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青，李 稳

1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四川成都，610068；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成都，610068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暴露出公众抗疫意识薄弱、知识欠缺、心理恐慌及行为失范等问题，导致公共卫生科普在抗击疫情过程中的应有价值被遮蔽。理性分析公共卫生科普之价值，优化我国公共卫生科普的可行路径，必要且适时。

1 疫情背景下我国公共卫生科普的发展困境

1.1 公共卫生知识欠缺导致“信息疫情”蔓延

疫情爆发后，对未知病毒认知的模糊性和公众心理亟待疏导的迫切性，导致“信息疫情”蔓延，自媒体的裂变式传播特性使疫情信息迅速扩散，疫情信息的冗杂混乱，新闻标题偏向猎奇化，网络不实信息充斥，以致谣言四起，疫情信息熵数值升高[1]，降低了疫情资讯的可信度。“信息疫情”阻隔权威真实信息的获取[2]，切断了公众通过科学知识抵御未知事物的途径，造成公众心理恐慌，制约公众理性抗疫的行为。相关调研显示：“有超过60%的人错误认定气溶胶传播和粪口传播是主要途径，对勤洗手的认知也多停留在用手直接遮住口鼻，而非屈肘遮住口鼻”[3]，凸显了民众在防疫知识掌握度方面存在的问题。

1.2 公共卫生科普机构的价值引领力式微

权威性公共卫生科普机构受制于未知病毒特性的不确定性和公众获知疫情知识的迫切性，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科普机构在引领公众科学抗疫的价值引领力，以致疫情科普因多级传播的扩散效应、回应社会关切不力、忽视公众需求的差异性、发布内容冗长拖沓、发言人回应仓促等而削弱可信度[4]。疫情的应急科普中，一些科学共同体及科学家深陷于因发声不当而造成的负面舆情中[5]，未能充分解读疫情知识，及时辟谣，致使公众心理恐慌、抗疫信心不足，削弱了科普机构的社会公信力和坚定抗疫信心的价值引领力。主流或权威科普机构推文量偏小，也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抗疫成效。有研究对300篇网络热文进行分析，发现疫情相关报道类有257篇，占比85.7%；科普文34篇，占比11.3%；主流医疗机构或公共卫生专家的推文仅4篇，占比1.3%[6]。

1.3 公共卫生科普的方式和内容存在偏差

疫情初期，公共卫生科普多采取单向度在线宣传的方式，注重权威新闻和疫情图文的推送，受制于自媒体的主观倾向性和裂变式传播模式而出现疫情知识宣传的偏激化或同质化，一些专业知识也缺乏简约的通俗的解读，造成阅读困难。封闭式疫情防控态势下，线下科普读物宣传效果削弱，中老年群体囿于网络素养偏低而更容易遭受疫情谣言侵袭而丧失判断力。疫情科普的形式单一，未充分考虑受众年龄特征、知识水平等因素的限制[7]，科普多依托制度手段开展，禁止性内容多于允许性内容，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公众的心理接受度。

疫情科普作品较为丰富，但依然存在优质内容缺位问题，缺少通俗易懂的解读病毒属性、扩散机制以及应对策略的优质科普内容，造成公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认知困境；某些网络媒体为博得点击率，不惜以猎奇式的负面新闻为重点报道内容，人为造成疫情恐慌氛围[8]；有些疫情科普宣传内容较为专业，缺少学术概念生活化的转化迁移，以致造成公众疫情知识理解偏差。

2 公共卫生科普的价值分析

科普的价值追求是向公民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9]。科普是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组成部分，也应遵循教育目的“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之三维价值观。因而，公共卫生科普具有增强公民科学认知、培育公民科学精神、规范公民行为方式等方面的价值。从认知、情感以及行为维度分析科普价值，既体现了科学探究的范式要求，也暗含人的“知情意行”本质规律。

2.1 公共卫生科普的认知价值

认知价值是指在科普过程中客观陈述相关知识的构成、特征、相互关系、应用方式以及发展规律等，最终实现公众获得关于该知识的基本认识，能够基于该认识做出常识性判断。公共卫生科普的认知价值强调将远离生活情境的“科学”经过生活化处理而“普及”给公众，创造科学知识与生活经验间的传输通道，契合公众的普遍性认知水平，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递高深知识，并最终促使公众依托这些知识指导生活世界。理解科学不仅有助于科学本身的发展，更有助于帮助公民理解自身生活实践。深刻理解科学知识及其发展成就能在相当程度上帮助公民自觉抵制虚假信息，在去伪存真中把握知识的价值[10]。公众理解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知识，及时获得公开透明的信息资讯，就相当于接种抗击疫情的“知识疫苗”，缓解公众对新冠病毒的未知恐惧，将公众从非理性思维泥淖中解放出来，以理性化思维统领公众的社会实践，实现抗疫知识与个体生活经验的“同化”，内化为自身稳定而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心理图式，并“顺应”复杂疫情环境的要求，增强自身认知新冠病毒的能力和层次，形成基于知识储备和深度理解的“知识战线”，有效遏制疫情谣言和网络虚假信息。

依据认知发展的基本规律，公众对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理性认知并非公共卫生科普最终归宿，而是为公众形成稳定价值定向和科学规范行为提供认知体系支撑，充当公众理性判断社会问题并根据自身实际做出合乎情理的行为前提。公共卫生科普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时的首要任务是真实及时地向公众传递疫情相关知识资讯，确保公众获得关于该事件的理性认识，避免谣言的侵蚀，构筑抗击疫情的“认知防线”。公共卫生科普的认知价值，使公众理解应对困境需要何种知识，这种知识的生成过程是怎样的，以及将这种知识运用到具体生活实践中的方法有哪些[11]，夯实科学抗疫根基。

2.2 公共卫生科普的文化引领价值

现代性语境中，科学精神的内涵指向“内容上的真、功用上的善、伦理上的臻、形式上的美”[12]，4方面相互促进，构成引领社会价值观走向的动力。公共卫生科普在确保抗疫知识客观真实性、彰显科学抗疫的人文性、唤醒珍爱生命的伦理性等方面蕴含着科学精神。公共卫生科普能帮助公众深入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国家间的内在联系，构筑起强大的全民抗疫信心，消解着舆情危机所带来的“次生灾害”。

宣传科学知识运用到疫情防控中的作用，冷静审视科学及人与科技的关系，深刻体会科学知识在抗击疫情中的关键作用，帮助公众获得关于科学及其价值的理性认识，并通过运用科学知识指导自身防疫实践，逐步提升自身科学素养，避免谣言或恐慌心理的干扰；巩固公民法制观念。对不配合抗疫等行为的法律惩治进行宣传，澄清什么是制售假冒医疗物资、疫情期间造谣生事、感染肺炎是否算工伤、延期薪资结算等公众关心的问题，间接提升公民法制观念。传递党和国家重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决心和勇气，营造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的气氛，宣传各省市帮扶、民众自发抗疫等内容，筑牢“中国梦”根基；深化敬畏自然，珍视生命的理念。通过向公众传递食用野生动物具有传播病毒的风险，营造全民抵制食用野味的风气，深化敬畏自然、珍视生命的价值观。

2.3 公共卫生科普的行为规范价值

公共卫生科普在知识支撑和价值引领上所产生的效用，能够通过科学规范的公民行为得以体现，这种行为规范性价值兼具了公共卫生科普的目的论与方法论意义。公共卫生科普的行为规范价值是指通过公共卫生科普将关于疫情的知识内化为心理结构的稳定倾向性特质，进而以合乎情理的行为方式外显出来，纠正错误行为，宣扬规范化行为，以期使公众行为符合社会规范和道德要求。让科学思维方式和科学精神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一种文化和思维方式，一种行为方式[13]。

通过向公众传递科学规范的知识，培育公众应对重大卫生安全事件的能力，帮助公众审视自身行为方式的科学合理性，并对错误行为予以纠正，如通报疫情期间隐瞒旅居史、哄抢医疗或生活物资、不配合医护人员隔离等行为，使公众意识到此类行为的危害，进而规范其抗疫行为。通过宣传抗击疫情过程中先进组织、榜样案例的示范性行为，为公众应对重大疫情提供行为参照模板，促使公众生成模仿榜样的心理认同，进而提升科学抗疫参与度和投入度，使科普抗疫内化于心，外显于行，如对定期消毒、出门戴口罩、主动上报出行信息等公众行为的宣扬报道，促进公众对上述行为的文化认同和模仿借鉴，切实规范抗疫行为。通过向社会公众宣传党和国家以及各族人民群众万众抗疫，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培育全民“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家国情怀，营造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生态，通过这种制度文化增强公众的制度认同感，并将这种认同感落实到抗击疫情的实践中。

3 疫情常态化下公共卫生科普的发展路径

3.1 增强公共卫生科普知识供给力

为社会公众提供重大卫生安全事件所需知识，是公共卫生科普的职责所在。当前公共卫生科普正经历从专业领域向社会领域的转型，成为多方参与的实践。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涉及卫生、食品、交通、心理、管理、舆论等众多领域，决定了公共卫生科普知识供给绝非单维度学科领域知识的传递，应当是多学科维度的协同；公共卫生科普知识供给绝非医疗卫生机构的专属责任，而应当涵盖政府及职能部门、高等院校、社会公益组织、行业和企业、公益个体等多主体协同供给；公共卫生科普知识的供给主力绝不仅是医护人员，而应当包括科技、教育、卫生、新闻等多领域的综合化主体。

增强公共卫生科普知识侧供给。推动公众卫生(Public Health)向全民卫生(One Health)的知识供给转向，以整合性思维将经济发展、教育、运输、餐饮、环境、住房、安全社区等纳入公共卫生科普供给侧[14]。应当着力加强知识协同供给，坚持协同发展，会同科技、教育、宣传、文化、新闻出版等相关部门，广泛动员科研院所、学校、企业、社会组织等各方面，形成开源、开放、协调的公共卫生科普知识供给格局[15]。

将公共卫生科普纳入普通高校人才培养方案。既是高等教育践行为国家现代化进程服务的使命的表现，也是发挥其在人才培养方面独特优势的表现。这里所指的纳入普通院校人才培养方案，不是要求普通院校创办医学院或者转型为医科大学，而是普通院校将公共卫生素养培育上升到人才培养高度，从顶层设计和战略高度重视公共卫生素养问题，探索公共卫生素养培育的制度体系和实践路径，着力修订完善人才培养方案，使公共卫生科普人才培养走向多维常态化。

培育公共卫生科普人才。衔接医疗系统和公共卫生系统，增强两者在公共卫生人才培育、防控重大卫生疫情、集中攻关科研项目的能力。应当推动医疗防治和公共卫生防治人才培养的互相认证制度，实现彼此间人才互动、资源共享、学分互认，尝试建立公共卫生相关领域的跨学科学位制度，形成公共卫生科普人才培养合力；定期展开科普师资培训，邀请专家开展科普知识讲座，举办科普能力提升训练班等，提升科普师资水平；拓宽科普师资的国际视野，定期选派科普人员到科普成效优异的国家或地区研习；在教学层面则要求教师具备专业知识和综合学科素养，精心编排授课内容，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学生传递科普知识、育化学生科普精神[16]。增强知识供给的系统科学性。疫情过后的公共卫生科普知识供给，应当吸取前期经验教训，确保知识供给的系统性和科学性，规避负属性知识的“选择性遗忘”。

3.2 培育引领社会价值观走向的科学精神

科学素养不仅体现为掌握科学知识的多寡, 更是对科学精神的坚持, 对科学思维方法的掌握以及对科学思想的通晓。如果说公共卫生科普的认知价值提供了“疫情是什么”的客观知识性判断，公共卫生科普的文化引领价值则提供了“我们该如何应对疫情”的主观价值性判断，是应对疫情的“价值自觉”。只有生成公众科学抗疫的“价值自觉”，才能培育公众科学抗疫的“行为自觉”，最终实现全民抗疫的“行为自为”。

注重培育公民理性，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在公共卫生科普中培育公民理性，就要着力提升科普知识传递的规范严谨性、科学实效性，为公众理性判断疫情，彰显公共责任意识，做出合乎情理的抗疫行动奠定心理基础。要强化法制观念，在科普中着重开展普法宣传，报道疫情防控中的守法和违法行为，以帮助公众巩固法制观念，自觉按照法律和道德的约束理性抗疫。要凝聚社会向心力，以抗疫中的感人事迹和家国情怀进行深入传播，在全社会营造万众一心抗击疫情的必胜信念和全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氛围，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要彰显尊重生命，热爱生命的价值观念，在科普作品中呈现人性关怀，如可通过宣传最美逆行者医护工作者的抗疫事迹和向疫情抢时间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事迹，彰显疫情中最美人性，重视人民群众生命价值。

3.3 优化公共卫生科普的方式与内容

公共卫生科普应找准公众关切点，选择恰当的资讯传播方式。统筹利用好各种传播渠道，发挥传统媒体权威性强，新兴传播渠道形式活泼、覆盖面广的优势，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科普，确保科普不掉线[17]。

优化传统科普抗疫方式，要充分发挥宣传册、海报、传单、展板、画册和横幅等传统手段的抗疫作用，因时因地制定宣传计划，提升科普抗疫方式与居民生活实际的契合度。编制《新冠肺炎防治手册》医护版和民众版，医护版侧重专业知识解读，民众版则以贴近生活实际的方式传递抗疫知识，从民众的生活饮食、穿衣出行等细节切入，增强民众科学抗疫能力。巧用移动社交软件宣传科普知识，将抗疫科普投向公众日常生活，可联合微信平台推出“为头像配戴口罩”程序，鼓励用户参与，将戴口罩观念内化成用户生活习惯。还可采取录制短视频、制作抗疫动漫、开展抗疫在线画展、报道抗疫故事等方式切实提升科普效果。如制作“新冠肺炎自诊APP”，向民众普及病毒特性、感染症状、防治手段以及及时就医等内容，并定期向民众推送政府权威卫生部门的疫情资讯。

提升公共卫生科普内容的科学性。政府网站或权威卫生机构可以通过专设抗疫板块，向公众传递综合集成、客观真实、具有时效的疫情知识，帮助公众系统掌握疫情知识，防止疫情流言或虚假新闻的乘机而入[18]，发挥权威科学共同体和官方媒体的正向舆论引导作用，以客观真实、公正及时的姿态扮演好公共卫生科普“前哨人”角色[19]。邀请权威专家发声，向公众传递关于疫情防控资讯，稳定抗疫局势，增强公众抗疫信心，为科学抗疫吃下“定心丸”。新冠疫情中，专家学者及时发声、答疑解惑，稳定人心、坚定信心，为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20]。

公共卫生科普应视公众为“主动的人”，理性审视受众作为内容传播者、接收者乃至创造者的身份属性，激发公众生成公共卫生科普内容的主动性。科普内容是否关切公众切身利益也是制约科普成效的关键因素。如果科普工作传递的内容脱离公众生活实际或与当前社会发展形势步调不协调，就会导致科普效果打折扣。实施公共卫生科普，应当站在公众的立场上思考他们究竟想了解哪些内容，他们能接受的方式是何样的，才能实质性达成公共卫生科普目的。如湖南省《湖南疾控福尔摩斯》系列抗疫科普，就以病毒传播轨迹为线索，以鲜活个案为叙事点，逐步向公众剖开新冠病毒的，深受广大群众喜爱。

公共卫生科普既不是疫情下的应景之举，也不是传统教育的现代延续。当前公共卫生科普面临的种种困境，体现了公共卫生科普向“公众为中心”转型的时代阵痛。公共卫生科普应继续发挥增进公众认知、培育公众科学精神、规范公众行为之价值，构筑全民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心理免疫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