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初，面对当时欧洲的紧张局势，知识分子的文化政治功能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本雅明和葛兰西对此的看法不谋而合。在本雅明看来，“左翼忧郁”的主体是“左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忧郁的原因来自对现实的不满和一种失落的情绪，其忧郁的症候是沉迷于痛失之物，用消极的宁静取代了积极的政治行动，“左翼忧郁”者的社会理想接近社会民主主义。本雅明批评他们对资产阶级的暧昧态度，认为这些“左翼忧郁”者仍然沉醉在传统知识分子的旧梦中，妄图用人性和爱心美化世界，粉饰现实，主张放弃阶级斗争。而当下革命实践呼唤的是做有机的知识分子，唤醒无产阶级大众沉睡的力量，在意识形态领域捣毁虚伪的资本主义现实。本雅明关于有机知识分子的主张和他生命后期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选择，让我们看到这个人物矛盾复杂的一面，他的行动与言说之间形成了某种反讽效果。

大多数人都会同意，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是个有着深刻忧郁气质的人。他身体孱弱、性喜沉思、敏感孤僻、行为古板等，这些性格特点和他愿意细读品评的小说家、诗人和艺术家（如，卡夫卡、普鲁斯特、波德莱尔、保罗·克利等）大体相似。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说的，“本雅明将自己的性情投射到他所有的主要写作对象之中，他的性情决定了他的讨论对象”［1］(P110)。纵观本雅明短暂的一生，他时有徘徊在自杀的边缘，最后也是在几近绝境中，以自杀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①。可以说，本雅明的精神状态一直处在一个气质抑郁的人和忧郁症患者［2］(P45)之间，大多数时候他都要和自己的忧郁和睦相处，所以，他并不回避思考和谈论忧郁，并在一生不同时间多次论及忧郁带来的正能量。米歇尔·福柯在《疯癫与文明》（1961）中揭示了“疯癫”概念形成历史过程中的权力话语压抑，而本雅明则在写作《德国悲剧的起源》的1928年，就开始试图思考“忧郁”的来源，并试图为其正名。

本雅明不仅是个忧郁的人，也是一位人们通常理解中的“左翼”②思想者。在1927年莫斯科之行前后，他曾经考虑过加入共产党，终其一生，他都可以被称作“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即便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签订后，他对苏联官方失望至极，但他一直避免公开评论苏联国内事态。由此，按照一般人的理解，本雅明自己就是一个“忧郁的左翼”。然而，在写作于1931年的《左翼忧郁》一文中，本雅明却将对忧郁的探讨从心理学、哲学、美学扩展到文化政治层面，批评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左翼”诗人埃里希·卡斯特纳等人的“左翼忧郁”。这又是为什么呢？

一、“左翼忧郁”的主体：左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左翼忧郁》是本雅明在1931年为德国报纸《社会》（Die Gesellschaft）专栏写的评论文章的标题。在这篇文章中，本雅明批评了诗人小说家埃里希·卡斯特纳新发表的诗集及其所代表的“左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忧郁倾向。当时的本雅明深受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乔治·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影响，开篇他首先指出卡斯特纳这样所谓的“左翼”作家在阶级面目上是非常可疑的。他认为卡斯特纳诗歌的流行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关，他的诗是经纪人、律师、记者等这些中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因此其读者群局限于这一阶层，“卡斯特纳无法用他叛逆的口音打动被剥夺的人，正如他无法用他的讽刺打动实业家一样”［3］(P423-P427)。本雅明认为真正的“左翼”作家应该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面向无产阶级大众写作，像布莱希特的史诗剧那样，通过作品让大众反观自身异化的存在状态，唤起大众的阶级意识，激发社会底层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反抗和不满。而在他看来，卡斯特纳的诗就算是装腔作势地表达对小资产阶级（petty bourgeoisie）的仇恨，也充满小资产阶级的亲切味道。本雅明认为卡斯特纳过度依附自己出身的那个阶层，明显地放弃了对大资产阶级（big bourgeoisie）的任何正面打击，并在发自内心的叹息中渴望得到那些有产阶级的庇护。

如此说来，如卡斯特纳这样的诗人就安心做“资本家的乏走狗”就行了，又何以自称“左翼”呢？他们又为何忧郁呢？本雅明看到，这些自称的“左翼”人士确实是心情非常沉重的，带着一副忧郁的面相。“诗人总流露出不满情绪，他心情忧伤，而导致他忧伤沉闷的原因是惯例常规。因为遵守惯例、墨守成规就意味着牺牲个人的独特性，就意味着丧失了厌恶反感（distaste）的能力，这使人忧伤沉闷”［3］(P424)。原来，卡斯特纳等人“左翼忧郁”的原因是来自对日常生活正统陈腐的不满，而非来自阶级斗争的激烈残酷。因此，这种充满了文人气息的不满与其说是忧国忧民，不如说是忧伤自己。尽管这些“左翼”文人有时也会像海涅一样，对现状进行讽刺，但他们常常利用讽刺在行文中夹带个人意见的私货。而且不幸的是，这些讽刺对于资产阶级统治势力而言，要不就是不着边际隔靴搔痒，要不就是色厉内荏不自量力。本雅明相当犀利地指出：“他（‘左翼忧郁’文人）的无礼不仅与他所掌握的意识形态力量不成比例，而且与政治力量不成比例。不仅如此，这些挑衅背后对对手的荒谬低估，暴露出‘左翼’激进知识分子的立场是多么的迷失。”［3］(P424)这些人的“左翼忧郁”正是“左翼幼稚病”的体现。

既然本雅明自己的政治观点也接近一般意义上的“左翼”，他批评的到底是哪部分“左翼”人士呢？本雅明在该文中点名指出，以卡斯特纳、梅林和图霍夫斯基为代表的“左翼”激进主义宣传人士，是腐朽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模仿。这些“左翼”人士所谓的斗争与劳工运动无关，他们对资产阶级的攻击就像一场政治模仿秀，“从政治上说，他们的文章服务于小集团而非政党；从学术上说，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学派，只是一种时尚；从经济上说，他们不是为了服务于生产者，而是服务于代理人”［3］(P424)。被本雅明点名批评的这几个人，都是当时知名的“左翼”文人。梅林和图霍夫斯基都曾经是德国社会民主党（Germany Social Democratic Party）的重要人物，而卡斯特纳是图霍夫斯基的朋友，可想而知，他们的政治见解相近。在写于1929年的《超现实主义》一文中，本雅明曾经批评“与社会民主党有联系的诗人们的常用形象”，一首写春天的蹩脚的诗里全是比喻，这些美好的形象让社会主义者以为看到了美好的未来，人人“像天使一般”，人人“看上去很富有”，人人都活得“好像很自由”。［4］(P208)这些文人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统治充满幻想，刻意回避阶级斗争，他们期盼通过合法途径取得阶级和谐。本雅明认为这是一种毫无原则、软弱幼稚的乐观主义态度。

在两年后写作的《左翼忧郁》一文中，本雅明接着指控卡斯特纳等人是不明所以的“左翼偏见分子”，在阶级属性上是中产阶级利益的代理人，属于本雅明所谓“左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4］(P205)这些人是首先热衷于印象主义、后来热衷新客观主义的唯美主义者。在他们的作品中，具体的政治活动变成了空洞的姿态，是“纸糊的紧握着的拳头”。本雅明用犀利的言辞把卡斯特纳描述为知识分子精英人士眼中的诗人，在这些人看来，政治变成了丧失真实情感的“万事通讽刺”。这些诗人执著于描绘些无阶级的人性风景，沉浸于自己想象中天堂，把忧郁摆成一种姿势。这种诗歌看上去感伤惆怅，其实都无伤大雅，诗人不敢也不想去看龌龊的现实，根本无力也无意改变现有体制。

二、“左派忧郁”的症候：用消极的宁静取代积极的行动

在本雅明的阶级关照视野中，这种“左翼忧郁”病患者用矫情的姿态遮蔽了血与火的阶级斗争，用消极的宁静取代了积极的行动。首先，忧郁在某种程度上有“恋物”（fetishism）的特征，它是对失去之物难以抑制地想象和怀恋。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一书中，曾经指出：“忧郁为了知识的缘故背叛了世界。但在其坚定的自我贯注中，忧郁把已死的物体包括在自己的思辨中，为的是把它们拯救出来。诗人的言说发自忧郁的精神。”［5］(P125)与失去亲人和爱侣的那种哀悼情绪不同的是，在忧郁中失去之物到底为何，主体自身并不是很明晰，也没有一个大致的时间段可望将忧郁冲淡。本雅明看到，那些“左翼忧郁”人士的忧郁和不满更多来源于一种失落的情绪。在文人的想象中，这种失落情绪本身经历了一个异化过程，它们变成了“物”，充满了过去时代的精神光晕，“让资产阶级引以为豪的是拥有足够多的物质材料；而令左翼忧郁症者引以为豪的则是拥有以往精神财富所残留的大量痕迹”［3］(P425)。

毋庸置疑，忧郁会对人的生活产生消极影响，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忧郁的反讽之处就在于，“人们沉迷于其所痛失之物，而并不想从这一痛失中恢复元气，并不想从中挣脱，卸去负担，活在当下。这致使忧郁成为一种持久稳固的状态，一种处境，确切来说，它是一种欲望结构，而不是对死亡或丧失的瞬态反应（transient response）”［6］(P245)。也就是说，忧郁可能变成一种胶着的低能量存在状态，阻碍人们前行。本雅明写道：“这种左翼激进主义正是一种态度，一般而言，这种态度已不再有任何相应的政治行动。它不是这个或那个趋势的左边，而是一般可能性的左边。因为从一开始，它脑子里想的就是享受一种消极的宁静。政治斗争从一个强制性的决定转变为一种快乐的目标，从一种生产工具转变为一种消费工具。”［3］(P425)所以，“左翼忧郁”的主要问题在于，这些“左翼”用忧郁观望取代了政治实践。

在温迪·布朗看来，本雅明“左派忧郁”这一称谓意图十分明确，它指涉的是一些雇佣文人，他们依附于某种独特的政治纲领或政治理想（甚至是一个不可实现的理想），并没有抓住当前彻底变革的诸多机遇。本雅明一直颇为神秘地主张，辩证历史地把握“当下这一时刻”（the time of the Now）有其政治价值［2］(P81)。本雅明一直称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那么，这些“左翼忧郁”者所依附的社会理想和本雅明当时信奉的共产主义理想有何不同呢？既然“左翼忧郁”的主体文人群体一直和社会民主党人联系紧密，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理想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分歧主要在哪里。社会民主党人反对以暴力革命推翻现行政权争取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而是主张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搞罢工、游行、抗议等温和斗争，通过工会抗议和民主选举方式争取工人权益。在共产主义者看来，他们属于天真的“和事佬”，放弃了无产阶级翻身做主人的社会理想，反而向统治阶级妥协。

在写于1921年的《暴力批判》一文中，本雅明区分了社会民主主义者提倡的“政治罢工”和共产主义者提倡的“无产阶级总罢工”，并且区分了服务于统治阶级立法和护法功能的“神话暴力”和无产阶级翻身解放运动的“神的暴力”。他认为：“如果在法律之外确实存在着作为纯粹直接暴力而存在的暴力，那就证明革命暴力作为人类的最无瑕疵和最高表现形式的暴力，是可以进行的，并且显示出进行的手段。然而人类在具体情况下决定何时实现这种暴力却不太可能，也不太紧迫。”［4］(P360)仔细分析这段话，本雅明的大意是：“告别革命”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没必要的，因为革命发生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往往是以偶然事件为导火索，溢出历史必然性的轨道。在某种意义上，本雅明期待革命作为末日救赎的到来，但他认为，“左翼资产阶级的这一立场决定了它（‘左翼忧郁’者）不可能把理想主义道德与政治实践结合起来”［4］(P205)，所以，“忧郁”在“左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里，变成了政治行动拖延的借口，从而坐失革命良机。简言之，本雅明认为卡斯特纳等诗人是依附于大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左翼忧郁” 者无法做到像超现实主义的作家那样，“调动人们的悲观主义”，引导人们“怀疑文学的命运，怀疑自由的命运，怀疑欧洲人道的命运，三倍地怀疑阶级之间、民族之间以及个体之间的任何和解”。更具体地说，在意识形态领域“推翻资产阶级的思想支配地位，与无产阶级群众结合起来，是革命知识界的双重任务”，［4］(P209)只有肩负起这样的任务，“左翼”知识分子才能走出静思观照的忧郁胶着状态，摧毁日常生活中虚假的表象，变成革命的有生力量。

由此可见，本雅明通过对“左翼忧郁”的批判，提出了一个到底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的问题。在写作于1929年的《超现实主义——欧洲知识界之最后一瞥》一文中，他援引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中的话写道：“只有革命胜利之后，才会出现无产阶级艺术家，其实，问题并不是要把资产阶级出身的艺术家改造成无产阶级艺术大师，而是在这种形象领域里的重要地方使用他，哪怕牺牲他的艺术活动。的确，打断他的艺术生涯难道不可能是他的新功能之一吗？”［4］(P209)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的表述半是玩笑，半是反讽，是关于个人与集体关系一种非常有张力的表达。本雅明认为唯其如此，才能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完全的公共空间。“身体和形象在技术上互相渗透，使全部革命的张力变成集体的身体神经网，整个集体的身体神经网变成革命的放电器，只有这时，现实才能超越到《共产党宣言》所要求的那种程度”［4］(P210)。他在内心渴望着通过此种方式展开一个可能的空间，在那里公共政治实现对个体的人、内心的人的全面占有。至于这种公共对私人的辩证的、全面的占有，是否会侵犯个人隐私和自由，本雅明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还无暇顾及。

三、“左翼忧郁”的写作主旨：呼唤有机知识分子

不难看出，通过对“左翼忧郁”的批判，本雅明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泯灭一己“小我”，融入集体“大我”，服从革命的事业。面对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来自德国的犹太裔知识分子、亲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者本雅明和意大利共产党人葛兰西对知识分子功能和定位问题，提出了大致相同的见解，也即做葛兰西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葛兰西关于有机知识分子的讨论最早出自《狱中书简》，该书收录他自1926年11月到1937年1月从流放地和法西斯监狱写给亲友的456封书信，他和本雅明都是“在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和革命等思维框架中”［7］(P283)形成这种认识的。“有机知识分子”是葛兰西提出的关于知识分子的重要论断，是与“传统知识分子”相对而言的，葛兰西批判了那种认为知识分子“存在于生产关系之上或之外的理想主义观点”，他把知识分子活动界定为“既真实而又非常中介的一种关系”。［8］（P88-94）他认为从柏拉图时代以来“传统知识分子”一直是前工业社会的文化知识权威，由哲学家、文人、教士、艺术家、记者等组成，他们自称不偏不倚地独立于政治因素，以探求文化知识为己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虽然“传统知识分子”的流风余韵还在，但已经不再占据舞台的中心。现代社会需要培养适应它的新型知识分子。为争夺文化领导权，无产阶级需要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具有专业特征，渗透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这种知识分子与资本主义社会连为一体，并成为相应的专业化人才。有机知识分子有强烈的实践性和社会干预性，他们是与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9］有机知识分子在市民社会中制造并且传播他们所属阶级或者阶层的意识形态，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广大群众接受他们所提供的一套行为准则与生活方式，并借此同化和征服传统知识分子。

本雅明在《作为生产者的作家》（1934）一文开篇，划分出两类作家，第一类是“从自主性和自由的立场出发要求创造的资产阶级作家”，第二类是能够认识到当前的社会处境“促使他做出为谁服务之抉择的作家”。［10］(P768-P782)在他看来，卡斯特纳这类“左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仍然沉浸在关于“自然”“人性”的美梦里，而没有意识到，真正的人性只来源于位于社会两极之间的阶级斗争。因此，沉浸于“左翼忧郁”妨碍这些人认清形势，从传统知识分子孤芳自赏的角色中走出来，脱胎换骨、洗心革面成为革命的有机知识分子。

葛兰西和本雅明把知识分子看作具有阶级依附属性的人，他们挑战了传统知识分子关于独立与自由的自我定位。但是，作为他俩的同时代人，卡尔·曼海姆却反对这个观点。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29）一书中，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的本质在于具有“自由漂浮”（free-scating）和“非依附”（unattached）的特点。在社会各阶层中，唯有知识分子“不隶属于任何阶级”，也可以随时选择依附任何阶级。这个阶层是开放的，同时是动态的，在阶级分化和深刻分裂的现代社会中，他们处于各个阶级之间，并不构成一个中间阶级。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曼海姆引用阿尔弗莱泽·韦伯的术语称其为“无社会依附的知识分子”［11］（P158）。在他看来，唯有知识分子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观点立场，努力追求一种非偏狭的、整体的视野，因此，曼海姆称他们为“自由漂浮者”。

很有意思的是，虽然本雅明和曼海姆的观点大相径庭，但如果我们从曼海姆知识分子理论视角纵观本雅明的一生，就会发现其实本雅明一直处于曼海姆所说的“自由漂浮”的状态。不管是对于欧洲传统启蒙思想、犹太神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本雅明都若即若离。有迹可循的是，本雅明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在马克思主义中看到了末世救赎的希望，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反犹主义盛行、法西斯主义日益抬头的形势下，一个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做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选择并非难以想象，这对于当时处境中的犹太后裔知识青年来说绝非偶然。

进一步来看，本雅明放弃“自由漂浮”的“传统知识分子”自我定位，提倡知识分子要找到阶级归属，成为自觉为某个阶级服务的“有机知识分子”，这很大程度上也是1931年的欧洲形势所趋。1931年前后金融危机和左右两派的政党激进化正在推动魏玛共和国逐步走向灾难。1927年3月，本雅明从莫斯科访问回来后，逐渐整理自己的思想，做出了立场选择，他要“做一名党外左翼知识分子，但不是与共产党在政治上背道而驰；自己的文化工作应服从于无产阶级事业”［12］(P136)。《左翼忧郁》写作的这一时期，本雅明深受布莱希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法国超现实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一方面他在柏林通过写作时评和文化评论逐渐确立了自己的社会位置，踌躇满志地想成为德国最好的文学批评家；另一方面他也时刻感受到战争阴云的笼罩，因而“以笔为枪”在文化战线上和各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不断斗争，精神处于极度动荡状态中。1931年前半年他的人生事业顺风顺水渐入佳境，1931年后半年他就在各种文化论战和个人孤独中感到心力交瘁，甚至动了自杀的念头。《左翼忧郁》应该是本雅明四处出击显示自身文化批评实力、参与当时文化论战的一个产物。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6）一文的结尾写道：“人类自我异化已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它能把自身的毁灭当作放在首位的审美快感来体验。这便是法西斯主义所鼓吹的政治审美化。共产主义对此做出的回答是艺术政治化。”［13］(P264)这段就像战斗宣言一样的话提醒我们，本雅明关于有机知识分子的提倡，是应对法西斯主义抬头特殊情境下的选择。

本雅明提倡“艺术政治化”，呼唤知识人在当时成为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卡尔·施密特意义上的一种政治决断。施密特认为，“政治就是最激烈和最极端的对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根本不懂政治，他们一直在批评政治，却从没有从事过政治。在《政治的概念》（1932）中，施密特写道：“人类行为的所有领域都被一种不能简约的二元性结构化。道德关心善恶问题，美学关心美丑问题，经济学关心赢利与否问题。在政治中，关键是朋友和敌人之间的区别。”［14］在敌人与朋友之间，不存在自由的问题，只有暴力和征服，这就是政治的实质，这是自由主义者往往不敢面对的真实。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1927—1934年这段时间，本雅明深受托洛茨基《文学和革命》的影响，他主要是从政治利害而不是从文化繁荣的角度出发，来提出自己对“左翼忧郁”的批评。

四、“左翼忧郁”的批判悖论：走向传统知识分子

当本雅明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主动抛弃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自主性，铿锵有力地说出“左翼”知识分子应当承担鼓动大众的政治任务时，他本人俨然已经跳出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化身为有机知识分子。他泯灭了自我，在以革命家的“占位”（position）思考问题。文艺为政治服务，于政治，可能如虎添翼；于文艺，可能并非一种福音。在《知识分子论》中，爱德华·W.萨义德认为，从事批判和维持批判的立场是知识分子生命的最大方面，而批判的社会目标是为了促进人类自由而产生非强制性的知识。萨义德写道：“对我来说主要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而且这个角色也有尖锐的一面,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和议题。”［15］(P17)所以，知识分子不是要讨好大众，不是调解者；知识分子应该游走于各种文化间，成为放逐者与边缘人。萨义德主张的批判型知识分子，无疑立基于自由主义社会独立自主的个人语境中，这种“批判知识分子”更倾向于葛兰西所说的“传统知识分子”以及曼海姆意义上“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

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质疑的就是这个绝对自由和自主的个人形象。在当时的本雅明看来，知识分子除非选择不说话，说话就要表明“占位”和立场，有时甚至不说话本身也表明一定的政治立场。的确，没有人生活在真空中，没有人能够把自己从俗世的利益污秽中连根拔起，像上帝一样超然地俯视人间。卡尔·马克思反复强调“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路易·阿尔都塞也曾一针见血地表达过，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是虚幻的。其实，每一个具体的人都生活在意识形态编织而成的关系网络中，我们每个人都被“结构”或者“体制”召唤成一个“主体”。在翻云覆雨的历史变幻中，个人的能动性有多大，个体的自主性能坚持到何种程度，不管是本雅明，还是葛兰西、阿尔都塞，他们生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严苛的革命斗争环境中，对个人主体性并不乐观，也并不觉得值得追求。

由此可见，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最大不同在于植根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理论，其争论焦点在于，我们应该相信个人的自主理性，还是认同社会权力对个人的塑造。知识分子的最大价值应该定位于独立判断的个体性，还是服从于社会阶级斗争的阶级性。就此而言，自由主义的传统知识分子理论是清浅、乐观的，充满了对启蒙以来个人理性的自信乃至自负，也有知识阶层抱团取暖的精英意识。而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知识分子观点更多平民意识，它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它并不试图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神化知识分子的个人存在，它非常忠勇、不怕武断地把每一个人的发言归属于一个特定的阶级。也许在本雅明看来，当无数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当安全和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像卡斯特纳等诗人那样再吟诵春天和玫瑰是过于轻浮了。它会让人们忘却生活的困苦，屈从于现存统治秩序，所以，这些号称“独立”的传统知识分子实际上隶属于资产阶级，是正统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维护者。

这样说来似乎回到了那个老问题，作为文人的知识分子，其创作的文学作品更应该书写人性还是阶级性？作家作为知识分子更应该追求自主独立还是难免会为某个阶级写作？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流转后，我们再看“左翼”忧郁者卡斯特纳等人的成就，似乎这些气定神闲的传统知识分子活过了战争岁月的煎熬，保持了内心的宁静和淡泊，以充满爱心的写作依然为人类文化繁荣作出了贡献。在被本雅明批判的“左派忧郁”者中，尤其令人感叹嘘唏的是图霍夫斯基，作为犹太裔“左翼”知识分子，在德国文化界大动荡的时代他因勇敢投入来自各方面的笔战而成名，在纳粹上台后他的作品全部查禁，他本人被开除国籍，流亡瑞典，最后在异国抑郁自杀，这样的终局和本雅明的一生遭际形同双璧，非常相像。和图霍夫斯基一道被本雅明点名批评的弗朗茨·梅林，甚至在当今各种经典与变体的社会主义理论视野中，都被看作比本雅明本人更典型、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辩证唯物主义者。

然而，对当时“左翼忧郁”的批评，确实是本雅明的短视吗？还是他在当时情势下必须投入斗争的立场选择？也许自由漂浮的传统知识分子也并不像看上去那样自由。自由与依附在任何具体历史情境下都是一个充满悖论的存在。联想到本雅明之后的人生道路，他当年的批判的确具有了某种反讽的意味。在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本雅明内心经历了巨大的失落，其忧郁程度可想而知；1939年他被盖世太保通缉后，其实内心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拉西斯等“无产阶级左翼知识分子”在莫斯科的处境，所以，他当时并没有选择去苏联，而是考虑去巴勒斯坦，后来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帮助下，他又准备去美国。

除了逃亡道路选择的艰难，本雅明的思想背景也比较复杂，他自身阶级归属并不像他宣称的那样斩钉截铁。本雅明的好友阿多诺一直主张艺术自律，非常反感布莱希特对本雅明施加的无产阶级革命影响。而本雅明的另一位好友犹太学者哥舒姆·舒勒姆则认为，本雅明一直受犹太神学和早年接受的语言哲学影响，承继的是哈曼和洪堡的欧洲启蒙思想学术传统。他认为本雅明只是在用词上刻意接近共产主义，其真实的思想和宣称的思想毫不相干。他甚至警告本雅明说“自欺很容易转变为自杀”［12］(P166)。当然，本雅明远比一般庸俗辩证唯物主义者要深刻很多，也驳杂很多。后人回看他的一生不难发现，这个曾经积极主张知识分子应该寻找阶级依附的人，恰恰终生都在“自由漂浮”；这个曾经号召知识分子应该放弃自我的人，却很难为自身斑驳的思想找到群体归属。他的一生，成为欧洲最后的传统知识分子标杆。

注释：

①1932年7月，本雅明过了40岁生日后来到法国尼斯，准备在那里的一个旅馆自杀。在1931年8月7日，他也曾在日记中提到这本日记不会太长，到我死亡之日。

②左翼，基本解释为作战时处于正面部队左侧的部队，引申为政党、派别、团体中的左派。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左翼是指在议会中坐在左侧、反对君主体制、支持激进改革的人。后来左翼和右翼在政治传统上指一个社会内部政治领域的两种意识形态。左翼的政治主张是偏向下层人民、草根阶层的。在自由和平等两种价值中，左翼更强调平等的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般认为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为左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