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刘备虚伪”的论断历来有之。一则印象批评鼓励思辨，事件分析支持个见，两者结合易催生怪论；二则个案分析，不注重形势变化，不从整本书意蕴入手，易走偏锋。若从元阅读理念解读，结合三国意蕴分析，刘备不是虚伪是成熟，是深谋远虑、忠义无双，但也是充满了仁君圣主的悲剧意味。

关键词：刘备虚伪 三国意蕴 小说形象 印象批评 悲剧意味

随着《三国演义》进入高中语文整本书阅读选项，“刘备虚伪”的论断再次进入师生视野。尤其以“批判”的名义，对刘备形象解读，更是“众说纷纭”。其中最为怪诞者即“刘备虚伪”。

“刘备虚伪”民间其实早有歇后语——刘备摔孩子，假仁假义。但需要注意的是，《三国演义》中这一情节出现的背景是“赵子龙单骑救主”，摔子有收买人心的嫌疑，但也可以理解为“身陷绝境”“爱才惜才”的至情至性。这与《三国演义》写作特点有关，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批评，这种描写人物方式“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进而指出“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的问题。但“似伪”论断是评价小说描写效果的，并没有涉及对刘备人格特点的评价。那“刘备虚伪”的判断何来呢？

一、“刘备的虚伪”并不是小说形象，论由何来

“虚伪”这一论断从何而来？已发表的论文中提及“刘备虚伪”这一命题的总计五篇，尤为笃定的是其中两篇：一是余党绪的课堂实录，另一篇是陈兴才《从〈刘备的“虚伪”〉看整本书阅读课程的高品质实施》。其余三篇如王文浩《刘备形象虚伪论析》提出：“《三国演义》中的刘备这一人物形象，传统观念认为其是道德信义的化身，其实道德信义的表面掩藏了他性格的真实内核：虚伪。他欺世盗名，实际上是一个大野心家；假仁假义，又惺惺作态；残酷无情，没有半点怜悯之心；贪图享受，不思进取。我们可以从作品分析来见出他虚伪的性格特征。”熟读《三国演义》的人，显然不会认可王文浩先生的论断，这是脱离小说的一厢情愿式评论，粗读“携民渡江”“髀肉复生”等情节足可一破“高论”，更有趣的是“大野心家”与“不思进取”不矛盾吗？当然“刘备虚伪”论断，作为个人见解本无可厚非，但要欲成公论我们却需要厘定了。

此外“刘备虚伪”论断必须有一个限定，比如这是小说形象、历史形象还是民间形象。众所周知，《三国演义》从罗贯中成书，到毛氏父子修订，“尊刘贬曹”是一以贯之的主线和意蕴。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开篇有这么一段文字：“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魏之不得为正统者何也？论地则以中原为主，论理则以刘氏为主。论地不若论理。故以正统予魏者，司马光《通鉴》之误也；以正统予蜀者，紫阳（朱熹）《纲目》之所以为正也。”毛宗岗评删定本为《三国演义》，选择的正统就是蜀汉。尊刘就是“卫正统”，贬曹就是“反僭国”。由此可知，小说是把刘备当作“明君圣主”“仁政典范”来塑造的，所有围绕刘备的情节都有意采取一种追慕赞赏的态度，所以才有了鲁迅先生“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的批判。可见小说形象是“长厚”而非虚伪。

历史形象则主要来自于《三国志·蜀书·先主传》，陈寿评价：“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史书并没有“刘备虚伪”的评价，也无相关记载。民间立场素来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尊刘贬曹”把刘备当作明君圣主，仁政代表，尊刘体现出“渴望统一”、民心思定；另一种则是“刘备摔孩子假仁假义”“刘备哭荆州有借无还”等，这些民间歇后语大都有一种调侃倾向，可算作民间对刘备的另一种倾向。

所以，“刘备虚伪”论断绝不是小说形象，也非历史形象塑造，最多算是民间的另一种立场，即调侃性质的歇后语之类的评价。因此，“刘备虚伪”作为印象批评、个人解读，只要言之有理无可厚非，但要达成共识，显然与小说、历史相左了。尤其在中学课堂，此论尤其需要审慎。

二、“刘备虚伪”还是“长厚”，不仅是人物分析，更是意蕴解读

梳理刘备生平，发现虚伪的可能性，本就有點先入为主的感觉。我们往往会从“实力”“权力”“野心”等多角度层层深入探究刘备形象。我们稍微梳理一下刘备生平，就不难发现他的人生轨迹从桃园结义开始进入了政治军事权力的旋涡里。二十四岁“桃园三结义”，三十四岁“接任徐州牧”，四十七岁“三顾茅庐”，四十九岁“任荆州牧”，五十四岁“任益州牧”，五十九岁“汉中王”，六十一岁“称帝”。一开始兵不过百，将不过关张，但卧龙凤雏、五虎上将格局渐成，终有实力一争天下，终有权力封疆裂土，但刘备的野心或雄心，显然并止于此，他真正想要的是像刘邦一样再塑乾坤。从他长子刘封和嫡长子刘禅的名字上便可见端倪。他从不回避自己的志向，封禅大典那是帝王才有的特权。他有过在曹操麾下藏拙的时候，靠种菜躲避曹操耳目，靠丢筷子让曹操放下戒心，那是智慧不是虚伪。

刘备虚伪还是长厚，这只是一个选择，但选择是需要判断力的，更需要有自己独立的立场。我们阅读《三国演义》可以有“刘备形象批判”，但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刘备。毕竟喜不喜欢刘备是个人情绪或喜恶，但对于刘备虚伪还是长厚的论断就涉及人物形象分析，甚至对意蕴的解读了。有惊人之语，而不被认可应该是寂寞甚至是忧伤的，我们不应回避那些语出惊人的真知灼见，但更不能为语惊四座而故作怪论。

我们判断“虚伪”往往有个既定的逻辑。即第一想不想要，第二谢绝或接受的理由，第三真实原因。如果言不由衷，那就是“虚伪”无疑了。这种逻辑常识指出“这三个问题弄清楚了，就能大体上判断刘备是否虚伪了”。这些问题的获取都可以在小说中逐一找到。结果无非就是有占领动机，谢绝的理由冠冕堂皇，真实的原因是自身实力、形势所迫以及名誉需要。照此逻辑推理一下，“三让徐州”本意不是让，是以退为进；“占据益州”本来就是“隆中对”里的蜀国发展战略，总是谦让也是虚伪；“汉中称王”本就是效仿汉高祖，登基称帝本来就是战略计划。刘备一切的“仁义礼让”等都是形式的，因此都是虚伪。我们不可否认，这样的逻辑并无问题，虚伪论断也就有凭有据。但回归小说语境，回归罗贯中创作背景，这种分析恐怕就“捉襟见肘”，甚至南辕北辙了。

再看“三让徐州”。兴平元年（194）三十四岁的刘备时任平原县令，青州北海相孔融被黄巾围攻于都昌，他派太史慈向刘备求救。刘备率军三千救援，成功解围。同年夏，兖州牧曹操为报父仇，屠戮徐州。徐州牧陶谦求救，刘备与青州刺史田楷前往救援。曹操后院被吕布攻破，刘备不费一兵一卒，一封信退曹操。陶谦举荐刘备做了豫州刺史，驻军小沛。刘备一个河北青年，不远千里驰援徐州，兵不过千人，将不过数名，依旧逢曹亮剑，足见勇气。年底，陶谦欲托徐州，刘备三让徐州，在徐州别驾麋竺、典农校尉陈登等人极力拥戴下，在北海孔融极力支持下，刘备才敢接任徐州牧。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智慧。而且占据徐州并不是刘备的战略意图，事实证明，根基尚弱，缺乏成熟谋略，刘备最后被吕布赶出了徐州，确实开始了一段“惶惶如丧家之犬”的生活。虚伪吗？分析小说描述，看到的是刘备“以退为进”的智慧，自知之明以及深谋远虑。

再看“占据益州”。这确实是“隆中对”蜀汉发展战略中最重要的一环。建安十六年（211）十二月，五十一岁的刘备在张松、法正的协助下，率庞统、法正、黄忠、魏延等人西入益州。刘璋推举刘备行大司马，领司隶校尉。年底，张松事败被斩。刘备在葭萌关一直劝课农桑，韬光养兵。之所以没有一开始就俘虏刘璋，一则考虑民心向背，二则担心道义不符，同宗兄弟入其地杀其主，名不正言不顺。即使战事一路高歌猛进，依旧坚持“仁政”原则，进围成都，收降马超，接受刘璋投降。刘备兼领益州牧。直到建安二十四年（219）五月，刘备夺取汉中，七月即位汉中王，拜大司马，立刘禅为王太子。刘备入主益州步步为营，深思熟虑，体现了一个战略家的眼光。刘备去益州是安境保民，刘璋暗弱难以自保，若不取之，痛失良机，同为汉裔确实也是名正言顺；刘备善待刘璋，使之寿终正寝，重用刘璋旧部上下各有所安，何等宅心仁厚，且具战略眼光；刘备审时度势，知人善任，使疲敝益州依旧能够有鼎立之势。这些从历史发展看，不愧一代雄主。至于蜀汉臣子几次表奏称帝，则是在建安二十五（220）曹丕逼汉献帝禅位，建立曹魏之后，天下三分已成，刘备即位势在必行。这也算是延续汉室国祚。章武元年（221）四月初六，六十一岁的刘备于成都即位，延续国号汉，立刘禅为太子。至于君臣表奏请辞之类的戏码，是古代新君即位的一个流程，何来虚伪之说？曹操称魏王，曹丕称帝，孙权称帝莫不如此，难道都是意图与行为之间不对称的虚伪？倒是此后，章武二年（222）， 六十二岁的刘备早已过了血气方刚的年纪，却为报弟仇进攻孙吴，最后白帝托孤，更显其兄弟情深，仁义无双。

三、印象批评不能离开心理分析，否则容易一厢情愿

当我们坚持批判反思，颠覆刘备在《三国演义》中“明君圣主”光辉人设，读出“刘备虚伪”，可能也不失为“印象批评”的一种尝试。这也是对经典论文《论麦克白中的敲门声》一个并不遥远的回应。但离开心理分析，就多少是自说自话，甚至一厢情愿了。《三国演义》全书在“尊刘”的基调下，塑造一个大仁大义、宅心仁厚的刘备形象，以此完成民间对明君圣主的召唤、对仁政的渴求。所以，正史中刘备进驻益州发布“抢劫令”这样的“暴发户心态”小说里是被遮蔽的，“鞭打督邮”这样的快意恩仇最后也处理成了张飞鲁莽的佐证……我们可以在历史与演义的对比中，反思小说家创作设计，甚至批判罗贯中或毛氏“别有用心”，但决不可罔顾小说文本事实，混淆小说与史实，进而将刘备的“英雄史诗”解读为“虚伪谋略”。这是在评判自己想象中的刘备，既不是小说形象，更不是历史真相，最多只能算是民间形象的重新演义。这算是再创作，不应作解读论。

一切不立足于文本的批评都非文学评论。若认定“刘备虚伪”，我们不禁要问：罗贯中同意吗？毛氏父子呢？刘备文学形象呢？《三国演义》的丰富意蕴呢……读《三国演义》整本书必须要尊重作者创作，尊重文本，尊重文学形象。当然也可以用“同类比较”的方法阐释历史与演义的差别，甚至质疑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价值或结果。鲁迅先生就是这样评论的。大胆假设，还需要小心求证，绝不能先入为主，方法先行，就算得出“惊人之语”，恐难引发共鸣，倒容易引发争鸣。从文本发生学看，小说作者罗贯中、修订者毛氏父子，他们的创作意图是绝无可能要表现“刘备虚伪”的。

我们支持判性思维，一切未经审视的观点都不值得关注。同样的，“刘备虚伪”这一类的论断，也需要我们谨慎思考。因为否定刘备长厚，便是颠覆刘备的仁义，质疑其虚伪，则已经将《三国演义》整本书“尊刘贬曹”背后“向善拒恶”的意蕴完全颠覆了。批判反思应该有个方向选择，也更应该有个基本底线，除非有新的重大科研发现，否则还是不宜故作惊人之语的。而且表里问题是人之常情，“劝进”和“辞让”则是“常规操作”变得发人深思。

最后值得商榷的是“虚伪”一词。人在生活中，不得不低头，谁能表里如一呢？时事复杂，不宜简单评判“虚伪”与否。三让徐州，臣表帝让，反复再三根本不是虚伪做派，而是追求一个名正言顺。就算目的动机与行为之间存在差距，刘备的战略目标与具体实施之间算不算虚伪是不是也值得商榷呢？毕竟，伪一时是虚伪，那伪装一辈子“大仁大义”“宅心仁厚”还算是虚伪吗？

《三国演义》尾诗云：“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刘备的悲剧性在于，胸怀大志，但“匡扶汉室”到最后不过是一场“镜花水月”。第三十六回，刘备在回答隐士崔州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这样的质疑时，也说：“先生所言，诚为高见。但备身为汉胃，合当匡扶汉室，何敢委之数与命？”刘备有“天命不归汉”的清醒認识，但依旧投身挽救“人心既离天命去”的洪流中。却未曾想过，千百年后，作家学者笔下的“仁君圣主”竟有一个“虚伪”的名头。这算不算，刘备这位仁君圣主的另一重悲剧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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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李庆华，文学硕士，重庆渝中张学忠名师工作室学员，重庆市二十九中学校高中语文教师。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