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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外语教育中思辨能力研究热点与趋势

2020-02-04周洁

文教资料 2020年31期
关键词:外语教育可视化分析思辨能力

周洁

摘   要: 本文以CiteSpace为分析工具,对知网1998年—2018年外语类核心期刊主题为思辨能力的94篇论文作梳理,分析关键词共现图谱和作者知识图谱。研究发现,国内思辨能力研究论文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研究对象主要为英语专业学生,研究热点包括思辨能力培养模式、缺失原因和量具构建,指出我国思辨能力研究存在的不足及未来研究方向。

关键词: 思辨能力   可视化分析   外语教育   培养模式

1.引言

思辨能力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国,现已成为欧美国家探讨未来教育方向的核心议题。鉴于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目前对思辨能力还没有统一界定。近三十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高度重视思辨能力相关研究,主要内容包括:(1)定义的界定;(2)量具的构建;(3)思辨能力培养及有效性的探讨。我国外语教育界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关注思辨能力,黄源深(1998)最先提出国内大多外语学习者患有思辨缺席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将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作为我国教育首要任务之一,特别强调教育应注重学思结合。因此,以培养创新思维为主的思辨能力研究逐渐引起国内外语教育界的关注。本文对已有成果进行梳理,找出现有研究的不足,指明未来研究走向。

2.研究方法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13种外语类核心期刊,并采用CiteSpace软件对检索得到的有效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

2.1数据来源

笔者以思辨能力为主题词,检索范围从1998年到2018年,对中国知网13种外语类核心期刊上收录的论文进行检索。剔除与主题词不相关的文章,得到94篇有效论文。

2.2分析工具

本文采用CiteSpace作为研究工具。该软件呈现分时、多元和动态可视化等特点,能探测某领域主题发生突变,把握研究前沿。

3.研究结果和讨论

本节主要从年发文量趋势、关键词共现图谱和作者知识图谱三个维度分析讨论。

3.1年发文量趋势

1998年—2018年,我国外语界思辨能力研究的年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数量参差不齐。

如图1所示,我国外语教育中思辨能力研究的年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1998年—2008年间处于起步阶段,2009年开始大幅度攀升,接下来趋于稳步增长阶段,2015年达到顶峰。首篇有关思辨能力研究的文章发表于1998年,黄源深指出国内英语专业学生普遍患有思辨缺席症。2000年—2007年论文总量仍较少,年发表量共5篇,表明这期间是我国外语界摸索思辨能力与外语教育结合的起步阶段。2008年—2010年发文量11篇,说明这期间处于快速发展阶段。2011年—2018年发文量开始增长,总计78篇,约占总量的83%,表示国内教育部门已意识到培养思辨能力的必要性。

3.2关键词共现图谱与研究热点

关键词是对全文内容的高度提炼,对某领域关键词共现分析,有助于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热点(黄琼珍,2014)。

近年来,如何将思辨能力融入教学是外语教育者关注的问题。有学者提出我国学生患有思辨缺席症的原因在于教学过程中语言技能课程设置的比重过大,也有学者声称这未必会妨碍学生思辨能力的发展(李莉文,2010;孙有中,2011)。对文献梳理后发现思辨能力与具体教学课程的融合主要体现在写作、阅读、口语等教学中。

(1)在写作教学方面,孙有中(2011)认为写作是促进学生思辨能力发展的有效课程之一,随之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国内学者主要从读者意识的培养、借助网络平台辅助写作教学及写作思辨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建构等方面论述思辨能力的培养(李莉文,2011;李文婷,2012;余继英,2014)。同时,其他学者论述了在写作教学中除了重视语言因素的贡献外,还要关注思辨能力带来的积极作用(高霄、文秋芳,2017)。更多还原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如何将思辨能力培养与写作教学融合,指出思辨能力有利于内容知识的选择和运用,对写作成绩具有显著影响。

(2)在阅读教学方面,许多学者提倡在阅读过程中,教师要注重问题引导、小组讨论及读写结合环节,该方法有助于二语教学中重视语言技能训练、忽略思辨能力培养现状的改变(韩少杰、王小英,2009)。另外,杨莉芳(2015)依据Bloom认知能力分类模型分析了阅读课堂教学中的提问特征,结果显示不同教学阶段对思辨能力培养效果不同,提出波形轨迹提问模式有助于学生思辨能力的发展。

(3)在口语教学方面,国内研究者对口语与思辨能力的研究主要是理论研究和教学经验的介绍(彭青龙,2000)。在口语教学中,研究者提出了许多培养思辨能力的方法,比如借助反思日志、人际交流学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宋毅,2012;林岩,2012)。同时,有研究者在国内某高校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论证了辩论式口语教学对思辨能力的培养能产生积极影响(刘航、金利民,2012)。

由文献分析可知,我国思辨能力培养与英语专业课程的整合偏向于语言技能类课程,结合知识类课程相对较少。在二语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是外语教师的终极教学目标,是国家对培养具有思辨能力的创新型人才的现实需求。

3.3作者共现图谱分析

作者共现图谱可帮助读者了解某领域具有影响力的作者群体与作者合作情况,把握研究的新动向(李红满,2014)。

由图可知,发文量居前作者分别为文秋芳、王海妹、王建卿、劉艳萍和赵彩然,他们之间的连线密集,表明合作研究多。文秋芳与张伶俐、孙旻分别存在合作研究关系。发文量最高的是文秋芳,总计9篇,她是研究思辨能力量具的领军人物,首先构建理论框架,接着进行先导性研究,然后修订量具并检验信度和效度,最终研制出多套中国思辨能力量具(文秋芳等,2009;2010a;2010b;2014)。

图3可知,国内致力于思辨能力研究的作者所在机构主要分布在北京、河北、山东等北方省市,尤其以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研究者群体最突出,发文量共25篇,占总数21.2%。其他省市有关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亟待引起更多南方城市学者关注。

4.研究的问题与展望

思辨能力概念在我国出现已有20年,国内外语教育界的思辨能力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现行研究还存在不足,值得深入思考。

4.1我国思辨能力量具设计不够全方位

2010年,文秋芳带領团队根据先导研究测试的真实数据,对其编制的思辨能力量表进行修订,紧接着在全国十几所高校开展信度与效度的测试。修订后的量表基本符合要求,这是唯一一个由国内学者编制的量表。但信度和效度仅基于部分学校学生的数据,且未投入实际教学中,对全体目标人群适用性不高。期望不久国内研究者能研发更多科学的量具。

4.2研究对象集中为英语专业学生

外语类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中有关思辨能力的研究对象主要为英语专业学生,一定程度忽视其他教育阶段的学习者。从我国外语教育的阶段性来看,较早从幼儿园就已开始,贯穿小学、中学、大学阶段。在中小学阶段,学生的思维逻辑逐渐形成,对事物判断已有初步的认知能力,可对他们进行思辨能力基础教学;在高等教育阶段,学生认知能力随年龄增长趋于成熟,可以进行强化训练。因此,研究者应拓宽研究对象范围,在各个外语教育阶段展开研究。

4.3国内缺乏思辨能力培养相关教材

我国思辨能力教育仍然与通识教育融合,还未设置系统的思辨培养课程。教师一般以听说读写译作为主要教学方式,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不应总依赖课堂上的书本。因为书本中蕴含的思辨技巧一般是零散的,所以编制系统的思辨能力教材对于更好地实施外语教育工作至关重要。目前市场上虽已有关于思辨阅读和写作的教材,但没得到广大高校的选择使用。笔者认为研发各个教育阶段的思辨能力教材,并单独设为一门课程进行教学十分有必要。

5.结语

本文对1998年—2018年中国外语教育领域的思辨能力培养研究现状进行了可视化分析,从定量和定性角度较为客观地揭示了二十年来国内思辨能力研究的基本趋势。首先,通过分析外语类核心期刊上年发文量,结果显示,相关研究经历缓慢起步、大幅攀升和平稳发展等三个阶段。其次,通过关键词共现和作者知识图谱分析,发现该领域领军人物基本来自发达城市,并围绕如何利用具体课程培养学生思辨能力和研发量具展开研究。目前我国外语教育思辨能力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1)我国思辨能力量表的设计未全方位展开;(2)研究对象集中在英语专业学生;(3)我国高校缺乏专业的思辨能力教材。期待科研人员能有效运用现代信息化技术全方位开展量具设计、拓宽研究对象范围、编制系统规范的教材,产生更多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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