不统一,加上复杂的地理环境,抑制了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增加了不同地域民族之间的交流障碍,加重了因沟通不畅导致的信任负担,降低了彼此间的文化认同与协调合作,妨碍了区域链的连片发展和实力整合。可以说,推广普通话,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经济文化整合,带动贫困地区和人口在“语同音”的基础上,实现与国家经济命脉的紧密联系,快速加入富民强国的社会建设大潮,成功走完百年目标的“最后一公里”。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我国大片区域,尤其是扶贫地区处于多语共存的文化生态这个事实。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文化悠久,方言、民族语种类繁多,东、西、南、北彼此相异的地理文化格局明显,难以形成整齐划一的文化形态和经济发展模式。尽管这成了语言统一、社会同质化发展的一种障碍,但也成了难能可贵的社会财富。“语言多样性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学术研究资源,同时是一种潜在的经济资源。”①王海兰:《语言多样性与经济发展互动关系分析》,《制度经济学研究》2017年第4期,第166—179页。语言的经济价值与言语社区的经济发展高度相关。“在特定言语社区中,流通度越广、使用频率越高的语言其经济价值往往越高。”②王海兰:《国内经济学视角语言与贫困研究的现状与思考》,《语言战略研究》2019年第11期,第34—43页。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一种语言至少传承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成就,蕴含着深厚的人文价值。文化被认为是技术和制度之外,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三大力量。③Philippe Aghion and Peter W.Howitt,“The Economics of Growth”,Cambridge:The MIT Press.语言无疑能推动文化创造出经济价值。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社会意义来看,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及少数人群所掌握的外语,同样是符合地方社会经济特点和民众文化心理需求的生存工具,尤其特殊的语言价值,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区和特定领域内甚至是优势语和支配语。譬如,一些传统技艺中保留了大量的行话、术语和艺术思想,非其他语言可以完全地转写和译释。在技术传承和文化保存上,原有的民族语、方言就是活的化石,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许多扶贫工作者深有体会,与当地百姓交流时,最好能懂得他们的语言,这样才能把“家常”拉好,把政策思想给乡亲讲清讲透。“同说方言土语,能够让扶贫干部和贫困群众更好地打成一片,融为一体。所以,扶贫干部要用好土话,在用土话和贫困群众沟通交流的过程中,拉近与贫困群众的关系,赢得群众的支持和信任。”④沈道远:《干部扶贫要先闯“语言关”》,2017年6月9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609/c409497-29329986.html,2020年7月30日。

多语能力带给劳动者的不只是丰富的生活形态,还能实实在在地创造经济财富。加拿大语言经济学家吉尔斯·格雷尼尔(Gilles Grenier)指出,一个社会所能容纳的语言越多,该社会成员的福利越高。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可以使该社会可提供的产品数量与类型得到增长。⑤[加]吉尔斯·格雷尼尔:《论语言及其多样性的经济价值》,刘国辉译,《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34—39页。在广西东兴市边境居民的全样本调研中,研究者也发现,边民的多语能力与其年收入呈正相关关系,推广普通话又是借助发展人口语言能力推进边民脱贫的有效举措。⑥卞成林、刘金林、阳柳艳:《中越边境居民语言能力与经济收入关系研究:以广西东兴市为例》,《语言战略研究》2019年第1期,第55—66页。在这样的背景下,单语(尤其是少数民族语言单语者)单言(只会本地方言)对于个体和社区经济收入会产生消极影响。⑦王春辉:《语言与贫困的理论和实践》,《语言战略研究》2019年第1期,第12—21页。学会通用语,进而成为“双言双语者”①李宇明:《双言双语生活与双言双语政策》,《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2014年第6期,第1—4页。,甚至多语者,将对经济收入产生积极作用。社会生活中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优势,通用语有广泛的交际意义和工具作用,能够获得更多的公共资源;双语或多语能力使地方生活更具活力,能够实现更多的经济本地化,发挥地方文化的优势。语言能力就是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它对个人及语言群体的改造之功不可小觑。正是因为语言意识的增强、语言能力(包括语码转换能力)的提升,语言使用者的应用能力才能够获得拓展,能够充分利用好语言带来的资源和优势。

综上所述,对我国的语言扶贫工作需要有两方面的认识:一方面要大力抓好普通话的推广,争取语言同质性为社会和个人财富带来的最大红利;另一方面是利用好语言多样性所具有的地方经济活力,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区域性、民族性特点,使宏观经济调控更适应微观经济需求和发展模式,更具有地方特色和人文关怀。这是由我国基本国情所决定的。语言扶贫的核心工作是促进普通话的普及,但“语言扶贫工作的外延要大于推普扶贫”②江婕:《推普如何扶贫》,《社科纵横》2019年第12期,第64—69页。,这个外延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开发和利用语言多样性所能创造出来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

五、多语背景下的语言扶贫机制

语言扶贫不是一个空想的脱贫理念,而是可以落实于实践中的具体行动。结合多语生态的现实背景,脱贫攻坚的语言施治有自身特有的答题方式。

(一)推通语、保本语、学外语的三级语言扶贫机制

推广普通话是全国扶贫工作中以国家方案方式实施的一项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实施方案》〔2017〕)。然而,根据我国已进行的三次大规模语言调查,普通话的整体普及率仍然不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西部十二省(区、市)的平均普及率仅为39.2%,云、贵、川三省分别为37.9%、33.9%、37.5%。城镇居民中能够用普通话进行交流者占人口总数的66.03%,县乡相应人口比为45.05%,贫困人口集中的县乡仍是推普工作的重点。因而,推普的意义重大,应从内外两方面入手。外部需做好氛围营造和环境引导,用政策宣传、公益播放、文教培训、艺术汇演等方式向民众普及学习、使用普通话的意义,丰富汉语的媒体传播形式和应用场所;内部则是对扶贫对象进行专门的语言教育和帮扶。

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由于生存环境的关系,民族语和汉语方言可能早于国家通用语(汉语普通话)融入社会生活中,参与了大量的生产建设,与百姓日常生活密不可分,成为重要的社会财富和区域文化资源的一部分。对于这些语言种类,不能加以取代和挤压。语言的生存和灭亡有其自身规律,我们必须尊重这种规律,不以人为因素破坏语言价值,而应因势利导,维护其用,这在社会语言工作中尤为重要。民族语和方言的保护也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文化政策。双语学校、民汉双语文献的保存、民族语地方广播电视台的开办等,就是从正规国民教育、官方行政窗口和民间社会力量等多个渠道,对非通用语进行的文化保护。我们还应该认识到,语言价值不是固定的,不能是一种单纯的消耗品,而应该成为价值生长点。如果仅用保护的措施来体现对语言的重视,而不重视开发其实用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就起不到参与社会建设、创造经济价值的作用,只能起到“护短”的效果。非通用语应该应用到实际生活中,既在地方、族群、家庭生活中起到亲密沟通、联络情感、维系社会关系的作用,又进入到商贸往来、旅游服务、农业生产、文化传播等行业中,发挥工作语言的功能。

以扶贫工作为背景的多语环境下,外语的首要功能是在对外经济生活中发挥语言沟通的作用,这一点在边境口岸贸易和旅游服务行业较多的地区具有特殊的意义。当地群众学习掌握一些外语的交际话语、服务用语、行业术语等,有利于与外商客户主动合作,自我推销,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和合作关系。除此以外,外语能力对人综合素质的构建作用也不可忽视。也就是说,学习一门语言,不能只盯着它的实用之处,这样容易让语言习得变成一种功利的行为,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素质能力。外语学习过程涉及语音、词汇、语法、篇章、修辞等众多的语言结构知识,学习者通过教学训练、跨文化比较等方式,除了掌握听、说、读、写、译的语言技能之外,也能获得丰富的人文知识,更好地认识自我,加深对母语文化和成长地域的认知,培养起良好的交际意识、表达能力、信息加工与记忆等方面的能力,而且有利于养成主动交流、大方开朗的性格,这对于学习者未来积极融入社会,接纳陌生事物,形成开放包容的心态,树立国际意识等,都有良好的作用。总之,外语学习也是促进人的智力增长、性格培养、身心全面发展的过程。

因此,多语地区的语言扶贫工作应该由推广普及普通话,保留并充分使用好扶贫地区和扶贫对象长期使用和习惯的本民族语、地方方言,以及学习一定程度的外语三个维度组成,也就是实施“推通语、保本语、学外语”的三级语言扶贫机制。为此,教育、卫生、交通、旅游、广播、电视、网络等公共事业部门应该成为推广、学习、使用普通话的主要场域,并且有明确的责任主体,可由地方政府部门、社区村委会设立推普办公室或语言扶贫攻关小组,发挥政府机关、新闻媒体、教育部门、服务行业等四大社会窗口的引领示范作用。

(二)语言扶贫的精准三聚焦

中国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五大突出问题:(1)谋生技能单一且层次不高;(2)就业渠道狭窄,机会探索与把握能力不强;(3)改变生活现状的意志和需求不强;(4)生活环境基础条件差;(4)教育资源不足,教学质量偏低;(5)医疗卫生条件不佳。针对于此,语言扶贫工作应从实际需求和问题症结出发,采用精准的语言措施加以治理,改变贫困状态。

为什么要强调“精准”?扶贫对象的致贫原因及增富办法有共性、同质性,也有差异性和特殊性,这一点在语言方面也不例外。精准的语言施治行为,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集中精力,提供教育资源和智力援助,解决扶贫对象最迫切的智力刚需,从而保障脱贫的时间优势和根本效益。

如何实施精准的语言扶贫?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在湘西考察时作出了重要指示,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对于这个问题,指示中的前半部分已给出了答案和要求,即“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就是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相应的对策和针对性方法;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个体的致贫原因,提供具体的帮扶和解决措施;根据问题的具体情况,提供整治意见、建议和办法。精准不但要针对地域、社区、村寨、家庭,还要针对精准的扶贫方式和手段,针对扶贫的精准领域,达到精准的效果。根据多语地区语言生态复杂,社会文化形态多样的特点,语言扶贫应做到三个“精准聚焦”,即聚焦问题识别、聚焦资源供需、聚焦彻底退出。

1.精准聚焦语言问题识别

语言问题是复杂的,社会生活背景下的语言问题又有超越语言本体(音形结构、意义、使用法则与规律等)的诸多特殊性,比如语言发展的社会历史特征、与其他语言之间的共时比较与接触关系、语言政策的落实效果、语言行为对社会关系的影响、语言经济与文化价值、语言社团与语言个体的能量(力)潜势等。归纳起来,语言扶贫所关注的问题有两大类别:一是语言与致贫有怎样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二是语言力量如何促进脱贫。为此,语言扶贫应从诊断复杂和关键的语言症结问题入手,一方面查找语言致贫的可能原因,另一方面探索能够利用语言手段解决贫困的措施和办法。

2.精准聚焦语言资源供需

精准语言扶贫应重点关注三类人员的语言需求,并提供相应的语言帮助:

其一是语言种类掌握比较单一的人群,主要是指仅使用自身民族语或当地方言的单语人群。这样的人群可能因为习惯于单一的生活用语,缺少足够丰富的语言知识,缺乏多语意识和文化比较概念,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经验匮乏,较难走出生活圈并在语言生活中取得优势。他们的语言需求就是多掌握一点语言知识,能够听懂、会讲“他语”,以方便他们走出熟悉的生活圈子,在跨地域流动或移民过程中融入新环境。这类扶贫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帮助这类人群熟悉普通话和汉语方言,使其掌握基本的汉语听、说、读、写能力,了解区域性的语言生活常识。

其二是有机会参与对外交流的人群。这类人群在旅游、商贸、边境口岸、传统工艺传播等领域需要接触、使用到一部分外语。扶贫任务可以采用外语上门培训,学校开设外语课或辅导班等形式,对本地有外事经历的人员进行涉外活动指导,培养个别人员具备基本的跨语言交流和翻译能力,提供一些双语对照的日常用语读本或手册。

其三是对语言技能有深造需求的人群。这部分群众有一定的语言文化基础,需要通过更系统和深入的学习来认知世界、认识自己。语言课程是很好的学习途径,可以向他们推荐一些学习平台,用夜校、函授等方式进行语言文化课程教学,推荐使用手机、电脑作为主要的信息交流平台。

3.精准聚焦彻底退出机制

扶贫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全面脱贫,确保每个公民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红利和个人财富的增持。为此,语言扶贫必须精准解决每一个贫困县、乡、村、户、个人的语言困境,可以采用为其独立建档的方式,用纵比和横比的数据依据,找准贫困定位和脱贫指标。确保扶贫对象拥有可持续发展的语言能力,包括构建有利而稳定的语言交流与学习环境,提升群众对推普脱贫、语言扶贫的认同,并具备用语言打开生存空间、凭借语言创造更多机会的意识与能力,帮助个体培养良好的语言学习习惯和自我发展意识,最终使贫困对象彻底摆脱语言问题困扰,退出贫困圈。

六、结语

我国的扶贫工作已进入精准扶贫的攻坚阶段,这意味着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和具体,需要更为准确的施治策略和办法。语言扶贫亦是如此。针对贫困的语言改革手段,已经从最初的间接影响、分散发力,进入到如今的直接施治、集中发力、系统推进阶段。这就要求我们深刻认识扶贫对象的特殊性。多语环境下的生活状态,是国内贫困人口除单语群落式聚居以外的另一种常见情况,尤以多民族杂居地区、边境口岸地区常见。多语生活的特点之一是语言种类不一,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又各自发挥着特有的功能;一些非通用语在特殊场域内甚至具有支配语和优势语的作用,具有可观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我们的语言扶贫工作不仅可以创造重要的经济利益,也有着深厚的社会意义和人文意义,是真正关系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在完成国家通用语——普通话在贫困地区获得普及的主要任务之外,还必须关注非通用语的地方作用,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发挥多言多语的建设作用,做到既“抓大”也不“放小”。语言扶贫也许无法直接创造经济产值,但它对人力素质的培育作用却是深刻而无法替代的,它将更多地发挥智力作用,持续性地创造并巩固脱真贫、真脱贫的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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