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易经》以“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方式通过“假物”阐明我国生民累积而成的生存智慧。马则因在生民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军事活动中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易经》时代的“假象”之物，马因之成为意象。在《易经》中，马意象具有勇猛刚健和明理柔顺两种内涵，这两种内涵在尚“易”的动态循环中统一。

关键词：《易经》 马意象 尚马传统

作为原始的智慧结晶，《易经》的突出特点就是善用形象思维。它采用“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方式来涵括天、地、人，其卦爻辞用形象化的语言描摹自然社会中的诸多意象，进行义理的阐发。后人将之称为“观物取象”。这种形象思维伴随着原始审美意识，使原始的宗教情感与鲜活的物象相交融，形成中国文化中物我沟通、天人合一特质的雏形。

“动物”是《周易》“观物取象”思维当中重要的类群。在《易经》产生的时代，人类“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与自然万物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与人类相互依存的动物，自然成为“观物取象”的重要来源，在《易经》中占有相当的数量。《易经》的动物形象的取象范围较为广阔，既有与先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也有虚拟的动物；既有经过驯化的动物，也有野生的动物。类别丰富，不一而足。先贤通过塑造、勾勒动物形象来表达内心的感悟，抒发由自然现象所引发的表达冲动，阐明世代累计的生存智慧。

马，因为在先民们的农业生产、生活习惯、军事活动和交通运输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重要的取象对象。在《易经》中取象于动物形象的卦爻辞共有六十四处，其中家畜形象有二十七处。而在所有的家畜形象中，马的形象（十二处）又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既然如此，在《易经》语境中的马意象到底有哪些具体的含义，又是通过怎样的方法体现出来的呢？

一、《易经》中马的形象及内涵

马作为六畜之首，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被人所驯化并饲养。从商周时期开始，马就受到特别的重视，一度成为国力、财富、荣誉的象征。骏马不仅在最初的战争交通过程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其奔跑过程中的飒爽英姿还能在精神上激发人类征服自然的雄心壮志，给人以美的享受。出土文物证实，在殷商时期即已出现专门的马师和马拉的战车。陕西邵县出土的青铜驹尊的铭文则记载了周天子参加“执驹”典礼的盛况，这一典礼是为了祈愿马匹繁殖。春秋战国时期，马继续深入人们的生活，成为日常运输、军事的重要载体。《诗经·駉》甚至把骏马根据毛色分为十六种。可见，人们对马的性态的细致入微的观察。战国后期伯乐、九方皋等著名的相马能手的出现也绝非偶然。

马作为一种人们日常朝夕得见的动物意象，它们的状况关乎人们的日常生活，所以先民密切关注它们的生活习性，深入具体地了解方方面面。所以《易经》对马的描写也就更多了一分熟悉和亲切，多了一分祝愿与期盼。同时，马的形象中也含蕴了《易》中最基本的两种品质：自强不息的勇猛矫健和厚德载物的明丽柔顺。

（一）《易经》中刚健奋进的马形象

马作为大型牲畜，既是动物又是畜力，从出现开始就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视。到了东汉，马甚至成为“甲兵之本，国之大用”。所以，马善于奔跑且耐力持久的特点首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种勇猛矫健的特质，为“观物取象”的先贤所关注，成为《易经》中“马”形象的首要特点。

1.积极进取的马形象

马的形象首先作为《乾》卦的卦德出现。《乾》卦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健”为《乾》卦的卦德。“健”能“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乾》卦的象征意义，如果通过自然界的物象寄寓，首当其冲便是“马”。《说卦传》明确指出：“乾为马。”在此基础上，又取其“行健之善”为“良马”，“行健之久”为“老马”，“行健之甚”为“瘠马”，“有牙如锯，能食虎豹”为“驳马”。先贤仔细观察马行走过程中的状态，取马矫健奔驰的特性，在“善”“久”“甚”“牙如锯”等物理层面来显现马的勇猛刚健。在此基础上，采用“类族辨物”的方法，使得马的形象在“健”的层面上与《乾》卦同体异构，赋予了马这一形象最原始的内涵：行健。

《说卦传》在描述《震》卦时，也同样将关注点放在“马”上，选取了四种类型的马从“动”的角度来说明其“行健”。“为善鸣”，就是善于鸣叫的马，马在奔跑之前仰天长啸。“为作足”，冲锋陷阵之前，马儿跃跃欲试，前足高抬。“为馵足”“为的颡”则更具有一定的文学性。“馵足”就是左后足为白色的马。当马在奔腾时两足悬地，甚至都可以看到白色的左后足，说明骏马奔腾之健；“的颡”则是额白色的马。在战争中，战马冲锋在前一马当先，马额头上的白色清晰可见，比喻身先士卒，勇猛无畏。或仰天长啸，或策马奔腾，马在奔跑过程中不同的形态，较之于《乾》卦中的善行、久行更能给我们以动态的震撼。

正是由于在《易经》中马这样的品性，《大畜》卦九三爻曰：“良马逐，利艰贞。”《彖》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大畜》一卦，下乾上艮，九三爻取馬为象。《大畜》卦主君子刚健笃实，能日新其德，畜德尚贤。为此，程传注曰：“三以刚健之才，而在上者与和志而进，其进如良马之驰逐。”这里肯定了君子刚健笃实正如良马的品行，且以“逐”这样一个积极进取的动态词语来描写“良马”，强化了君子的这种品质，赋予了马积极进取的文化底色。

2.力挽狂澜的马形象

在《说卦传》中，《乾》卦和《震》卦从正面说明了马的行健，《坎》卦则是从相反的方向来揭示马的这一特质。《坎》卦多险陷之意，“为水，为沟渎，为隐伏”。在艰辛多难的环境里，马再次映入制卦者的眼帘：“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首，为薄蹄，为曳。”这样的生活场景在马的行走过程是经常出现的：道路泥泞难行，疲惫不堪的马儿脊背以下的部位陷入了泥坑当中，进退维谷。但是马儿仍然“亟心”、仍然“下首”，奋力拖拉，想要脱险。这一情景展现了虽然身陷艰难的境地但是仍然不轻易放弃的试图力挽狂澜的马的形象。

《明夷》卦中，取象于马所映射的内涵与此类似。其六二爻辞说：“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马作为挽救颓势的拯救者出现。《明夷》卦象征光明陨伤，表示光明由盛转衰。《易经》的第二爻位一般表示事物初初崭露头角，是要适度进取的。但是此时“左股被伤，行不能壮”，君子为了躲避祸患与猜疑，示弱避难的同时心中仍怀有光明，此时借助马的力量慢慢恢复，等待时机。马在这里象征君子可以借助的外部力量，遇险而救主，推动了事物向积极的方向发展，所以结果自然就是“吉”。

马在交通运输、军事战争中扮演着负重、疾驰的角色，于是《易经》中马形象的营构就有自强不息、力挽狂澜的憧憬。在这一意义上，“马”形象集中地成为依赖自身力量积极进取的符号，诉说着对君子刚健笃实品质的期待与追求。

（二）《易经》中明理柔顺的马形象

《系辞》以“刚柔相推，变在其中”来概括天地生生不息之理；“天地之间无往而非阴阳：一动一静，一语一默皆是阴阳之理”是朱熹研读《易经》的感悟；《周易正义》也主张“刚柔之气，所以改变会通，趋向于时也”。基于此，马的形象在《易经》当中也不仅刚健勇猛一种，明理柔顺是其形象内涵的另一重要层面。

1.柔顺适时的马形象

《说卦传》中定义“坤，地也”，又说“坤，顺也”。《坤》卦在自然界中的基本象征是大地，其最基本的品性是顺。所以《坤》卦卦辞曰“坤，元亨，利牝马之贞”，以被驯服后的母马作为其卦象，强化了《文言》中所提到的“坤至柔”的卦德。相较于公马而言，母马温顺、耐劳的品性更为明显，正如《彖》中所称赞的坤德“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母马就像大地一样，极为柔顺的品性能够流布四方，能够“含宏光大，品物咸亨”，在保全自己安静柔美但又坚贞的品质的同时能够尊重并推动万物的发展。这一层面上，马不仅有柔顺之美，而且能够因时而动，具有了“顺以从事”的美好德行，具有了柔顺适时的文化内涵。这是《易经》中马与刚健相呼应的柔顺明理的又一基本内涵。

2.谨慎明理的马形象

在柔顺适时的基础上，马形象在时空的配合下，慢慢有了向谨慎明理发展的趋势。

《易经》的马形象最密集地出现在《屯》卦中。《屯》卦一卦，马的意象在爻辞中共出现三次。《说卦传》明确《屯》卦的意义，“屯者，物之始也”，同时《彖》中有“刚柔始交而难生”的暗示，说明事物初生时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此时有险，险中生动，就必须谨慎的因时制宜，遵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行事。《屯》卦爻辞以马在嫁娶不同阶段起到的不同作用，体现君子向谨慎明理过度的趋势。“六二，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前来迎娶新娘的马车逡巡徘徊，踌躇不前。如前文所提到的，第二爻位主张在事物初展头角的时候适度进取。在迎娶过程中的迟疑不决踌躇不前，正是反映了在谋取时机，伺机而动。在外力作用的帮助下，终于下定决心“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最后，“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洳”，借助新人偕同回家预示时机成熟之后君子有为的美滿结局。《屯》卦借助马车在迎娶新娘过程中的迟疑不决、时机成熟之后的勇往直前以及最终迎娶到新娘的幸福美满过程中的不同状态，更加明确了马适时谨慎的特质。

在《屯》卦中，马的形象作为负重的畜力，作为婚嫁中的线索、中介身份而受到重视，展现出由柔顺适时向谨慎明理转化的趋势。《贲》卦中，则有意识地将马与君子类比，生成君子人格意义上的明理。

在《易经》时代，骑马乘车还是地位尊卑的标志，是社会财富的象征。这从《晋》卦中用良马来赏赐褒扬有功诸侯可见一斑。在《贲》卦中，制卦者借助出行的方式一方面表示所处的社会地位，一方面则用来表示出行者的品质。从开始处于初九时的舍车步行，只是纹饰自己的脚趾，舍弃不恰当的装饰，到九三时开始注重与人为善，既得人之美，又成人之美，以至于发展到六四时，“乃贲之盛极而反素质之时”，当人开始追求内心的美好德行时，外在的装饰所剩无几，所以此时与白马相配。此时出行的人，在经过不断的实践经历自我完善之后，知道何时何地为何事，逐渐具有了一种见机行事的判断能力。外化于行，便是“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少年身骑白马偶遇精心打扮的贵女，贵女发出感叹：“多么光鲜！一袭白衣多么亮丽！还有你胯下的白马，像一道白色的闪电。希望你不是轻浮浪荡之人，希望我们可以永结同心。”当君子人格逐渐完善并表现出来之时，文质彬彬，得到了游女之青睐，“终吉”。

母马柔顺适时，哺育生命，以柔克刚。制卦者以牝马之柔顺适时为基础，启示君子居贞守正， 以时进退，筑基养德， 坚守正道， 终会有所成就。

《易经》中的马兼具勇猛刚健与明理柔顺两种品质，两者恰到好处的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对“马”形象基本审美特质的认识，我们在后世的文学艺术作品可以较为清晰地见出这种强调“刚柔相济”的文化心理。

二、 《易经》中的马形象与尚马传统

无论是在中国文学史还是书画史，马都是出现最早的动物形象之一，它在人类的生活中起着几乎无法替代的作用。人类与马的关系十分密切，马的形象历来被赋予了极丰富的文化意蕴。历朝历代都涌现出了代表不同时代精神的马形象的作品，其中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悠久的尚马传统与《易经》中的马形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天行健”与积极进取的宝马形象

马积极进取的品性，是国人对马的首要印象，也是最被广泛继承的一种马的形象。无论是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士比骐骥的传统、汉代的天马崇拜还是后来文学中的宝马英雄抒情模式，都与积极进取的马形象密不可分。

这一现象，从马被驯服，殷商设置马师就可略见一斑。其实，早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他对优质马种的追求向往就已经与国家兴衰紧密结合在一起了。这种对优良马种的推崇到汉代甚至发展成为天马崇拜。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一眼就洞察到西域大宛国的汗血宝马。在战争中，汗血宝马相比于我国传统的马种，是一种更擅长于载重的战马。所以汉武帝不惜重兵，前往西域夺取被他称之为“天马”的马种以改良中原的马。在某种意义上，马在汉民族与西域的文化交流融合中起着不可忽略的缘起作用。马作为当时的主要交通工具，其在游牧民族人民心中的崇高地位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是很容易会影响到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的。所以即便是在诗歌较不发达的西汉，武帝也有两首咏天马的诗。宝马在武帝的眼中不仅是马，而且是大汉国力强盛、德威有加的标志。

在唐之前，专门咏马的作品很少出现。从分散各篇的马形象来看，马在军事、狩猎、嫁娶、祭祀、礼仪、杂役等各项事务中都扮演着很重要的作用，但也同样是积极昂扬的。曹植《白马篇》中，飞扬的白马是意气风发的游侠形象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到了唐代，随着社会政治以及文学审美的发展，马意象开始丰富起来。据统计，在《全唐诗》中，仅咏马诗就有一百二十余首，遑论分散在各篇章中的马意象了。对唐人来说，马的主要功用在于对边疆的防卫和开拓。于是，在盛唐边塞诗中，马意象集中地反映了唐人对于建功立业的追求。文学作品中的马雄姿英发、气度不凡，即便有牢骚，也是慷慨激昂的风貌。杜甫诗中“头上锐耳批秋竹，脚下高蹄削寒玉。 始知神龙别有种，不比俗马空多肉”的马外形英武，雄浑武勇。而李贺的《马诗二十三首》则直接以宝马对英雄“吕将军，骑赤兔，独携大胆出秦门”。这事实上是我国悠久的宝马英雄情结，穆天子的八骏马、项羽的乌骓、唐太宗的昭陵六骏，赤兔马最后追随了关羽……宝马英雄，两者相得益彰，马与人的威力品性紧密结合，默契配合，共同成就勇武的佳名。

即便在和平时期，尚武的唐人不少玩乐活动也离不开马。在《杜阳杂编》《唐语林》《封氏闻见记》中有皇帝打马球的记载。人马配合，引人入胜。马球，需要人与马的合作默契，这种活动也是对于人的能力和自信心的一种激发。像马球这样的体育活动，身体下坐骑若不听使唤是很容易出事的。在《封氏闻见录》还记载说当马跑得过快之时，可能会出现受伤甚至丧命的情况。这样的描述并非夸张。同时，因为旁边有许多观众，可以充分满足参与者的表现欲。于是，打马球的过程中，也就是个体内在的豪气的外化过程，许多人爱之若狂，甚至打球成瘾，从而蔚为一时风气。即使从观众一方的别致视角，女诗人鱼玄机也有《打马球》一诗：“坚圆净滑一星流，月杖争敲未拟休。无滞碍时从拨弄，有遮拦处任钩留。不辞宛转长随手，却恐相将不到头。毕竟入门应始了，愿君争取最前筹。”杨巨源也有类似描绘这种马球比赛场面的诗，竟然把比赛与国威想提并论。蔡孚在《打球篇》描绘马球竞技的热烈场面是，特意写道：“容色由来荷恩顾，意气平生事侠游。”为什么会把竞技活动与“事游侠”相提并论吗？这是因为豪侠之气本身就是一种群体活动所激发的气概，“游侠”的群体心理暗示作用不可低估。在马球运动中，豪侠之气自觉不自觉地流露，与个人才能结合，构成了一种豪侠义气的社交活动，从中更培育了豪侠对马的亲近感。

及至清代，随着中西艺术的交流加强，马意象受到西方艺术的影响，在绘画中表现明显。随着一大批外国画家到宫廷任职，一部分中国传统的马绘画开始带有了一些西方的油画色彩，更有一些画家屏弃了以往严谨公正的画风，开始了奔放的写意马，其典范形态是任颐的《洗马图轴》。近代的徐悲鸿更是在此基础上结合西方的马体解剖透视，以大写意画马，突破了士比骐骥的传统，赋予了马深刻的情感和厚重的時代精神，充满了激励人心的感召力。

在民间传说中，最给人以积极奋进印象的马的形象是《西游记》中的白龙马。白龙马由龙化来，天然给我们以刚健奋进的印象，在唐僧师徒四人取经的过程中也可以说是最忠实的见证者和实践者。同时，在取经路上它又默默奉献，任劳任怨，透露出柔顺明理的一面。

（二）“不得时”与身陷困顿的老马形象

《易经》从本质上来讲是一本卜筮之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是为了预知未来，趋吉避凶，所关涉的时间维度自然不言而喻。同时，其中也积累了生民的智慧，也是一本哲思之作。其文本中密集着对“时”的大量感叹和论述。在易学史上，或结合天文历法把人的各种时间经验纳入对卦爻辞的理解，或结合人伦事理畅议时与生命、人伦和社会的意义。《易经》以及由它衍生出来的易文化所蕴含的时间观念，某种程度上而言，在中国文化结构中有着基础的意义。当这一意义与马、与中国士大夫长久的不遇相结合，就有了中国文学中的老马、瘦马乃至于病马的形象。

中国文人自先秦时期起就以骐骥自许，这一象征意义的基石可以追溯到《战国策》中“士不遇”的寓言。在姜亮夫先生的《楚辞通故》中曾经归纳出《楚辞》中出现了十八次的“骐骥”一词都表达了相同意义，即君臣的矛盾冲突。在历史的发展中，骐骥不遇一直延续。当文人用宝马来表达昂扬奋进的精神时，作为相反意象的老马、瘦马则慢慢被用来表现才华横溢却无人知遇的压抑心情。

诚然，在最初的“老马”形象中，仍然是有刚健进取的精神蕴含其中的。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曹操的《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而不衰，老而益坚。这种精神正是乾之“健”所在。即使到了南朝，诗人陈炯的《咏老马》也颂扬了老马虽然老而见弃，病而无用，但是仍然“寻途尚不迷”，仍然是有“老马识途”的价值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当骐骥固化为对人才的代称时，暗示其内在价值失落的老马、病马、瘦马形象不可避免就失去了其中所蕴含的刚健精神。这一抒情模式的真正定型应当是在唐代，以杜甫的《瘦马行》为代表。诗中，杜甫以瘦马自况，吐露了自己的委屈与企盼，甚至由于这样形象化的固定，有人将“老马”意象作为杜甫本人的一个缩影。此后，韩愈、元稹等多有用非常态的马来形容自己的生存焦虑的诗篇。诗人、画师将马视为理想，而理想在现实中不免受委屈。所以文人情怀，从“以马为师”开始，经由“神骏难得”，再到“老死槽中”，这一心路历程无疑是痛苦的。

这与马身上具有的积极进取之特点似有不合，深入地看，会发现这种情况是“不遇时”造成的，而得不得“时”正是《周易》的核心思维之一，同样的“马”在不同的爻位上，亦即在不同的时机，身上所体现出的品质，会有所不同，在不遇明主、或遭遇乱世时，往往会显示出谦逊柔顺，淡去锋芒的一面，甚至因长久不得时而成为一匹“瘦马”“病马”，但是内里，马仍然怀揣着腾跃而起，刚健奋发的志向，一旦时机发生变化，“病马”则又可变化为“天马”“健马”，这种同一动物形象兼具两种看似对立的特质的情况，实际上反映了《周易》当中“待时”“对立统一”的矛盾互相转化的思维，也是《周易》为文学艺术创作带来的重要启示之一。

（三）“震”为君与奋力救主的义马形象

马与人类有着非常悠久的共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古代文人将马作为动物方面的力量、形体方面的特长与人类伦理楷模标准所紧密结合，并且常常与智勇双全、处变不危的“人君”相伴出现，并在关键时刻救主人于危难之中，成为人主国君的生死辅翼，乃至于杜甫有诗曰马“与人同生亦同死”，形成了非常丰富的“义马”传說。

“马”与“君主”之间的密切联系，在《周易》里面已经有所揭示。据统计，“马”的形象出现的地方，《震》卦的频次最高。震有马象，震亦有君主之象，在《周易》的卦象体系里，同一卦的取象往往具有性质上的相通性，因此君主和马同时出现，根本上是因为二者身上都具备的智勇兼备、积极进取、如有天佑的特质，因此义马救主，脱离险情，也成为后世小说作品中较为普遍的主题。

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义马传说应当是《三国演义》中刘备为的卢马所救的情节。这一传说是有所本的。《异苑》中曾记载苻坚落下山涧，多亏义马垂鞍解难。在后来的传说中，任焕、孙坚亦有类似的为义马所救的经历。在先唐的野史趣闻当中，义马扶主救主的故事愈来愈传奇。到唐宋，借助神话仙话的思维模式，使得俗文化中的马传说受到人们的重视，派生出了更多的趣闻。唐代多有义马殉主的情节，《大唐西域记》中甚至还有异域天马救人于难的故事，甚至在《太平广记》中有因为爱马而幻化为马的妇人……马作为一个典型的意象，其实也渐渐地从君主贵胄走向平凡人身边，与人世间的情感恩怨的结合日趋紧密起来。

三、结语

《易经》中马形象的文化意蕴生成，得益于《易经》“观物取象”的思维和丰富的卦象体系。虽然在《易经》中，马的“取象”共出现了十二次之多，其作用各式各样，但其中有六次是与《震》卦有关，六次与《坎》卦有关，所蕴含的品格分别对应了刚健奋进和明丽柔顺两种。而且，主流皆是与儒家进取精神相对应的刚健奋进之象，或多或少忽视了马明丽柔顺、适时谨慎的内涵。另外，马的形象在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当中逐渐融入人马关系，带上了不同群体的心理和意识，尤其是士大夫自身的人格理想与价值取向。

王弼在《周易略例》主张“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于是发生了《周易》研究史上著名的“王弼扫象”。王弼对《周易》当中的意象作了一个大扫除，只留下了理念作抽象思维，而减损了《周易》为审美艺术宝库的价值，其学术研究意义固然很深远，但是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当下发掘《周易》中非常丰富的形象，开启由形象所引起的令人怦然心动的审美思维，有助于展现中国古圣先贤极其睿智、简洁而富有感发生命力的表达和智慧。

参考文献：

[1]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 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

[4] 李贺.昌谷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

[5]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6] 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7] 程颐.伊川易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8] 胡司德.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M].蓝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作 者： 任卫洁，南开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

编 辑：水涓？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