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长安十二时辰》具有黑格尔意义上的古典悲剧的特质，呈现了两种对立的价值理想的相互冲突及其和解。张小敬为了维护作为理想和信仰的长安，坚持自己的守护者之本分，忍受与曾经战友萧规的撕裂，毅然与同袍斗争；萧规为了给曾经枉死的战友复仇，不惜用血腥手段摧毁长安。张小敬与萧规的矛盾，是彼岸与此岸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整体善与部分善的矛盾、超验的光与经验的血的矛盾，而二者也在相互的了解之同情中，以萧规的毁灭达到了最终的和解。

关键词：悲剧 英雄 张力 理想 信仰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古装剧有一个特点：人物关系越来越复杂，但人物形象却越来越模糊，超善恶的灰色人物代替了非黑即白的道德脸谱，这固然有助于揭示人的丰富性、复杂性，但也让观众陷入了价值判断的困惑和失语。而《长安十二时辰》张小敬这一人物，却在保留了人性的丰富与复杂之际，让人们看到了久违的英雄形象。

張小敬是一个悲剧英雄，如果说他的殒身不恤、舍己救民、明知无法赎死却依然“虽千万人吾往矣”是他的英雄性，那么他承载抉择的撕裂、背叛的痛苦、带血的决断、记忆的牵扯则是他的悲剧性。张小敬在长安不良帅任上为战友闻无忌伸张正义而杀人，因此成死囚，而在长安面临上元劫之际却临危受命戴罪查案，直至发现案件的主谋竟然是自己曾经的战友萧规（后化名龙波），而萧规也和自己一样，是为横死于朝廷霸凌的闻无忌报仇，当然更是为死于被朝廷遗弃而覆灭的第八团将士复仇，但复仇的方式是“阙勒霍多”的玉石俱焚。张小敬最后的敌人，竟然是曾经的自己，是找回自己曾经的血性，和萧规一起完成复仇事业，还是坚持自己现实的使命，制止萧规的血腥复仇，还上元长安一个安康太平？这构成了张小敬内心的无限紧张。

黑格尔认为，悲剧是两种对立的价值理想的相互冲突及其和解。黑格尔以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为例：俄狄浦斯的女儿安提戈涅不顾其兄长、国王克瑞翁的禁令，将自己另一位兄长、反叛克瑞翁的波吕尼刻斯安葬，安提戈涅被克瑞翁处死。而克瑞翁的儿子、热恋安提戈涅的海蒙也为爱自杀，克瑞翁陷入痛苦。黑格尔认为，这体现了“城邦政权所体现的带有精神方面的普遍意义的伦理生活和家庭所体现的自然伦理生活”这两种“最纯粹的力量”之间的对立冲突。a张小敬与萧规之间的冲突，也俨然是这两种力量的冲突：一边是战友的与子同袍之泽、击鼓执手之谊以及被朝廷奸臣遗弃，被长安强权霸凌后的切肤之痛和复仇血性，一边是长安的岁月静好、万民康乐，那是一种让人不忍破坏的幸福，虽然其间也包含了一些有罪的灵魂，但更包含了无数无辜的性命。

哲学家可以将这样的悲剧性纠结转换为一种各得其宜的“合题”，但是在张小敬这里，只有选择的残酷和求仁得仁的悲壮。和安提戈涅偏向于兄弟之情的“妇人之仁”不同，长安与战友，都是张小敬刻骨铭心的爱。张小敬与萧规曾是“过命的兄弟”，而张小敬恰恰是因为为闻无忌出头手刃熊火帮及县尉而入狱。而萧规隐忍十年的复仇，也恰恰是因为闻无忌之死的激发。长安没有给张小敬及战友们任何应得的正义，相反，张小敬及其战友们一次次地被长安遗弃和戕害，长安对于第八团将士俨然是一座不义之城索多玛。于情于理，于亲于疏，张小敬都有充足理由与萧规合作，向这座不义之城、伤心之地报以复仇的怒火。

但张小敬最终并没有站在萧规的这一边，除了不可伤及无辜的道德直觉、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职业伦理之外，最终支撑张小敬做出选择的，是因为长安是他的“理想国”。剧中安排了这样一个颇有悖论意味的情节，正是在第八团烽燧堡战役援军迟迟不至的坚守中，从未到过长安的张小敬更坚定了对长安的爱，并且这种爱在烽燧中升腾成信仰。当萧规问张小敬：“老闻讲的那些（关于长安的）故事你真信啊？”张小敬回答：“那些不是故事，是真事。”张小敬心中的长安是一座美好的纯粹的长安，是长安应该的样子。“长安不仅是一座城。”张小敬心中的长安，曾经为了庇护安置战乱南来的流民，而被扩建成“寰宇四海，超前迈古的第一大城”。这体现的不仅是大唐强盛恢宏、万国来朝的国力，更是仁民爱物、博施济众的温度。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理想城邦是“天空中屹立的一个典范，它为某个看到它后又想让自己定居于此的人而存在”b，正如西塞罗《论理想国》所言：“这样的城邦与其说是希望它能产生，不如说是祈祷它能产生。”c当萧规提醒张小敬老闻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时，张小敬让萧规住嘴，他知道萧规领教过长安的不公正，但不愿让这些阴暗面遮蔽心中长安的美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张小敬是鸵鸟和犬儒，相反，张小敬长安手刃熊火帮及县尉之际，恰恰是面对阴暗时的奋起斗争——因为在他心中，作为理想国的长安，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们不由想起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中和张小敬神似的龙文章那句话：“我想让事情是它本来该有的那个样子！”

正是因为“长安是我的信仰”，正是为了维护作为“理念”的长安的纯粹性，所以张小敬在孤立无援之际守护长安，在受命危难之际保卫长安，在与友为敌之际偏向长安。张小敬用信仰和祈祷对抗萧规阴郁而激烈的现实感。他不允许萧规破坏长安的美好，哪怕是和曾经的自己有相同的理由，因为这不仅是对长安的秩序、万民生命的挑战，更是对自己信仰和理想的挑战。作为过命的同袍，萧规其实对张小敬有着深刻理解甚至深挚的敬意。在灯楼二人僵持之际，正是从萧规之口道出了信仰的真谛：“信仰，是你对一个人，一个道理的崇拜和信任，它让你知道自己是谁，让你忘了自己的缺陷，看见了自己的价值，知道自己值得活着。信仰让你有力量，让你永不放弃。”同是出身卑微的从军者，萧规深知信仰是卑微者的自我救赎之路，是卑贱者的墓志铭，能让张小敬“长安虐我千百遍，我待长安如初恋”的是约伯天平上的一公升眼泪。当然，作为信仰者的张小敬更是一个强大的行动者，他并不因为理想城邦长安的粹美而回避它的恶：“我做了九年不良帅，什么肮脏的事情没经历过。”这不禁让人想到《琅琊榜》中“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人，骨髓里都渗着毒”的梅长苏的名言：“那些阴暗的，沾满血腥的事我来做好了。”张小敬的官名“不良帅”，虽然是历史的真实，但在这里却有着一股别样的张力：心中的理想和良善，恰恰要与现实中的“不良”相轫相磨，精神而非肉体的“圣人”常常需要“受天下之诟”的宽广和韧性。理想中的至善不是为了自我陶醉，而恰恰是要照亮现实中充满“不良”的尘世。所以，张小敬与萧规不同的是，张小敬的信仰让他学会承担“不良”，克服“不良”：“长安是我家，房子坏了，我不会把它扒了盖新的，而是选择补。”正是有了另一个维度的支持，张小敬才能承担邪恶而不被邪恶吞噬，而不是像萧规一样，用一种邪恶替代另一种邪恶。

张小敬与萧规的矛盾，是彼岸与此岸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整体善与部分善的矛盾、超验的光与经验的血的矛盾。然而和一般的戏剧矛盾冲突不同，两者之间并不是各说各话的“复调”，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相互理解并尊重对方的充足理由，以一种同情同理之心相互对话并希望赎救对方。萧规的复仇，只不过是张小敬手刃熊火帮及县尉的放大版；而萧规在烽燧堡希望张小敬替他活着看一看长安，在灯楼上又希望张小敬能看见长安的覆灭——在萧规心里，张小敬一直是他的眼睛，是他生命的延伸，是另一个自己。而萧规复仇时，也特地带着大唐的战旗，战旗既编织了战友的冤魂，也编织了军人的荣誉、国家的意志。萧规手中的战旗正是二人可以通约和共情的地方：其间凝结了个人、集体、国家乃至天下的爱恨情仇——战旗是一种超越于个体的力量，它纠缠着经验的遭遇和超验的理想。所以，第八团旗手萧规因战旗而战斗、因战旗而复仇，也因战旗而死亡。其实，萧规最后救下圣人，并且因守护唐旗而殉难，恰恰是对敌人张小敬的致敬，也是对第八团的现实遭遇与军人的神圣天职的一种绾合。烽燧堡的丁老三说：“第八团就是一个兵，兵的职责就是守护。哪怕长安只剩下一个百姓，也值得守。”而张小敬在灯楼也对行暴的萧规义正词严：“我们是守长安的，为什么要毁了它？”萧规或许最终发现，张小敬并没有背叛第八团，他只是暂时搁置了第八团的遭遇，却在实践着第八团的精神。《长安十二时辰》在这个意义上实现了黑格尔悲剧观的“调解”，只不过这种调解恰恰是回到了双方的原点——第八团。

然而，片终的结局是，张小敬和萧规都只不过是作为八品小吏的终极恶人徐宾的棋子，理想主义和英雄血性，却成了狂热的权力欲望和冰冷的技术理性的棋子。正如电影《七武士》最后的话：“胜利的只是农民。”虽然长安依然长安，但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却败给了世俗，这或许是一种更大的悲剧性。然而正如徐宾评价张小敬的那句公道话：“总有一个人要去做那一盏灯。”张小敬正是鄙陋的现实、残酷的世界中的一盏明灯，他照亮了理想的世界，照见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让长安世俗的十二时辰成为永恒。

a 〔德〕黑格尔：《美学》（卷三），朱光潛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84页

b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王扬译，华夏出版社2012版，第355页。

c 〔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 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作 者： 邢哲夫，硕士，惠州市委党校文化建设教研部教师，中国楹联协会会员、广东楹联学会会员、惠州市诗词楹联协会理事、惠城区作家协会会员。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