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文章与时高下”说及其学术价值

2020-02-04王鲒秋

文教资料 2020年31期

王鲒秋

摘要：刘禹锡“文章与时高下”说是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之外一个不为人所熟知的论断，揭示了文学发展与时代之间协调、一致的一面，暗合时代塑造文人精神风貌，从而影响文学作品格调的问题，弥补了刘勰论断的不足，具有批评史意义和文学史价值。事实表明，这种现象在文学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足以构成对刘禹锡此说的佐证。

关键词：刘禹锡文学时代

《文心雕龙》有著名的《时序》篇，探讨文运升降问题[1]（394）。此后，唐人刘禹锡又提出了“文章与时高下”说，在刘勰之外别立一义。本文之前，已有詹冬华《“与时高下”：考察古代文变观的一个时间性视角》（《江淮论坛》2004年第4期）初步探讨了这一问题，但重在文学和时间关系的深层思考，本文转而揭示刘氏此说的思想内涵和学术价值。

一、“文章与时高下”说的思想内涵及生成基础

“文章与时高下”出自刘禹锡《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八音与政通，而文章与时高下。三代之文，至战国而病，涉秦、汉复起。汉之文，至列国而病，唐兴复起。”[2]（1061）这是刘氏长庆元年（821）为柳宗元文集作序时说的，此时他50岁，反映了他的晚期思想。其中文章是文学的同义词，文非狭义之文，而是广义的大文学，包含一切文体[3]（26）。“时”指某个大的时代，意思是，国家在某个政局稳定时期，文学也同步共进，呈现“共时性”状态。刘氏所说，是一种宏观大局。就如文学史上的“盛唐气象”，只代表唐代某一阶段，不代表整个唐朝，赋予“盛唐”实在意义的，宏观上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微观上包含教化、思想、风气等。可见，决定时代风貌的，不是某个具体方面，而是囊括平行时空存在着的宏观微观一切元素。“高”有二义：既指文学的总体成就之高，又指作品格调器局之高，呈现出一种意气昂扬、精神奋发的风貌，恢弘壮阔气象。相应的，“下”指文学的总体成就低，文学作品格调低。

刘氏此说以前，更知名的是《文心雕龙·时序》篇，重在讲历代文学演变，指出从唐虞到南齐，文学共经历了九次变化，发展轨迹总在质朴与文雅之间浮动，存在代际的更变。但刘勰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文学时代差异的原因分析上，对时代和文学的关系说得有些笼统和简单化，这为后人的探讨留下了空间。

正是基于此，刘禹锡才提出此说，对刘勰论断加以弥补，更强调文学与时代发展协调、一致的一面，即当国家强盛，经济文化达到较高水平时，文学相应达到高水平，文人精神风貌奋发，创作时底气十足、情感饱满、文辞刚健、立意高远、境界宏阔、气象雄伟，作品随之格调高昂;反之，国家经济衰落，文人心态低沉，文学创作便由外放转向内省，格调变得凄苦、哀怨。类似现象不止一次出现，佐证了刘禹锡见解的正确性。恩格斯指出：“文学艺术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由经济基础决定。但二者之间并不同步，文学作品反映的时代精神可能超前，也可能落后。”历史上，文学与社会经济发展多次呈现出这种不一致，汉武帝、隋炀帝、元世祖、明成祖、乾隆朝，中国国力都达到高峰，但文学并未同步发展。也有经济衰退，而文学却获得极大成就的时期。可见单纯强调某一方面是片面的。

《文心雕龙·时序》肯定帝王修为对文学的影响，但忽视了时运、国运对文运的影响，没有注意到二者还有正相关的一面。刘禹锡生当唐代国运衰而复振的中唐，看到大批文学家受时代精神的鼓舞，作品具有昂扬奋发、铺张扬厉的气象，类似盛唐诗文那种宏伟盛大的格局，复现于中唐。加上他是一个长于对历史和文学进行冷静客观审视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看问题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悠远的历史眼光，因而在刘勰旧说之外，提出了这一新说。

劉禹锡《董氏武陵集纪》中谈道：“诗贵含蓄，境生象外。”强调含蓄深远，意在言外。王昌龄也重视诗境，提出“诗人观物，有物境、情境、意境三种境”[4]（77）。（《诗格》）刘禹锡的前辈皎然也重视诗境，其《诗式·取境》条曰：“取境之时，需至难至险，始见奇句。”又曰：“诗人诗思出发，取景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4]（77）刘禹锡童年时，曾执笔砚陪皎然、灵澈一起吟咏（《澈上人文集纪》），必然会受皎然诗论的影响。不过王昌龄、皎然所谓“境”，是指诗人构思时涌现的意象境界，这个头脑中的意象和境界反映在社会层面，就是“文章与时高下”中“时”的文学批评表达。刘禹锡是一个立志从政的人，希冀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格外关注国家大事，对社会大环境有敏锐嗅觉。结合皎然上引主张，表明刘禹锡能认识到境界物象对作品格调器局有影响。追溯探讨，他就因从小受皎然影响，形成对“境”的独特体悟，又由于他本人关注政治时事，因此能体悟到文章受社会环境影响，形成“文章与时高下”说。

二、“文章与时高下”说的理论突破

刘禹锡此说，其实早在先秦就有根牙。《礼记·乐记》有“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5]（1456-1457）的著名论断，强调文艺作品与时运盛衰密切相关。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进一步把文学与时代联系起来，说诗歌的文辞情理，跟随时代而变化，文章变化受社会情势影响，它的兴衰也与时代更替相关。“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孟轲宾馆，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邹子以谈天飞誉，驺奭以雕龙驰响”[6]（398）。“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6]（399）。所举例子主要强调统治者倡导对文学风气的影响，但对这个问题强调过度，没有看到其他方面。刘禹锡“文章与时高下”说在此基础上另立一义，有着自身的理论价值。这体现在：

其一，指出了文学与政治经济发展协调的一面，即经济文化达到一定高度，文学也会达到高潮，有助于人们认识文学内部运动的规律。刘氏所说的现象文学史上多次出现。南朝梁武帝时，国家经济文化水平高，同时期的诗歌水平也高。名人有沈约、谢朓、王融等八友，以及阴铿、何逊等二十余人。文学集团有梁武帝皇宫，萧统东宫、萧绎王府，萧纲王府等，盛极一时。唐天宝年间经济繁荣，文学达到顶峰，名家有孟浩然、李白、杜甫、王维、王昌龄、高适、岑参等。唐宪宗元和年间，国家中兴，文学也名家辈出，达到唐代文学第二个高峰。老一辈有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皇甫湜，张籍、王建、李绅等，年轻一辈有李贺、李德裕等。除了作品质量好、数量多、影响大外，其中一些人对文体发展也有重要影响，有各自的文学主张，为中国文学增添色彩。

以上是说总体成就之高，此外，“文章与时高”还体现在作品格调高。依托强大的国家、繁荣的经济、昌盛的文化，文人变得昂扬风发，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内化为一种气质，在作品中呈现出一种自信心态、大国气象。例如李白的诗，就是伟大时代的产物，这不能仅仅理解为个人才华气质，也有时代和国家的原因，国家强盛使得他底气十足，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7]（1787）、“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7]（1740）、“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7]（1684）等名句，气象万千、豪气干云，除了自身性格外，和当时环境也密不可分。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7]（1279），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7]（2849），都应作如是观。宋喻良能《次韵王侍制读东坡诗兼述韩欧之美一首》：“文章端与时髙下，列国有风周有雅。建安气质混不伤，齐梁纷纷堪斗量。”[8]（26940）很有说服力。元刘将孙《天下同文集序》：“呜呼！文章岂独可以观气运，亦可以论人物。予每读汉初论议、盛唐词章及东京诸老文字，三千年间，混一盛时，仅此耳。彼乍合暂聚者，其萎弱散碎，固不得与于斯也，然此盛时作者如浑河厚岳，不假风月，为状如偃松曲柏，不与花卉争妍。风气开而文采盛，文采极而光景消。梦得之言之也，不自知其盛者已及于极也。”[9]这些言论，都从不同层面佐证了刘氏此说的正确性。

“文章与时下”是指经济文化水平衰退，文人创作也呈现下行趋势，作品显得精致、细腻。当国家混乱，人民缺乏安全感时，人们便不自信了，创作底气不足，写作向内心化、细腻化转变。晚唐五代国运一蹶不振，士大夫精神风貌也大不如前。诗人情怀压抑，诗格也悲凉空漠。宋末国运危迫，文学也格外哀苦，这些都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是“文章与时下”的表现。几乎在每一个大的时段，都存在这种现象：当国家经济文化达到一定水平后，整个文学也会跟着隆盛。当国家衰乱危亡之际，文学也表现出哀苦情调。南宋末此类作品很多，张炎《八声甘州》、刘辰翁《兰陵王》等，莫不情调凄伤，“余音更苦”，是对刘氏此说的有力佐证。

可见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存在“与时高”和“与时下”两种情况。当国家经济昌盛、文化发达时，士大夫的心态会改变，文章格调也会高扬。持此说去观察“盛唐气象”，可以看到其中的合理性。大唐帝国强盛之际，文学也恢弘盛大，这都呈现一致性。宋代也有繁盛时段，北宋后期，以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为骨干的“元祐”文人群体，以文学活动为纽带，交游唱和，形成令人瞩目的“元祐文坛”，反映了北宋盛世文学成果和文人面貌[10]（140）。南宋前期国运中兴，文坛上也出现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中兴四大诗人，同东都诸老相比并无愧色。乾道、淳熙、端平之际，朱熹、张栻、吕祖谦、真德秀、叶适、陈亮、魏了翁等十多位名家相继出现，纷纷以道术自任、以文学自鸣，亦不可谓全无人。

其二，有助于认识文学发展“格调论”的合理性和片面性。刘氏此说的历史基础和逻辑起点，是先秦古人说的“声音之道与政通”[5]（1457）“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5]（1458）的观点。前人多倾向于认为，音与政通，文与时通，文艺作品是考察時事政治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既然如此，那么由乐就可以知政，由时也可以观文，文之高下映射出时之治乱，反过来，时之治乱又会影响到文章高下。音乐安和表明王政清明，音乐急乱表明国政危乱。文学气象恢弘，恰恰表明时代伟大;器局狭小，恰恰表明时代沉沦。从文学史的发展实际来看，不能不承认这些看法有正确性。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以治观文”的文学批评方法，是一种政治化的文艺观，重在从历史维度观看文学、分析作品。刘禹锡“文章与时高下”说也是这一文艺观的产物，含有“以治观文”的涵义，他的历史依据是“三代之文至战国而病，涉秦汉复起;汉之文至列国而病，唐兴复起”。三代、汉、唐，都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时期，所以文学复兴，介于期间的战国、秦、隋则是国家危乱之局，其时之文也是不健康的、病态的，这些都是毋庸讳言的事实。不同的是，刘禹锡“文章与时高下”说，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和突出“以格调论文”的一面，看到了文章格调和时运的对应关系，是很有见地的。

正是因为看到了刘禹锡此说的合理性，北宋欧阳修作《新唐书·艺文志序》，将此说继承弘扬：“夫王迹熄而诗亡，《离骚》作而文辞之士兴。历代盛衰，文章与时髙下。然其变态百出，不可穷极，何其多也。”

循着刘禹锡此说往下推演，就会很自然地得出时代高者文自高，时代下者文自下的片面结论。发展到宋明，进一步推论为伟大时代必有伟大文学。沉沦时代文学必然低落下降的机械结论，而且不可移易。从严羽到李梦阳、沈德潜，愈演愈烈，愈后愈甚，走向了绝对化。关于时代与文学是否保持一致性的问题，前人并不普遍认同。欧阳修认为：“自古治世少而乱世多，幸时治矣，文章或不能纯粹，或持久而不相及，何其难之若是欤？岂非难得其人欤？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为之贵重而爱惜之欤？”[11]（184）认为“治”和“文”并不一致。唐初贞观之治为历代楷模，但诗风未脱齐梁窠臼，文学成就远不及开元、天宝。秦始皇、汉武帝和隋炀帝时中国国力都盛极一时，但文学却不是那个时代的高度，反而是遭人诟病，问题较多的时段。但反过来看，就存在一个问题，是否乱世文章就不行呢？也不尽然，但前人就倾向于这么看，这里面依然存在以“格调高下”论英雄的趋向，这也是刘禹锡“文章与时高下”说所蕴含的另一问题——以时代定文之高下。

以时代高下论文章高下，其实正是“格调”论文学观的主要理论内涵。此说的形成主要在宋以后，因“抑宋尊唐”现象引发对唐宋文学的比较，宋代的格调说论者关注的是诗歌风格，从诗歌本身的艺术特性考量，“文章与时高下”是从文学史角度，借助时代环境分析作品，论及作品格调的形成与时代的关系。刘禹锡在唐代就已论及时代环境对创作心态及作品格调的影响，不仅在《文心雕龙·时序》篇的基础上有所突破，还揭示出格调说的理论基础和历史传承。明代前、后七子和沈德潜、方东树等清人加以推衍，形成以格调论文章高下的“格调说”。看文学高下不是从作品本身的艺术性出发，而是要着眼于时代之高下，从时事政治去论文学。过度强调文学发展的外部因素，以至于否定和排斥了很多生长于危乱时局而文学本身却极为精好的作品，一部文学史几乎变成了一种格调派文学观的观念史，这不是刘禹锡的原义，是后人的主观发挥，刘禹锡此说是经得起分析的科学论断。刘氏此说的意义在于，它是介于先秦《礼记·乐记》《毛诗大序》《文心雕龙·时序》和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之间对文学与时代关系论析的过渡和中介，是中古文学批评史上在这一问题上的重要一环，由刘氏此说前后观瞻，会看到前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得失，有助于我们对文学发展获得更准确的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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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2）[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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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彭定求，等编.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8]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43册）[M]//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元]刘将孙.养吾斋集卷九：天下同文集序[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史月梅.略论李之仪与“元祐”诗风[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9（5）.

[11]陈蒲清.欧阳修文选读[M].长沙：岳麓书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