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惠玲

广西是明清时期中越官方贡道的首站，在中越使臣的诗歌中都有关于广西的记录。不同的是，越南使臣眼中的广西是繁华、热闹、人声鼎沸的；而中国使臣笔下的广西则是荒蛮、凋敝、烟瘴弥漫的。两国使臣对广西名胜古迹、历史人物的关注点也判然有别。中越文化既有同源性，又有相对独立性，使臣的诗歌创作多半体现了对本国文化传统的继承，而长达两千年的内属和宗藩关系，又使越南古代文学刻上了很深的中国古代文学烙印。

自古以来，中越两国山水相依，文化相连，交流频繁。郭廷以说：“在环绕中国的邻邦中，与中国接触最早，关系最深，彼此历史文化实同一体的，首推越南。”［1］(P340)越南曾长期内属中国，后又与中国保持着多年的宗藩关系。中越两国之间的邦交活动主要反映在使臣的往来上，双方经常互派使臣进行政治、军事、贸易、文化等交流。据统计，明朝时期，中国派遣越南使团56次，越南派遣中国使团169次。［2］而清朝，中国派遣越南使团19次，越南派遣中国使团65次。［3］

广西与越南接壤，是大多数中越使臣往返两国的必经之地。《清代越南使臣之“燕行”及其“诗文外交”研究——以〈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为中心》《朝贡关系与文学交流：清代越南来华使臣与广西研究》《论古代越南使节旅桂诗的广西文化景观》等文章论述了越南使臣的北使路线、诗文外交等情况以及越南使臣燕行途中对广西山川风物、人文景观的吟咏，有不少独到的发现，但这些文章主要将关注点集中在越南使臣的诗文研究，在视角上有一定的单一性。另外，使臣诗歌是对外交往关系直接影响下产生的一种诗歌类别，历来多看重它的史料价值，而把它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研究的较少。本文立足于文学与文化研究，拟从中国赴越南使臣途中创作的诗歌与越南来华使臣途中创作的诗歌相比较，探讨明清时期双方使臣眼中的广西形象的异同之处，并考察产生这种异同现象的原因。

一、“他者”视域与“形象”内涵

“他者”是相对于“自我”而形成的概念，指“自我”之外的一切人和事。“他者”的概念在西方哲学中有深厚的渊源，在后现代西方文学批评中被广泛使用。西方人将“自我”以外的非西方的世界视为“他者”，将两者截然对立起来，试图建构和强化西方作为一种优越民族的自身形象。正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指出的：“东方不仅与欧洲相毗邻；它也是欧洲最强大、最富裕、最古老的殖民地……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形象之一。此外，东方也有助于欧洲（或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4］(P2)所以，“他者”的概念实际上潜含着以西方为中心的意识形态。本文所指的“他者”，主要指相对于本国而言的异国者，以“他们”之眼观“中国”之形，即从他们的文学作品探视本国的文学形象，而不采用其以“自我”为中心，轻视“他者”之意。

域外汉籍为我们研究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他者”的视角。张伯伟说：“现存于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地的汉籍，展现的便是‘异域之眼’中的中华世界。”［5］也就是说，通过对“汉文化圈”周边国家汉籍文献的研究，透过一双双“他者”的眼睛，能够帮助我们在中外比较中多角度了解与研究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葛兆光也提出了“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视角：“‘从周边看中国’不仅在观念上可能会促使我们重新认识历史中国和文化中国，在文献上可能会激活相当多过去不曾重视的日本、韩国、越南有关中国的资料，在方法上也会刺激多种语言工具的使用和学术视野的扩展。”［6］(P1，序)笔者借鉴“从周边看中国”的观念，试图在越南所保留的汉文古籍中重新认识广西的形象，并且，通过与中国古籍中的广西作对比，多层次还原广西的历史、地理、文化原貌。

“形象”指一个人或事物的外部特征，而文学形象是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特殊形态。不管是人与物，抑或是物与物，在彼此的对视中，其“形象”才渐渐明晰。法国学者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在《形象》一文中说：“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7］(P155)由此可见，“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种描述，显示或表达出“他者”对置身其间的那个社会的、地理的和文化的空间的看法。所以，“形象”不仅被看作作家个人的创作，它更被看作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言说。本文所说的“形象”主要探讨的是“他者”对“异域”文化总体或局部的看法，当然也包括“自我”对本国文化的看法，因为“形象”是在“自我”与“他者”的对视中逐渐生成的。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越南汉喃研究院合编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25册），收录14至19世纪越南使者53人共计79部著作，保留了大量越南来华使臣的诗文，这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本基础。［8］(P1，序二)文献中以“他者”视角记载下的独特内容和透露出的文化内涵，这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提供了新的材料，也带来了新的方法。在中越文化的对比中，历史中的中国更丰富、更立体了。广西作为明清时期中越官方贡道的第一站，在中越使臣的眼中是一道怎样的风景呢？《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丛书集成初编》 等大型丛书中保存了中国赴越南使臣陈孚、傅若金、张以宁、林弼、孙承恩等在使交途中所作的广西诗，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使臣眼中的广西形象。而《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中保存越南使臣来华途中创作的广西诗歌有1950余首，除去其中重出的作品，则有1740多首，数量相当可观。这些来自于异域的使节，他们眼中的广西又是怎样的形象呢？无论是中国使臣还是越南使臣，他们眼中的广西都包含着他们对广西的历史认知和现实看法，这种总体的形象是一种文化言说，其中包含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言说。

二、中越使臣与广西形象

中越使臣肩负着两国邦交的各种使命，他们在出使过程中吟诗作赋，纪行抒怀，不但记录了沿途风光、异域风情，也描述了他们的心路历程、情感世界。这些诗歌为我们提供了探讨中国赴越使臣和越南来华使臣独特心灵世界的重要窗口，也为我们留下了研究古代中越社会、中越对外活动和外交政策的珍贵文献。越南来华使臣在广西入关时，中国官方对贡使和贡物均要进行例行的查验和核对，所以，使臣在广西逗留的时间相对较长，这也为他们从容游赏广西风光提供了机会，并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广西诗。相对而言，中国使臣赴越途中创作的广西诗歌所占比例并不大，从陈孚的《陈刚中集·交州稿》、傅若金的《傅与砺集·南征稿》、张以宁的《翠屏集·使安南稿》等诗文集中可以看出。但从这些有限的叙写中我们不难发现，在越南和中国使臣的眼里，广西有着不一样的特点。

（一）繁华与荒蛮：广西形象之差异

在越南使臣的笔下，广西桂林、南宁、梧州等城市均为繁华都会，这里的商铺林立、车船辐辏、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完全不同于中国使臣诗文中的荒蛮之地。作为省城的桂林，自是风景秀丽，商贾云集，人烟稠密。如越南使臣武辉珽在《桂林风景》一诗的小序中写道：“（桂林）其地名胜甚多，相传有八景……三市六街，商贾萃聚，城外临河有湛恩亭，使船到省必泊亭下，河津两岸，舟舫鳞集于巡司处，横江泛舳舻五十余只，傍傕铁索，上铺平枚，人马通行……洵是西南之一大都会也。”其诗描述桂林：“秀丽山川开八景，雄夸垣屏控群州。舳舻坦架长虹脊，轮楫争趋大码头。”［9］(P272-P273)诗中对桂林秀美的风光，发达的水运和热闹的渡口，皆极力称赞。道光五年（1825）来华出使的黄碧山在《广西省湛恩亭系缆》诗序也称：“美哉桂林之地，山川秀丽，满地繁华。”［10］(P289)

而南宁是越南使臣入关后的首个城市，被称为“小南京”，其繁华和热闹景象在越南使臣的诗歌中也屡屡可见。潘辉注《驻南宁》诗序云：“南宁城在江左岸，城内有五花峰，诸公庙，院宇并联络，镇台兵卫严整；城外江次舟帆凑集，街铺屋舍华丽，人号为‘小南京’。”［11］(P199)阮述在《南宁舟次》中提到：“南宁，古邕州，街廛联络，舟车辐辏，号‘小南京’。”［12］(P26)对于越南使臣而言，传说中的“小南京”，果然名副其实。如阮偍诗云：“两次浔江驻使旌，繁花景物望中生。商船蚁聚遵沙渚，客铺蝉联倚石城。”［13］(P187)黎光定诗云：“仙桡一过小南京，满眼繁华焕路程。锦绣新题光水阁，管弦逸韵绕江城。”［14］(P110)吴时任诗云：“南宁俗号古南京，人物繁华满市城。夹道屋庐帱障日，临流台榭烛垂星。”［15］(P129)以上诸诗无不惊叹于南宁的繁华与喧闹。

梧州地处广西与广东的交界，交通便利，经济繁荣。越南使臣潘辉益在《苍梧江次》中提到：“梧州府城，三江合流，舟舫凑集，商货盈积。”诗则赞曰：“三江帆楫倚城隅，岭外繁华第一州。”［16］(P207-208)黄碧山亦在《梧州城府》诗序中写道：“城南门大书‘两广咽喉’四字。即古交州地……江城两岸，舟船水阁，争相联接，乃是辐辏之地。”［10］(P280)黎贵惇《驻梧州》云：“万里烟波通上国，一城风雨绕芳洲。牙樯锦缆连江树，画栋朱帘满市楼。”［17］(P136)潘辉注《梧州》云：“岑寂经重嶂，繁花又此州。帆樯三水合，烟水万象稠。”［18］(P48)范芝香《梧州夜泊》云：“东船西舫连涯泊，翠阁朱楼对岸开。十里笙歌催月上，五更星斗载人回。”［19］(P203)阮思僩《梧州八首》有更详细的描写：“灯衢花艇人如市，十里楼船鼓角声”（其五）［20］(P45)。阮述《梧州十首》则渲染了梧州城“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盛况：“甲第环城列绮罗……洋货东来日渐多”（其九）［12］(P33)以上诗歌，均着眼于梧州合三江之流而为水路要津的地理优势，也描绘了街市繁华、人烟稠密、画舫楼船夜夜笙歌的热闹景象。

对于广西各府州的繁华，越南使臣极尽铺陈之能事，表达了赞美艳羡之情。而在中国赴越使臣的眼中，广西是炎热、荒蛮的烟瘴之地，风俗粗野、王化难达。明初赴越使臣林弼在《广西舟中》中提到：“连山峡长江，千里不一断。南通交广域，西接邕桂管。竹树深蔽蔚，湍濑多激悍。林居杂众猺，水处绝群蜑。喜人怒为兽……我行持使节，道路绝阻蹇。颇闻北来士，游宦愁僻远。十人九物故，岚瘴嗟满眼。”［21］（P10-11）概括了作者对广西的总体印象：广西水路发达，但水流湍急；少数民族杂居，风物异于中原；烟瘴满眼，北来之士难以适应。对于省城桂林，中国赴越使臣很少书写其繁华与热闹。如，元末傅若金在《桂林》中指出：“桂林南望远，山路与云连。浅水清涵石，攒峰乱刺天。干戈仍岁月，瘴疠接风烟。蛮寇何能定，边氓亦可怜。”［22］（P12）对桂林的总体印象是“瘴疠”之地，战乱不断。而明初张以宁《代简广西恭政刘允中》两首诗中对桂林山水颇多赞美，认为“五岭宜人独桂林”（其一），希望趁此机会壮游一番，“饱看奇峰碧玉簪”（其一），但落后、荒蛮的印象依然根深蒂固，故云“蜑雨蛮烟岭外州”（其二）。［23］（P82）

南宁古称邕州，元代赴越使臣陈孚有《邕州》诗云：“两江合流抱邕管，暮冬气候三春暖。家家榕树青不凋，桃李乱开野花满。腹蛇挂屋晚风急，热雾如汤溅衣湿。万人塚上蛋子眠，三公亭下蛟人泣。”［24］（P18）在陈孚的眼中，南宁并非繁华热闹的都市，而是桃李无主、野花乱开、腹蛇挂壁、瘴气弥漫、天气炎热的荒峤之地。傅若金在《送南宁路总管宋侯之官诗序》中云：“边郡视中州，远王化，地重而多险，故得人则治，不得人则乱。”［25］（P6）概括了南宁作为边疆要地的特点，突出其地理位置的重要，但也指出了王化难及的遗憾。南宁地处南疆，在中原人士的印象和记忆中，此地风俗粗野，文明发展缓慢。如林弼《南宁府》三首其一云：“出洞蛮丁高髻角，趁圩野妇短衣裙。汉廷已下兴贤诏，从此遐荒德化间。”［26］（P12）其二云：“谩说天南第一关，边城依旧好江山。丰年箫鼓赛田祖，近日衣冠化洞蛮。”［26］（P13）而傅若金还将自己在广西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其《广西即事二首》云：“南镇干戈日夜陈，西山寇盗出犹频。荒村百里无烟火，闻道官军更杀人。”［27］（P11）明代孙承恩《南宁》云：“理楫虽云远，长途岂容尽。山城忽前横，喜及朗宁郡。人烟颇稠密，阡陌少荒顿。鸡豚杂喧嚣，竹木斗清润。畏途多险艰，愁绪日苦困。此邦庶乐土，一笑破孤闷。”［28］（P21）可见，当时广西战乱纷纷，不但盗贼纵横，而且官军也滥杀无辜。只有少数中国使臣的诗歌中，描写南宁人口众多，竹木清润，但远称不上繁华，只是“少荒顿”而已。

在越南使臣诗歌中经常出现的交通发达、商业繁盛的梧州，在中国使臣的诗歌中也是另一番境况。如孙承恩《至梧州》云：“的的炎荒路，苍梧云物幽。孤城淡斜日，叠嶂肃高秋。鲛室光常秘，龙洲水自浮，兵戈闻处处，感时重添愁。”诗中提到的是“炎荒”“孤城”与“兵戈”，一点都看不到楼宇画栋、人声鼎沸的景象。［29］（P3）他又在《苍梧》中写道：“扁舟谢逆浪，泊此梧江浔。孤城倚山巅，下瞰江水深。兹惟百粤冲，重镇当喉襟。辕门肃军威，杀气常萧森……”［28］（P18）梧州，古称苍梧，虽为两广重镇，处于咽喉之地，但又瘴疠遍野，让使臣忧愁，故而一再表达“极目天南陲，望望愁人心”（《苍梧》），“此日南陲心北阙，不堪愁对瘴云深”（《苍梧元旦拜阙》）的无奈。张以宁《梧州即景》也只提到梧州的历史名人和水路优势，并没有提及梧州的繁华。

（二）著名与无名：广西名人名胜传播之差异

著名与无名是一对对立的概念，此处主要就历史人物和名胜古迹的传播情况而言，是声名远扬，还是寂寂无闻。在中越使臣的诗歌中，对广西的名胜古迹多有描写，对历史人物也不乏吟咏，比如，对秀丽的桂林风光、儒雅的颜延之太守、勇武的伏波将军等，均有涉及。但在越南使臣诗歌中反复歌咏的交州太守士燮和节妇贞女刘氏三烈，几乎没有出现在中国使臣的诗歌中，而作为迎送越南贡使的湛恩亭，更是从不曾见诸中国使臣的笔端。这些历史人物和名胜古迹在中越两国流播的情况，差别很大。

相对于中国使臣经过广西省城桂林时的步履匆匆，越南使臣在桂林停留的时间略长，他们大多数会从容地吟赏烟霞，访古览胜。自然山水和人文景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诗人兴发感动、感物联类、启迪诗思的媒介。桂林山水天下闻名，故在中越使臣的诗歌中，吟咏桂林的山光水色是自然而言的事。中国使臣张以宁赞美“五岭宜人独桂林”，希冀“饱看奇峰碧玉簪”（《代简广西恭政刘允中》其一），就富有代表性。但是，在中国使臣诗歌中很少关于“桂林八景”具体景点的描述和赞美，而这样的题材却频频出现在越南使臣的诗歌中。如阮翘、阮宗窐《乾隆甲子使华丛录》中有歌咏桂林“八景”的系列组诗，题为《桂林山川相传八景》，分咏《象鼻山》《斗鸡山》《栖霞寺》《钟鼓楼》《刘仙岩》《七星岩》《独秀峰》《诸葛台》，其中，对独秀峰的挺拔清峻不吝赞美之辞：“亭亭秀出玉芙蓉，衡岳移来第一峰。星斗九天才咫尺，尘嚣万井迥千重。”［30］(P69)武辉珽也有描写以上“八景”的《桂林八景》诗，裴文禩的《象鼻山》则具体描摹了象鼻山的景象。另外，也有一些诗人对桂林的山光水色进行总体观照，如，潘辉注的《十五日泊桂林城津次》、阮思僩的《桂林舟中对月》等。

桂林的自然风光吸引了无数越南使臣的目光，让他们流连忘返，而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历史人物，他们也怀着崇敬的心情歌咏。颜延之在南朝刘宋时任始安郡（今桂林）太守，曾写诗赞美独秀峰:“未若独秀者,峨峨郛邑间。”独秀峰因此而得名。独秀峰的东麓有一岩洞，颜延之公务之余，常在此读书，后人名之为“读书岩”。越南使臣对中国历史文化了解深入，不少使臣在游览独秀峰时，都会到读书岩凭吊古人。如，阮文超的《舆行过独秀峰下》、潘辉泳的《登独秀峰》、裴文禩的《登独秀山》等，这些越南使臣都表达了追慕颜公雅韵，推崇文教化人的情怀。

而一些在中国文学史上寂寂无闻的古迹和人物，在越南使臣的笔下却时常出现，鲜活无比。如上所言，桂林有著名的“八景”，吸引了很多使臣、游客、贬官、士子的目光，但对于漓江沿岸的湛恩亭，除了越南使臣，却鲜有关注。湛恩亭是中国官员接待越南使臣的重要外交场所，越南使臣到达省府桂林后，首先前往湛恩亭报到，所以，他们的诗歌中有不少关于此亭的论述。潘辉注的《驻广西省城记事》中也记录在湛恩亭泊舟和呈检贡品、赴宴观戏等邦交活动的场景。黄碧山的《广西省湛恩亭系缆》亦叙写了类似的情形。由此可见，湛恩亭在中越邦交活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于越南使臣而言意义尤其重大。相较之下，中国赴越使臣以及中国其他诗人几乎没有提及湛恩亭。时至今日，湛恩亭更是寻无踪迹，不复存在。

历史人物士燮，在中国使臣的诗歌中也默默无闻，但却颇受越南使臣的推重。士燮为政开明、热爱学术，深受爱戴，名满一方。在岭南及越南历史上，其地位和影响不在南越王赵佗之下。越南人对士燮尤为敬重，尊其为“士王”“南交学祖”。《大越史记全书·外纪》称士燮“既明且智，足称贤君”，［31］(P130)越南史臣吴士连认为“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31］(P133)后来，越南陈朝追赠士燮为善感嘉应灵武大王。正因为越南人追褒士王，推为学祖，在本国立有专祠，享有很高的声誉，所以，当越南使臣来到士燮故里苍梧时，多会寻访士燮遗迹，歌颂其功绩，表达缅怀之思。如阮在《梧州府城江次赞述士子》中对士燮四十年为政的功绩和对儒学文教的启蒙都进行了概括，并表达了后人的崇敬与感激之情。同样，越南贡使阮文超、潘辉泳、裴文禩等都在苍梧境内追思先贤士燮，以“太守本交人”而自豪，表达了景仰与缅怀之情。

除了推崇士燮，越南使臣还留下了大量歌颂刘门三烈女的诗歌。三烈坊和三烈祠是为了纪念梧州府通判刘仁的妻女而立的碑和祠堂。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刘仁卒于梧州府通判任上。他的三夫人郭菊花、四夫人张六姐和前两位夫人生的女儿刘辰秀、儿子刘时举等扶椁回乡，路遇山贼。刘辰秀、郭夫人、张夫人义不受辱，先后投江自尽。为了表彰这三位重义轻生的女性，嘉靖十九年（1540年）平乐府知府在昭平县修建了三烈坊。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皇帝下旨旌表刘氏一门为“清流三烈”，令建三烈祠。越南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于忠臣义士、节妇贞女称扬有加，不吝赞美。越南贡使途经昭平县时，大多会到三烈坊或三烈祠凭吊，而写下了数量丰富的歌咏诗歌。如武辉珽在《吊刘三烈》中，对刘门三烈女的贞节行为给予高度评价，称她们为“脂粉英雄”“女屈原”，认为她们的精神可与山水并存。胡士栋《经三烈祠址》也称美刘三烈：“闺房弱质能如此，义理良知本自然。未仆残碑苔藓护，不磷贞节日星悬。”［16］(P13)阮偍《题刘三烈庙》则感慨“不是肝肠如铁劲，那能性命等毛轻”，并赞叹“姓虽异在张刘郭，心却同于节孝贞。”［13］(P155)范芝香《过三烈碑》也在凭吊中抒发痛惜之情：“不遇屯如不见奇，一门三烈最堪悲。珠沉此地今犹识，花老余春世岂知。江咽涛声留义泪，山含月色照幽姿。可怜俯仰空陈迹，衰草寒烟一石碑。”［19］(P147-148)还有不少使臣写下了凭吊刘三烈的诗歌。

三、文化背景与诗歌创作

对于广西的书写，中越使臣侧重点不同，印象也有别。透过“他者”之眼，广西形象呈现出立体多面的特征。在越南使臣的眼中，广西是繁华的，风光旖旎，古迹众多，文化深厚；而在中国使臣的笔下，广西则是荒蛮的，除了省会桂林风光宜人、文化与中原远接外，其他地方多不值一提。造成中越使臣书写广西形象有同有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与以下三点紧密相连。

（一）礼文同一脉

从公元前214年秦朝设立象郡，至公元968年越南丁朝建立，在长达1100多年的时期内，交趾、安南地区一直是中国的郡县。越南在独立之后至公元1885年成为法国殖民地之前9个多世纪，则与中国保持着宗藩关系。作为藩属国的越南须对中国“修臣行礼”，或告哀、求封，或岁贡、谢恩，或朝贺、祝寿。因长期作为中国领地一部分，越南文化打上了深深的中国烙印，所以，中越文化具有同根同源的特性是不容置疑的。

在越南来华使臣与中国官员、文人唱和的诗歌中，均表达了中越文化同源的观点。比如，道光十一年（1831年）李文馥出使福建，写下了“烟云八望皆新眼，况复文章礼义同”（《见南澳地方官》）,［18］(P220)“文章同是道，机杼各成家”（《和黄心斋》）这样的诗句。［18］(P316)中国海防同知许元清、文人王乃斌在与李文馥的唱和中，也表达了“同居一统车书内”（许元清），［18］(P304)“天然两地一家同”（王乃斌）的感受。［18］(P287)福州同知黄宅中赠李文馥诗亦云：“使吏来瀛海，官风看一家。衣冠存古制，文字本中华。”［18］(P267)

中越两国文化同源是两国人民的共识。通过爬梳越南汉文诗歌，亦即借助“他者”之眼，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越南国民的深刻影响。越南人尊士燮为“士王”和“学祖”正反映了两国文化的同源性，而历代越南使臣对刘三烈的歌咏，也受中国儒家忠孝节义思想的影响。越南使臣汉文诗的出现本身也说明了中越两国文明的源远流长以及中国汉文化的强大影响力和感染力。中越两国使臣因语言不通，需要借助翻译官协调沟通，“喧阗重译邦交语，语不通音忙尔汝”（黄碧山《广西省湛恩亭系缆》），但是，中越使臣通过汉文笔谈是完全没有障碍的。越南使臣诗歌中对中国风光的赞美，对中国历史人物的歌咏，对中国历史典故的使用等，也体现了越南官员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认同。

（二）中原文化中心论

中国古代的先民们，很早就形成了中原文化中心论，认为帝王所在的京城是国家的中心，文明的中心，由此向四周不断延伸，地理位置越靠边缘，文明等级就越低，而中原对四方边疆往往采取“怀柔政策”，即以文化感化征服“远人”。在夏、商时期，中原王朝的核心统治区域是黄河流域。到了周朝，中原地区的民族自称华夏，而把华夏周围四方的人，分别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而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都不是一个民族的单独称谓，而是多个民族的共同称呼。在此观念下，位于中国南疆的广东、广西、海南被划归为南蛮之地，是王化不及之处。唐代以来，岭南成为了最重要的流放地，其中以宋代最集中，出现了数次大规模贬官岭南的事件。宋代岭南地区的贬官，见于史籍的就有400多人。比如，苏轼、苏辙、秦观、黄庭坚等都有获罪南迁的苦痛经历。岭南作为谪宦逐臣的主要居住地，其荒蛮炎热、烟瘴遍野的恐怖形象深深地沉淀在人们的记忆中,并形诸文字流传后世。瘴气也逐渐成为岭南的一个文化符号,传递着贬官逐臣在仕途受挫、理想失落时的寂寥、悲怆和无奈。

中国使臣出使越南时，步入南疆之后，很少抱有欣赏风光的喜悦心情，大多抒发的是路途艰辛、思家念国的深沉情怀。如，吴光在康熙三年（1664年）出使越南，途经广西时写下了“孤臣去国方万里，游子离家及五年。梅蕊况逢江馆春，云山黯淡百蛮天。”（《太平公府廨》）［32］(P13)表达了使途遥远，思念家乡，身处蛮荒，心情沉重的感受。林弼的《广西舟中》、孙承恩的《苍梧》均表达了同样的情怀，即身入南陲，让人忧愁。由此可见，在中原文化中心论的影响下，中国使臣的广西诗颇多愁苦之音、畏途之叹。

而在越南使臣即“他者”的眼里，广西满地繁华，商货盈积，屋舍华丽，有称为“西南一大都会”的桂林，号称“小南京”的南宁，誉为“岭外繁华第一州”的梧州。中越使臣对广西形象的不同感受，正与本国疆域、文化等影响相关。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中原才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处南疆的广西远远谈不上繁华。但在邻邦越南的使臣看来，与其国接壤的广西是值得畅游和赞美的富庶之地，体现了越南文化对广西形象的认同。

（三）对本国文化传统的继承

对于广西古代三大城市桂林、南宁、梧州，中国使臣看到的是荒蛮、战乱与风俗的粗野，越南使臣记录的是繁华、热闹和文化的积淀。这样的书写都镌刻着本国文化传统的印记。而在与“他者”的对视中，既可以窥见中国文化对越南文化的深度濡染，也分明展示“他者”文化本身源远流长的影响。

在越南历史上，士燮政绩显著，又推重儒学，威望极高，被尊为“士王”“学祖”。越南本国为纪念士燮，为他建立了寺庙，供奉祭祀。梧州是士燮故里，越南使臣一踏上苍梧的土地，纷纷寻访先祖的遗迹，从而形成了传统。大多数经过梧州的使臣，都会留下凭吊士燮的诗歌。阮、阮文超、潘辉泳、裴文禩等分别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道光二十九年（1849）、咸丰三年至五年（1853-1855）、光绪二年（1876）出使中国清朝时，写下了寻访士燮墓或感怀士燮的诗歌。

贞节观是中国古代社会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父权、夫权性别制度下对于女性妇德的要求。越南长期受中国儒家思想和封建礼教的濡染，也极力提倡女性的贞节操守，因而在他们的诗文中也为贞妇烈女们留下了一席之地，从而形成了一定的书写习惯。况且，后代使臣对前代使臣诗文的关注和借鉴也是有史可证的，而且，很多越南使臣写下歌咏刘三烈的诗歌。阮公沆、阮宗窐、武辉珽、胡士栋、阮偍、阮、黄碧山、范芝香、裴文禩、阮述等分别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乾隆七年（174年）、乾隆三十七年（1772）、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五十四年（1789）、嘉庆十八年（1813）、道光五年（1825）、道光二十五年（1845）、光绪二年（1876）、光绪六年（1880）途经广西昭平时抒发了对刘门三烈女的追思和赞叹之情。

诗人在吟咏、书写历史人物和人文景观的时候，往往包含着对已有的人文意义的认同和强调。通过历代越南使臣对士燮和刘三烈的歌咏，我们既可以看到越南诗人对本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同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对越南文化的渗透和影响。

四、结语

在中越使臣诗歌的凝望与对视中，广西的形象有了不一样的特点。从“他者”之眼，显示的是迥然有别的世界。在中国使臣诗歌中荒蛮凋敝、兵戈频起、文明滞后的广西，在越南使臣的诗歌中竟是“小南京”“岭外繁华第一州”“西南一大都会”等形象。而桂林八景、湛恩亭、士燮、刘三烈等名胜古迹或历史人物，在中国使臣的笔下鲜有提及，却在越南使臣的诗集中被反复歌咏，声名远播。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既有本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有中国文化对周边邻国文化的濡染，体现了中越文化血脉相连的关系。从邻邦看中国，为我们深度解读中国历史与文化提供了一个多边的视角。在对历史图像多维度的还原中，真实的图景将越来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