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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次琦与“九江学派”的历史价值探究

2020-02-04李露

名作欣赏·学术版 2020年11期
关键词:康有为

摘 要:“九江学派”创始人朱次琦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的批判精神、“经世致用”思想对其学生康有为、简朝亮等人有着深远的影响。除此之外,他建立的“九江学派”在学术上影响了整个岭南学派;而他的思想通过其弟子康有为、简朝亮以及“简氏后人”和“康氏后人”,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现代政治改良与经济、教育、文化思想的发展。

关键词:“九江学派” 朱次琦 康有为 简朝亮 经世致用

朱次琦(1807—1882),广东南海九江人,时称朱九江、九江先生。他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诗人、学者、教育家,最为人所熟知的是作为康有为的老师,他的 “经世致用”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康有为的维新变法。可以说他对中国近代史进程有着间接或者直接的影响。然而,朱次琦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他的思想通过康有为、简朝亮以及“简氏后人”和“康氏后人”,对中国近现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产生了久远深刻的影响。

一、 朱次琦的生平

朱次琦自幼表现出过人的聪慧,四岁入塾,七岁能赋诗作词,后来求学于广州的羊城书院和越秀书院,得到业师谢里甫、陈莲史的赏识。他于不惑之年高中进士,放官山西襄陵县代属知县。在知县任上,他受到百姓一致好评。但他无法忍受腐败的朝廷,于是在代任期满后即告病辞官。辞官后,朱次琦在故乡南海九江礼山堂讲学,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其中包括康有为、简朝亮。他平生著述甚多,然而在晚年,他竟自焚其稿,平生著作尽毁。虽然其自焚书稿的原因无法考究,但有研究者指出多半与害怕招致身后之祸有关。1881年,两广总督张树声和巡抚裕宽联名向朝廷表彰朱次琦的德行学问,奏请特赏他五品卿衔,来表彰他“讲明正学,身体力行,比闾族党,薰德善良”。可惜不到半年,朱次琦就因病辞世,享年 75 岁。朱次琦因其讲学著述成就卓著,与陈澧并称晚清“岭南两大儒”,其平生被《清国史》《清史列传》《清史稿》单独记传。

二、朱次琦的经学思想

(一)朱次琦的經学思想

在清朝学术界,汉学和宋学的门户之见很深。汉学以五经系统为主,注重训诂考据;而宋学以四书系统为主,注重义理之学。特别是学界在遭受明清朝代更迭的变化刺激之后,对晚明遗风进行清算,进而演化成为对理学的清算浪潮。受此思潮影响,清朝学界有汉、宋之争。朱次琦主张治经学不该分汉学、宋学,而应该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同时,朱次琦也排斥考据学,认为汉学将脑袋埋在故纸堆中,与现实及政治过于疏远,太不重视政治。朱次琦心怀天下,认为学术应当为现实政治服务,认为士大夫修齐治平,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在他看来,无论是在故纸堆中考据的汉学,还是推崇形而上的心学,都过于重视纯学术而忽略了读书致用的目的。

除此之外,他在讲学中注重“四行”“五学”为本,亦即提出谆行孝梯、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四条行为准则,认为青年要为国家效力,要用严格的道德品德要求自己;而在严修品德的同时,要求学生需要掌握经学、史学、掌故之学、义理之学、辞章之学等五门学问。

(二)朱次琦与“经世致用”思想

经世致用思想是儒学悠久的传统。它认为学问应该与社会政治生活密切关联,这也包含了学术文化面向社会、贴近生活实际的积极精神。鸦片战争前后,社会急剧动荡,严重的社会危机迫使士大夫对封建社会的腐败现象进行揭露,希望进行改革。他们更力求切近实际的学问,于是经世致用思想在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人的带领下重新抬头,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

朱次琦同样主张“经世致用”,他赞赏韩愈提倡的“通经致用”,反对埋头于经典考据。他曾说:“读书者何?读书以明理,明理以处事,先以治其身心,随而应天下国家之用。”在乡居讲学期间,朱次琦关怀国事,治堤修堰。但凡有大臣的议论、敌人的举动,他考量有利于天下大计的,都必定存录;对于八国联军入京、俄国侵占国土等国事,他义愤填膺,书写于诗书语录之中。

但是,朱次琦强调的经世致用并不是寻求社会变革,而是复兴儒学,认为治国齐家平天下的根本是治学。这与魏源、龚自珍等人学习西学发展实务的思想不同,这也使得他的经世致用具有了一定的局限性,止步于维护儒家传统,而赶不上魏、龚等人的思想进步。

三、朱次琦与“九江学派”

朱次琦先生开馆礼山草堂,从学者包括康有为、简朝亮等,他们及其门人形成了“九江学派”,而朱次琦就是此学派的创始人。

九江学派以“四行”“五学”作为其学派的学术思想。此后,“四行”“五学”被其弟子简朝亮和康有为发展。康有为开馆广州万木草堂,将“四行”“五学”继续发扬。梁启超、钱穆都曾指出过,万木草堂的育人理念和学科设置,取法于朱次琦礼山草堂讲学之“四行”“五学”。

简朝亮、康有为作为九江学派门人,努力恢复朱次琦先生一生的著述,并对朱次琦学术进行研究和发扬。康有为在朱次琦去世以后,通过《南海朱先生墓表》回忆其师,并编撰了《康氏先世遗诗朱师九江佚文合集》《朱九江先生佚文序》等。同时,简朝亮也撰写和编撰了《朱九江先生讲学记》《朱九江先生年谱》《朱九江先生集》《朱九江先生传》,对其师朱次琦一生的学术进行研究整理。其中《朱九江先生传》是迄今为止朱次琦最重要的人物传记,也是被后来学者研究与引述最多的文本。

康氏门人和简氏门人是“九江学派”师承关系的重要两脉。简朝亮一生布衣,致力于讲学延续朱次琦的学说,而康有为不仅是政治家,其另一重要身份也是教育家。两人显著的教育生涯使“九江学派”得到繁衍。除此之外,广东最后一名状元梁耀枢也出自朱次琦门下。

九江学派作为学派整体,其培育大量门人,他们编撰的《尚书集注述疏》《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孝经集注述疏》《礼记子思子言郑注补正述疏》《十三经大义》《康有为全集》《黄节诗集》《汉魏六朝诗注》《小雅楼诗文集》等在“岭南学派”中也是一种独特的学术声音,深远地影响了近代广东的政治、教育、文化。

四、朱次琦对后人的影响

(一)对康有为与维新变法的影响

康有为十九岁拜于朱次琦门下,在礼山草堂苦读三年。这一经历奠定了康有为一生的传统学问基础,并继承了朱次琦求实的学风和面向现实的积极精神,以“救世”为自己的大志,突破了八股的局限。在离开草堂不久,他就走向了维新变法之路。

朱次琦对于传统儒家学说汉学、宋学的批判,为康有为的批判思想奠定了基础,为他转向近代新学,萌发维新思想和政治主张扫清了障碍。康有为日后著成《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直接驳斥孔子经典为伪经,从根本上动摇传统学术思想的根基,并尝试撼动两千年以来的封建制度,都与他师从朱次琦,从其身上继承来的批判精神不无关系。然而朱次琦的学术主张也有相当大的局限性,他不能看清时代巨变和传统儒家学说与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因此其批判只局限于在旧学内部的调整,并不能正确看待西方的先进思想。这种局限也影响了康有为,后者不能彻底地认清儒家学说与封建集权制度的弊端,这也注定了康有为变法行动的失败。

(二)康氏后人与简氏后人影响深远

朱次琦作为教育家,他的思想与学说直接影响了他的弟子康有为、简有亮等人。而康有为、简有亮等人作为教育家,又影响了更多人。

梁启超是康有为最著名的学生。他自师从康有为起,就一直不遗余力地宣传康有为的政治主张和维新思想,培养有维新思想的青年志士,并与康有为一起发动戊戌变法。虽然后来与康有为思想产生分歧,但其后来发表的新民学说依然能看到康有为的影响。梁启超的维新学派也成为“九江学派”的重要分支之一。譚嗣同也是康有为的另一名激进的学生,其思想同样承接于朱次琦的“九江学派”。另外还有许多康门弟子,他们纷纷成为近代史上各个领域的开拓者或代表性人物,深远地影响着近代史的格局。他们有爱国者、革命者、新闻界大亨、学术界巨子、知名学者、教育家、诗人、文人、艺术家等。他们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着康有为的学说思想,通过报纸、课本、书本、艺术、实业、政党、革命等改变着一个时代。

简朝亮(1852—1933)是朱次琦另一位著名的学生,他一生著述办学,一板一眼地传承着朱次琦的学术思想,著有《朱九江先生集》《论语集注补正述疏》等。 简氏门人众多,多达百余人。其中,创办《政艺通报》的邓实和创立国学保存会的黄节皆出自其门下。特别是黄节,他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还曾出任过广东教育厅长一职,被称为岭南近代四家之一。简朝亮的学生中有伍庄等赴港,在香港建立孔圣堂,传播儒家学说,他建立的孔圣堂以及由此繁衍的孔圣堂小学依旧在香港生生不息。这些再传弟子都与祖师朱次琦的思想不无关系。

总结

朱次琦开馆讲学,一生育人无数。他建立的“九江学派”,在学术上影响了岭南学派。他的学说被九江学派的后人发扬光大:简朝亮及简氏后人黄节、邓实等人通过教育和出版将九江学派的思想推广至海外。在思想上,“经世致用”的思想对岭南的实业发展影响深刻,形成了岭南重经济、重实业的思想,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的经济发展中。在政治上,康有为及康氏后人梁启超、谭嗣同等受其批判精神和经世致用思想影响,发表《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文章,在传统学界掀起一阵改革的飓风,并发动维新变法企图撼动传统封建制度。然而,朱次琦的时代制约性并没有让他彻底放弃儒家学说,他对西学西技的不信任,也制约了其学生康有为的思维,导致维新变法不够彻底不够深刻,最终失败。无论如何,朱次琦以著述教学影响一代人,也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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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李露,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跨文化交流。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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