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闵福德《易经》 英译本是当前西方权威的 《易经》 译本，译者在译本中成功地采用了厚翻译策略。闵福德《易经》 英译本厚翻译策略的使用是文本和超文本两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文本因素包括《易經》 的文本类型和功能，而超文本因素包括译者目的和读者预期。

关键词：《易经》 闵福德 厚翻译 文本 超文本

一、引言

《易经》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凝聚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智慧的无价瑰宝。从17世纪起，西方开始了对这部神秘的东方巨著的译介，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译本，其中影响较大的英译本有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卫礼贤/贝恩斯（Richard Wilhelm， 1873—1930/Cary F. Baynes 1883—1977）、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1952—）等人的译本。2014年著名汉学家、翻译家闵福德（John Minford）的《易经》英译本——I Ching： The Essential Translatio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Oracle and Book of Wisdom问世，这部历经十二年锤炼的杰出译作赢得了学界的好评，国内学者也开始对其展开了研究并发表了少量研究成果。闵福德译本的成功之处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在译本中采用的厚翻译策略，即通过在译文中添加长篇序言、注释、阐释、词汇表、附录和索引等方式，将读者置于丰富的源语文化和语言环境中，使他们不仅理解了《易经》中古奥难训的语言，还明白了语言承载的哲理思想。典籍翻译中的厚翻译并不罕见，其原因也很多，闵福德厚翻译《易经》既有对文本因素的考量，又有对超文本因素的思考。

二、厚翻译及其在闵氏《易经》英译本中的体现

厚翻译这一翻译学术语是由时任美国哈佛大学哲学教授、非美文学研究中心翻译学者的科瓦米·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于1993年在《卡拉萝》（Callaloo）杂志中提出的。在其撰写的论文Thick Translation中，阿皮亚详细阐述了与母亲佩吉·阿皮亚（Peggy Appiah）一起编纂加纳谚语时，为了弥补将加纳南部语言契维语（Twi）翻译成英文时造成的文化损失，在译文中添加了注释和评注，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的翻译策略。这些添加在译文中的脚注、评述、阐释性的文本为读者提供了理解源语文化所需的背景知识，能够引起译文读者对源语文化的关注和兴趣。厚翻译策略提出后，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翻译学家西奥·赫曼斯（Theo Hermans）认为厚翻译策略是研究跨语言翻译和跨文化翻译的好方法。谭载喜将厚翻译定义为“增量翻译”，认为这种翻译方法可以使目标读者更加尊重源语文化，更加欣赏他者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是如何思维和表达自己的。王雪明和杨子认为厚翻译策略“使源语文化的特征得以保留，目的在于促进目的语文化对他者文化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更深切的尊重” 。Shuttleworth和Cowie认为译者采用厚翻译策略的原因是为了使目的语读者对源语文化多一些敬意，让他们更好地理解异文化的人们思考问题和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厚翻译策略在翻译实践中较为常见，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就在译文中添加了大量的按语来介绍原著的历史背景、作者的学术观点、书中理论和中华传统文化共通之处等内容，其目的是为了帮助读者，尤其是没有接触过西方文化和科学知识的读者更准确地理解和接受原著想要传递的信息，从而更好地获得思想上的启迪。严复译作的成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此了翻译策略的成功。

《易经》言辞简练却包含着深厚的哲学义理，普通读者往往难以理解其古奥的语言和深邃的思想内涵吗，成功翻译这部“天书”的关键在于译者的语言和文化功底以及能否运用恰当的翻译策略。闵福德除了具备坚实的语言能力和汉学基础，还巧妙地采用了厚翻译策略，通过大量在译文内外使用增量文本，补偿了译文读者源语文化背景知识的缺失。闵氏《易经》英译本中的厚翻译主要体现在译文内外两个方面。在译文外，开篇的长篇序言介绍了《易经》形成的历史、 “经”和“传”的基本内容、译者的易学思想、翻译理念、《易经》中所涉及的专有名词解释等。此外，闵福德添加了四十一页附录和三十四页索引，罗列了译文的参考书目、中国历史人名、朝代名和文化术语等内容供读者随时查阅。在译文内，他采用了直译加注、阐释性注释、随文注疏、显性翻译等翻译方法，不仅翻译了晦涩难懂的语言，而且阐明了语言承载的至深义理。这些在译文中以增量文本形式出现的补偿性文化信息，为不具备一定汉语语言功底和文化底蕴的读者送去了福音，既从语言和文化两维度降低了他们阅读《易经》的难度，便于他们更好地赏析原文，又加深了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尊重。

三、闵福德厚翻译《易经》的文本和超文本因素

翻译既是一种语言转换的活动，也担负着传承文化的责任，为了实现这些目的，译者需要采取恰当的翻译策略。闵福德在其《易经》英译本中采用厚翻译策略的原因较多，其中包括文本和超文本因素。

（一）文本因素 翻译的文本分析实际上是对语言在某个语境中的使用功能进行分析，并根据预定的功能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探讨文本功能理论有助于译者的翻译决策。基于德国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卡尔·布勒（Karl Bühler）的语言功能三分法，德国功能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凯瑟琳娜·莱思（Katharina Reiss， 1923—2018）在其著作《翻译与批评：潜力与制约》中，首次研究了文本类型和翻译的关系，并建议译者根据文本功能及其相应的语言特点和使用的交际情景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莱思把文本划分为三种类型：信息型（informative）、表情型（expressive）和操作型（operative），并从语言功能的角度阐明了文本类型和翻译策略的关系。她认为信息型文本主要是表现事实、信息、知识和观点，如新闻稿、商业信函、说明书等，其语言特点是逻辑性强，文本注重内容而非形式，因此翻译时应该用清晰简洁的语言译出原文想要表达的信息。表情型文本传递的是对人和物的感情和态度，例如传记、戏剧、诗歌等，其语言具备美学特征，翻译此类文本应该重视原作者发送信息的方式，采用仿效法达到忠实原文和原作者的目的。操作型文本旨在说服读者采取行动，传递信息的方式目的性很强，看重读者是否被说服和感染，这样的文本有布道、竞选演说、广告等，翻译时可采用“适应性”的翻译使译文保持和原文相同的美学和艺术效果。

分析文本的主要功能和语言特点有助于译者采取恰当的翻译策略。《易经》文本中蕴含了大量的文化和哲理信息，具有信息功能；同时卦爻辞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雏形，将深厚的哲理蕴含在优美的形式中，拥有强烈的审美意蕴，因此具有表情功能；然而《易经》不仅揭示了人文和天文，其功用还体现了一个“化”字，化就是引导教化的意思，引导人们去认识天地自然之运行规律，使人们的行为符合天文，又用人类社会之人文精神去教化民众，提升民众的内心素养，使民众之言行合乎人文。因此，从整体上看，《易经》属于表情型和操作型文本。表情型文本是创作型的作品，其翻译过程实际上也是译者参与再创作的过程，译者有很大的自由度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才能创造出杰出的译文。以“坤”卦卦辞“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为例，闵福德的译文为：

Supreme Fortune. /Steadfastness of a Mare /

Profits， /Equae soliditas. /The True Gentleman/Has a Destination，/Sit quo est/

...

闵福德在翻译时充分发挥了译者的自由创造力，在译文中添加了拉丁语来还原《易经》作为远古时代的占卜经文的神秘感，同时也营造出一种中国远古时代使用“咒语”的感觉，有一种深邃的沉思感，能够让读者有一种读到远古时代文本的感受，穿越时空，静静冥想，在这样的氛围中，西方读者更能够将中国人“修身养性”的传统与西方培养靈性联系起来，达到认知和情感的共鸣，更好地体会《易经》中的中国古代精神传统。又如“泰”卦卦辞“小往大来，吉，亨”，闵福德采用了直译加注的方式来翻译：

The Small /Depart /The Great /Arrive. /This is Auspicious. /Fortune.

《易经》的卦爻辞往往含有诗歌的意蕴和美感，具有表情型文本功能，翻译时要尽量使译文和原文在美学上达到对等的效果。李斯特认为如果原文是诗歌，译文也应该是诗歌；原文优美，译文也应该优美。闵福德采用直译的方式来还原经文的本真，又将译文排列成诗行，再现了诗学美感，在形式上保持了与原文在风格上的一致，体现了对原文形式的重视。然而，“泰”卦讲的是在安泰的社会环境中人们为人处事的道理，有教化民众言行的功能，在文本类型上又兼备操作型特征，翻译时如果只注重形式，那么《易经》卦爻辞的哲理内涵将有所缺失，因此闵福德在直译文本后增添了大量的注释作为弥补，如引用了朱熹的注释“天气和地气相接”、南北朝文学家谢灵运的诗歌《拟魏太子邺中集诗 王粲》中的“排雾属盛明，披云对清朗”；道士刘一明对“阴”“阳”“大道”的阐述来解释“小往大来”象征的天地交合、阴阳相合、万物遂成发育生长之势，因而通泰顺畅的含义。这些注释性的增量文本保证了译文与原文在思想上的一致性，阐明了《易经》中蕴含的哲理对人的教化意义，实现了文本的操作型功能。

闵福德在翻译《易经》卦爻辞时采取的厚翻译策略既能体现出其诗韵美感，又能传递原文所表达的哲学义理，使得译文读者获得和原文读者相同的审美情趣，极大地增强了读者审美体验；同时思想上又受到蕴含在经文中的至深义理的教化，加深了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厚翻译策略实现了《易经》卦爻辞的表情型和操作型功能，这样的翻译策略值得推崇。

（二）超文本因素 法国文学理论家吉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1930—2018）于1987年在《超文本：阐释的临界》一书中提出了超文本概念，用于文学作品研究。他把超文本看作连接文学作品原著和出版社之间的“缓冲地带”，如作品的标题、副标题、序言、注解、后记、附录、书评、不同译本等，其核心理念是从语言外部看语言及其功能。随着翻译研究的发展，超文本概念的范畴拓展到了文化环境、经济条件、政治体制等大环境因素，以至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读者视野期待、赞助人、价值观、翻译目的、文化认同和接受度、意识形态等方面来探究超文本因素对翻译的作用和影响，以期能更好地选取翻译策略，提高翻译工作的质量。闵福德在《易经》英译本中采取厚翻译策略的超文本因素有：翻译目的、读者因素等，通过探讨这些超文本因素，有助于典籍翻译的实践和赏析。

翻译目的论是德国翻译理论家汉斯·弗米尔（Hans Vemeer，1930—2010）发展起来的翻译理论模式，其核心概念是：翻译过程的最主要因素是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弗米尔认为翻译是有明确目的和意图的，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的取舍都必须由译文预期目的或功能来决定。在目的论的框架下，所有的翻译活动遵循的首要原则是“目的原则”，即翻译目的决定翻译过程。这样的目的包括三类：译者的基本目的、译文的交际目的以及特定策略和手段要达到的目的。闵福德翻译《易经》的目的既包含个人因素，又包含读者因素，要实现不同的目的，需要采取恰当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从译者翻译目的来看，闵福德采取厚翻译策略是非常恰当和有必要的。闵福德认为可以将《易经》应用于生活，以帮助读者在内心和外在生活中做出决断。在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的导师柳存仁（Liu Tsun-yan， 1917—2009）博士常常告诉他《易经》中的哲理思想是劝人向善的，让人慈爱的。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下，闵福德认为《易经》是一部讲“修养”的书，可以让人在学习过程中提高自我修养，可以让人更加平静、睿智，少一些物质欲望，并给人带来宽慰，帮助普通人通过“自省”的态度来更好地面对生活。因此，为了实现《易经》教化大众、使人开悟的目的，闵福德采取了厚翻译策略来帮助读者更好的汲取其中不竭的精神力量。例如在翻译乾卦卦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时，为了向西方读者传递“君子当搏击于这个无限神奇的世界，自强不息、奋进不已”的精神，闵福德在译文后增添了大量的注释来帮助他们理解这个在中华文化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理念：Heaven is the Image of Qian， writes Zhu Xi， The Movement of heaven is strong； it is a powerful “revolution”repeated each day， todays revolving Movement giving way to an identical Movement tomorrow. This celestial phenomenon is fueled by Supreme Cosmic Strength. In the I Ching， as Jullien insists， “reality is never the product of creation， always of interaction.” Joseph Needham repeatedly emphasizes that the Chinese have no “spiritus rector.” The True Gentleman models himself on this， he“works on himself，” never allowing petty human desire to harm the Inner Strength of Heavens Power （the Power of Tao）...在注释中，闵福德提到了中外名家对卦象的解读：南宋理学家朱熹认为天道运行周而复始，永无止息，谁也不能阻挡，君子应效法天道，自立自强，不停地奋斗下去。法国汉学家于连（Francois Jullien，1951—）强调现实从来不是创造出来的，是通过互动产生的。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认为君子应当自强不息，不要让小小的欲望破坏了天道。最后还引用了清代画家石涛在绘画创作中不知疲倦地追求，不断提高艺术造诣的事迹来说明修养的重要性。闵福德在译文后提供的这些增量信息很好地向西方读者传递了《易经》对于人生行为的教化意义，实现了翻译的目的。

从读者因素来看，译文读者是影响翻译活动的重要因素，而厚翻译策略能增强读者对于源文和源语文化的理解和尊重。马萧认为在作者、作品、读者形成的总体关系中，读者绝不是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因素。文学作品是注定要为读者而创作的，读者是文学活动中的能动主体。要让读者接受译文、欣赏译文的美，从中获取知识、灵感和启发，进而扩宽视野、丰富审美情趣，译文就应该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来满足读者的这些期待。闵福德在序言中写道：“本译文不是为汉学家和学者而作”，“译文也非学术性的”。他将普通读者定位为目标读者，为他们提供一种新的方式来审视生活，然而对于不具备精深的汉语和中华文化知识的普通读者来说，要读懂《易经》言简意赅、古奥难训的语言绝非易事，更不要说准确理解隐含在语言中的深邃中华文化内蕴。因此，闵福德采取厚翻译策略，在译文外大量添加阐释性文本，如长篇序言和导论等来详细介绍《易经》的相关知识，大到历史渊源，小到卦象读音，包罗万象，翔实易懂。此外，他还在译文后提供了数十页词汇表、索引、中华文化相关的专有名词解释等附录。这些增量文本帮助读者做好了阅读前的知识储备，也提供了阅读过程中查询文化负载词的资料库。例如，闵福德在译文前用了二十九页的篇幅，分五个小节来向读者介绍《易经》形成的历史、《周易》和《易传》的基本内容、译者的易学思想、《易经》的西传、翻译思想、译文的体例、占卜方法、伏羲卦序、六十四卦、中国人名和地名的汉语拼音及其对应的罗马注音。这些增量文本为读者读懂《易经》做好了铺垫。又如在译文后提供了长达二十页的术语表，既涵盖了《易经》专业术语，如“Trigram（卦）、；Judgment（彖）、Lines， yao，Line Statements， yaoci（爻辞）”，又涵盖了中华传统思想中的术语，如“Energy， qi（气）、Humility，qian（谦）、Tao，dao（道）、True Nature， xing（性）、Yin and Yang（阴阳）”等。这些增量信息能很好地弥补了读者的文化缺失，提升阅读体验，从而增强他们对《易经》语言和义理的理解和尊重，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

四，结论

闵福德的《易经》英译本是近年中华典籍外译作品中非常成功的一部佳作，除了归因于闵福德高超的汉语水平和丰富的中华典籍翻译实践经验外，他采取的厚翻译策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易经》同时具有信息型、表情型、操作型文本的特征和功能，这些文本因素与译者目的和读者预期等超文本因素协同作用，决定了译者对厚翻译策略的使用。厚翻译策略完整地传达了《易经》的文本信息，展示了《易经》的诗韵美感，再现了《易经》的教化意义，从而实现了译者的翻译目的，同时也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闵福德的《易经》英译本为当前复译中华典籍树立了成功的典范，在典籍英译实践中，译者应当根据不同的文本特征和功能等文本因素以及译者的翻译目的和读者预期等超文本因素选取恰当的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1] Appiah， Kwame Anthony. Thick Translation[J]. Callaloo， 1993.

[2] Genette， Gérard.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M].（Trans. by Jane Lewin； forwarded by Richard Macks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3] Hermans， Theo.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 Studies as Thick Translation [J].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003（3）.

[4] Lister， Alfred. Dr. Legges Metrical Shi-king [J]. The China Review， 1876.

[5] Minford， John. I Ching （YIJING）The Book of Changes [M]. New York： Viking， 2014.

[6] Reiss， Katharina. Translation Criticism： The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 Categories and Criteria for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M].（Translated by Erroll，F.R）.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1971/2000.

[7] Shuttleworth， Mark & Cowie， Moira.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7.

[8] 马萧.文学翻译的接受美学观[J]. 中国翻译， 2000（2）.

[9] 任运忠.周易文化导读[M].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5.

[10] 谭载喜. 翻译研究词典[Z]. 北京： 外語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11] 王雪明、杨子，典籍英译中深度翻译的类型与功能——以《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为例[J].中国翻译，2012（3）.

[12] 张美芳. 文本类型理论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 中国翻译， 2009（5）.

[13] 张美芳. 翻译中的超文本成分：以新闻翻译为例[J]. 中国翻译，2011（2）.

[14] 张美芳. 文本类型、翻译目的及翻译策略[J]. 上海翻译， 2013（4）.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四川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2018年度重点研究项目“翻译家闵福德及其《易经》英译本研究”（项目编号SCWY18-1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 者： 郑旭，硕士，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