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章星1,2 尹鸿飞1 张 兵1 王善高

(1.南京农业大学 金融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5;2.德国哥廷根大学 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系, 德国 哥廷根 37073;3.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一、引 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世界经济结构开始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迈进[1-3],价值链向高端攀升的趋势更为明显,现代服务业开始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成为跨国贸易和投资的主体。2017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27032亿元,占GDP的比重为51.6%,超过第二产业11.1百分点(4)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成为第一大产业,标志着我国经济正在向服务经济时代迈进。

服务经济时代的服务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服务业,它包含着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和服务型经济概念中所没有的制度体系、管理机制和公共政策体系。服务业是推动服务经济发展的核心和主要动力,服务经济的发展过程既是服务业自身提升发展的过程,也是服务业向制造业、农业等行业渗透发展的过程。国内学术界使用较多的“服务经济”概念为:服务经济产值在GDP中的相对比重超过60%的一种经济状态,或者说,服务经济是指服务经济中的就业人数在整个国民经济就业人数中的相对比重超过60%的一种经济态势。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不同,服务经济在原有社会经济形态中产生并发展,却是超过工业经济更高一等级的社会经济形态。

基于生产和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可分性,服务业比制造业更加依赖于本地市场的容量,具有更强的空间集聚效应以及辐射带动能力,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开始形成了服务业高度集中的区域,即服务经济中心。服务经济中心的建设有利于当地服务业的发展和周边地区服务经济水平的提升。国家发改委于2017年6月颁布《服务业创新发展大纲(2017——2025年)》,要求充分发挥中心城市资源要素密集、规模经济显著、专业分工细化和市场需求集中的优势,完善服务功能,鼓励各地区依托服务业发展基础较好的超大城市和部分大城市,加快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打造一批具有较强辐射功能的国家级服务经济中心,增强其辐射带动能力,促进服务业发展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互动。

江苏省在国家的政策导向下,开始逐步探索和创建国家级服务经济中心。现阶段,江苏省面临要素驱动向投资驱动的演变阶段,尽管近年来服务业发展迅速,但是高端服务业供给不足且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仍然存在,导致现代服务业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强。因此,江苏省需要抓住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的机遇,加快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以此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全球结构变化的互通,承接国际高端服务业的转移,并以创建国家级服务经济中心为契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以创新驱动发展。

金融是经济的核心,创建国家级服务经济中心,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能够为其提供发展资金和融资支持,促进传统服务业的转型和升级。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国内外学者开始研究金融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指出产业结构变动带来的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高度相关,因此金融发展对产业升级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4-5]。同时,金融体系可以减少人文因素对金融市场的干预[6-7]、提高资本流动性[8]，并消除“金融抑制”。国内学者认为，金融发展、金融结构的调整有利于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9-11],并完善金融支持相关研究[12-13]。另外有一些学者分析现代服务业的金融供需[14-15]、金融对服务业增长的作用机制[16]、金融业发展对服务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17-19]。

国内外经济发展和实践经验表明,金融业产值的提升和金融政策的优化促进了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服务业产值的提升与金融业的发展具有高度相关性。一方面,作为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业产值的增加意味着服务业的增长;另一方面,金融业的发展能够为服务业的增长和向服务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资金支持。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金融业在引导经济资源和优化资本配置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资金不断地流入服务业,金融对服务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强,金融业与服务业的相互关系和协同发展开始逐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因此,研究服务经济、金融业和中心城市的协同发展机制,测度其发展程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国内尚无对服务经济、金融业和中心城市协同发展程度的相关研究。本文以江苏省为例,利用2007—2016年南京市和苏州市服务经济、金融业和城市发展相关数据,构建服务经济、金融业与中心城市协同发展机制,利用非线性系统协同度模型,对服务经济中心系统协同发展程度进行测度和比较,以期吸引金融资本流向服务经济,优化资本结构,提升资本配置效率,推动政府部门相关政策的制定与优化,促进服务经济中心的快速、健康发展。

二、服务经济、金融业和中心城市协同发展机制

(一)金融业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

服务经济是以人力资本基本生产要素形成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和社会形态。与服务经济不同,服务业是服务经济的核心和源动力,服务经济的发展既是服务业自身提升发展的过程,也是服务业向其它产业渗透发展的过程。

图1 金融业促使服务业的转型升级

如图1所示,在国家政策和经济发展的现状要求下,服务业通过利率、贷款等手段,利用资本市场和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资本市场主要以证券来反映供给问题,服务业企业通过证券市场筹集资金,以一级市场对增量进行调节,以二级市场对存量进行调节,资金在市场机制的导向下向服务业流动;以银行为基础的信贷市场作为基础资本平台,反映市场的资金需求,满足服务业的融资需要,促进服务业的变革与转型。金融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相互耦合,引发产业集聚,延长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值,推动高新技术与服务业融合,促进产业升级,形成综合性的新型产业体系。

随着产业集聚、产业链延长和产业升级,资金需求和供给发生变化后,更多的资本资源优化,产业之间相互融合,金融服务体系业逐步升级,资本资源得到优化,调整金融服务体系,对相应的企业和行业进行资金支持,淘汰衰退产业,从而使得金融服务体系的优化与产业结构的调整相匹配,促进传统服务业向服务经济的转型与升级。

(二)服务经济、金融业和中心城市协同发展

金融通过资本的方式进入服务业,加速服务业的资本积累,为传统服务业向服务经济的转型升级奠定资金基础。同时,服务经济通过资金的流动覆盖到整个经济层面,在不同区域的不同部门以不同的增长强度表现出来,并出现“增长极”效应,通过乘数效应推动其他部门的增长。金融业的增长极对服务经济和中心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先进技术为代表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对服务经济的发展具有模范带头作用;同时,资本的投入对资源具有拉拢作用,保障着资源集中、有序地向服务经济的输入和集中,保障了资本完备。金融业对服务业的转型升级起到重要作用,一方面,在经济空间上形成推动型服务经济,另一方面,在地理空间上,形成服务经济中心,推动地区城市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如图2所示。在金融业的推动下,服务经济和城市发展两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协同发展。

金融业与中心城市的发展之间体现出良好的互动关系,金融业对于城市发展的支持作用在产业转型、人口转移和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较为明显:一是中心城市的发展迫切需要金融支持产业的转型与升级,需要大力发挥金融业对于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给予产业升级资金支持。二是需要金融支持人口转移,促进中心城市新型城镇化。中心城市新型城市化需要金融支持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为新城市人口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改善其生活水平和质量。三是中心城市的发展需要金融支持公共设施建设。金融业支撑了城市的交通、住房、水源等基础设施,促进了城市的发展,提升了公共服务质量。同时,城市的发展也加速了资金的积累,为金融发展和产业的升级提供了资金支撑,创新金融产品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服务业的盈利水平。

图2 服务经济与中心城市协同发展

图3 2013—2017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及增长趋势(单位:亿元,%)

服务经济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服务经济的发展与结构优化产生的要素能动效应和需求拉动效应。具体而言,要素能动效应指的是服务经济通过流动部门、生产、生活部门和科技文化部门累积生产要素,优化资源配置;需求拉动效应通过扩大城市规模、吸纳就业和增强城市辐射能力来实现。与此同时,在产业之间,服务经济发挥着支持作用,城市本身的经济基础吸引着服务经济的集聚与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中心城市通过要素累积,加速服务经济的集聚效应,引发人口、资金等生产要素向城市集聚,加速服务经济的专业化分工,提高劳动者的工作熟练程度,减少摩擦性失业带来的时间成本,实现集聚经济。在集聚效应的拉动下,企业之间通力合作,提升了服务经济的资源利用率和生产效率,随着专业化分工的不断推进,推动了技术创新和管理进步。同时,依托服务经济中心在资源要素密集、规模经济显著、专业分工细化和市场需求集中等方面的优势,增强其对周围地区和小城市的辐射能力,促进服务业发展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良性互动。

服务经济、金融业与中心城市交互影响,相互促进,统一发展。金融发展促进了服务业的转型升级,是服务经济和城市发展的先决条件;中心城市的发展是服务经济导致的客观结果,中心城市的发展引发了要素集聚,扩大了服务业的市场需求,形成相互作用机制,通过服务经济的服务功能形成新一轮的循环过程,继而增加了金融需求。服务经济、金融业和中心城市协同发展,引发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间的流动与转移,促使产业升级或衰退,形成优胜劣汰的选择机制。

三、江苏国家级服务经济中心系统协同度测度

近年来,江苏省服务业的发展较快,总体增长率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如图3,2013—2017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一直保持11%以上的增长速度,2013—2017年分别增长15.6%、12.8%、11.4%、13.5%和11.3%,年均增长12.92%。总体上说,服务业在规模上不断扩大,带来的经济效应也不断增长。2014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首次突破3万亿元大关,达30 599.5亿元,2017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43 169.4亿元。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2017年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调整为4.7∶45.0∶50.3,服务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比上年提高0.3 个百分点。江苏省目前共有创意产业、科技服务业、现代物流业等7类114家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呈现出经济规模迅速扩大的态势。服务业作为重点产业在江苏经济中的领先优势逐步显现出来。

江苏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经济新常态”下,创建国家级服务经济中心,成为其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和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在新的历史时期内,创建国家级服务经济中心是江苏适应服务经济发展的新环境、发挥现有的产业基础优势、破解现存的发展困境和培育未来发展的竞争力的客观需求。

现阶段,尽管江苏省服务业的总量在不断地提升,但其内部结构并没有得到改观,例如部分服务产品短缺和过剩同时存在,出现行业垄断和过度竞争的状态。因此,在往后的服务业发展过程中,江苏省在结构上还存在较大的调整空间。同时,高端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的发展不足制约了江苏总体服务业产业升级以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并且,第二产业的发展面临资源的严重消耗、环境污染以及人口红力消失的困境,产业升级和城市转型刻不容缓。在此基础上,江苏明确提出创建国家级服务经济中心,在遵循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原则基础上,这将进一步提升中心城市的凝聚力与辐射力,同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和城市群,促进国家级服务经济中心、区域级服务经济中心以及中小城镇服务功能的协同发展,对于城市及城市群的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江苏省城镇体系规划(2015—2030年)中的唯二个特大城市,南京市和苏州市,经济基础良好、资源禀赋较为优异,服务业发展迅速,具备建设成国家级服务经济中心的基础。2018年上半年,南京市和苏州市服务业增加值分别为3745.90亿元和4586.5亿元,同比增长9.4%和8.1%,占地区生产总值60.4%和50.3%。服务经济的发展不仅是江苏省经济增加的重要引擎和产业整体竞争力的载体,也能够提升南京和苏州双国家级服务经济中心的辐射带动能力,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南京和苏州建设国家级服务经济中心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不断衍生出新的发展趋势,对金融支持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因此,本研究在江苏省创建国家级服务经济中心的导向下,以南京市和苏州市双中心为例,用非线性系统协同度模型,对江苏省双国家级服务经济中心各自的协同发展问题进行了测度和比较,以期为江苏省国家级服务经济中心的建设指出相应的发展方向,促进服务经济中心的可持续发展,推动政府部门相关政策制定与制度创新,实现江苏服务经济中心经验在全国的推广。

(一)模型设定

参考徐浩鸣[20],复杂系统协同度假设如下:假定复杂系统S由N个子系统组成,复杂系统整体发展水平为D,第i个子系统的发展水平为Di,i=1,2,3…。

将复杂系统整体发展水平D和各子系统发展水平Di定义如下:

(1)

在式(1)中,wi表示各子系统权重。在t时间,各子系统发展速度定义为:

(2)

各子系统的单系统协调度Hi可以定义为:

(3)

复杂系统协同度定义为:

(4)

(二)指标选取

对于服务经济子系统,从服务经济规模、服务经济结构、服务经济发展3个要素层面选取服务业增加值、服务业就业人数、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服务业就业人数增速和服务业增速6个指标;对于金融业子系统,从金融业规模、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4个要素层面选取金融业生产总值、本外币存款余额、本外币贷款余额、保费收入、赔款及给付、上市公司数量和证券营业部数量7个指标;对于城市发展子系统,从城市发展、人民生活、科技创新和公共服务4个要素层选取城镇化率、地区生产总值、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专利授权量、卫生机构数和卫生技术人员数9个指标。数据来源于《江苏省统计年鉴》(2008—2017)、《南京市统计年鉴》(2008—2017)、《苏州市统计年鉴》(2008—2017)、《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7—2016)和《苏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7—2016),国家级服务经济中心系统协同度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国家级服务经济中心系统协同度评价指标体系

(三)分析步骤

1.指标基础数据标准化

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不同量纲对于数据处理的影响。设yi j为第j个指标第i年的取值,i=1,2,3…,j=1,2,3…,有

(5)

其中,ui j是标准化之后的值,Nj是第j个指标的最小值,Mj是第j个指标的最大值。

2.指标权值确定

采用相关矩阵赋权法来确定个各指标权重,利用各项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反映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相关系数越大,表明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越高,相关系数越小,表明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越小。如果某一指标与其他指标的总体相关程度较高,说明该指标对其他指标的影响较大,应当赋予较大的权重;如果某一指标与其他指标的总体相关程度较低,说明该指标对其他指标的影响较小,应当赋予较小的权重。相关矩阵赋权法的基本思路如式(6)所示,假设指标体系中包含n个指标,它们的相关矩阵为R:

(6)

其中,rii=1,,i=1,2,3…。

令

(7)

用Ri表示第i个指标对其余剩下的n-1个指标的影响。Ri较大,说明第i个指标在总体指标体系中的影响较大,其权重也应当较大。因此,各指标的权重为:

(8)

3.子系统和总系统发展水平评价

各子系统发展水平计算公式如下:

(9)

Dx,y,z表示各子系统发展水平,wi为权重,si为各发展指标的标准化数值。

假设服务经济子系统、金融业子系统和城市发展子系统具有相同的发展程度,则其在总系统中所占地位相同,有

(10)

其中,D表示总系统整体发展水平,Dx、Dy、Dz分别表示服务经济子系统、金融业子系统和城市发展子系统发展水平。

4.协同度测算

(11)

(四)实证结果

1.各子系统权重

如表2,在服务经济子系统中,南京市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权重最高,苏州市服务业增加值的权重最高,表明其对服务经济系统有序度作用显著;南京市和苏州市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均衡发展,子系统序参量之间差异不大;卫生机构数量和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分别对南京市和苏州市城市发展子系统权重最小。

表2 各子系统序参量权重

表3 各子系统及系统整体发展水平

2.各子系统发展水平

从各子系统发展水平来看,服务经济子系统、金融业子系统和城市发展子系统总体都呈上升趋势,说明南京市和苏州市服务经济、金融业和城市发展都具有较强的发展能力,系统整体也呈上升趋势,具体如表3。

3.系统协同度测算

(1)服务经济子系统

在服务经济子系统中,南京和苏州都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南京的有序度相对苏州震荡幅度较大。2009—2011年,南京服务经济子系统大幅增长,可能的原因是服务业增加值大幅增长,在2010年,南京市服务经济子系统有序度超过苏州。2012—2015年南京服务经济系统有序度稳步上升,在2012年和2016年急速下降,可能是服务增速和服务业就业人数增速放缓的原因。2010—2016年苏州市服务经济子系统整体呈上升趋势,在2010年、2013年和2015年有小幅下降, 2014年与南京市差距最小,在随后的2016年又超过南京(图4)。总体上说,2010—2016年,南京市和苏州市服务经济子系统的协同程度稳步提升,达到高度协同状态,在服务经济中心发展的过程中,服务经济子系统取得了显著成效。

(2)金融业子系统

对于金融业子系统来说,南京市和苏州市的有序度均呈现曲折发展的态势,但总体上成上升趋势。其中,南京市金融业子系统在2010年上升较快,有序度从0.57上升到0.92,可能的原因是证券行业的迅速发展。2010—2012年金融业子系统有序度小幅下降,在2012—2014年稳步上升,在2014年达到最大值,为0.97,在随后的2015年又大幅下降到0.87。苏州市2010年金融业子系统有序度大幅下降,可能的原因是保险业发展速度放缓。在2010—2012年,苏州市金融业子系统有序度上升较快,由0.71上升到0.92,可能的原因是银行业发展逐步稳健。2016年,苏州市和南京市金融业子系统有序度大致相同,为0.868。综合以上分析,2009—2016年南京市和苏州市金融业子系统有序度整体震荡上升,南京市发展较快,苏州市基础较好,在2016年南京市和苏州市金融业子系统有序度达到一致(图5)。

(3)城市发展子系统

对于城市发展子系统,南京市和苏州市在2009—2016年总体上升趋势,城市基础和发展速度大致趋同。在2009年—2011年,南京市和苏州市城市发展子系统有序度增加幅度较大,可能的原因是地区生产总值的大幅提高、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改善。2011—2016年,南京市和苏州市城市发展子系统的有序度有小幅波动,总体上基本一致。南京市在2016年城市发展子系统有序度达到最高,为0.991 3,苏州市在2015年城市发展子系统有序度达到最高,为0.994 5(图6)。综合以上分析,南京市和苏州市城市发展子系统有序度呈一致上升趋势,在2009—2010年大幅上升,在2010—2016年小幅波动,保持稳定。

(4)总系统协同度

总系统在3个子系统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图7所示结果。从趋势上看,2009—2016年南京市和苏州市服务经济中心子系统总体呈上升趋势,相比之下,南京市在2009—2011年发展速度较快,2012—2016年南京市和苏州市发展趋于一致。总系统协同度随着3个子系统有序共同提高而明显上升,上升幅度在3个子系统上升幅度之间;随着3个子系统有序度共同下降而明显下降,下降幅度在3个子系统下降幅度之间。当一个子系统上升、另外两个子系统下降或一个子系统下降、另外两个子系统上升时,会拉动系统总体朝着综合趋势大的方向移动,取决于起主导作用的子系统。

从影响因素来看,南京市和苏州市国家级服务经济中心的发展得益于服务经济、金融业和城市发展的共同作用,三者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研究在江苏省创建国家级服务经济中心的导向下,以南京和苏州双中心为例,构建服务经济、金融业与中心城市协同发展机制,运用非线性系统协同度模型,对江苏省双国家级服务经济中心各自的协同发展问题进行了测度和比较,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国家级服务经济中心的发展得益于服务经济、金融业和城市发展的共同作用,三者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其次,金融业子系统在南京市和苏州市服务经济中心总系统中都波动幅度较大,对服务经济中心的建设起到重要的拉动作用,是决定国家级服务经济中心建设的决定性因素。

最后,南京市和苏州市服务经济中心子系统总体呈上升趋势,相比之下,南京市发展速度较快,苏州市基础较好。总体上,南京市和苏州市都符合国家级服务经济中心的建设需求。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大力推动金融业的发展

加速国家级服务经济中心的建设,需要强化中心城市的战略定位,建立健全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完善资本市场,加快金融服务中心的形成,提升金融对于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可以在国家级服务经济中心的规划中划分出金融服务专门区,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入驻,强化金融服务区的功能,加速金融城区建设。同时,进一步发展证券、保险、外汇等金融业务,逐步形成覆盖服务经济中心的金融服务体系。

2.加大政府引导作用,合理规划集聚发展

对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政府应当加大投资力度和扶持力度,运用经济手段,如税收减免、资金补助等方式来推动其发展。

同时,需要统筹国家级服务经济中心对周边地区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江苏国家级服务经济中心与区域服务经济中心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上的协同与合作,加快产业优化升级和高薪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同时兼顾小城镇的服务功能。

3.建立良好的创新系统,保证集聚持续发展

要逐步建成政府支持、研究机构研发和企业推广应用一体化的创新系统,保证服务业集群的长期竞争力。要充分发挥本地知名院校的作用,培育科技创新的中介服务体系,如科技融资机构、科技评估中心和企业孵化器等,为创新体系提供支持。此外,要构建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体系,保护创新体系的规范化运作,为推进自主研究开发、提供自主创新能力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

需要说明的是,限于数据和本文的研究重点,未对金融业如何促进其它服务业的发展进行微观实证检验,而这对于进一步认识金融如何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开展微观调查,利用企业层面数据,研究金融业对其它服务业的影响是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