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群昂

明代是个军事战争频仍的时代，兵部尚书作为最高军事行政长官，对明代军事的谋划、军事战争的布置等都负有重大责任，由此与武将之间形成较多的政治互动。随着明代文官政治的日趋成熟、中央与地方军事管理体制的不断改革，以兵部尚书为代表的文官系统在明代军事决策与军事行政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武将的权力则被一步步削弱，明初形成的文武相制政治平衡逐渐被打破，文武关系向异化畸形的方向发展，最终导致明末武将反弹、文武相争恶劣局面的形成。虽然明朝最高统治者也尝试调整二者关系，但始终未见成效，这造成了兵部权力运行机制的低效，军事形势由此而恶化。

明代兵部尚书身为六卿之一，是中央最高的军事行政长官，负责管理全国的军事行政事务。明代是个军事战争频仍的时代，安南问题、南倭北虏、西南土司等军事问题层出不穷。兵部尚书作为最高军事行政长官，对明代军事的谋划、军事战争的布置等都负有重大责任。兵部尚书履行军事管理职权时，由于政务运行的需要，与武将①之间形成较多的政治互动。可以说，兵部尚书与武将间的政治互动与关系演变对明代的政治军事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那么，明代兵部尚书与武将间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明代又形成了怎样一种文武关系模式？这种文武关系模式对明代兵部的运行、对明朝军事的发展及社会风气的转变又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学界对明代文武关系有一定的关注②，但鲜见从宏观角度考索文武关系的演变及其对明代中枢权力运行、军政格局、社会风气变化影响。本文拟以兵部尚书与武将关系的互动演变为切入点，试图回答上述问题，祈请方家斧正。

一、明初文武相制格局的形成

“明兴，高皇帝驱逐胡元，扫清六合，文皇帝北临瀚海，南定炎州，功业之隆，子唐弟汉，虽曰神武天授，抑亦师武臣力也。”［1］（卷十《储将才》，P61）朱元璋凭借武力四处征伐，建立明朝，因而明初武将取得了很高的政治地位。但明太祖在尊崇武将的同时，也大肆屠戮元勋宿将，对武将的权势进行相当程度的抑制，以免其过度膨胀，威胁皇权。洪武十三年（1380），明太祖提升兵部品秩，由兵部尚书负责日常军事管理政令。同时武将所依托的最高权力机构大都督府改为五军都督府，其军事管理权也渐渐移至兵部。之后随着明代的军事制度由单一的卫所制向镇戍制、营兵制等多元体制转变，五军都督府的权力更为削弱，最终逐渐形成兵部主管调发、军事政令而不统军，以及五军都督府统军的以文驭武之势。建文帝在位时间不长，却重视提高六卿的政治地位，兵部尚书齐泰对军国大事有很大发言权，用人、选将、和战决策都需要与兵部尚书参详。

明成祖朱棣以靖难之役成功登上皇位，骁勇善战的武将在其中居功至伟，是朱棣取得统治地位的重要政治群体，所以明成祖赋予武将较高的政治地位，在军政实践与决策中往往也非常重视武将的意见。兵部尚书几与高级将领等量齐观、不分轩轾，在皇帝进行军事决策与安排相关军事事宜时，二者同受命令。永乐六年，“上谕兵部尚书金忠、掌中军都督府事，定国公徐景昌曰：自昔勋业之臣，皆奋起行伍……及其子孙不率狃于安逸，骄奢淫酗，忘祖父之艰难……比及阅试，手无措，辄用私贿，侥幸承袭，一遇征调，百计营免，不能免者，至临阵对敌，畏怯疲懦，堕马弃枪，丧胆褫魄，皆由骄肆不教之过，自今初试不中式者，罚本卫所充军”［2］（卷七十六，永乐六年二月己酉条，P1039-1040）。兵部尚书与武将随侍皇帝，同受皇帝谕令，表明永乐时期武将特别是高级武将仍广泛参与军事管理活动，兵部尚书必须与武将共同商榷、执行政务，共负军事管理责任。

明仁宗在完善科举制度、大兴文教、改善政治环境、提升文官地位的同时，也并未摒弃其父一以贯之的崇武作风，武将参与军事管理的做法被沿袭下来。明宣宗十分重用其父、祖留下来的勋臣武将，军国事务虚心听纳其意见。宣德元年（1426），“命行在兵部尚书张本会英国公张辅选指挥老成可任边寄者，辅等言（周）敬可用，遂命驰驿往掌卫事”［3］（卷十五，宣德元年三月丙午条，P405）。宣德三年，“上谓太师英国公张辅等曰：都指挥总制一道，所任不轻，闻多有老疾者，卿等宜从公简择，果当代者代之，于在京都指挥内选用。至是辅与公侯伯都督及兵部尚书会议。”［3］（卷四十四，宣德三年六月乙巳条，P1090）在人事任命等方面武将与兵部尚书共同负责，表明武将与兵部尚书共享军事权力。武将英国公张辅位居太师之列，爵位至高，位极人臣，是皇帝的左膀右臂与皇家亲信旧臣，就其与皇帝之间关系而言，兵部尚书显得较为疏远，所以当时武将的政治能量应十分强大。武将在整理京营营务等军事事务上也有管理与建言之权。“阳武侯薛禄言旧制神机营设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中军十五司及随驾马队官军共七万五千七十一人，其后调口外守备征进，及亡故者众，各司军数多寡不均，请选内地卫所军士补之……上命行在兵部尚书张本会英国公张辅计议整治。”［3］（卷四十二，宣德三年闰四月辛卯条，P1028）可见兵部尚书的军事行政必须有武将的紧密配合，才有施展拳脚的空间。兵部尚书与武将勋臣协调立场，共同上奏，二者在业务上默契合作，紧密联系。

因此，直至宣德时期，兵部尚书与武将都广泛参与军事事务，洪武十三年规定的兵部主管一切军事行政事务的制度并未得到彻底地贯彻。宣德五年，“成国公朱勇、行在兵部尚书张本等奏：京师操备官军，其间有属陕西缘边巩昌等卫及阶州文县千户所者，去京师甚远，每岁更代，必俱遣人促之方至，请以陕西内地卫所官军与之兑换……上悉从之”［3］（卷六十四，宣德五年三月辛亥条，P1505）。同年，“筑独石、云州、赤城、雕鹗城堡完。上命兵部尚书张本往独石与阳武侯薛禄议守备之方”。明宣宗不忘专门“敕禄曰：一切边事，卿与本共熟筹之，必有益于国，有便于人，可以经久”。［3］（卷六十七，宣德五年六月癸酉条，P1574-1575）举凡边防大计、国防战略的实施与国防工程的建设等军事问题，兵部尚书都很难独立行政，文武共济协理政务的情况十分常见且突出。

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洪武十三年的制度对文武权力分配格局影响日深。宣德时期文官政治日臻成熟，兵部尚书的权力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兵部尚书对高级武将隐然已经开始行使监督的权力，对于武将的违法犯罪行为，可以给予弹劾。宣德六年，“行在兵部尚书许廓及御史给事中劾奏会宁伯李英不守法律，招致逋逃，军民周买儿、郭三三等七百六十余户分置庄所，令其屯田立家人为总管名号以帅之边人，皆畏英不敢言，当正英罪。上曰：英受重爵，当守法。岂应为此，或其家人假英名为之，其勿罪英，但令都督史昭追所昭逃军、逃民悉还官”［3］（卷八十一，宣德六年七月辛未条，P1875-1876）。虽然皇帝对武将仍有偏袒，但兵部尚书的弹劾之举足以说明武将的威信正有下降的趋势，明代的文武权力分配格局与权力关系有重塑的端倪。

明英宗幼年登极，血气方刚，雄心勃勃，有心效法成祖、宣宗，整军经武，在任期间文武并用，但已出现重用文臣的趋势，兵部尚书王骥就曾受命总督军务，统御武将，出征麓川。“国家统御中夏七十余年，四海臣妾，万方职贡……而蕞尔小寇，麓川思任发自恃南徼险远，屯聚蜂蚁之众，梗化弗庭，乃正统辛酉皇上命将出师往征之，一时同拜命者，监军则太监吉公，总师则定西伯蒋公，左右参将，则都督李公、刘公……兹六君子，皆智谋勇略之士也，兵部尚书兼大理卿王公，蓄文武将相雄刚之才德，且素着西鄙韩、范之功，简在圣衷，非一日矣。于是复命公总督于其间，俾专赏罚黜陟，以励惩劝，朝廷倚任六卿大臣，莫此为重。”［4］(卷三十《赠大司马王公总督南征奏凯序麓川》，P214)其后明廷遭遇瓦剌的军事进犯，英宗不顾臣僚劝阻，贸然亲征。无奈英宗志大才疏，又不谙韬略，听信宦官王振谗言，以致决策失误，兵败土木堡，致使全国精锐旦夕之间尽毁于兹。文臣武将多死于此役，英国公张辅等声望显赫的勋臣武将也在此次战役中阵亡殆尽。能征善战武将的阵亡，客观上为文官集团权势的增长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但总体而言，洪武至正统初年，兵部尚书尚未取得对武将的绝对优势，二者仍处于彼此颉颃、互不相服、共同负责的状态。明初这种文武相制的政治平衡，使文武间各有分工，对维持政局的稳定与明初军事状态的相对平稳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明中后期以文制武局面的确立

正统、景泰之交的北京保卫战期间，兵部尚书于谦在危急时刻临危受命，组织军民协心抵抗蒙古军队的军事进攻。为了应对现实的军事威胁，以兵部尚书于谦为首的文官集团权力在军事实践中得以空前增长，兵部尚书开始正式节制武将，高级将领即使位至公侯，也难以独立行事，其军事行动必须受到兵部尚书允准，接受兵部尚书的军事行政指导。兵部尚书对武将的任用、升职几乎起着决定性影响，这使明初沿袭已久的兵部尚书与武将并驾齐驱的政治权力格局向文官权力加重、以文驭武的权力分配格局逐渐确立的方向转化。兵部尚书地位的突显使朝廷对兵部尚书的政治军事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汉唐而下，缙绅、介冑分为两途，迂儒武夫，各持一说，维是率多偾事，不知先王用人，必文武兼资，而论将搜才，咨询决策，一听之耆儒宿学，盖唯文斯能经武，唯阅历深斯虑事远，唯久任在外，斯知人必真，是故本兵得人，则将领多贤，而分阃专制，兵政悉举，不得其人，则将领多不贤，而越法诪张以启衅召侮，是军国之安危休戚，华裔之盛衰消长，皆由此出，其所系岂细故哉！”［5］(卷十一《送费钟石先生序》，P344-355)兵部尚书既居中枢调度军务，统合事权，威望如日中天，令行禁止，群臣对这种文武权力分配格局亦有所认识：“国家近年以来，武有总兵，文有总督少保兵部尚书于谦膺总督之任，武清侯石亨等掌总兵之权，各官正当竭忠宣力以报国恩，同心协力以济国事可也。然臣窃见于谦平日军务，悉凭节制，自总兵而下，莫不箝口结舌以依从，俛首帖耳以听服”，令人忧虑。“其总兵官石亨、柳溥、张軏以为平日节制号令，皆系于谦。”［6］(卷二百三十八，景泰五年二月壬辰条，P5182)以兵部尚书为代表的文官对军事控驭程度的加深使武将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几乎沦为兵部尚书下僚，武将的军事作战行动、军事指挥行为都受到兵部尚书指示、监督与制约，重文轻武的权力格局正式定型。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在朝廷的文书署名与军务处理程序中，文臣也取得尊显与优先的地位，这正是文武地位变化的生动写照。景泰六年（1455），提督松藩兵备、刑部左侍郎罗绮奏：“土番张蜡国师商巴狡黠多端，大为西边之害，而天毙之。其侄吾儿哲者，仍蹈其故智。比之商巴，其恶尤甚，窃恐结构诸番，稔成边患，臣等访得吾儿哲侄南柯儿与之构怨，今以计致之，对臣发誓，期将吾儿哲等攻杀尽绝，乞降敕俾之管束部落以图成功，庶地方宁清”，“事下，兵部尚书于谦议：番夷人面兽心，素无礼义，转移之间，向背不测，况此辈本是亲属，万一谋泄，则是中国教令外夷，戕贼同类，非所以训天下后世，绮言不可从”。［6］(卷二百五十八，景泰六年九月甲申条，P5546)文臣与武将协守地方，文武之间以文臣为尊，地方军事事务的上奏主要以文臣领衔代言，武将的军事话语渐被湮没。

武将遽失明初的政治地位，心生嫌隙，伺机夺回权位，文武间短暂交锋。景泰年间兵部尚书于谦以一身而任天下事，一心为国，不计利害，但他所具的权威与勇于任事的性格，使他忽略了调整文武关系的重要性。武将石亨对屈居兵部尚书于谦之下，事事听从于谦节制，不得恣行己意深感不满，对文臣处处压抑武将十分愤懑，最终不惜一搏，发动南宫之变，尽改于谦所为，伸张武将的权势。但明代的文官政治体制已十分成熟，兵部已突破洪武十三年的制度，获得更多的军事行政权。而且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非常完善的文官行政系统与文官领导军事的政治管理体系，所以石亨的一时得势无法破坏整个政府的组织架构，未使文官掌握军事行政的权力得以削弱。文官集团很快反弹，石亨随即倒台与遭受清算。石亨的死亡标志着武将权势的进一步低落，武将权力一蹶不振的局面业已告成。

皇帝对兵部尚书管理武将的做法习以为常，并予以肯定。皇权的确认与认可使兵部尚书管理武将更加顺理成章，更加具有制度“合法性”。天顺二年（1458），“镇守临清平江侯陈豫奏：顷者奉命令臣召募壮勇以备调用，比来投募者多系诡名不实之人，乞令停止。勘得山东所属济青登莱东兖六府，清出年远逃故军为因灾伤不能起解，乞将此等军俱发临清卫带管，编成队伍，操习武艺，庶或得用。事下，兵部尚书马昂言：召募壮勇，屡有敕旨。榜例不可停止。六府清出军人，乃各卫正数，难以准留”［6］(卷二百九十二，天顺二年六月甲申条，P6248)，俨然武将的方略必须经过兵部尚书马昂的审查。

兵部尚书马昂有时在管理武将上有所顾忌，呈请皇帝批准，皇帝表示兵部尚书马昂可以直接警告副总兵级别的高级武将，不必事事请示，这使兵部尚书对武将的管理程度进一步加深。天顺三年，“兵部尚书马昂奏：各处边方副总兵、参将、守备协同、协副等官多罔知朝廷礼法，不顾上下名分，或与总兵主将同列并坐，或因私忿雠嫌争出号令，凡有军务，不同计议，遇有警急，不听调度，非惟失体统，亦恐误事机，宜通行禁约。上曰：副总兵等官有不安分者戒谕，不必通行”［6］(卷三百，天顺三年二月庚午，P6373)。天顺八年，“兵部尚书马昂等言：兵政乃国家重事，将帅实士卒司命。苟非委任责成，戎务何由克济。况奋武等十二营坐营协赞，俱系侯伯督都等官，倘有违慢失误，必须比较戒约，非假朝廷威命，军令无由而伸，乞赐敕太保会昌侯孙继宗等令其遵守行事，庶政令归一，而遍裨有所禀命，兵将协和而临时不致失误”［7］（卷四，天顺八年夏四月庚寅条，P98-99）。由于高级武将品级很高，所以兵部尚书不时需要借用皇帝的权威来指挥公侯伯等高级武将，以图达到应有的行政效果。但是武将权威跌落的趋势实在是无可避免，兵部尚书管理军事的权威日渐巩固，武将与兵部尚书之间平起平坐的情形已不复可见，武将在兵部尚书面前开始变得唯唯诺诺，兵部尚书俨然踞于其上。

至成化年间，兵部尚书对于军务管理涉及程度进一步加深。成化元年（1465），“兵部尚书王竑亦言：京营官军因见总兵官赵胜奏带俸，都指挥邹胜等调用，多私投势要，谋为旗牌等，须名色意图，妄报功次，希求升赏，及乘机生事，贪财害人……乞移文辅等，若军前应用人数，止许于见调从征官军内选举，从之”［7］（卷十三，成化元年正月甲戌条，P301-302）。成化十一年，“提督十二营总兵官定西侯蒋琬奏乞会选十二营精兵，每营二千，以备调遣，事下兵部尚书顷忠等，以团营兵马先已选定，遇有征调，即全营启行，今又各营选摘，未免紊乱骚扰，宜令量选精锐，别为一等，仍于本伍操侯”［7］（卷一百三十七，成化十一年正月戊寅条，P2579）。显见成化时期的武将在营务等重要军务方面基本上要尊重、听从兵部尚书的指导意见，兵部尚书拥有很大的行政自主权，重文轻武的权力格局进一步加剧。

弘治时期，武人的地位进一步降低，武将为了获得官僚士大夫的认同，开始熏染儒风，附庸风雅，以武勇粗暴为耻。当时明朝军队全军上下弥漫一股重文轻武之风，军队战斗力下降。弘治十一年（1498），“兵部尚书马文升等奏：近年兴作大繁，军士疲于工役，凋敝日甚，而南京武职，宽衣大袖，清谈恣肆，武备日弛，请禁止之”［8］（卷一百四十二，弘治十一年十月丙寅条，P2446）。时风的转变，反映的是上层制度设计的变化，武将的权势已然是日落西山、今非昔比，兵部尚书完全可对其颐指气使，予以问责。武将淡化自己武将的身份认同，企图以文化来涂抹自己，结果却往往适得其反，武将在身为文官的兵部尚书眼里始终是赳赳武夫，强行附庸风雅，不务正业，徒然使自己变得不伦不类，最终落得渎职的骂名。这是正统以后武将地位趋于衰落，身份地位十分尴尬的真实写照。其后武将的地位每况愈下，兵部尚书使之如仆隶。

正德年间，巡抚、巡按等文官派驻地方，主管军事，文官系统对地方控驭能力增强。兵部尚书指挥调度武将，尽意调遣，面对上司指令，武将奔之不暇。正德六年（1511），兵部尚书何鉴言：“直隶、河南、山东，盗贼纵横，非京营军所能制。宣府、延绥二镇，游、奇兵数多，且迩来边警稍缓，请调副总兵许泰、冯祯，游击将军郤永各领所部，泰、永千人由居庸关至涿州，祯千五百人由紫荆关至保定，听提督官调遣，人赏银二两，所过有司，给刍粮，各将仍禁约军士，毋令扰害地方，从之。调边兵自此始。”［9］（卷七十七，正德六年秋七月癸酉条，P1698）同时，正德以后，沿袭自明初的武官世袭制度弊端日益显现，将材缺乏，武将军事素质十分低劣，这也是文官可以堂而皇之驾驭武将的原因之一。

嘉靖以后，地方设置的总督、巡抚等文官成为地方的最高军政行政长官，总兵官沦为下属，武官的地位更形低下。朝廷用人行政，专用文官，军情事务，都由文官负责统筹规划，武将只是负责听命服从，执行文官的军事策划，并无多少自主权，这种文武分工模式制约了选将的范围，降低了武将的作战自主权，造成将权旁落的局面。主管军事作战的将军们处处受文官的管制，随时请示，唯文官之命是从。兵部尚书既居最高军事行政长官之位，武将们至少在表面上也不得不服从兵部尚书，罕有与之相抗者。时人对于当时武将与文臣关系及其利弊有所描述：

后之所谓将者，畏其权之重也，文臣以临之，内臣以监之。上功簿者考校锱铢而实不能得实级，乃徒足以拘孟尚，使边将戍卒解体，而生逆心……悍官猾帅侵克，而泽不下及虚文，而秪足上应，使上有月日之费，而军无斗升之需，此其为辙，亦可谓微之微者，尔安望其养万里之威，以销其南牧之气哉！……疏之而不亲也，世为太平，安用毛锥也。此其势必将重而轻，轻而重，将有如武弁得志，而儒者方将，无能为矣。［10］（卷十三《论将》，P241）

嘉靖时期明王朝正处于多事之秋，倭寇与蒙古相继骚扰明朝的边境，明朝军队却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在与倭寇、蒙古的军事战争中屡屡失利。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军事将领能力与权威不足，受到文官的强力管制。根据景泰以后的军事行政运行程序，地方军事行动都必须申报兵部，由兵部尚书做出基本的指示，武将的军事自主权十分缺乏。遇到战事，朝廷“中制”成为军事政务运行的基本模式。明朝人在追溯明初的任将历史并反思今世军事失败的因由时感慨道：“臣伏读我太祖命将制词，有曰：古云‘将在军，君不与者胜，汝等其识之’，此我圣祖命将之成法也。”而“今各边总兵、廵抚，见一虏，出一军，赏一有功，戮一不用命，皆不得自专，必须奏请，事由中制，彼得推干，故难责成功，常致误事……今各边廵抚、总兵……尤望陛下体圣祖之成法，效古人之命将，假与威权，使得专罚，多与金帛，使得厚赏，至于临期应变，料敌出奇，惟其所为，而不为中制”。［4］(卷一百三十五《奏为尽沥愚忠以求采择事》，P1336)文臣、武将都是国家的柱石，文官权力的过分抬升，武将权力的不足与地位的低下对明朝的边疆经营产生十分消极的影响。尽管有官员认识到将权过轻是军事失败不可忽视的缘由，但实际上武将权势低落已是大势所趋，蔚为常态。名将俞大猷遇到紧急军事，若有对策也需要向兵部尚书寻求认同。他在给兵部尚书的致书中感慨道：“治日少，乱日多，有由也。猷不于台下一陈之，抑郁之气，不得一吐，一旦先朝露填沟壑，目何能暝？名公以千古之豪杰为己任，猷之今日不得不仰号于门下也。或先南营而后北营，或先北营而后边营，愿恩台图之千古，治乱之机括，在恩台一人，其可以寻常策士献计陈言视猷今日哉！”［11］(卷十五《奉报兵部尚书克斋李公书三首》，P304)若得不到兵部尚书为代表的文官集团的认可，武将寸步难行，难以舒展。

到了隆庆、万历以后，由于科举的日益鼎盛、文官掌握了全国各项事务的管理权，文官权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武将被文官鄙视，在官僚系统饱受排挤。一旦进入武职系列，不免遭人白眼，若非万般无奈，罕有人愿意从军保家卫国。在百姓的眼里，武将不过是一走卒而已，无权无势，即使是总兵官，面见品级低的文官也是俯首低耳，遑论是兵部尚书了。文武身份不啻霄壤之别。明人的小说里对武将社会地位与权势的低下有着生动说明，如《今古奇观》卷二十六《蔡小姐忍辱报仇》记载主人公蔡瑞虹之父被升为游击将军后，蔡瑞虹劝父亲罢官，“瑞虹道：爹爹你一向做官时，不知见过多少了，难道这样事，倒不晓得？那游击官儿，在武职里，便算做美任，在文官上司里，不过是个守令官，不时衙门伺候东迎西接，都要早起晏眠。我想你平日在家，单管吃酒，自在惯了，倘到那里，依原如此，岂不受上司责罚？这也还不算利害，或是信地盗贼生发，差拨去捕获，或者别处地方有警，调遣去出征，那时不是马上、定是舟中，身披甲冑手执戈矛，在生死关系之际。倘若终日一般吃酒，岂不把性命送了？不如在家安闲自在，快活过了日子，却去讨这样烦恼吃”③［12］(P1039-1040)。由此可知时人认为武将不敌文官，只能执行命令，武将是费力不讨好的差事。极端重文轻武观念的变化正是武将地位低落的反映。

这时期一些有识之士深刻认识到武将权力低下对明代国防的消极影响，无不对将权的衰微感到痛心疾首。他们认为“君所用者，将也。将所用者，兵也。天下之患，莫大乎君。有不可使之将，而将有不可制之兵也。君之赏罚行于将，则君之权重。君之权重，而后将可使矣。将之赏罚行于兵，则将之权重。将之权重而后兵可用矣”，君主与武将间应有明确分工，君主不能过于压抑武将权势，方能使其竭尽才能为君主服务。“但今之为将者，其望疏，其权轻，而绳墨约束日制于上者甚急，且浮议易摇，讹言易听，至使边塞之间，卒无常主之将，以此见轻于士卒，而不能行其赏罚，君可以杀乎将矣。而为将者，卒无赏兵之资，是犹授人以羊而夺其牧羊之具，安望其能成功哉！”［13］(卷十二《兵部·论将权》，P664)明中后期文官权势日益高涨，兵部尚书等文官承担着管理国家的重任，武将充当文官助手的身份定位日益明确，武将权力受到兵部尚书、皇帝、言官等多方势力监控。将权的低落使武将缺乏威信，将令不行，对边疆军事防御体系的建立、军事变革与军队战斗力的凝聚产生不良影响。

万历以后，边事纷起，“边方文臣，则巡抚，武臣则总兵，其后乃设总督节制之……承平二百余年，右文墨，绌干戈，以致将官益卑，将权易削，其至府判经历等官，得以填注大将考语，以致事权掣肘，体统陵夷，一旦有急而责之以死，武夫力而拘诸原而儒者缓颊讪笑，其后安惑乎干城之解体也”，武将权势低落，升赏黜陟之权操于文官之手。“乞严谕总督、抚按诸臣除不职将官亟行参劾外，其廉能大将，敢战知兵，果军士属心，地方倚赖者，督臣则宜弘推心置腹之谊……相与商确虏情，处置边事，俾得展布四体而为之，无令卑官小吏，借口体访，阴行牵制，副将、参、游以下，亦宜假以礼貌，宽其微过，无或摧辱如奴仆，以消阻豪杰任事之气，而生其不肖无赖之心。”［14］(卷三十七《戎务类·枢筦急务疏》，P570)中央朝廷再三告诫文官不许对武将过分催辱，但收效甚微，足以见武将到万历时期地位低下至何等地步。

万历后期征伐辽东，兵部尚书黄嘉善、辽东经略杨镐、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指挥失当，纸上谈兵，完全不听前线武将刘綎等的作战建议，一意孤行，酿成大祸，使满洲女真的势力得以崛起。但朝廷在问责时，武将却先遭到问责，兵部尚书等文官依据具体情形题请皇帝处置，恍如自身无责。“辽东经略杨镐、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各疏论总兵杜松贪功致衄，马林应援失机……上曰：昨览诸臣奏报，知辽左出师失利，殒将覆军，以致虏势益张，长驱可虑……其选将调兵诸事，尔部即酌议具奏。”［15］(卷五百八十，万历四十七年三月乙未条，P10987-10988)从法理而言，武将与兵部尚书同担罪责，武将承担直接责任，兵部尚书亦要负连带责任，从这一角度而言，武将与兵部尚书荣辱与共，但同一事情，显然武将所受的惩治更重，对文官的惩治往往轻描淡写。万历四十七年（1619），兵部尚书黄嘉善覆奏：“为照征奴一役，杜松、刘綎两路覆殁，而马林与参将丁碧，路出开铁，遇贼披靡，部伍溃乱，以致道厅不保，伊谁之咎？委应议处，以明军法。”［15］(卷五百八十二，万历四十七年五月乙酉条，P11064-11065)可见武将地位之卑微，兵部尚书对其降黜惩治之严厉。

沈德符亦从武将的自称变化察觉武将身份地位愈趋卑微的趋势。“往时浙弁牛姓者官副总兵，上揭张永嘉相公，自称走狗爬见，其甥屠谕德应峻耻之，至不与交。然此右列常事耳。江陵当国，文武皆以异礼礼之，边将如戚继光之位三孤，李成梁之封五等，皆自称门下沐恩，小的某万叩头跪禀，又何怪于副将之走狗耶？”［16］(卷十七《武臣自称》，P452)身经百战、功勋卓著、位至公孤的武将在文臣面前尚且俯耳，其他中低级武将地位之卑微可想而知。望其与兵部尚书相抗，无疑是异想天开。明中后期武将地位低下、无权无势、奖轻罚重，焉能望其为朝廷舍命捐躯？明代的国防体系由此而日益崩解，军队的作战效能十分低下，南倭北虏与东北女真问题迟迟未能解决。

文官武将地位的变化导致社会风气的变化十分明显。万历时期，文官由于掌握军事管理权，不得不学习军事，武将为了得到文官认同则不遗余力学文。“十余年来，士之为文者，争骛于奇险跳荡，尺幅之上有干戈焉。而职干戈者，正不胜纨绮文弱之习。文畸武，武畸文，于是议者有激焉。日曷不以文还文，武还武，至欲为长枪大剑，安用毛锥之说？而不知此两者论其相诡，则若相反，论其相毗，则效寔相成也。”［17］(卷二《武举录叙》，P428-428)兵部尚书等文官由于要负责管理军事、指挥行军打战不得不学习军事理论，武将则为了升官发财舍弃钻研军事本业，而去学习科举知识。二者都舍长取短，弄得不伦不类，这无疑是明后期文武关系发展畸形的产物。

三、明末文武相争与明王朝的灭亡

天启、崇祯时期，武将的地位依然卑下，任由文官驱使，但边疆战事颇多，武将浴血奋战，赏薄罪重，内心十分不满，多有龃龉，兵部尚书的军事方略沦为纸上谈兵。针对这一现象，崇祯帝一改因袭已久的赏由文官、罚由武将的成法，变为重用武将，加强对文官的惩治力度，所以兵部尚书、总督、巡抚等文官如走马观灯般频繁转换，武将被纵容。应当说崇祯帝的初衷与方向是正确的，但实践过程中不免操之过急、矫枉过正。《明史》对这一过程有所记载：“河南流贼大炽，开远监左良玉军，躬擐甲胄，屡致克捷。帝以天下用兵，意颇重武，督、抚失事多逮系，而大将率姑息。”文官汤开远对此持有异议，他认为长久以往武将会嚣张跋扈、不惧法令，他在上疏中说：“比年寇贼纵横，抚、镇为要。乃陛下于抚臣则惩创之，于镇臣则优遇之。试观近日诸抚臣，有不褫夺、不囚系者乎？诸帅臣及偏裨，有一礼貌不崇、升荫不遂者乎？即观望败衄罪状显著者，有不宽假优容者乎？夫惩创抚臣，欲其惕而戒也；优遇武臣，欲其感而奋也”，奖惩机制必须能起到调动文武积极性的作用，“然而封疆日破坏、寇贼日蔓延者，分别之法少也。抚臣中清操如沈棨，干济如练国事……而武臣桀骜恣睢，无日不上条陈，争体统。一旦有警，辄逡巡退缩，即严旨屡颁，褒如充耳。如王朴、尤世勋、王世恩辈，其罪可胜诛哉”。［18］(卷二百五十八《汤开远传》，P6677)汤开远的上疏明显偏袒文官，对武将的偏见溢于言表，可见明代重文轻武政治文化之根深蒂固。

崇祯帝对汤开远攻击武将、不识其用意颇感震怒，将其下狱，转而一味纵容武将，重惩文官，以致武将嚣张跋扈，文官权威大大削弱。明末如左良玉等武将面对总督、巡抚，乃至兵部尚书的指令亦可置若罔闻，拥兵不进。“初，良玉受平贼将军印，浸骄，不肯受督师约束……贼既入蜀之巴州，人龙兵噪而西归。召良玉兵合击，九檄皆不至。”左良玉我行我素，丝毫不将文职长官、监军太监放在眼里，文武之间已然无法协调一致，紧密配合作战，明朝灭亡之日已是屈指可数。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诸军追贼开县之黄陵城。参将刘士杰深入，所当披靡。献忠登高望，见无秦人旗帜，而良玉兵前部无斗志，独士杰孤军。乃密选壮士潜行箐谷中，乘高大呼驰下，良玉兵先溃，总兵猛如虎溃围出”。在朝廷的一再纵容下，左良玉越来越嚣张跋扈，恣意妄为，而这时的明廷军事力量已经十分薄弱，缺少能任事的将领，将希望寄托在左良玉身上，不得不对其让步，一再姑息，终于酿成祸端，“贼濒死复纵，迄以亡国者，以良玉素骄蹇不用命故也”。［18］(卷二百七十三《左良玉传》，P6693-6695)

由此可见，长期以来，武将地位卑下，兵部尚书作为管理军事的文官，对武将有相当大的权威，武将为文官操纵指示，成为实现其政治、军事目的的工具，缺少主动性；武将有功赏薄，无功重罚，九死一生、浴血奋战，往往是为文官做嫁衣裳，如兵部尚书之类的文官可以跟着加官晋爵，出现过错则由武将担责。积弊已久，武将内心异常愤懑，却又无可奈何。崇祯年间，边疆日坏，战事此起彼伏，朝廷方才开始笼络武将，意图使其成为国之长城，但长期的压抑使武将消极怠工、趁势反击，完全无视文官的命令。崇祯皇帝几次三番通过宽纵武将、重罚文官的方法来调节文武之间的关系，却事与愿违，武将的气焰变得嚣张，甚者公然不听命令，专门与文官作对，造成军事指挥失灵，明朝军队节节败退、一触即溃。农民军攻到北京城下时，武将们率先放弃抵抗，投降李自成，罕有捐躯者，成为明王朝的掘墓人。

直到北京沦陷，南明政权建立，文武之争仍毫无止息的迹象，反而愈演愈烈。武将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等统领的军队数量十分可观，他们支持阉党马士英，拥立福王继位。仗恃着掌握军队，刘泽清等武将非常嚣张跋扈，根本不将文官放在眼里。都御史刘宗周弹劾刘泽清等四将跋扈，理应问罪，刘泽清异常愤怒，很快给予反击。“于是泽清及刘良佐交劾先生。疏未下，泽清复草一疏，署杰良佐及黄得功名上之，牵涉姜曰广、吴畝。以渡江赴阙面讦诸奸为辞，举朝大骇。传谕和衷集事……先是，泽清疏岀，遣人持示，高杰以武人不得预朝事，得功则疏辨不预闻。士英寝不奏。可法不平，遍诘诸镇，咸曰：不知据以入告。泽清辈由是气阻”［19］（卷八《书刘宗周传后》，P440），尽管兵部尚书史可法诘问刘泽清等武将，刘泽清等由于理亏不与之辩驳，但史可法也无法在根本上撼动武将的地位，反而要尽力安抚、笼络他们，希望其为国尽忠。武将可以影响皇帝废立，参劾阁臣、御史等大员，这在明代历史上闻所未闻。兵部尚书对其行为也无法约束，不能给予实质性的惩罚，可见以文制武的政治体制遭到破坏，皇帝对军事力量的控制力度被削弱。在国势危如累卵的情况下文臣武将仍纷争不休，给了清军可乘之机，文臣武将都难逃被杀被掳的可悲命运，明朝随之倾覆。

四、结语

明代兵部尚书所依托的管理机构——兵部，在职掌上涵盖了军事管理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上下一体、诸司内部协调的权力系统。它在权力设计思路上汲纳并发展了中国古代以文统武的思想理念，把权力的触角伸向选举、督责、管理武官，是以文驭武国家权力的典型结构，它的发展从侧面反映了明代文官系统的成熟与文官政府对敏感军事领域控制的力度。④而与之相反的是为了防止武将权大难制，明太祖将武将所依托的最高权力机构在明初由大都督府改为五军都督府。至此，大都督府节制中外诸军事的权力被剥夺，大都督府的军事管理权被分散至五军都督府，而且洪武十三年以后，将五军都督府的相关军事管理权收归兵部，五军都督府逐渐沦为单纯的军事执行机构。随着明代文官政治的日趋成熟、中央与地方军事管理体制的不断改革、世袭武官制度下武将素质低劣的现象日益突出，以兵部尚书为代表的文官系统在明代军事决策与军事行政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武将的权力则被一步步削弱，地位愈趋于卑下，文武相制的政治平衡逐渐被打破，文武关系向异化畸形的方向发展，最终导致明末武将反弹、文武相争恶劣局面的形成。文武相持不下，军事形势愈形恶化，明朝的灭亡已经不可避免。可以说，纵观整个明代，除了在某些时期文武共济以外，大多数时期明朝最高统治当局始终未构建良性互动的文武关系模式。究其根本原因是包括军政权力分配机制在内的军事管理体制紊乱的结果。明代兵部尚书作为集参与中央军政决策和执行军事行政管理于一体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其军政权力在实际运作中突破原有的制度规定不断强化，而武将的指挥权、军政管理权则被逐步削弱。兵部尚书与武将间从文武相制到文武相争的过程，反映了在文武军权分配体制下文武权势的此消彼长。文武间任何一方权力的畸轻或畸重，都会造成政治权力格局的失衡与军事指挥体制的不协调。到了明末，边事日起，武将冲锋陷阵、捍御边关的作用凸显，文官对武将的控制力弱化，武将趁机反弹，文武间纷争不休，作为最高军事行政长官的兵部尚书在文武相争的政治环境下军事指挥不灵，政务运行效能大为降低，使明王朝始终处于无法摆脱军事困局的被动窘境，终致倾覆。如何构建良好的文武关系？如何保持文武权力分配的平衡？如何有效实现国家的军事治理？这里很多问题值得研究者深研反思。

注释：

①明代兵部尚书作为执掌全国军政大权的政治群体，是文官掌军的代表，同时是辅佐皇帝进行军政决策、协助皇帝管理全国军政事务的最高行政官员，在明代职官体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武将集团包含高中低级军官，但在明代的军权分配中，中低级武官的政治能量有限，始终难以与兵部尚书相抗衡，所以本文所讨论的武将是以总兵、公侯伯等高级武将为主体。

②主要研究明代文武关系的专文，陈宝良《明代的文武关系及其演变：基于制度、社会及思想史层面的考察》（《安徽史学》2014年第2期）一文，主要是从制度演变与社会风气的角度来考察文武关系演变。该文认为明初立国，重武轻文；中期以后，崇文黜武；一至明末，武将开始跋扈。与此相应者，则是文人尚武与武将尚文风气的形成及勃盛，以及文武合一论的崛起。秦博《明代文武臣僚间的权力庇佑——以俞大猷“谈兵”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4期）以文武之间的权力庇护为视角，认为抗倭名将俞大猷即通过参与缙绅“谈兵”活动，不断扩展自己在朝野的影响力。文武大臣之间的权力扶庇具有非制度的灰暗性，极易导致官场腐败，但俞大猷、戚继光等政治操守良好的大将通过严格筛选来扶保将材，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以文统武”体制。

③此故事实际改编自明后期著名文学家冯梦龙所编《醒世恒言》第三十六卷《蔡瑞虹忍辱报仇》，故事开篇托名是“宣德年间”事，但《醒世恒言》及《今古奇观》均编于明末，距离宣德年间一百多年，主要收集的资料和反映的也主要是隆庆以降的社会现状。加之，冯梦龙出生于万历初（1574），《醒世恒言》始刊于天启七年（1627），故该故事应该有较大可能性反映了隆庆、万历以来的文武关系。

④明代兵部的制度建设与兵部尚书的群体特征，可参看黄群昂：《明代兵部考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明代兵部尚书群体的主要特征》（《历史档案》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