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萍

摘 要：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等墓葬先后出土了一批南北朝至唐代的剪纸。其中南北朝时期的剪纸被誉为我国现存时间最早的剪纸实物。这些剪纸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为研究我国剪纸艺术产生与发展、类型演变、用途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充分展现了自古以来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

关键词：剪纸;图案;艺术

造纸术的发明、传播与广泛普及，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的快速发展，也为剪纸艺术的产生与推广提供了可能。剪纸艺术源于中国，历史悠久，源遠流长，发展到现在剪纸已经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南北朝时期的剪纸被誉为现存时间最早的剪纸实物资料。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素有“地下博物馆”之称，自20世纪5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们先后在此进行了十多次发掘清理工作，出土了大量晋唐时期珍贵的历史文物。这些文物种类多、数量大、涉及面广、保存状况良好，为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发展状况、丝绸之路的交流盛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其中纸质文物有文书、剪纸、纸画、衣物疏、纸鞋、纸帽、纸腰带甚至纸衾、纸棺等，数量庞大，内容非常丰富。

关于剪纸的起源说法很多。单从剪纸的工艺技法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出现的骨雕技艺和陶器上的镂空纹饰的构想上，“千刻不落，万剪不断”讲的应该就是剪纸工艺的精湛。此外，考古资料表明，早在商代就已经有了用镂空技艺制作的金箔、银箔的装饰品，剪纸也是用剪刀或刻刀在纸上剪成或刻成的各种镂空花样，与金箔镂刻的手法基本一致。周代、秦代及以后的时间里，除了金银镂刻以外，还出现了用皮革、丝织品、树叶等薄片材料制作的镂刻作品。虽然这些都不是剪纸，但却为剪纸的出现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最直接的技术条件。此外，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经有了剪刀，东汉时期出现了纸，这就意味着剪纸的物质条件也具备了。通过一些古代文献的记载，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二。关于“剪纸”一词的文献记载确实比较丰富。《事物纪原》记载：“汉武帝夫人李氏死，帝思之，有齐人名少翁者能致之，夜帐张灯烛，帝坐它帐观之，仿李夫人之像，于是后有影戏。”《文宗备问》记载梁人“剪纸为钱，以代束帛”。《北齐书》记载：“肖木为箭，剪纸为羽。”《南史》有“剪纸方寸，帖着舅枕”的记载。《酉阳杂俎》记载：“立春日，士大夫之家，剪纸为小幡，或悬于佳人之首，或缀于花下……”杜甫的《彭衙行》中有“延客已曛黑，张灯启重门，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经典诗句。晋朝董勋《答问礼俗说》记载：“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于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这是南北朝时期对剪纸的记载。无论如何，这些与“剪纸”有关的记载或诗句大都与当时的剪纸民俗的流行情况是密不可分的。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剪纸工艺精湛，非常精美。吐鲁番地区出土剪纸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必然。首先，早在先秦时期，西域与中原地区就已经有了密切的联系。到了公元前101年，汉朝政府就已经在轮台等地进行屯田，并设置地方官吏管理。公元前60年，汉朝在西域建立西域都护府，新疆地区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不断交流交融，既推动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发展。公元327年，前凉政权在吐鲁番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郡、县、乡三级地方行政机构，首次将郡县制度完整地推行到了西域，对西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无疑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从460年到640年，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建立了以汉人为主体的高昌国，历阚、张、马、麴诸氏。麴氏高昌政权在今吐鲁番地区大力推行与中原基本相似的行政、户籍及教育等一系列制度，始终遣使向中原王朝进贡，并凭借特殊的地缘政治优势和历史文化传统，成为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丝路交通在两汉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吐鲁番盆地成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先进而丰富的汉文化在西域的影响、传播也越来越大。其次，新疆气候干燥，尤其是吐鲁番地区，地势低，气温高，气候干燥，雨水稀少，地下水位低，十分有利于纸质、丝质等有机质文物的保存。有了以上两个原因，剪纸这种古老的中原民间艺术在西域得以传播、发展和流传，并且作为陪葬品保存至今。

从考古发现来看，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中出土的剪纸数量大，种类多，主要包括纸钱、几何图案、团花图案、花卉米字图案、人物图案、菱形、三角形、束腰形、梯形、圆形以及动物图案等剪纸遗存，时代为南北朝至唐代，展现了1500年前剪纸工匠演绎的千刻不落、万剪不断的传奇。从工艺上看，这些剪纸作品都属于单色辐射式折叠剪纸，也就是将纸折叠数层之后，根据设计好的图案剪刻而成。花卉、人物和动物图案都是在锯齿形圆内分别剪出。如团花剪纸，考古发现的团花剪纸有两件保存得非常完好：一件为几何形团花剪纸（图1），它是由圆形、菱形、三角形等几何形纹样呈放射状组合而成的团花，粗细疏密的直线、曲线、折线相互交织，最终形成了一朵层层盛开的团花，又像滚滚前行的车轮，象征着财源滚滚，栩栩如生;另外一件为菊花图案团花剪纸（图2），保存完好，剪刻方法与几何形团花剪纸一致。菊花是中国传统名花，深受人们喜爱。魏晋时期流行赠菊延寿的习俗。《太平御览》记载魏文帝赐钟繇秋菊：“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东晋傅玄《菊赋》云：“服之者长寿，食之者通神。”菊花作为长寿之花、君子之花，时至今日也时常被剪成窗花贴于窗上。

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动物图案的剪纸属对鹿团花剪纸（图3）与对猴团花剪纸（图4）最为精彩，虽然这两个剪纸都已残缺不全，但是现存的图案着实精美。它们的时代分别为北朝与隋代。其中，对鹿剪纸由土黄色纸剪成，直径约10厘米，大部分残缺，现仅存一段弧形，即三只鹿与一小部分几何纹内心，可复原为六边形。每边上应各立相背的两只立鹿，鹿尾尖相连，灵动而飘逸。猴形团花剪纸也是土黄色的纸剪成，直径为26厘米，中心与外围均有残存，可以复原。中心为几何图案小团花，小团花大部分残存，其外围站立成组的立猴，现存两组四猴。相邻的两只猴子相背而立，两尾相连，均做回头对视状，它们的上肢一只高举做握树枝状，一只下垂相握，形象逼真而生动。外绕锯齿状圆圈。鹿与猴一直以来都被赋予各种吉祥寓意，如“鹿”谐音为“禄”，指俸禄;“猴”谐音为“侯”，指封侯。民间艺术中常见的吉祥图案有“马上封侯”“鹤鹿同春”等。

说到人物图案剪纸，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人物图案的剪纸有两件保存完好，时代均为唐代。一件为人物图案剪纸（图5），这枚剪纸是用书写衣物疏的纸张剪成，呈圆形，外围为锯齿状，中心为方孔，围方孔对称剪出四人，分别站立在方孔的四面，整體看上去像冥币，剪刻方法与之前提到的团花剪纸一致。另外一枚为连续剪成的七个纸人（图6），造型非常简洁。《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这里的“剪彩为人”讲述的是对节日的庆贺。杜甫《彭衙行》也有“暖汤灌我足，剪纸招吾魂”的诗句，这里的剪纸则用于压惊。由此推断剪纸是用于崇信佛教或祭奠鬼神。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反映出的葬俗与中原地区一致，其中出土的剪纸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也非常丰富，既有用于纯装饰的剪纸，也有寓意招魂的剪纸，用黄色纸剪刻的剪纸均为陪葬用剪纸，具有一定的宗教及祭祀意义。剪纸艺术虽然源于我国内地，但在吐鲁番地区发现，表明这一民间艺术最迟在南北朝时期就传入西域，并在这里得到长足发展，丰富了西域人民的文化生活。这些剪纸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为研究我国剪纸艺术的起源与发展、剪刻技艺与镂空技艺的发展以及丧葬文化的演变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这些剪纸是古丝绸之路文化多元交汇的一个反映。研究表明，当代剪纸艺术品与古代剪纸某些元素具有一定延续性，并清晰而深刻地向世人阐明：始终扎根于中华文明沃土的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地区历来是各民族共同开发建设和拥有的地方，是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的组成部分。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辉煌历程中，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土，共同缔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

参考文献

[1]陈竞.新疆出土古剪纸研究[J].新疆社会科学，1984（4）.

[2]张玉平.敦煌吐鲁番出土古代剪纸艺术品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4.

[3]张玉平.古丝绸之路出土剪纸功能用途管窥[J].西北美术，2017（1）.

[4]王连海.剪纸古俗撷英[J].中国民族博览，1997（1）.

[5]王连海.镂金作胜传荆俗 剪彩为人记晋风——唐代剪纸略述[J].装饰，1998（1）.

[6]安尼瓦尔·哈斯木，艾尼瓦尔·艾合买提.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出土剪纸综述[J].新疆地方志，2010（3）.

[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1960（6）.

[8]新疆博物馆考古队.阿斯塔那墓群第二次发掘简报[J].新疆文物，20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