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旺

塑料对土壤、海洋、生物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威胁，减少塑料制品的使用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大力倡导全球塑料污染治理。

塑料污染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生产、流通、消费、回收、处置等众多环节。禁塑限塑目标任务的完成，不仅需要流通环节加强管理，更需要加强塑料制品生产、流通、使用和回收处置的全过程管理，增强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形成塑料污染治理的长效机制。2017年起，中国就废塑料泄漏进行了两次重大改革，旨在从源头上逐步减少塑料污染问题，倒逼企业完成全产业自上而下的改革。2017年4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4次会议通过《关于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2019年9月9日，第10次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2019年6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2020年9月2日，第15次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若干意见》，系统性地将塑料污染和垃圾分类纳入社会治理体系塑料污染环境的真正问题是塑料泄漏，只有正确定义了问题，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本文将从塑料泄漏的原因及应对策略进行探讨。

一、塑料泄漏原因

塑料泄露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1.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是塑料泄漏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任何社会问题背后均有经济动因，塑料泄漏的经济因素包括两大低成本和两大高成本。具体表现为使用成本和废弃成本太低，直接导致社会产生大量废弃塑料，而回收成本和再生成本太高导致大量废弃塑料无法回收。进一步来讲，高回收和再生成本的原因使绝大多数产品都没有进行可回收性设计。很明显，回收和再生是负系统。

2.缺少可回收性设计

缺少可回收性设计也是塑料泄漏重要的原因之一。可回收性设计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既有单品种的可回收性设计的相关标准，又涉及每个细分的应用领域，比如地膜、外卖餐饮包装、软包装、快递包装等，这样一个庞杂的横向和纵向交织的体系，要把可回收性设计的思想标准体系建立起来，中国才刚刚开始。2009年美国塑料回收协会（APR）开始可回收设计指南的编制。欧洲塑料回收协会（PRE）则始于2017年。

2019年，APR可回收性设计的整体概念、技术逻辑被引入中国。但是，关于可回收性设计，只可借鉴，不能套用。因此，制定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的可回收性设计迫在眉睫。

3.消费者因素

消费者作为回收闭环的最后一环，同样是塑料泄漏重要的原因之一。尽管塑料污染环境渐成社会共识，但依然难有自觉，民众普遍缺少消费后废弃的行为引导。通过对产品外包装回收标签的标注，并向消费者解释废弃物处置方式及流程等一系列举措正确引导消费者。比如喝完的牛奶纸袋，需将残液倒掉，然后清洗、压瘪，最后送到回收点。整体而言，当下中国的回收体系停留在“消费者丢弃，拾荒者拾捡”的状态，必然造成社会浪费，带来污染，使简单问题复杂化。总之，如果消费者不参与，回收治理无法形成好的闭环。

4.其他因素

从2019年开始，为应对日益严重的垃圾处理难的问题，营造绿色环保的生活空间，中国各地如火如荼开展了垃圾分类的宣传及实践活动。在城市治理中可以发现，可回收垃圾设施与其他收纳设施比例为1：3，这归结于作为垃圾回收的主管部门——市政城建部门，更专注于垃圾本身。因此，当顶层设计指向垃圾，回收便微不足道。与此同时，合成树脂行业具有超长的产业链，涉及每一个企业、每一个消费者，监管难、明确责任也难。此外，中国不强制消费者使用再生材料，从而导致消费者使用动力不足。再生材料的品质低于新料、不稳定，对应规范的再生料的成本又高于新料。再生材料的价值优势无从体现。

更为关键的是，在没有进项的背景下，增值税只退50%所得税且按照90%计征，整体上非支持性。企业不盈利，没有人愿意做这个行业。可降解塑料热潮的出现，是因为国家和企业没有认识到塑料污染真正的问题是泄漏问题。当然，不可否认可降解塑料在某些应用场景下的实际价值。解决塑料污染，只有正确的定义问题、认知问题才会正确解决问题。在设计、生产、流通、废弃、回收、再生的标准、认证、政策、法律制度等方面的不完善，为大规模使用塑料并大规模废弃塑料提供生存的空间。

总之，塑料泄漏的原因涉及经济因素，缺少可回收性设计、市政设施，监管和明确责任难、再生材料的使用、回收再生行业非支持性税收、对塑料污染根本原因的认知混乱、塑料产品管理系统缺失等方面的因素。塑料污染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生产、流通、消费、回收、处置等众多环节。

二、塑料泄漏应对策略

1.技术路线

废塑料治理在技术层面，应着眼于产业链回收、再生、应用环节的搭建和完善。

回收方面，构建消费前易回收体系和重视难回收物回收体系建设尤为重要。对于消费前易回收体系的构建，可以从回收性设计标准、实验室检测、可回收性认证和回收方法标签四个方面着手。另外，针对软包装、海洋塑料、外卖餐盒、快递包装等难回收的废弃物，必须建设专业的回收点。解决难回收物回收难的问题，可采取与市场化回收配合，多方联合运作的模式。

再生方面，涉及技术及装备创新和再生材料评价应用两个方面的支撑。整体来看，塑料回收利用行业基本没有可回收性设计，因此，对于末端处置的技术和装备要求会非常高。而行业的现状是将废弃塑料混合在一起用化学方法回收，其实这是退而求其次的方案。此外，对再生材料需要做非食品级、食品级标准建设、再生料含量认证和海洋塑料认证，体系的建立将拉动回收的真正落实。

需要强调的是，应该构建塑料循环利用行业回收、再生、应用的每个环节的环境影响评价体系，考察每一个细分领域的塑料对环境的影响。没有针对塑料的环境影响评价体系，减塑、替代塑料可能变成对环境影响更大的行为。此外，还需对每个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

2.政策路线

关于废塑料治理，政策的引领同样重要。首先要解决成本问题，提高废塑料的使用成本和废弃成本，降低回收和再生成本，一升一降，形成正常持续的回收流。其次，强制可回收性设计。再次，构建及完善细分领域的生产者及其利益相关者的责任（EPR）制度，应将EPR制度概念外延。政策供给先行，明确责任主体，责任由主体向利益相关方传递。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消费者责任需明确。如此，才能通过行业上中下游的责任传导，借助整个产业的力量真正推动和解决塑料污染问题。此外，回收设施、网络、机制的建设也很重要。本质上，回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网络基础建设。最后，需要升级再生材料应用。比如强制使用再生料（食品/非食品），制定行业免税的优惠政策，支持废塑料回收行业作为末端处置行业的正常发展，真正达成回收再生的经济及社会效应。总之，社会共识是集体行为的重要基础，只有全社会对塑料污染原因及解决方案达成共识，才能治理塑料污染。

如著名管理学彼得·德鲁克在《把社会问题转化为商业机会：企业社会责任的新意义》 一书中表达的：“把社会问题和社会需要转化为可以盈利的商业机会”。而当下，正是塑料回收再生行业最好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