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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四平市“文化大院”的建设和发展
——以勒庞和费孝通的两个视角阐述

2020-02-11郭明显吕梦莹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20年3期
关键词:差序费孝通勒庞

郭明显 吕梦莹

(吉林师范大学,吉林 四平 136000)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仍然是十分突出且重要的。2004 年,我国宏观调控中实施了一系列的积极举措促进农民增收、粮食增产。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精神文明的建设也急需跟进。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不足、农民增收问题突出,“三农问题”仍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环节。2013 年国家农业部启动了“美丽乡村”创建活动,十九大进一步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支农惠农”再到如今的“强农惠农富农”可以看出更加科学和具体的指导方针已经应用于我国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之中,而“文化大院”就是其中的衍生物。“文化大院”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能够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是农民了解、掌握农业新技术的前沿阵地。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大院”对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文化大院”的作用

吉林省四平市辖:公主岭市、双辽市、梨树县、伊通满族自治县和铁东区、铁西区、辽河农垦管理区、四平经济开发区、四平红嘴高新技术开发区,共48 个乡、59 个镇、24 个街道办事处。“文化大院”的建设成效对于四平市的农村农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我国村级文化大院是指行政村设立的公益性文化机构,其作用是:

1、维护农村的和谐稳定。农村文化大院的活动都属于集体活动,有利于凝聚人心,促进村民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对于矛盾的化解和人际关系的改善也有着积极的作用。

2、传播农业知识。文化大院以农家书屋等文化阵地为依托,能够向村民们提供科学种植的农业知识,促进农民的增产增收。

3、丰富农闲生活。东北地区的农作物大多是一年一熟,农闲时间充沛。丰富的文艺活动能够调动农民生产生活的积极性。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文化大院”相关政策实施过程中还存在许多实际问题。有的农家书院建成之后就一直处于闲置状态,书院书籍陈旧或者内容程度参差不齐,书籍得不到合理运用,农民的参与度也不高;有的文化大院缺乏资金支持,其维持也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如何建设好“文化大院”让它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于地区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下文笔者拟以勒庞和费孝通的观点分别探析两个视角下的农民群体特性和农村社会特性,由下及上,反哺四平市“文化大院”的建设和发展。

二、两个视角下的农民群体特性

农民作为特殊的一类“群体”,在我国经济、社会、历史、政治等方面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我国作为一个农业生产大国,必须对这一部分占我国大多数人口基数总量的“群体”进行一个深刻且清楚的了解,明晰这类“特殊群体”的一般特性、精神特性、信念与主张、风俗习惯、礼治秩序等,这对于我们建设“文化大院”和推进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都有积极地促进作用。笔者借鉴勒庞和费孝通的观点,采取“求同存异”的方式进行重新审视,描述这类特殊的“农民群体”的相关特征。

居斯塔夫·勒庞曾著有《群体心理学》(又译《乌合之众》),本文中“群体”这一名词正源于此书。在他笔下的“群体”并不以人数为界,而是一个特殊的心理整体。他认为这些人一旦加入“群体”就会收获如下特点,如:个性消失、从众心理、保守、行动力强。勒庞把自己放在了精英阶层来看待群体,他认为结群后的个人会在思考上随大流、理性思考能力开始减弱。而且由于人多势众他们会对自己的能力产生幻想,难以衡量自身实际能力。不仅如此,他们还极易被人引导,思想和情感的简单化和夸大化极易造成一些偏激举动。他们行动力强,但是逻辑性不够。他们的本能是保守的,害怕改变生存现状。勒庞的观点显得十分激进,但是对开展“文化大院”的建设工作却具有启示性的:维护稳定和谐的大局面是一切工作的前提。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章节中就曾对西方和中国的社会格局进行过比较,“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费孝通强调了在中国乡土社会中“我”的重要性,强调中国乡土社会是“差序格局”。乡土社会乃至中国社会都实行的是“推己及人”,每个人都是一个网络辐射的中心,众多“我”构成了众多中心。这些中心相互交错互相影响,因此每一个“我”的价值在这个网络里得到最大化。

对于两种不同格局社会中生活的人来说,他们对自身诉求的评价标准也不一样。“差序格局”中的人以“我”为中心开始一层层的“推”,辐射的范围可向外也可向内,而调整方向的根本点是自己的立场。向外则是“修身、齐家、治国、明天下”,向内则如费孝通所说“公私不分”一般,“为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族......他是不能承认自己是私的,因为当它牺牲族的时候,他可以为了家,家在他看来是公的”,乡土社会中的这种“私”是根深蒂固的,与其不同的是西方社会中的“团体”。他们也是一种“私”,每个团体为了自己的利益“谋私”,但他们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特出的群己界限”---“国家”,他们把“国家”变成“为每个分子谋利益的机构”。

当乡土社会中的“私”遭遇西方社会中的“私”,似乎形成了一个僵持的局面。但是换另一个角度去想,如果我们利用西方社会“团体格局”意识来改造乡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将乡土社会中的各个分散的“我”化零为整,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当评价标准趋同时,随之而来的就是行动上的改变。因此乡村中国“文化大院”建设实施过程中,对家风家规的弘扬、法制法规的宣传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在塑造“我”的过程中把控价值取向,树立和引导农民践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由我及人”,形成良性循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面貌发展。

三、两个视角下的农村社会特性

勒庞和费孝通揭示出了两个不同的社会格局,一个是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这两种社会格局的形成有其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经济、风俗等因素的影响,任何一种差异性因素都会造成社会格局变化的连锁反应。在费孝通《乡土中国》中“无为政治”章节中就为我们描绘了“差序格局”社会中的几种权力体现。在开篇段落费孝通就把论权利的人分成了两个类型,一个是偏重社会冲突型,一类是偏重社会合作型。在社会冲突型中实行的是“主从”和“上下”的权利对峙,进而催生出的是“横暴权力”;而在社会合作型中的个人是有赖于他人的存在而存在的,社会关联性强,从而催生出了“同意权力”。我国农村目前的社会现状中少“横暴权力”多“同意权利”,这就给我国农村社会现状定下了一个基调,就是稳定、和谐、民主、传统。“在变化很少的社会里,文化是稳定的,很少新的问题,生活是一套传统的办法,乡土社会是靠近这种标准的社会。”“‘为政不多言’、‘无为而治’都是描写政治活动的单纯,也是这种社会,人的行为有着传统的礼管束着”,用教化性的施政方针恰好符合“文化大院”设立的初衷,在文化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不应有权力的对立,而应该多一些人文关怀,树立道德品行楷模,凝聚乡土社会的思想和人心。人人向善,家家向善,构建现实社会中的“桃花源”。

勒庞《乌合之众》中没有针对农村社会做出具体描绘,但是他在《群体的信念与主张的间接因素》和《群体主张的直接因素》这两章中的某些观点同样具有启示作用。在书中勒庞研究了群体的感情和思维方式,“我们已经知道什么东西能够触动群体的想象,知道了暗示,尤其是以形象的方式出现的暗示的力量和传播过程”,“研究群体的想象力时,我们已经发现它受形象的影响极大。如果运用得好,他们确实会拥有昔日魔术大师那样的神秘力量,既能在群体心中引起巨大的震荡,也知道如何平息风波”。“词语的威力太强大了,只要好好选择,就可以给最讨厌的东西取个好名,让大家都接受”。这些带有偏激色彩的语言符合勒庞的阶级立场和价值观,虽然不太适用于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形态,但是却深刻地指出了影响群体信念和主张的基本因素,如果运用合理将会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结语

“文化大院”建设中的各项文艺活动和文化体育各项事业的开展仅仅只是表象,而深涵在其中的哲学思辨方式才是值得探究的根本。了解农民群体的心理特质、思维特质,了解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辨析影响群体信念主张的直接和间接因素,对于开展“文化大院”的建设具有深刻地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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