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楚泽

摘 要：《现代国家的起源》是研究国家起源尤其是现代欧洲国家早期历史的学术著作。约瑟夫·R·斯特雷耶精彩地刻画了自中世纪起，现代国家的兴起和发展轨迹。集中分析了法国和英国的国家制度，他认为那些一直持续到我们现代的第一批欧洲国家制度，就是在1100-1600年期间英国和法国形成的，而其他欧洲国家，都非常强烈地受到这些先行国家的影响。正是这些制度的发展，才使得欧洲国家能够拥有用于组织、控制大规模人群的强有力的国家机器。

关键词：现代国家;国家起源;斯特雷耶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04.078

美国中世纪研究领域早年的领军人物约瑟夫·R·斯特雷耶（Joseph R. Strayer），作为哈佛大学中古史先驱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的弟子，称得上研究欧洲中世纪史的巨擘。《现代国家的起源》（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一书就是这位美国著名的史学家根据自己的演讲稿和论文修订出来的。该书自1970年出版以来，作为世界知名学府的历史和政治课程的必读书之一，在学术界影响力很大。2011年，由华佳、王夏、宗福常翻译的《现代国家的起源》中文版于上海人民出版社与读者见面。《现代国家的起源》篇幅不长，全书正文部分共三章，另加中译序、中文版普林斯顿经典版序、前言、注释以及译后记，共计约七万五千字，是了解欧洲国家形成必不可少的重要著作。此书从欧洲国家中世纪的历史事实出发，以官僚机构的常态化、专业化为线索，讲述了欧洲国家从中世纪封建王国向权力集中、资源利用高效的近代国家转变的过程。

1200年，欧洲还没有什么秩序可言。它自身分裂为数百个政治单位，面积占到三分之一的南欧，从经济和政治上仍是归属于穆斯林世界，东欧地区与中亚大草原维持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中欧地区还生活在罗马帝国的残躯上，这些欧洲的主要部分有着数十个边缘或者间隙地带。名义上较大的一些国家，如波兰、匈牙利和法国等，事实上仅仅依靠军事联盟以及掌权的王朝勉强联系在一起，仍有许多独立的个体在运作。不过到1500年，欧洲的內部联系以及在世界上的重要性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与1200年相比，欧洲的每一个城市地区都发展出了重要的制造业聚集地，这些制造业聚集地得到周边兴盛的农业地带的支撑。还有诸如军事组织、财政来源等因素如何在15世纪末影响这些地区形成有效的国家，这就是作者要探索的现代国家的起源。

作者追寻国家的历史源头的过程中，对英国和法国被视为案例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在前言中就提到了，书中是有一定的倾向性，例如集中分析了英国和法国的制度问题。这是由于15世纪末英国和法国已经把形成现代国家的专业化官僚、非个人化制度、最终裁决权以及国家忠诚等有效要素整合起来，形成了那些一直延续到现代的第一批欧洲国家制度，而其他欧洲国家受到了这些先行国家的影响。作者试图追溯中世纪欧洲国家怎样发展出这些制度，他认为国家具有强大的统治能力，能够聚集大规模人群，通过合作的方式，有效率的达到共同目标。因此，理解国家的形成是十分必要的。虽然国家不是达成这种合作的唯一途径，但到目前为止，国家仍然是最主要的方式。

现在我们的生活被国家全覆盖，探究其历史由来，国家是怎样开始和存在的，又有着怎么样的特质，是作者首章强调的内容。首先，书中对关于现代国家的五项核心特征的做了论述，他认为具备历时久远;空间固定;具有永久性的、超脱于个人之上的机构和制度;一致同意需要一个权威且具有作出最终裁决的权力;臣民应效忠于该权威的观点被普遍接受这些特征的政治单位可称之为现代国家。作者认为认同是首位的，如果民众不能够认同国家，那么国家的建构就无从谈起。前两个要素是外在的，是人口的聚居状态和组织模式，也就是说人口要素要达到群体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持续，从而确定国家主权和领土。其次，要形成有效的政治单元，所建立的制度必须是相对永久和非人格化的。因为前国家时代，公私领域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异，持续的并被人民接受的制度会慢慢成为国家架构的部分。这就要求这个制度能够实现团队中的政治身份感、能够提高政治程序的事务专业化以及领导层的波动与消亡。最为重要的因素是，大部分居民参与到政治活动的过程中建立起共同身份的理念，这些政治参与者对最终权威的需要以及国家通过取得持久的声誉和权威来获得法律上的绝对权威，是建立国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在西欧国家初期，国家基于法律而建立，并为了法律的实施而存在。通过法律的学习使得公共利益等词的概念有利于税收体系合法化。最后，区别于今天新建立的国家将大部分最有能力的官员用作外交家或军事长官，当时欧洲的分化和政治单元的薄弱并不允许持久和大规模的外交活动，因此最有能力的官员主要专注于国内事务，这就意味着他们最重要的是事情是提高管理能力，制定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制度比人事更具有专业化性质。

最早期帝国、城邦从8世纪到11世纪的时间里，形成了构建现代国家的基础。城邦有着规模小但结合程度高的特点，帝国有着城邦无法企及的规模，却因为参与的人数少导致人力资源的浪费和忠诚度低的情况。而现代国家结合了城邦和帝国两者的优势，政治上稳定性的提高，建立起法律、税收和外交制度，这些制度都是构建新型国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11世纪晚期，欧洲逐步稳定下来，结束了长期的迁徙、入侵和战争。作者重点强调了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中国王作为最高权威的象征，开始接受正义之上的观念，这是他们在领地内取得最高权力的武器。永久性的司法制度和财政制度同时发展起来，人民形成了应该效忠最终裁决权威的社会共识。对于那些在12、13世纪建立的国家，这些手段在不同程度上被运用。这个时期的政府，并不是所有职业化人事制度都限于地产管理、地方管理以维持正义的。需要有中央部门来对不同分工的职能工作进行协调、合作，能够对征收收入部门与司法部门发布命令的中心组织机构，即法院。法院由一群经过高度训练的文官组织起来，这些职业管理者数量并不多，但每个地区都有人把许多时间用来做职业管理者的工作，而且这个人数在13世纪明显得到了提升。

作者在第二章首先陈述了战争在国家形成中的作用。14世纪有着更多的动乱、暴动和内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对于完成主权国家系统的发展是必要的，战争使得主权从外部权力中独立出来，还刺激了行政机构的发展、强化了统治者威信、权威。但是战争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家的建立，甚至战争双方可能会因为对双方的消耗太大而阻碍国家机器的正常发展，为了解决因经济衰退而陷入财政困境的情况，统治者破坏了那些已经建立起来的雏形国家。中世纪的国家是法治国家，它的发展是从司法制度和保护有产者财产权的方面来获得权力的。最高法院获得了最终裁决权，实现了中央集权的过程，当然这也是法律的需要。作为组织政府治理工具的议会，所有行动都需要经过同意，要么是有臣民授予的一种明确的同意形式，要么就是对法庭行动的默认同意。在作者看来，14世纪地方统治者的合作使得实施行政决定变得困难了。产生这种困难主要的原因有三点：首先，经济的停滞和衰退加重了有产者的财务负担，大领主通过施加诡计获得中央政府的职位，竞争的失败者不再忠诚，胜利者则为他们自己或下属牟利，地方官员集团间的嫉妒经常变得非常尖锐，从而导致内战。其次，地方的封建秩序依然存在，使得国家构建的进程被延误。由中央控制的地方官员的收入从中央获得，贵族和其下属间的争执即使虚弱了地方和中央政府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推翻现存的制度和机构。最后，国家层级和地方层级也存在着分歧，国家机器本身就提供了有产阶级能够违抗政府意愿的妨碍手段。中世纪后期政府的主要问题基本能够总结为两条，意识政策制定者和官僚间不可避免的巨大的鸿沟，一些其他原因，如没有效率、缺少财政支持、非专业化等问题，使得政策制定者和官僚在处理14、15世纪的危机过程中，没有展现出足够的能力。

在斯特雷耶看来，虽然欧洲国家1450年相比1300年的政治工具效率更低，但也不是说没有改革和创新。作者在第三章着重笔墨，这些国家在中世纪动荡的后期存活下来并保持了基本的行政结构，并通过不断的危机明确了组织和程序中存在的问题，这对政治制度是有价值的。议会赋予的权力使得税收实现了制度化，一些收入成了稳定的税源。因而15世纪后期，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宽松的政治气氛来消化上世纪的经验和教训。从长远看，欧洲经济再一次启动，大部分国家在15世纪最后阶段繁荣起来了。大部分臣民在14、15世纪因为绝望导致了起义，而在16世纪，他们因为获得了部分的满足，就给了16世纪的政府更多的稳定。尤其是乡绅、公爵以及城镇管理者的态度进行了改变，大部分特权阶层开始和政府合作，并积极接受皇家的领导。总的来说，在15世纪末以及16世纪初的关键岁月，有产阶级选择了支持而不是抵抗政府，这种态度上的小小变革在一个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同期，事业部门的有了新发展，统治者的私人秘书由于与统治阶级的私密个人关系，使得他们成为政府官员以后，比其他人更了解做最终决定的人的意愿。这些秘书的声誉和权威在15世紀后期稳步提高，他们的出现使得新的政府部门慢慢发展出来。这些新部门在16世纪走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文书部门有太多的事情要做，而人员配置却非常不足。我们看到，国内的安全是通过文书机构与当地有影响力的居民间组成人际关系网，将中央的指示、建议、要求、警告等传达到地方会议。外部的安全也在一定的程度上采取了这种方法进行处理，永久性的外交部门建立了，重点依然在于信息的获取，而新型政策制定者出现的征兆之一就是为了获取确切而及时的信息作出努力。另一些问题是松散的新官僚如何与根深蒂固旧官僚的工作进行整合;新官僚如何与当地或一定地区的权威们相处以及新官僚在处理与国王或亲王的关系上遇到的许多困难。考虑到这些困难，直到17世纪，组织最好的国家只是国家的联邦或省份，每个联邦的单元会把中央的命令应用到自己的需要上，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是间接的、薄弱的，新官僚花了两道三个世纪才发展初完善的部门并清晰界定出各部门的责任。从欧洲整体来看，在19世纪早期之前，政府机构很难说出现了完全安排有序的新部门。

单单是组织结构并不能产生现代国家。斯特雷耶认为这些国家能够从不稳定的状态和内战中摆脱出来，依靠的是态度上的变化，产生了对统治者和国家更大的忠诚，因此集权对于国家存在非常关键。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福祉而存在的理论被广泛接受，对于国家的忠诚克服了行政组织上的许多弱点。当民族和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对于国家的忠诚接受住了民族主义理念的检验。到1700年，西欧国家已经发展出了新型的共同体模式，这种模式决定了今天普遍实行的国家结构。虽然它还远达不到民主制的模式，但也不是由一个君主和几个亲信专制统治的国家了。它建立起组织化和专业化的政府部门，一套能够与统治者进行合作的官僚体系。政策必须经过统治阶层上千成员的认可，正当的法律程序必须被遵守。国家成了必需，政策也许会被攻击和推翻，但政治动荡再也无法消灭国家的概念。

对于一本写于近五十年以前的学术著作来说，斯特雷耶清晰的解释了西欧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来历。尽管书中作者采用功能主义视角即从社会公共需要的角度，来讨论欧洲现代国家的起源并无不可，但这种解释肯定会简化或忽略现代国家起源过程中许多复杂的情况和面向。这部分的缺失在查尔斯·蒂利和威廉·切斯特·乔顿所写的序言中做了很好的说明和补充，一本好书会感谢批评者，这部分的内容切不可忽略。

参考文献

[1]约瑟夫·R·斯特雷耶.现代国家的起源[M].王厦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