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王国维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国学大师，在多个学术研究领域留下了开创性的成果。其中，中国戏曲研究是他早期学术研究所开创的新领域之一。他的中国戏曲研究不仅对中国国内学界来说意义重大，同时也对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聚焦于王国维的中国戏曲研究代表作《宋元戏曲史》和日本京都学派中国学的代表人物狩野直喜在京都大学所做的讲义《中国戏曲史》，探讨了狩野直喜对王国维中国戏曲研究成果的继承和补充。

关键词：王国维 狩野直喜 中国戏曲研究

一、引言

王国维（1877—1927）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学者、国学大师。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王国维在文学、美学、戏曲、史学等多方面都做出了贡献，留下了开创性的成果。他所著《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等作品，至今仍是学子们诵读的经典，他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至今仍是史学研究上的公认的科学治史方法。相较于王国维在文学和史学研究上的成就，他在中国戏曲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似乎并没有那么引人注目。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中国戏曲研究基本上集中在1909年至1913年间，也就是他学术生涯的早期，此后他的研究重心就转向了史学。但是，站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来说，王国维的中国戏曲研究是不可忽视的篇章。因为他的中国戏曲研究对近代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尤其是京都学派中国学的中国戏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京都学派中国学的主要奠基人、中国戏曲研究者狩野直喜（1868—1947）曾与王国维交往甚密，狩野直喜中国戏曲研究的继承者青木正儿（1887—1964）对王国维亦以“先生”视之，其所做《中国近世戏曲史》的研究中处处可见王国维中国戏曲研究的影响（或者说是为了摆脱此种影响的努力）。因此，本稿中将聚焦于近代中日学者的中国戏曲研究，通过具体对比分析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狩野直喜的讲义《中国戏曲史》，来阐明狩野直喜的中国戏曲研究中有哪些是对王国维的中国戏曲研究观点和成果的继承，又在客观上对王国维的中国戏曲研究形成了怎样的补充。

二、王国维与狩野直喜的交往

王国维一生曾两次前往日本。第一次是1900年，他在东文学社学习日语期间，获罗振玉资助，在东文学社日语教师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的帮助下前往东京物理学校学习，但是这次日本之行不足半年便因病而不得不回国。第二次则是在1912年。这一年王国维举家随罗振玉前往日本，定居京都，一直到1916年2月正式回国，在京都居住了将近四年。此次暂居京都期间，王国维与当时京都大学的中国学研究者狩野直喜、内藤湖南、铃木虎雄等人相交甚笃，以至于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去世之后，狩野直喜、内藤湖南、铃木虎雄、神田喜一郎等人，于6月25日在京都五条坂袋中庵举行了王国维的哀悼会。据狩野直喜的记录，共有五十一人参加了此次追悼会。a同年8月杂志《艺文》第八号上还集中刊发了日本学者回忆追悼王国维的文章，或是回忆与王国维交往的经过，或是叙述王国维学术对自己的影响。但事实上，王国维与狩野直喜等人的交往并不是1912年到了京都之后才开始的，应该说罗振玉、王国维1912年的日本之行，正是在狩野直喜等京都大学中国学教授的邀请下才成行的。王国维与狩野直喜的第一次见面可以追溯到1910年。

20世纪初敦煌的考古大发现出土了大量的古代文献简牍，京都大学中国学研究的学者狩野直喜、内藤湖南、小川琢治、滨田耕作等人奉命前往北京，到当时清朝保管这些文献的学部进行调查。当时，狩野直喜准备研究元杂剧，并且在京都大学开设课程，讲授《汉宫秋》与《窦娥冤》。而1910年，也正是王国维对中国戏曲研究兴致最浓的时候，在中国戏曲研究方面，已有《戏曲考原》《唐宋大曲考》《优语录》《录曲余谈》《曲录》等成果面世。因为王国维的日语老师藤田丰八是狩野直喜的朋友，当时藤田丰八在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罗振玉底下任教，王国维也是农科大学的职员，由于此种渊源，狩野直喜得以与王国维第一次见面。据狩野直喜回忆，此次北京出差过程中，每次与王国维见面，两人就会一直谈中国戏曲的南曲北曲，“听了他关于元杂剧研究的谈话，觉得非常有意义”b。而王国维的中国戏曲研究著作《戏曲考原》《曲录》早在1909年面世之时，就由京都学派另一位中国学研究者铃木虎雄在杂志《艺文》上进行了介绍。杂志《艺文》作为当时京都大学文学部的机关杂志，我们有理由推测上面发表的文章，作为文学部教授的狩野直喜有极大的可能阅读到。因此，虽然在1910年初次见面之前，狩野直喜与王国维并无直接交往，但是王国维关于中国戏曲研究的成果却几乎同步进入狩野直喜的视线之内。初次见面之后，王国维和狩野直喜各自进行着关于中国戏曲的研究，1913年王国维戏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宋元戏曲史》开始在《东方杂志》上连载。1917年9月至1918年6月，狩野直喜在京都帝國大学开讲“中国戏曲史”。在狩野直喜去世之后该讲义原稿与他“中国小说史”的讲义一起被整理成书出版，并于2017年有了中文译本。得益于该书的问世，我们得以从中一窥狩野直喜关于中国戏曲的整体认识，并得以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进行对比分析，来考察两人在中国戏曲研究上的关系。

三、狩野直喜的中国戏曲研究对王国维观点的继承

关于中国戏曲，狩野直喜的很多观点与王国维的一脉相承。在狩野直喜的“中国戏曲史”讲义中，多处提及了王国维的戏曲研究成果。如在提到六朝隋唐的戏剧时，狩野直喜说道：“此等百戏，乃由当时之优倡掌之，其外尤有如后世所谓之戏曲者，彼时有存迹否？就吾辈所知，六朝至于隋唐，未见如后世之杂剧、传奇者也。唯有二三类似之物。王国维云，戏曲之起源，始于唐大面、拨头、踏摇娘等。”c在写到宋朝的戏剧与乐曲时，他又对王国维的观点明确表达了赞同：“宋人杂剧唯以滑稽娱人讽人，而非演故事者。然宋时除此杂剧即滑稽剧之外，演故事者亦渐起。王国维君归之以受宋代小说兴起之影响，盖似有理也。”d类似这样对王国维戏曲研究观点的明确赞同，在狩野直喜的“中国戏曲史”讲义中还有多处。除了这些明确表明的赞同之外，在他的讲义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对王国维戏曲研究成果的多方面继承。

（一）在戏曲的定义上

狩野直喜关于“戏曲”的定义，吸收了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关于戏剧和戏曲的定义。

在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中戏剧和戏曲的定义是被明确区分开的。

“后代之戏剧，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e

“由此书所研究者观之，知我国戏剧，汉魏以来，与百戏合，至唐而分为歌舞戏及滑稽戏二种；宋时滑稽戏尤盛，又渐借歌舞以缘饰故事，于是向之歌舞戏，不以歌舞为主，而以故事为主。自元杂剧出而体制遂定，南戏出而变化更多。于是我国始有纯粹之戏曲，然其与百戏及滑稽戏之关系，亦非全绝。”f

“可知宋代戏剧，实综合种种之杂戏；而其戏曲，亦综合种种之乐曲，此事观后数章自益明也。”g

由上述引文可知，在王国维的定义中，戏剧是以“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戏曲则是综合了乐曲的戏剧。也就是说，在王国维的定义中，戏曲包含了“言语”“动作”“歌唱”“故事”与“乐曲”这几大要素。这与狩野直喜对于戏曲的定义是完全一致的。狩野直喜在《中国戏曲史略》中开宗明义讲：“凡中国戏曲，乃由歌舞而演故事之谓也。其至少亦须有以下之要素：唱（作者原注：含白）、乐、科（舞）及剧情。”h“唱”即王国维所说的“歌唱”，“白”即王国维所说的“言语”，“乐”即王国维所说的“乐曲”，“科（舞）”即王国维所说的“动作”，“剧情”对应王国维所说的“故事”。由此可知，狩野直喜和王国维关于戏曲的定义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狩野直喜是完全继承了王国维关于戏曲的定义。

（二）关于元时科举以杂剧取士一说

王国维认为，元时科举以杂剧取士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同时认为戏曲中的旁白都是演员自己发挥的这种说法也不值得相信：“填词取士之妄，今不必辨。至谓宾白为伶人自为，其说亦颇难通。元剧之词，大抵曲白相生；苟不兼作白，则曲亦无从作，此最易明之理也。”i关于这两点，狩野直喜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以元杂剧取士之事，未见于《元史·选举志》等，而白由优伶随口而作之事，余必不信也。”j

（三）关于元曲之佳处

王国维认为元曲是中国最自然的文学，其佳处在于其文章：“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k对此，狩野直喜也持有相同的见解：“吾人若于中国戏曲之中求其结构或体味其深刻之人生观，则必深失其望，因其情节结构或人生观诚无趣也。唯以诗见之，即诗自古来渐次变迁，至元则有元曲之问世，与唐宋典雅之诗全异，因其极卑野，且用俗语俗字，其率真露骨之处，颇觉别有一番风味也。”l狩野直喜认为，中国戏曲的情节结构或是人生观是“无趣”的，但是元曲虽然全用“俗语俗字”，但是其“率真露骨”之处恰恰“别有一番风味”，对元曲的文章做了较高的评价。

（四）关于宋元话本小说的创作目的

关于宋元话本小说的创作目的，王国维认为：“宋之小说，则不以著述为事，而以讲演为事。”m对此，狩野直喜的意见同样与其一致：“余近来有所思者，即宋元话本小说原非为读而作，乃为说而作也。”n即两人都认为宋元话本小说的创作目的不是为了阅读，而是为了说书。

（五）關于戏曲的“代言体”与“叙事体”

王国维认为，元杂剧较之于前代戏曲的进步之一在于“由叙事体而变为代言体。宋人之大曲，究其现存者观之，皆为叙事体；金之诸宫调，虽有代言之处，而其大体只可谓之叙事”o。狩野直喜在讲义中继承了王国维的这种观点，认为金时的《董西厢》“唯以弦索歌之，称书中之人，皆用第三人称，纯叙事体者也”p。

以上所举，仅仅是狩野直喜的“中国戏曲史”讲义继承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观点的一部分，限于篇幅，此处不再一一列举。从中我们已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狩野直喜做“中国戏曲史”讲义时，已经对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的中国戏曲研究观点有了非常深入全面的了解，并且在他的讲义中，继承了很多王国维的研究成果和观点。

但是，如果因此将狩野直喜的中国戏曲研究仅仅看作是王国维中国戏曲研究在日本的继承和复述的话，那么对于狩野直喜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也忽视了其戏曲研究独有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狩野直喜的“中国戏曲史”讲义不仅是对王国维中国戏曲研究的继承，同时也对王国维的研究形成了有效的补充。

四、狩野直喜的中国戏曲研究对王国维戏曲研究的补充

狩野直喜的中国戏曲研究对先行的王国维的最大意义在于，他在中国戏曲研究中引入了西方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为中国戏曲研究开拓了更广阔的视野，对王国维的中国戏曲研究形成了有效的补充。

王国维的中国戏曲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国内资料的挖掘和整理，在于对中国戏曲研究这一新领域的开辟。正如他在《宋元戏曲史》的“自序”中所言：“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q新学问领域的开辟与资料的搜集整理都极为艰难，加之语言的隔阂，除了日本学者之外，王国维与其他国家的学者并无太多交往，因此在王国维的研究中，他的视野基本放在了中国国内。狩野直喜在中国戏曲研究领域紧跟王国维的脚步，曹随萧规，但是由于其自身经历的特点，使得他的中国戏曲研究较之王国维的中国戏曲研究，更多了一种国际化的视野。狩野直喜在1912年秋到1913年10月期间曾在欧洲游历了一整年，遍访欧洲汉学家，因此得以了解欧洲的中国戏曲研究情况。在《中国戏曲略史》中，狩野直喜介绍了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戏曲的译介和研究现状，细数了传教士马若瑟、汉学家儒莲、巴赞、德庇时等人所翻译的中国戏曲，并介绍了巴赞对元杂剧的分类，既可分为历史剧与神仙道化剧，又可分为悲剧和喜剧。r狩野直喜对于西方学者的中国戏曲译介与研究的介绍，不仅对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个有力的补充，同时对于今天研究中西方戏曲交流史来说，也是一个宝贵的资料。

五、结语

王国维筚路蓝缕，开创了中国戏曲研究这一新的学问领域，作为与王国维私交甚笃的狩野直喜，继承了王国维在中国戏曲研究上的许多观点，并将其传达给日本国内的学生，因此才有了后来如青木正儿这样的中国戏曲研究大家。可以说，在中日两国关于中国戏曲研究的领域，狩野直喜承先启后，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同时，他又以自己独有的经历，将西方人的中国戏曲译介与研究也纳入到了视野之内，使得这门由王国维开辟的新的学问具有了国际化的视野，对王国维的研究形成了有力的补充。从这个角度来说，狩野直喜可以说是中国戏曲研究国际化视野的开拓者。

ab 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85—286页，第293页。

cdhjlnpr 〔日〕狩野直喜：《中国小说戏曲史》，张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63—164页，第175页，第140页，第141页，第141页，第146页，第178页，第194页。

efgikmoq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7页，第143页，第59页，第106—107页，第112页，第31页，第72页，第20—21页。

基金项目： 本文系浙江传媒学院青年教师科研提升计划项目“王国维戏曲研究的对日影响”（编号：ZC18XJ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 者： 傅玉娟，文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国际文化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日比较文学比较文化。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