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王恽散文中的文体论较为丰富。首先，其以经、史为正体，以杂文等为小道。其次，王恽辨析了各种文体特征，提出不同的创作要求。此外，王恽还记录了王磐、李德之等人对不同文体相互影响的讨论，客观上保存了元人对文体的认识。王恽的文体辨析为元明的文章辨体思潮勃兴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王恽 文学 文体论

王恽（1227—1304），字仲谋，元代前期文学家。有《秋涧先生大全集》行世。师從大儒王磐，曾得元好问指授，文学上一生追摹元好问。他著述丰赡，各类文体皆有涉猎，其散文中有很多对文学理论的思考与探讨。王恽身处此时代，常常反思二师教导，奋笔创作，揣摩文法。当前学界对王恽的文章功用论、审美观都有了一定研究。而在文学本体观和散文文体论方面，目前研究者尚少有涉及。

中国文论中很早就有对于文章体类的辨析：较早的文章辨体是诗赋两种文体的辨别，在刘向的《别录》、刘歆的《七略》中，诗赋已分列，扬雄对诗赋也有明确的文体划分意识。曹丕《典论·论文》将文分为八体，各有特点。其后陆机的《文赋》采用十分法，对各种文体特点的概括更加细致，指出“诗缘情而绮靡”a，在“诗言志”外开了“缘情”一脉之先声。刘勰《文心雕龙》对每一种文体都做了正本溯源的论述，指出创作特点。蒙元前期成体系的、较有代表性的论者是郝经，他将文章分为易部、书部、诗部、春秋部四部共七十二类，这种分法极致详备，但也有琐碎之嫌。王恽对文章文体的探讨相对零散，但对认识元人的文章辨体意识很有价值。

首先，王恽的文体观中以经、史为正体，而以杂文等为小道。《屏杂说》细致论述了文章正体与杂学小道的区别：

戊子夏六月庚伏有七日，发藏曝书，得杂文百余帙。睨而视之，皆予稚岁所阅习，多曲学小道，废日力不少，不觉喟然曰：“两汉而下，学无师传，安宅旷而弗居，正路舍而弗由者，其我之谓乎？使君老而困，困而无所成者，职此之由，务于初而害其大之为也。”……天其或者果汝之贤，而有全经全史在焉，溯流探源，采剥其华实，咀嚼其膏味，少有所得，以之修身齐家，推而及于物，将见终身有用而不克尽者，尚何以他为哉？b

这里所说的经、史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体裁，但这样明确的以“经史”为正、以杂文为曲学小道的文体观，昭示了他在文体选择上的偏好。他要求文学作品在文章体裁的选择上要倾向于先秦两汉以经、史为典范的文体，如诗、书、颂、议、论、训、诰、誓、命等，而轻视书写情怀的辞赋、散曲，甚至是描摹市井百态的杂剧等。王恽这种正统的文体观源于他的家学师承、学术底蕴、人生经历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传统儒家身份和理学的内修心理，决定了他对传统文体的选择。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元代上层统治者提倡实用，反对“无用”之学。元代的文化政策始终偏向于实用主义文艺观，元朝科举标准一直是“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c，因此，元人始终“忧贱生于无用，而呼吁有用之文”d，王恽重经史而轻小道的文体观与政治导向息息相关。

其次，王恽辨析了各种文体功用，提出了不同文体的创作要求。从《典论·论文》至《文心雕龙》对文体的辨析都伴随着对其文风的鉴别与创作方法的讨论。王恽的文体论多是针对一些实用性文体，他的评论主要是从各种文体的功用、风格、创作方法等方面进行的。

《秋涧集》卷四十四《自得》载：

志者，发其心于内，故纳诸圹中以告化者。碑者，表其德于外，故植诸神道以鉴来者。又曰：“志者，纪其心之迹也；碣者，揭其事之著也。”e

又，卷四十五《迁固纪传不同说》：

余故曰：子长之所以纪，笔削历代之史也。其意盖以历年相承，不可中阙，犹存夫以月系时之法也。孟坚之所以传，先汉一代之史也。余故曰：二体有不得不然者矣。若宋儒之论，恐求之太过耳。f

又，卷九十三《玉堂嘉话》卷一：

洛阳竹斋先生李得之云：“制、诰二体不同。宣辞必须散，诰辞乃用四六。今宣词皆作四六，非也。盖宣则王言亲谕，诰则牒奉敕行。如蔡正甫作《道陵谕孟宗献辞》云……其诰如狄梁公、颜少师、李文饶等词，唐人纯用四六是也。”g

又，卷九十六《玉堂嘉话》卷四：

鹿庵云：“青词主意，不过谢罪、禳灾，保佑平安而已。”h

以上引文，论及了志、碑、碣、纪、传、制、诰、青词等文体。从文体功用的角度看，王恽认为：志的作用是“纳诸圹中以告化者”，碑“表其德于外，故植诸神道以鉴来者”，碣“揭其事之著也”，青词“谢罪、禳灾保佑平安而已”。这些文体是人们经常使用的应用性文体，王恽对各种文体功用的把握是准确的，志侧重于记心迹，碑重在表品德，碣重在写事迹，青词用在谢罪保平安。对于史家常用的纪传两种文体，王恽认为司马迁和班固对这两种文体的使用，与他们各自所写内容与所处时代有关。司马迁《史记》写的是历代之史，重在于“史”，需要历年相承，以事系时，所以用“纪”体；而班固《汉书》所写只是一代之史，重在写一代人事，所以用“传”体。

在文体形式和创作要求上，王恽认为宣辞必须散句，诰辞乃用四六。但是，通过王恽的论述侧面可以知道，制诰在元代写作形式上已经不再严格了。即当时作者们在崇尚形式的四六骈文的影响下，宣辞也多用四六对文的形式。 此外王恽还记载了时人在其他文体的写作上的要求，卷九十九《玉堂嘉话》卷七载：

鹿庵云：“论与议体式一般，亦是《冒原将症节》，但论入作独句直下，不似义两句扇对而入。如麻先生《汉书贯五经论》，最明白得体。”i

议、论两种文体不同，曹丕从风格论上说“奏议宜雅”， 陆机说“论精微而朗畅”j，刘勰说“述经叙理曰论”k，“周爰咨谋，是谓为议”l，创作上的区别在于“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m。刘勰对论与议的辨析是从整个文体创作的大方向上来规定的。王恽转述其师王磐的见解，王磐认为“论入作独句直下，不似议两句扇对而入”，仅仅是从形式上来下结论的，“论”多为单句，而“议”多对句，层层而入。王磐的这一观点是通过自己的阅读、写作实践总结出来的。这一规律不是绝对的，但是也足以反映出时人对这两种文体写作风貌的认识。

最后，王恽还记载了其师王磐对文体间关系的讨论，提出人物传记与碑志之间的相似性，揭示了文体相互影响的现象。卷九十四《玉堂嘉话》卷二载：

鹿庵先生曰：“前汉列传多少好样度，于后插一铭词，篇篇是个碑表、墓志，作者观此足矣，不必他求。”曹南湖亦嘗说作铭辞法度，谓如一人有数事好处，取其重者论之。及详《史》《汉》论赞，其原盖出于此。n

传记与碑志之间有深层的文体演进关系，这是后代文体论者们热衷讨论的话题之一，王恽和其师这段话，对后代的文体论有较好的启发意义。碑表墓志等文体的创作，当以史书中写列传的手法为典范，重点突出其中人物的事迹、品德，而行文简洁有体。铭辞法度之作，要注意裁剪，事迹的选择要具备代表性，而不是毫无选择地罗列。这类文体，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以“铭诔尚实”一句来概括，陆机《文赋》中说“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o。刘勰《文心雕龙》中说：“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p由此观之，王磐这段对碑表墓志创作方法的讨论，与刘勰所指出的最为近源。其认为碑铭等体都要借鉴史传的方法，序与铭都与碑铭有相通之处。

王恽在文体观上以“经史”之体为贵，对文章各种体裁都有自己的思考。元初，甚至整个元代的文论史都很薄弱。王恽的这些观点，有的涉及文体功用特点，有的涉及形式特点，虽然未成体系，但表明了元代前期文人的文章辨体意识逐渐增强。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潮的出现并非一蹴而就，元代到明代文章辨体意识逐渐鲜明，涌现了很多文章辨体著作，王恽和其师王磐的辨体讨论，为其后的文章辨体理论做了很好的铺垫。

ajo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66页。

befghin 王恽著，杨亮、钟彦飞点校：《王恽全集汇校》，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157页，第2016页，第2138页，第3788—3789页，第3879页，第3951页，第3801页。

c 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18页。

d 魏崇武：《忧“贱生于无用”而呼唤“有用之文” ——元代初期文学功用观的时代特征之一》，《民族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

klmp 刘勰：《文心雕龙》，王运熙、周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26页，第437页，第327页，第214页。

参考文献：

[1]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 王恽著，杨亮、钟彦飞点校.王恽全集汇校[M].中华书局，2013.

[3] 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4] 魏崇武.忧“贱生于无用”而呼唤“有用之文” ——元代初期文学功用观的时代特征之一[J].民族文学研究，2010（1）.

[5] 刘勰.文心雕龙[M].王运熙、周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基金项目： 南通大学杏林学院科研基金项目：元明善《清河集》重辑与研究，项目编号：2017K216；2017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研究成果：元明善《清河集》重辑与研究，编号：2017SJB2204

作 者： 余敏，南通大学杏林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金元文学。

编 辑：曹晓花？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