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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大众文化时代道德绑架问题的生存论考察

2020-02-16刘晓慧

关键词:大众文化个体道德

刘晓慧,韩 升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250100)

在今天这样一个网络大众文化时代,道德绑架成了一个社会关注度极高的词语,众多的社会热点事件也被赋予道德绑架的定位。至于“什么是道德绑架”这个问题,却莫衷一是。“道德”关乎基于人的听凭自己内心的自主意志及其实践行动的善,而“绑架”则呈现了一种严重扭曲人的自由意志的行为状态。在这样一层意义上,作为定语的“道德”来修饰“绑架”本身就是一种语词上的自相矛盾。其实,深究起来,这种自相矛盾所反映的恰恰是网络大众文化时代社会日常生活所蕴含的悖谬,这是一种深层次上的生存论纠结。

毋容置疑,网络大众文化具有传播迅疾性、强烈交互性特征,这使我们的社会共同体生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似乎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公共问题的言说者、行动者、实践者和参与者。然而,这种公共繁华的背后也蕴含着网络意见领袖造成的话语干涉甚至行为强制,而且这种干涉和强制及其蕴含的暴力因素是披着公意的外衣来进行的。发生在我们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道德绑架事件就是生动的例证。道德绑架其实是以善的名义,从抛却行为后果的纯粹的道德动机入手来分析公共问题和公共事件,最终是借助于网络大众舆论的喧嚣与鼓动,张扬了强势的道德话语霸权,造成了对公民自决、自主权利的侵害,并从根本上破坏了营造整体良善生活的和谐社会氛围。

一、问题呈现:道德绑架的去伦理化后果

道德绑架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现实的道德实践在大众化群体力量中的严重异化,会造成一种人类行为去伦理化的社会后果,这在网络大众文化时代表现得尤其突出。真正的“善”是在动机与行为、目的与效果、权利与义务、愿望与行动的结合与统一中所呈现出来的值得肯定和推崇的、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体现了自我与他者、个体与共同体、私域与公域、小我与大我之间焕发出的相互促进的社会正能量。可是,在当前的网络大众文化中,个体的独立意识和道德感有可能遭到忽视甚至遏制,演绎成网络庸众的盲目服从和追求,这在我们当前众多的道德绑架事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勒庞指出了这种群体道德的复杂性:“如果‘道德’一词指的是持久地尊重一定的社会习俗,不断抑制私心的冲动,那么显然可以说,由于群体太好冲动,太多变,因此它不可能是道德的。相反,如果我们把某些一时表现出来的品质,如舍己为人、自我牺牲、不计名利、献身精神和对平等的渴望等,也算作‘道德’的内容,则我们可以说,群体经常会表现出极高的道德境界。”①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8页。这是一种未经公共反省的盲目的道德冲动,带有很强的碎片化生存的意味。

由此来看,网络大众文化中的群体道德更具有这样的反复无常性,在其中存在较为严重的道德滥用问题,假借道德之名的个人情绪化宣泄较为突出。我们看到了网络大众文化中以道德之名聚集群体力量对属于公民个体的权利的侵犯,也看到了群体道德盲目冲动所带来的对公共空间应有的审慎和包容的破坏。

(一)对个人善的践踏

个人善在最根本的意义上维持着个体的自主存在,是个人在日趋复杂的社会公共生活中采取持续有力的实践行动的思想动力所在。个人善的最基本含义是在社会生活中维持个人自主的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尊重个体依据自身的道德标准来进行自我负责的道德实践,由此来展现属于个体自我的道德品质、道德精神,践履为仁由己的道德人格。网络大众文化中的个体异质性带有很大的表象性,因为这种个体异质性缺乏拥有独立道德判断的主体作为支撑,更多的是网络意见领袖的个人道德认知的泛滥。具体而言,我们在道德绑架中看到的是网络庸众对独立道德人格的无情泯灭,因为大众文化的舆论传播在道德绑架事件中形成了典型的“沉默的螺旋”。这种“沉默的螺旋”促成了一个受情感驱使的原始、自发、无组织的大众群体,在这里,“共同体的感觉、强烈的刺激、热望、强大的感觉、不可战胜的力量、自豪、对不容异说的许可、现实感的缺失、一切皆有可能、所有的都不需要任何复杂的斟酌就可以相信,非常简单的是所有的行动都不需要承担责任也不需要耐久力”②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9-220页。。在这种完全失去自我独立意识的舆论风暴中,每个个体都出于自我脱离群体的恐惧感而盲目地随大流,轻率地做出自己的道德选择,在这场集体狂欢的道德审判中有的仅仅是虚假的共通感,失去了的却是每个个体自主的道德决断力。我们看到的是空洞的道德狂欢和虚幻的道德喝彩,作为个人道德之实在内核的理性自觉和伦理审慎却彻底迷失了,个人善所能支撑的自主行动也在很大程度上萎缩了。正是在这样一层意义上,道德绑架践踏了个人善。

(二)对公共善的肢解

公共善是在确保个体道德自主和道德自觉的基础上所达成的稳定、和谐、有序、富有道德想象力和伦理生长力的社会共同体的良善生活状态。公共善的达成依靠的是彼此独立的道德主体之间的话语交流和视域融合,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道德识见将得到充分的表达和展示,自我与有意义的他者将形成平等承认的主体间性关系。在这样一层意义上,公共善不是对个人善的压制和扼杀,而是个人善彼此之间平等交融和反思性整合,是在“大我”中所实现的“小我”的更高形式。这样的公共善是不可线性地化约为个体善的简单叠加的,而是一种整体性道德视域或“善”的视域的呈现。在这样一种整体性视域中,个体道德责任感得到增强,整体社会生活的良善取向得到弘扬。这种公共善是一种具有积极构成意义的善。“这是一种公共善,也是内在的善,这是一个宽容的社会,是一个有教养的社会,它充满了对人类的尊敬,等等。生活在有这些特征的社会中显然对个人来说是有益的。”①夸梅·安东尼·阿皮亚:《认同伦理学》,张容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210页。然而,网络大众文化中的道德绑架不仅泯灭了个体的道德自主和道德自觉,更是破坏了公共善得以孕育的自由宽容的伦理空间,这其实是一种独断论话语。从这样一层意义上来看,网络大众文化中的“公共”带有一定的空洞性和虚幻性。因为我们在网络大众文化的道德绑架中根本看不到主体间性的平等交流与和谐互动,更无法基于此而形成一种带有批判性反思意味的视域融合状态,有的仅仅是网络意见领袖指引下盲目冲动的追随与服从,道德整合和伦理规制的积极力量根本无从谈起。

正是基于上面的考虑,道德绑架是在网络大众文化时代借助了新舆论媒体迅速传播的优势而实现的某些个体化道德独白的肆意扩张,这与注重普遍交往和对话交流的当今社会主流旨趣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它扼杀了道德理性得以孕育和发展的可能,遏制了真正道德自觉性和道德决断力的成长,从根本上破坏了视域融合的道德空间的塑造和形成。“道德绑架现象不仅已经影响到人们对道德的态度及其道德行为选择,而且对社会道德环境和社会风尚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②杜振吉、孟凡平:《道德绑架现象论析》,《学术研究》2016年第3期。在道德绑架中涌现出并获得张扬的是网络意见领袖之道德偏见和道德独白,能够激励个体自我完善和发展的个人善和能够滋养现代交往理性的公共善都遭到了无情的贬抑。缺少了善的个人行动是无力的,缺少了善的社会实践是无根的,正是在这样一层意义上,我们说道德绑架以独断论的形式造成了社会整体的去伦理化后果。

二、理论分析:亟待澄清确立的道德边界意识

道德绑架现象的频繁发生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网络大众文化时代的特征:(1)在个体自主发展上,个性极度张扬和虚假自我意识并存,表现为个体在网络公共事件中的盲目自我发声和深度反思意思、责任伦理的缺失;(2)在社会交往形式上,普遍的交互性和网络趋同性并存,表现为网络对话在社会表层的高度繁荣和“沉默的螺旋”中网络意见领袖对大众观念的深层次控制;(3)在信息传播效果上,消息的即时性和虚假干扰性并存,表现为海量信息借助于网络媒介的迅疾传播在为我们生活带来巨大便宜的同时也造成了虚假信息泛滥带给我们的巨大困扰。综合上述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网络大众文化时代人的生存状态所呈现出来的共同体意识的式微和大众碎片化存在的加剧,而这正是当前道德绑架事件得以频繁发生的重要社会语境。

从更深层次的哲学生存论的角度来看,道德绑架折射了现代社会语境中人的存在感的缺失问题。看似繁荣的网络生存语境,实则隐含着当今时代缺乏视域融合意义上的真正对话所造成的人类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迷茫和困惑,这也正是精神虚无和认同危机问题。这是一种真正的社会嵌入感的丧失。“在这个世界上,要创造出一种稳定的身份/认同,谈何容易,甚或并不可取,因为‘我是谁?’这个问题需要别人来回答,而在今天,作出回答的他人,就是各种个体变动不居的组合。”①伊恩·伯基特:《社会性自我:自我与社会面面观》,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3页。他者对自我构成不再具有积极意义,于是就出现了虚假的公共话语繁荣和网络聚合遏制独立自主自我意识与行动的强制性事件(道德绑架是突出表现)。对道德绑架现象的分析与评价,应该结合本源遗忘、生存无根、处境边缘化、价值脱嵌、边界消解等后现代话语形式所反映的现代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场域来进行。面对复杂的道德绑架现象及其评价问题的困扰,我们急需在道德理论层面上澄清和确立明确的边界意识,这至少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道德动机与道德行为

在诸多的道德绑架实例中我们看到,纯粹的道德动机作为“愿望的道德”被无限推崇和放大,而作为“义务的道德”的现实道德行为则遭到了遗忘和放弃。按照美国法学家富勒的理解,愿望的道德是“善的生活的道德、卓越的道德以及充分实现人之力量的道德。在愿望的道德中也许存在近似于义务的道德这一概念的折射。但这些折射通常都被掩饰起来了……如果说愿望的道德是以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作为出发点的话,那么,义务的道德则是从最低点出发。它确立了使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者使有序社会得以达致其特定目标的那些基本规则”②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8页。。也就是说现实的道德实践必然是道德动机和道德行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的统一体,而在道德绑架中我们看到的则是二者的割裂与分立。从更深层次的道德生存语境来看,道德绑架仅仅是以大众话语的形式关注了“道德应当”的诉求而忽视了“道德必须”的行动导引,理想的道德愿望体现了人类应有的价值追求,但这必须建立在对人的正当权利的合法确认以及由此而体现的社会秩序化状态之中,所以这种基于“义务的道德”在现实道德行为之中的“道德必须”要得到承认和尊重,否则再完美的“愿望的道德”也仅仅是在“道德应当”的纯粹动机层面上才能显示出其价值和意义,而一旦涉及现实的道德问题和伦理困境其单纯理想化的虚幻层面就彻底暴露出其空洞性和破坏性,我们在当前的道德绑架中充分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在道德动机和道德行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道德应当和道德必须之间,我们必须彻底抛弃“非此即彼”的简单对立化线性思维方式,而要形成充分的张力意识。

(二)自我与他者

按照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德的观点,自我的构成离不开积极的“有意义的他者”。自我是在与“有意义的他者”的视域融合中形成自己的明确的自我意识的,而正是这种自我意识才使自我真正成长为能够自负其责的独立道德人格。“真实的人不仅认识自己,而且也能从话语和行为上让其他人知道这一点。与他人建立一种真实关系,可以为道德支持提供一个重要来源,这同样是因为这种关系与基本信任之间有着一种潜在的相关性。”③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5页。生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真实的人”及其道德人格的成长,离不开与之发生道德视域融合的“有意义的他者”。可以说,正是自我与他者彼此之间积极的对话、交流与融合才形成了具有明确主体间性的、内生着相互信任的、西方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承认”关系,并由此促成了具有反身思维的、真正独立的道德人格。网络大众文化中存在的却是被泛化的主体,真正生动的自我遭到了遗忘。正如我们在道德绑架中看到的自我独立道德人格的丧失,因为大众化的被掏空了自我本真的标准化的、齐一化的空洞“大我”是个体化的网络意见领袖的道德意见的落实者,众多的迫于道德舆论压力的追随者并没有自身的明确的道德判断和清晰的道德标准,而仅仅是盲目的非理性道德浪潮的助推器而已。真正的具有社会正面导向价值的伦理识见,来自于具有独立道德个人的不同道德主体之间的道德意见的相互融合,这是一种真正的具有明晰边界意识的自我与他者在道德互释和道德实践中所实现的良性互动关系。网络大众文化时代的道德绑架恰恰是以独白式的个体化道德意见的肆意扩张来破坏这种有助于促进伦理识见和引导伦理行动的良性互动关系。

(三)个体与共同体

在道德绑架问题中同样纠缠着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网络大众文化时代,被马克思视为本质是“其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正在遭遇着严重的个体化浪潮侵蚀。“机会、危险和人生的种种不确定因素,此前已经在家庭纽带和村庄共同体中被事先规定好了,或是被社会等级或阶级规则事先规定好了,如今却必须被个体本身所感知、解释、决定和处理。其后果(如机会和负担)因个体而异。”①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李荣山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页。个体化仿佛已经成了一种无法改变的生存处境,脱嵌、疏离似乎成了描述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关系的主要话语形式。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具有积极正向功能的共同体,并非原子化个体之碎片化生存的简单叠加和机械聚合,而是一种具有自我道德成长能力的、富有道德想象力的诸个体之间休戚与共的和谐共在状态。真正独立的个体与这种成长性的共同体之间应该是一种积极的证成关系,而非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网络大众文化存在的却是一种虚假的共同体繁荣,因为存在更多的话语独白与伦理独断。在道德绑架中,网络意见领袖利用所占据的道德制高点,借助于大众化媒体的力量,充分调动大众的道德热情和道德激愤,迅速汇聚成一种不计后果的道德质疑和道德讨伐的声浪,这是一种非理性的网聚,理性审慎与平等交谈根本无从谈起,个体在其中感受到的是来自群体的巨大感染力和推动力以及自我在其中的渺小和消失,在这种带有狂欢色彩的道德审判中并没有形成真正具有正向激励作用的共同体伦理的成长力量。

(四)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

不管我们处于何种社会地位,扮演何种社会角色,我们的日常生活都真实地发生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中,这也是我们彰显自身存在独特性的重要空间。私人领域主要涉及自我成长与发展的家庭生活领域,公共领域则是自我突破局限迈向公共性生存的市民社会领域。一个健全完善的社会必然尊重公民在私人领域中的生活隐私和行动自主,也必然尊重公民在公共领域中的理性的自我主张和话语表达。由此才能达到个人道德的自我实现和社会道德的公平正义。“社会必须努力实现公正,即使不得不使用诸如自我维护、抵抗、强制甚至怨恨等手段,对它们的运用不会受到最敏感的道德精神的制裁;个人必须忘我于比自己更伟大的事物中,并从中发现自己,才能努力实现其生命价值。”②莱茵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蒋庆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1页。然而,我们在网络大众文化时代的道德绑架中看到的却是对被绑架者中道德自主意识的无情扼杀和道德实践行动的肆意扭曲,这不仅侵害了被绑架者私人领域中生活不被干扰的“消极自由”,也伤害了其主动承担社会道德责任以达成自我实现的“积极自由”,造成了作为社会公共领域道德之本质的公正和作为个体私人领域道德之本质的无私的双重受挫。道德绑架以盲目汇聚的非理性大众舆论对被绑架者个人自主的道德选择造成了干扰甚至强迫,更有甚者影响了他人正常的日常生活,从根本上侵犯了私权利的保护;对于那些盲目的道德跟风者而言,也失去了最基本的道德认知和道德判断,加剧了其道德思想上的惰性和道德行动上的随意,使其距离负责任的道德决断者越来越远;对于作为道德绑架主导者的那些网络意见领袖们而言,则放纵了其狂妄无知的道德偏见,刺激了其运用大众舆论力量来实现道德诉求的野心,最终也无法成长为端谨明哲、审慎自持的现代公民。道德绑架这场网络大众的道德狂欢实现了绑架者的道德强制和被绑架者的道德屈从,这在表面仿佛张扬了道德正义的力量,实则是对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中公民道德生活的双重侵害。

道德绑架模糊了现代人日常生活世界中本应明晰的道德边界意识,使我们最终失去了道德判断的价值标准,消解了社会共同体生活中应有的伦理张力,助推了道德无政府主义的盲目冲动和非理性宣泄。由此可见,道德绑架具备道德名义最终却背离了道德的本真,异化为促进道德实现的良善生活的阻滞力量,这是后现代公共伦理生活世界的道德吊诡,更是现代人复杂纠结生存境遇的折射与再现。

三、未来致思:开放包容的公共良善生活构建

道德绑架的发生与对脱离日常生活世界的道德原则的机械化、抽象化、空洞化理解有关,是与现代人在网络大众文化中的生存境遇紧密相关的道德异化难题,道德绑架的尝试性克服与破解自然也需要立足于现代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来进行有针对性的德性培育。“人生就是人的生存与生活,德性的培育面对的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心,而不是抽象的冷冰冰的概念与规则,它展示的是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美丽人生的追求。德性的培育也只有通过日常人类的生活实践,有效地促使人成之为人的不可缺少的一环。德性脱离于生活实践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是在生活实践中,德性的培育才能从理论的神坛走入现实生活。”①俞世伟、白燕:《规范·德性·德行——动态伦理道德体系的实践性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03页。要通过公民德性的培育养成公民的道德自觉和道德自主,并由此促成积极的伦理生活,这是一种开放包容的公共良善生活,是复原道德本真性的生活世界呈现。

第一,以生活化的道德叙事来推进现代公民教育。消除道德绑架从最根本上来说依赖于自主、自觉、自我负责的成熟公民人格的养成,这将与现代公民教育中的明辨是非的道德智识化育息息相关。基于网络大众文化中道德绑架的现实伦理困境,我们需要的不是思想高深、逻辑严密的不为常人所熟识的道德哲学体系,而是贴近民生的、接地气的、日常生活化的道德叙事教育。“叙事主体运用讲述自身以及身边真实故事的方式,对受众对象进行教育和引导,反思事件中所蕴含的伦理问题和价值观念,这种教育方式已经逐渐被现代道德教育所采用,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道德叙事’。叙事教育的最大优势在于其直接面向人的生活世界,通过叙述平凡而鲜活的身边事件来引发思考,以促使人的道德意识的养成。”②杨慧民:《科技人员的道德想象力研究——技术责任伦理的实践路径探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95页。众多道德绑架事件的发生的前提是,主动参与道德绑架的诸多当事人都因为缺乏基本的换位思考而无法形成道德切身体认,更多的是在网聚力量的推动下以一种形式上的参与者而实质上的局外人来介入了道德绑架,但却放任甚至助推了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狂欢式的道德裁决。这与我们网络大众文化时代的道德教育脱离真实的生活世界,局限于道德知识化的机械传递,无法进入受教化者切身的生命体验有密切关系。“只有真正切入并融入生命的教育,才能体现教育的生命,才有可能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教育,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避免或纠正教育的过度外在化和空心化问题。”③孟建伟:《教育与生命——关于教育的生命哲学的思考》,《教育研究》2007年第9期。生活化的道德叙事教育立足于生活世界,融合于生命历程,能够以和风细雨式娓娓道来的方式向每一个面临道德选择的“现实的个人”呈现丰富而完整的道德视域,使其对道德理念、道德实践、道德困局、道德出路形成真正基于自身生活世界的生动感知和切身体认。在这里,道德将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形态,而是成为了日常生活化特色的实践智慧,其在感受德行教化震撼心灵的基础上明晰基本的道德自我意识,养成健全完善的道德人格,在道德选择的现实困境中勇于做出完全自主的德行实践。

第二,以主体间性的承认关系来奠基现代社会交往。网络大众文化时代的道德绑架内含着一种扭曲、异化的现代社会交往关系,在这其中不符合大众流俗的道德异见无法得到表达而只能遭到压制甚至扼杀,看不到真正富有想象力和建设性的道德识见之间的相互交流、碰撞所产生出来的思维共振,看不到在道德实践的困境面前每个践履者勇于打破集体封闭的道德勇气与魄力,惟有盲目追随、随声附和的个体庸众对真正社会之善的遗忘和践踏。我们需要一种基于平等承认的主体间性关系来设定现代社会交往的基本准则。“社会重视承认形式则要求一种社会交往媒介,必须能够以一种普遍的,更确切地说,一种主体间强制的方式表达着人类主体的个性差异。”①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8页。也就是说,现代社会交往的双方或各方要以尊重个性差异为前提,自觉将对方理解和设定为平等的主体,否则理想的社会交往状态是不可能实现的,所谓来自平等主体的承认关系也是不可能达成的。因为现代交往所设定的承认关系是一种通过说理而达成的视域融合和交往共识,这是一种绝对的主体间性关系,迥异于依靠强力(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舆论上的)而形成了一致关系,因为后者舍弃了话语交流和理性说理,所形成的不是真正的承认和共识,而仅仅是依靠强制所达成的暂时的、虚假的、形式上的一致性而已(这也被黑格尔称为“主奴关系”),我们在诸多的道德绑架中看到的就是这种脱离了社会交往应然本真的、被扭曲和异化了的人际关联。按照当代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观点,基于真正主体间性的承认关系能够促成积极自我认同的达成,而遭到贬抑的社会交往则会引发自我认同的危机,而且这种危机普遍发生于社会交往各方之中,最终诱发的是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普遍的模糊不清,也就是虚无主义的发生。“我们被期待着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孤独的反思,去发展我们自己的看法、观点、对事物的态度。但是,对于重要的题目,如定义我们的同一性,事情却并非如此。我们总是在与重要的他人想在我们身上承认的那些特性的对话中,有时在斗争中,来定义我们的同一性。”②查尔斯·泰勒:《本真性伦理》,程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42页。在此意义上,自我认同(同一性)源自生活中“有意义的他者”的平等承认,这种关系是相互的、彼此证成的,也是现代社会交往关系的基本内核。因此,我们需要以奠基于相互平等的承认关系来构思现代社会交往的基本模型,尊重人格、突出个性、包容异见、拒绝霸权、话语交流、视域融合将成为现代社会交往关系的关键注脚。

第三,以普遍化的媒介规治来促成现代公共舆论。网络大众文化时代的媒介会形成一种强制话语,并对能够优化公共生活的公共舆论产生干扰。公共舆论是作为主体的公民彼此之间基于自身明确的判断和认知而展现批判性对话、交流而形成的社会共识,这是一种差异化意见的整合与凝聚,内生着凝聚社会共识的积极力量,体现了现代社会平等交往的重要成果。然而,我们在道德绑架中看到的不是富有建设性的公共舆论的积极作为,而是简单化、形式化、片面化、空洞化的大众舆论的消极影响。对于这种大众舆论而言,“现代社会的复杂和规模使得一般人难以对它有清楚的把握。现代人一般从事某种单一的工作,整天忙于生计,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深度关切他们的生活世界”③徐贲:《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218页。。这种脆弱的大众舆论是部分网络意见领袖自身观点利用现代传媒工具所实现的简单放大、叠加和机械聚集,这是一种严重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封闭网络舆论环境和狭隘社会舆论氛围,根本无法形成具有建设性批判作用的社会正能量,也不值得真正有识见的现代公民给予信任和依赖。现代传播学中的“沉默的螺旋”呈现了在大众舆论的巨大声势下人性的脆弱性,这在网络大众文化时代表现得更为突出。这对我们网络新媒体的规范和治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微博时代的媒体(无论是机构还是记者个体),更容易成为意见领袖,关键是要有透视和整合信息的能力,透过现象和证据看本质,分析事件的来龙去脉,给出权威的判断,以及对未来方向的预测。”①车凤:《中国新闻媒体社会治理功能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6页。概而言之,网络新媒体应该成为公共舆论的孵化器而非大众舆论的助推手,这需要其强化自身的责任担当意识和行业自律准则,当然这还要依赖于今后国家法治化进程的全面推进和公民民主监督意识的普遍增强。

通过上面的分析和探索,我们看到道德绑架以狭隘的自我道德标准,借助于“沉默的舆论”,遮蔽了真正独立的道德识见和健全的公共精神,最终抑止了现代公共良善生活的发生与发展。因此,道德绑架是一种道德异化、伦理扭曲的社会行为,从根本上侵害了个人善的养成和公共善的孕育。消除道德绑架为代表的各种现代伦理困局,恢复现代社会生活共同体应有的实践智慧,是网络大众文化时代需要整合全社会力量的一个系统工程。基于现代人基本的生存语境,从理论上给予一种积极的道德哲学反思,将引导我们在破除道德绑架的伦理实践的路径探寻中表现得更为理性和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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