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学史上自古便有以悲为美的创作倾向，文学作品中的悲情甚至成为评价优秀诗歌的标准之一，悲情是人类的普世情怀，所以文学作品中的尚悲倾向是顺应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钟嵘在作品中也有大力展示悲情的重大价值，而谈及其产生的背景，原因可谓驳杂不一。本文围绕钟嵘的悲情观，重点阐释其产生的背景，从他对传统观念的继承、社会时代的影响以及他个人成长环境的因素这三个方面来展开全面论述。

关键词：钟嵘 悲情观 背景

一、引言

钟嵘在《诗品》 中对悲情产生的原因和背景有诸多论述，有自然环境的催发、人文社会的生产活动、个人性情遭遇等不同因素。第一， 《诗品·序》 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a万物有感于天地间的气而生，人的性情又因万物的触动而来，而诗词歌舞是用来表达人性情的媒介，所以诗词歌舞的产生是人有感于外界的物，其源头也就是外界物的发展变化，并非人凭空产生。第二，“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霜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非陈诗何以展其义？ 非长歌何以骋其情？”b此段文字中涵盖了两种原因：其一，悲情的产生和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密不可分，楚臣屈原被贬離国、汉妾被打入冷宫、游子客居他乡等景象所产生的土壤是人的社会实践，所以悲情产生的根基也是人类生产活动，立足现实社会中人为了生存，必定要和他所处的环境进行对抗，对抗的结果或是妥协，或是在矛盾中痛苦地挣扎；其二，个人的性格、素质、见识等决定了对待所处事情的不同态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性情差别是导致悲情产生的另一原因。而钟嵘对悲情产生的原因之所以能做如此透彻的分析，和他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所处时代的背景特征以及他个人的成长环境有至关重要的原因。

二、传统观念的继承

《礼记·乐记》 讲道“：凡音之起，由人心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c人心所感和外界之物有根本原因，这是最早期物感说的滥觞。其实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尚悲的倾向，但却不是自觉而发，大多是因封建社会的黑暗，带给人民苦痛的呐喊，悲音是一种不平则鸣的反抗。《采薇》：“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因战争而无家可归，飘零无主，产生人生凄凉之苦。李白说“：哀怨起骚人。”d《离骚》 中所创造出的大量神话、美人香草的意象以及诗人漫漫征途中上下求索的艰辛苦闷，让我们看到一位洁身自好、怀有崇高理想，却在现实世界里找不到出路、郁郁不得志的诗人形象。汉朝把这种悲音继续发展和传承，朝廷诸多为官者包括汉高祖本人皆为楚人，爱楚声。阮籍在《乐论》 中指出：“楚歌多为悲声哀鸣。”楚霸王项羽垓下之围，咏：“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种悲壮的英雄末路、儿女情长在文学史上备受推崇。《古诗十九首》 中的作品也是世积离乱中游子思妇悲情的自然流露，“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理想的幻灭，人生的痛苦，正是这些郁郁寡欢的诗作形象引领了传统的美学标准。魏晋南北朝不同于此前的悲情，它更多的是一种自觉自愿而发，悲情成为审美评价的主要原则，并且通过悲情美使情感进行深度解脱，悲情美成为一种艺术上的享受。嵇康在《琴赋序》 中如此描述：“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他所提倡的是有悲哀之色的音。曹丕的《寡妇赋》、王粲的《为潘文则作思亲诗》、陆机《为陆思远妇作诗》 等这些代言诗所表现的皆是凄婉动人的悲恻之情。陆机在文学理论上显示出审美的自觉性，其《文赋》将悲作为文学批评的原则，提出“和而不悲”“悲而不雅”等创作上的弊病，将“悲”与“应”“和”“雅”“艳”一起，共同构成评价文学作品优劣的审美标准。南朝的王微更明确地提出了文学作品尚悲的倾向，“文词不怨思抑扬，则流澹无味。文好古，贵能连类可悲。一往视之，如似多意”。在他看来，好的文学作品必须有“连类可悲”“怨思抑扬”，即情感的悲怆波折、抑扬顿挫之感，并不是平白单一的基调。刘勰《文心雕龙》 里也有很多篇章涉及悲情，如《诔碑》《 哀悼》《 隐秀》《 神思》 等，在《隐秀》 中刘勰提出“思合而自逢，非研虑之所求”的审美原则，即作品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是一种自然之美，并不是精工雕琢、刻意而为之。后来南朝梁萧绎的《金镂子·立言》 指出：“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提出将哀情作为文学审美标准。所以纵观整个时代发展，以悲为美是魏晋时期整个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钟嵘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悲情是顺应时代潮流。陆机《文赋》 提出：“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e人的诗意和周围的自然息息相关，但是他仅仅指出了自然环境中的四时对人情感的影响因素。刘勰《物色》 篇在继承陆机的基础上讲景的范围有所扩大和延伸：“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他将自然世界扩展到了昆虫、鸟兽。钟嵘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他不仅看到了自然环境的因素，还涉及了人类社会对情感产生的巨大影响。“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霜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非陈诗何以展其义？ 非长歌何以骋其情？”生活的不幸是悲情产生的基础，不论是楚臣还是汉妾，都是因生活不如意而悲泣。钟嵘能有如此独特而客观的专门论述，正是有前人的肩膀，方可酣畅淋漓地登高望远。

三、社会时代背景的影响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有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f，这种自由而苦痛的时代是“悲情” 产生的社会土壤。动乱的社会使得士子文人政治和生活上不得意，而产生长歌当哭之痛。身为帝王将相的曹操也曾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对个体有限生命力如何实现自我价值的悲叹。钟嵘评其“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钱锺书先生曾指出：“奏乐以生悲为善音，听乐以能悲为知音，汉魏六朝，风尚如斯。”

从思想和政治方面考虑，官方思想控制的松动，使得新思想开始肆无忌惮地萌发。早在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力推行，使儒家思想的控制达到鼎盛，此时强调文艺作品的社会功用和政治教化，如班固的《汉书·艺文志》 和《毛诗大序》 都突出“温柔敦厚”的诗教观。魏晋南北朝战乱不断，随着汉代帝国的土崩瓦解，官方对文艺作品控制松弛，它所支撑的儒家大一统思想也随之渐行渐远，文学作品能在夹缝中求得阳光，新思想开始崭露头角。文艺作品在社会共用的羽翼下失去了栖息的土壤，开始转而在娱乐抒情和艺术形式上展开生长。“发乎情，止乎礼义”，不再具有强硬的约束性，文学作品的出发点在“情”，但落脚点不再是“礼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闲适旷达的隐逸生活，更是不再把儒家体系下“齐家治国平天下” 当成人生必然追求。此时清谈之风盛行，“贵黄老，尚虚谈” 成为一种时尚，儒家思想不再是影响整个社会的单一力量，道家和佛家思想的流行，使得社会文化呈现多元化和自由化的倾向。人们开始关注自我内心的情感体验，但是当“情”失去一定约束力时，必然导致一定程度的泛滥。钟嵘在《诗品序》里提出了：“今之士俗，斯风炽矣。庸音杂体，各各为容。”面对文坛关于跑偏的轨迹，当“情”的因素占据文坛头衔位置时，如何使它在合理标准下运作、作品好坏的标准是什么，钟嵘以此有感而担起整顿风气的职责，提出他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和审美标准，众多诗作中，五言诗最妙，五言诗中符合有“滋味” 为最佳，有“滋味” 中“悲情” 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情”的感人力量是反映时代发展脉搏，在动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悲情”是那个年代的突出特性，因居无定所的飘零生活，因抑郁不得志的悲惨命运，也即社会环境的悲剧性导致诗人创作的“悲情”。

四、个人成长环境的影响

钟嵘提取“悲情” 的来源除了综合考虑各个作家生活的环境差别，还与他们自己对于生活的体验有密切关系，放眼钟嵘生活的时代，我们不难发现“悲情”的艺术几乎说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单纯的自然景物会对人的情感活动造成影响，但绝对不是“悲情”产生的主要源头。王国维说：“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因诗人内心原本有“悲” 而形成四季之悲。诗人内心之悲和本身自我心灵的承受能力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如此造成一个循环往复的因果关系。钟嵘是寒门子弟，“名末位卑”，在门阀制度森严的黑暗社会里郁郁不得志，虽然做过一些小官，但仍然无法实现心中的抱负，且受人轻视，据说曾经“求誉于沈约”，但沈约对他嗤之以鼻。所以其诗中之悲怨，正是其自我心灵情感的真实写照。“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霜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非陈诗何以展其义？ 非长歌何以骋其情？”在相处融洽的聚会上，通过写诗来增进彼此的感情，当孤苦伶仃、被孤立在外时，诗歌又是慰藉心灵的良药。写别人之苦、外人之痛，道他们之怨，是自我压抑之情的排遣。屈原被迫离开京都、王昭君被迫远嫁、游子死于异乡、闺中寡妇肝肠寸断等这些景象，都和钟嵘的悲一样，无不是因本身生活受挫失意而有所感触，也就是说他们的“悲” 是和自己内心的情感有关，倘若没有诗，他们的情又如何来宣泄？所以在钟嵘看来，穷困堵塞的环境是诗人产生诗情的必然条件，当然因苦而来的“悲” 情也是意料之中。此处之“悲” 和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愤懑” 之情又有异曲同工之妙。“发愤著书”说强调作家身处逆境后，因内心有所郁结，通过著书立说来排遣心中不满。但是钟嵘所涵盖之“悲情”超越司马迁单一的困境因素，不仅在困境中需要文字来诉苦；“嘉会寄诗以亲”，还有群臣欢宴中也需要文字加以记录，而且钟嵘缩小了排忧的手段，强调诗歌作品的感发力量，而司马迁发愤著书的“书” 还包括其他文学作品。同时，钟嵘对“悲怨”之情产生的缘起，作了更加全面的论述，不仅仅有自然环境的催发，还包括人类社会活动以及时代背景的影响，甚至还有诗人自身心理素质的体验。被他列入上品的李陵，忠诚抵御匈奴，却被汉武帝听信谗言，杀其全家，最终客死他乡。其悲惨的一生令人嗟叹，却成就了诗歌的辉煌。钟嵘评价：“文多凄怆，怨者之流。使陵不造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g他造成的悲剧不仅仅有时代社会的黑暗还有自身的性格特质，根据《史记》 记载：“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可以看出他性格刚正不阿以及忠烈的一面，因为太过执拗而无法调和与现实的矛盾，进而产生悲剧。李陵《答苏武诗》 中：“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嗟呼子卿，陵独何心，能不悲哉！”我们读之，不觉悲从中来，这样能引起人共鸣和心头颤动的诗歌，皆来自于作者凄苦的遭遇。

四、结语

历久弥醇回味无穷的作品，一定是具有发人深思、让人有所感悟、能经得起时代考验的特征，文学作品中悲情的重大价值正体现在此，而钟嵘能在继承前人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征和个人特点，在理论上第一次对悲情观产生的悲剧做具体而全面的论述，其历史勋绩功不可没。

abg 杨明：《文斌诗品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29页，第38页，第46页。

c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

d 周祖譔：《隋唐五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

e 楊明：《文赋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

f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7页。

参考文献：

[1] 杨明.文斌诗品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2]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 周祖譔.隋唐五代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4] 胡大雷.中古诗人抒情方式的演进[M].北京：中华书局，2003.

[5] 许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

作 者： 任美云，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编 辑：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