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晨蔚

摘 要：拟基于组织的资源依赖理论对我国社会组织的地区发展差异进行评估。首先以社会组织的外部控制为出发点，从社会组织与外部环境的资源交换的资源获取能力及资源输出能力两方面出发构建社会组织的地区发展评估体系。其次运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基于上述评估体系结合我国31个省市2010-2015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并得出社会组织地区发展指数。最后基于所得的省级地区发展指数评估我国社会组织的省际地区发展水平及差异并据此提出推进社会组织协调发展的意见建议。

关键词：社会组织发展评估;地区差异;资源依赖理论;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05.020

作为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第三方治理主体，近年来社会组织在促进困难群体就业、加速经济转型、提供公共服务、缓解社会矛盾等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中都表现出了其独特的力量。随着全球“结社革命”的兴起，我国社会组织也逐渐从新兴事物成长为一方治理主体。据统计，我国社会组织单位个数从2006年的3.5万发展到2016年底的70.2万，社会组织职工人数从2006年的425.2万人发展到2016年的763.7万人，社会组织增加值从2006年的112.2亿元增长到2014年底的638.6亿元，我国社会组织正在高速发展。但同时，我国社会组织地区发展差异明显：一方面体现在省际间横向上社会组织发展现状的差距，如2015年广东省有将近61.7万的社会组织总量，而海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却只有5.3万。另一方面还体现在省际间纵向上社会组织发展趋势的差异，如2008-2015年间，河北省社会组织单位个数从12.4万增长到36.9万，而山西省却从16.1万降为14.9万。

总体而言，我国社会组织具有整体高速发展而地区发展差异大的特性。这些省域间社会组织发展差异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依据;另一方面也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社会组织地区发展差异过大会影响社会组织的协同发展，而各地区社会组织协调共进发展对于促进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强化公民社会建设、推进公共治理改革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评价体系能够更加明确社會组织的地区发展差异现状进而能够更有方向地帮助社会组织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异。

1 文献综述

国外对社会组织发展评估问题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莱斯特·萨拉蒙教授主持实施的“全球公民社会指数”（CGSI指数）;1997年美国国际发展组织（USAID）提出的东欧及欧亚大陆NGO可持续发展指数（E&ENGOSI指数）;2000年全球公民参与联盟（CIVICUS）开发的公民社会指数（CSI），CSI指数也是目前开展较广泛的一套指数体系。但是这些指标体系更多的是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对公民社会的发展程度进行测量，社会组织只是其测量的切入点或称载体，并不是直接对社会组织的发展情况进行衡量与评价。以上研究侧重于从社会组织的总体表现出发，评估一定区域范围内社会组织发展的整体水平，也有一些国外学者从社会组织个体出发，研究如何评价社会组织的个体发展水平。如20世纪80年代Checkland，P.B.提出了“3E”理论即指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与效果（Effectiveness），“3E”理论早期应用于政府的绩效评价，随后也被应用于非营利组织的绩效评估。Eduardo Zapico- Goni（1997）提出的3D评估模式，即“诊断（Diagnosis）、设计（Design）与发展（Development）”。

我国已有的关于社会组织发展评估的研究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从社会组织内部出发，通过衡量社会组织内部人员管理、资金管理、组织管理等方面来判断具体社会组织是否发展良好，如学者邓国胜（2004）“在大量的问卷与个案调查的基础上，针对当前中国非营利组织客观存在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了一套适合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评估框架，即对非营利组织问责（Accountability）、绩效（Performance）和组织能力（Capacity）的全方位评估，简称为“APC”评估理论”。另一方面则是从社会组织整体出发，通过衡量固定区域内社会组织的外部表现以判断该区域内社会组织的整体发展，这部分研究相对较少，如学者马庆钰、曹堂哲、谢菊在《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指标体系构建与预测》一文中选取了七个方面的指标来衡量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全职雇员人数占经济活动人口比重、社会组织总支出占GDP比重、社会组织增加值占GDP比重、志愿者人数占经济活动人口、慈善捐赠占GDP比重、社会组织增长总个数、社会工作专门人才增长，但是该研究并没有形成相关的指数以评价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邓国胜（2010）从环保NGO发展的环境、环保NGO的能力、环保NGO的作用和环保NGO的形象四方面出发通过德尔菲法构建环保NGO发展指数，进而提出环保NGO发展的推进路径。

通过对社会组织发展评估指标体系的已有研究进行梳理，不难发现国内外已有研究从大体上均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从社会组织个体出发衡量单个社会组织内部发展情况;另一部分是从社会组织整体出发衡量固定区域内社会组织发展情况。其中前者研究较多、后者研究较少。这而这两个分类正好契合了《组织的外部控制——对组织资源依赖的分析》里所提到的关于组织的两个概念——效率及效力：“效率是组织绩效的内部标准”、“组织用特定的资源来完成它所声明的或隐含着的目标的状况，是效率衡量组织得失的标准”;“组织效力是各种团体和参与者对组织的产量和活动进行的评价”、“效力是评判组织活动的外部标准”。资源依赖理论近年来已经逐步发展成了社会组织研究领域的一个主流理论，现有研究较多的运用资源依赖理论定性的研究社会组织与外界其他组织的互动关系或者社会组织的发展策略。而本文则是试图运用资源依赖理论的观点从“效力”这一概念出发，定量地评估一定区域内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

2 构建评估指标体系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社会组织有能动性去调整组织的外部控制条件：一方面减少对外部资源的依赖，表现为能够有较大的自主性从外界环境获取自身生存发展所需资源;另一方面增加外部环境对于中心组织的依赖，表现为社会组织所输出的资源量大质优，能够有效满足外界需求。基于此，本文在构建社会组织地区发展水平的指标评价体系时，从资源获取能力和资源输出能力两方面出发，选取了15个具体的评价基础指标来对我国社会组织的区域发展进行测度。

资源获取能力是指社会组织从组织外获取资源的能力，体现在所获取资源的数量及所获取资源的质量。社会组织的发展离不开人员、资金。其中人员部分，社会组织所需的资源从数量上表现为社会组织职工数的多少，从质量上表现为高等教育人才、青年人才及社会工作专门人才的获取能力。而社会组织的资金来源则分为社会捐赠、政府资助及服务型收费，总结为所获取的社会捐赠及社会组织收入的规模。资源输出能力是指社会组织输出资源满足组织外部环境需求的能力，意味着组织外部有多少其他组织的发展依赖于该组织的资源供给。而社会组织输出的资源包括社会资源与经济资源，社会组织的社会资源输出能力体现在社会组织的密度、社会组织成员的密度、社会组织满意度、社会组织输出志愿服务及社会服务的规模，社会组织的经济资源输出能力体现在社会组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及社会组织行业增加值规模。

此外，在构建社会组织发展指数时，所选取的三级指标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性质：（1）可度量性：即所选取指标应当可量化;（2）可比性：即所选取指标应当是相对量指标以便于在具有差异性的地区间进行比较;（3）全面性：即所选取的指标应该能够全面的涵盖社会组织发展的内涵。基于以上原则，可得到如表1所示的指标评价体系。

3 构建社会组织发展指数

3.1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于民政统计年鉴、国家民政部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遇到数字缺失的情况，则使用相关数据进行可能性推算：对于个别地区个别年份个别指标的缺失采取该地区该指标的历年平均值进行插补;对于个别指标固定地区全部年份统计数据的缺失采取该指标各年的全国平均值进行插补;对于个别指标固定年份全部地区统计数据的缺失，则通过对各地区已有年份数据进行OLS估计，以该地区该年的预测值进行插补。

3.2 数据处理

3.3 确定权重

在多指標综合评价中，权数的确定直接影响着综合评价的结果，科学地确定指标权数在多指标综合评价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权重的确定分为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常用的主观赋权法有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常用的客观赋权法有主成分分析法及熵值法。因为主观赋权法较客观赋权法具有较强的主观随意性，而本文所使用的指标全为定量指标且已有文献中并没有在各基础评价指标之间有必要性或重要性上的偏向，故本文首先选取客观赋权法中的主成分分析法。其次因为主成分分析方法只是对截面数据的综合评价，而本文采用的是面板数据，是一个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平面数据表序列。若对每张数据表分别进行主成分分析，则不同的数据表有完全不同的主超平面，就无法保证系统分析的整体性及可比性。因此，本文采取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来确定主成分进而明确各基础指标的权重。

运用SPSS 22从资源获取能力及资源输出能力两方面对其基础指标进行基于相关性矩阵的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将符合要求的主成分中各基础指标的系数作为各基础指标相应的权数，由此求得资源获取及资源输出两维度的指数，社会组织区域发展水平即定义为资源获取及资源输出两维度指数的简单加总。

3.3.1 球形检验

收集2010年-2015年各省份的15项指标数据，利用SPSS 22将所有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为均值为0，方差为1的标准化数据之后，汇总在一张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表内。再利用SPSS 22软件分别对资源获取能力及资源输出能力下的所有指标数据进行球形检验，得到衡量变量取样适当性度量的KMO值和检验变量卡方近似值、自由度的Bartlett球形检验的统计值（如表2所示）。KMO检验值均大于0.5，表明各指标之间含有共同因素，存在相关性，可以运用主成分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性均小于0.01（P=0.000），表明各指标间相互独立，数据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

3.3.2 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

分别从资源获取能力及资源输出能力出发，对三级指标进行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得到如表3（资源获取能力）及表4（资源输出能力）所示的特征值及特征向量。

依据特征值大于1，累计方差大于85%的原则，选取前五个主成分衡量资源获取能力，此时前五个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90.991%;同样也是选取前五个主成分衡量社会组织的资源输出能力，此时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7.677%。这样，则分别可以用五个由原指标线性组合形成的新指标来代替原来的三级指标，线性组合如表5所示。

4 社会组织地区发展差异现状

代入各三级指标归一化处理后的标准值可得到31个省市2010-2015年的资源获取能力、资源输出能力，而社会组织发展指数则定义为社会组织资源获取能力与社会组织资源输出能力的简单加总，可得到如表7所示的2010-2015年31个省市社会组织区域发展的得分与排名。

5 社会组织地区发展差异分析

首先从社会组织资源获取能力的三级指标权重来看，在对社会组织资源获取能力进行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所得到的三级指标权重中，社会组织职工数占总就业人数比例、社会组织职工数占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例、社会组织收入占第三产业GDP比例、各类社会组织社会捐赠额占社会捐赠总额比例的权重较大，均在0.15以上且依次递减，而社会工作专门人才占比、高等教育人才占比、青年人才占比三个指标权重较小、依次递减且高等教育人才占比、青年人才占比的权重为负。说明在社会组织的资源获取能力中，现阶段吸纳人才及资金的数量较为重要，且其获取人才资源的能力比获取经济资资源能力更能促进区域内社会组织的发展。人力资源质量方面可以看到现阶段社会组织职工的专业化程度、受教育程度及年龄结构则对促进其发展意义不大，说明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社会组织职工总数尚不足故职工总数对于社会组织发展推进作用远大于职工结构优化对于社会组织发展的促进作用。经济资源方面，社会组织通过提供服务获取收入的能力较其获取社会捐赠的能力更能体现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

其次从社会组织资源输出能力的三级指标权重出发，社会组织成员密度、社会组织密度、社会组织志愿服务输出占比、服務型社会组织支出占第三产业GDP比例、社会组织行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社会组织行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例、社会组织合法比例、社会组织固定资产投资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的权重依次递减，其中社会组织成员密度、社会组织密度的权重较大均在0.20以上;社会组织志愿服务输出占比、服务型社会组织支出占第三产业GDP比例的权重较为接近依次为0.170及0.165 。对各指标的权重进行分析可以得到社会组织的密度及其职工规模对于社会组织的发展及资源输出能力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其社会服务的规模，包括社会组织直接输出社会服务的规模和间接输出志愿服务的规模;再次是其直接通过行业增加值输出经济资源促进经济增长的规模;社会组织合法比例对于社会组织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而社会组织固定资产投资现阶段对于社会组织的发展没有显现出明显的促进作用或阻碍作用。从社会组织的资源输出能力同样可以看出，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程度较为落后，社会组织的数量、密度极大程度上制约社会组织输出社会服务、志愿服务、社会满意度及经济资源的规模及能力。

最后从各省市的社会组织地区发展指数出发。从纵向上看，2010-2015年间我国31个省市的社会组织发展程度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增长，这也说明了随着社会组织数量的快速增长，社会组织的质量并没有得到较好的发展;从横向看，我国各省市之间的社会组织发展差异化较大，近年来这种差异有所缩小但速度较慢，而且从社会组织发展的排名可以看出，排名在前即社会组织本身发展较好的省市不同年份的排名变化较大，而社会组织发展落后排名落后的省份排名变动较小呈现出持续落后的状态，这也反映了在社会组织发展领域是否由于经济发展情况、执政者观念等原因存在着“马太效应”。

6 促进社会组织协调发展的建议

首先从社会组织资源获取能力角度出发，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应当首先加强社会组织的人才获取能力及经济资源获取能力。促进社会组织的人才获取能力应当着力于加强社会组织职工的社会保障、社会地位及工资水平以促进更多的经济活动人口选择进入社会组织就业。且由于当前人才的专业化程度、受教育程度及年龄结构则对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意义不大，所以现阶段并不需要过多着力于调整社会组织的人才结构。加强社会组织的经济资源获取能力，一是依赖于社会组织自身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或增加自身的服务性收费;二是依赖于社会捐赠规模的扩大并将更多的社会捐赠通过社会组织的方式达到慈善目的;三是依赖于政府通过财政补助或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帮助社会组织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源。

其次从社会组织资源输出能力角度出发，增大社会组织成员密度、社会组织密度应该占首要地位，一方面通过加强社会组织职工的社会保障、社会地位及工资水平以促进更多的经济活动人口选择进入社会组织就业;另一方面通过降低社会组织登机门槛，减轻社会组织管制力度以促进社会组织数量的增加。其次社会组织应着力增强自身直接提供社会服务和间接提供志愿服务的能力，一方面这对于社会组织的发展意义重大;另一方面这也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组织通过行业增加值输出经济资源的能力。这就要求社会组织也从组织内部出发，优化组织结构，发挥自身组织优势整合社会资源以增强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市场上的竞争力。

7 结语

本文在借鉴国内外代表性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具体特征，依托于组织发展的资源依赖理论构建我国社会组织地区发展差异的评价指标体系，依据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2010-2015年我国31个省市的社会组织发展差异进行测度并结合实证分析的结果，为进一步促进我国社会组织协调发展提出对策建议。但由于已有统计指标及统计口径原因，衡量指标的全面性仍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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