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超

摘 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结合点，是城乡一体化的切入点，也是农村发展的增长点，并带有强烈的、鲜明的方向性意义，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应具有新思路。为此，在解析新型农村社区主要特征、路径指引与四个双重矛盾的建设难点的基础上，以陕西省L县B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为例，提出全新的“1+6”模式。“1”即主体重造，“6”即围绕主体重造必然要求身份重构、产业重转、设施重布、资产重组、服务重塑、组织重建。通过“1+6”模式，将农村社区建设成为居民实行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具有自主性和能动性的新型社区。

关键词：新型农村社区;“1+6”模式;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C91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0）01-0081-11

一、问题的提出

新型农村社区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提升工程，既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载体，更是建设美丽乡村、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也是提高广大农民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的内在需求，对促进农民就地城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使用了“农村社区”概念，提出了加强“农村社区服务”和“农村社区保障”的要求。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作出了“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重要部署，指明了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国务院 2011年9月29日发布的《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正式指出“新型农村社区”的概念要求：“按照规划先行、就业为本、量力而行、群众自愿原则，积极稳妥开展新型农村社区，促进土地集约利用、农业规模经营、农民就近就业、农村环境改善”。2012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强调把农村社区建设作为完善符合国情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的重要内容，提出要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创建活动，培育发展社区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1]。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开展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必将带动农民群众生产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同时也对农村的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管理体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适应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趋势，本文以陕西省L县B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经验为借鉴，结合新型农村社区的特点，对新型农村社区的管理运行机制进行探讨。

二、新型农村社区特征解析与构建难点

（一）新型农村社区特征解析

所谓新型农村社区，既不同于城市社区，又有别于传统的行政村，是指打破原有的村庄界限，把一个或几个自然村或行政村，经过统一规划，在一定的期限内搬迁合并，按照统一要求、统一规划调整产业布局，统一建设新的居民住房和服务设施，组建成新的农民生产生活共同体，形成农村新的居住模式、服务管理模式和產业格局。新型农村社区组织是对原村委会组织的改造和升华，是对城市社区组织的学习和借鉴，但又不同于城市社区组织，突出表现在社区组织的“农村”特点[2]。

1.新型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的区别。新型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的区别主要有三个方面：（1）管理对象不同。城镇社区以市民、非农户口居民为主，新型农村社区则主要由传统农民转变而来，其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农民本色。（2）社区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关系不同。城市社区居民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在不同行业、不同单位工作，相互之间利益冲突少，认同度较低，较少关注社区事务。 新型农村社区居民是整村或者跨村跨镇集聚，彼此之间相互熟悉，且与新型农村社区组织、干部之间经济利益关系密切，感情认同强，高度关注社区政务。（3）管理方式和内容不同。新型农村社区肩负着农村和社区的双重治理任务，主要依赖于民主管理、民主自治、民主监督发展集体经济，管理社区事务。城市社区则体现“协调共建”，注重提高社区单位和广大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服务和社区管理的积极性[3]。

2. 新型农村社区的优势。新型农村社区的构成主体是行政村的农民，与行政村相比，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优势：（1）居民身份多元化。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一部分农民通过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变成了“新市民”，职业也由纯农民向二、三产业转移，也有一部分农民仍然坚持从事农业生产，在生活中是社区居民，但其经济身份在一定时期内仍然是村土地承包人和集体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必然要加快农民分工分业，深化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造，实现传统封闭社区全面向现代开放社区转变[4]。（2）居住环境绿色化。新型农村社区经过拆迁改造后，将原本混乱分散、设施不足的村庄形态和不良环境转变为管理有序、设施完善、环境宜人的现代化新社区，目的是让生活在新社区的居民达到全面小康生活的水准。（3）公共服务均等化。社区居民对物质生活、社区管理与服务、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等有新的愿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向新社区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新社区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新社区辐射，建立健全城乡衔接、功能完备、布局合理的公共交通、供水供电、广电通讯、商品连锁、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科技教育、文化设施、卫生体育、应急救助等公共服务体系，让生活在新型农村社区的居民享受到便利、安全、高效、多样的公共服务[5]。（4）社区建设规范化。随着居住环境社区化、居民意识市民化，村“两委”职能开始向设施建设、环境卫生、社区服务、治安调解、市场管理等日常事务工作转变。要针对社区组织结构相对开放、经济社会多元化、社区设施与文化生活落后、居民传统观念浓厚等问题，按照公民社会和现代社区建设的要求，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为重点，加强社区的科学布局规划和建设规划，推动社区生产、生活、服务功能分区，实现人口聚集和规模聚集[6]。

（二）双重矛盾：新型农村社区的构建难点

1.居民身份双重的矛盾。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在社会身份上由农民转变为市民，但在经济身份上依然是原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新型农村社区治理过程中一方面要保障新社区居民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另一方面要保护居民的集体经济产权，这就使居民的生产生活活动无法统一到社区，增加了管理和服务的难度。

2.组织机构双重的矛盾。新型农村社区组织对组织设置、作用发挥、工作内容、活动方式、治理目标等都有新的要求和任务，因此需要建设和培养新的社区组织以满足居民的各类需求，但在社区建设和制度转型过程中，有一些社区组织的功能尚未完善，原来的村组织也尚未取消，各类组织间的管理边界不清晰，导致了一些组织功能的重复或缺失，管理和服务效率比较低。

3.治理双重的矛盾。新型农村社区存在的问题是村、社区双重治理，居民搬入新社区后，社会事务一般在新社区中参照城市社区治理模式进行治理，但经济事务仍由原行政村管理，农村与社区存在不同的治理模式，增加了治理的难度。另一方面，农村变社区、农民变居民不是简单的角色转换，还涉及到居民福利、社会保障政策与城市接轨问题，不能简单地撤销原行政村的各类组织，因此，社区居民在一定时间内还要接受社区和行政村的双重治理[7]。

4.管理和服务双重的矛盾。现有的管理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城市化的要求，新型农村社区管委会是过渡性的组织，职能边界不明确，与原行政村存在“多头”管理，容易导致不问不管、相互推诿、过分依赖物业公司、管理无力、参与过度等现象发生，出现“真空地带”，产生管理缺位、错位问题。

三、新型农村社区的理论透视

（一）从田园城市理论到“两山理论”：新型农村社区的理念指引

1898年，埃比尼泽·霍华德在他的著作《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再版时改为《明日的田园城市》）中提出了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模型，他称之为“田园城市”。英国“田园城市和城市规划协会”经与霍华德商议明确了田园城市的含义：田园城市是为健康、生活以及产业而设计的城市，它的规模能足以提供丰富的社会生活，但不应超过这一程度;四周要有永久性农业地带围绕，城市的土地归公众所有，由一委员会受托掌管。霍华德认为，城市、乡村以及“城市-乡村”的三种生活形态犹如三块磁铁，相互联系、密不可分，这就是三磁铁理论，也是田园城市的理论基础。即田园城市根本目的就是建立一个这样的城市——乡村与城市结合的磁铁[8]。田园城市理论生动诠释了城乡统筹、区域平衡、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的理念。基于绿色发展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曾鲜明地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9]习近平的“两山理论”，系统地阐释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不仅是引导我国走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道路的重要理论，更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新理论和新出路。他还特别强调：“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9]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形象地阐明了自然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内在规律，为我们加快构建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提供了科学依据。从田园城市理论到“两山”理论，告诉我们城镇化发展不是只有向大城市集中的一种模式，要实现农民就地城镇化，必须加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推动乡村生态振兴，真正使农村社区成为山清水秀、天高云淡、风景如画的充满希望的田野和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二）从产业集群理论到“两区同建”：新型农村社区的路径指引

产业集群理论是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种西方经济理论。指在一个特定区域的特别领域，集聚着一组相互关联的公司、供应商、产业和专门化的制度和协会，通过这种区域集聚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形成区域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和区域竞争力[10]。产业集群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其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以及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关系十分密切，而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变迁有其理论依据。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分工是国民财富增进的源泉，是经济生活的核心现象。他在《国富论》论述了采取分工生产的方式是企业集群形成的理论依据，分工使企业集群具有无论是单个企业还是整个市场都无法具备的效率优势[11]。马克思的分工协作理论认为，建立在协作基础上的企业生产，可以产生比分散生产更大的效率。对低成本和高效率的追求是产业集群形成的内在动因[12]。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了“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两个重要概念。他认为企业集群是基于外部规模经济而形成的，他把专业化产业集聚的特定地区称为“产业区”[13]。产业园区作为产业集群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通过共享资源、克服外部负效应，带动关联产业的发展，从而有效推动产业集群的形成。产业园区所具有的性质和特征决定了产业集群最终方向，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两区同建”是指通过新型农村社区和产业园区同步建设，推动农民集中居住和产业集约发展，促进农民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两个转变”。 新型农村社区采取“两区同建”的路径，实现农村人口向社区集中，农业产业向园区集中，城市生活方式、现代文明、基础设施等向农村延伸，最终实现有产业支撑的农村社区，有社区保障的产业园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均等化。

（三）从城乡统筹发展理论到城乡融合：新型农村社区的机制指引

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经济转换模型理想是把“二元结构经济”转变为“一元结构经济”。但由于刘易斯模型的注意力放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和现代部门产量与就业的增长两个方面，并没有最终解决“二元结构经济”向“一元结构经济”的转变问题。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不仅要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且必须全面解决城市与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其根本就是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理论，采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方式，“统筹”是手段，中心在城[14]。党的十八大把“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推动农业农村工作的总方针，指出“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題的根本途径”[15]，进一步揭示了二者的目标和手段的关系，也是发展阶段的递进关系。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16]，即通过体制机制的建立和政策体系的构建，促进城乡之间水乳交融、互为发展条件。城乡融合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要素融合。即城镇要素和农村要素融合，包括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要素。二是区域融合。城市是农村的前厅，农村是城市的后花园，村中有城，城中有农，发展互补。三是生活方式融合。由于农村基础设施日益健全，农村人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和城市社区日益趋同。这是在新的形势下，执政党对于城乡关系的新定位，是对以往城乡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标志着我国城乡发展进入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对指导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和政策价值，新型农村社区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载体，也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路径选择。

四、L县B村“1+6”新型农村社区模式

（一）基本情况

陕西省L县B村作为关中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改革试点村，自2014年启动实施以来，创新模式，大胆探索，积极实践，迈出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新步伐，为关中平原乃至西部地区促进农民就地城镇化探索了路径，总结了方法，积累了经验。L县B村整合周边草滩、周邢、刘林3个小村，以B村为中心，实施四村合一、小村并大村。按照“四化”“四通”“十有”的标准，规划建设6 000人的社区。整合前4个村共有17个村民小组4 700人，土地面积1万亩。其中，4个村的村庄占地1 900亩，另复耕砖场废弃地200亩，两项合起来共2 100亩。新社区规划用地600亩安置6 000人，节约土地1 500亩，用于争取省市土地指标增减挂钩政策，让土地改革的成果惠及农村老百姓。

（二）建设模式

B村新型农村社区作为关中地区促进农民就地城镇化的有益尝试，积极顺应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趋势，采取“1+6”建设模式（见图1），加快农村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經营方式、管理方式和服务方式的升级改造。“1+6”模式中，“1”即主体重造，主体重造就是要体现新型农村社区多元主体和多方参与;“6”即围绕主体重造必然要求身份重构、产业重转、设施重布、资产重组、服务重塑、组织重建6个方面。这6个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配套。

1.推进主体重造。针对新型农村社区带来农村生产、生活、经营、管理、服务等方式的深刻变革，新社区按照专业化的理念，对其管理主体、建设主体、经营主体与服务主体进行科学分工，优化组合，确保新社区高度契合农民就地城镇化的新趋势（见图2）。（1）在管理主体上，成立B村新型社区管委会，当好“总舵手”，统筹负责社区规划设计、项目协调、资金落实等具体事宜，保障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积极稳妥实施。（2）在建设主体上，按照“政府主抓、企业主建、群众主体”的原则，由各级政府在政策支持、项目配套、资金倾斜等方面为新社区建设提供全方位支持和保障。由陕西地建集团和陕建集团采取市场化运作模式，以土地指标增减挂钩的方式由企业完成社区住房和相关配套设施建设。由社区群众全程参与制定社区建设方案，发挥好群众主体作用。（3）在经营主体上，顺应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大趋势，大力培育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和职业农民，促进农业社会化分工，解决好“谁种地、怎么种”的问题。（4）在服务主体上，依靠社区服务中心的平台，整合社会组织、自治组织、群团组织、民间组织的力量，构建多元化服务体系，确保社区居民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17]。

2.推进身份重构。针对新社区居民跨村落、跨区域集聚的实际，推进社区居民社会身份、经济身份和职业身份“三分离”，为实现“农民变居民、资源变股金、身份变职业”夯实基础（见图3）。（1）在社会身份上，采取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卫生“五纳入”的办法，让落户新社区的四村居民和外来人员享受同等的社会福利和政治权力，打破依附在户籍上的城乡待遇差距，让农民变居民。（2）在经济身份上，采取对原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三保留”的办法，通过产权改革，让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不动产”变成“流动产”，使依附于集体经济的社员转变成具有自由身份的股东，促进农村资源资本化。（3）在职业身份上，采取重新就业、自主创业、职业塑造等办法，促进农民身份向职业身份的转变。以新社区为例，四村居民共6 000人，劳动力约2 300人，其中常年在外务工的约800人，自主创业的有300人，在环保产业园、西部农机装备物流产业园就业的有400多人，加上将来农业园区、商业门店和社区服务管理可提供的500多个就业岗位，剩余300人按照职业农民的要求，培育成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主、专业合作组织带头人，实现农民身份向职业身份的有序转变[18]。

3.推进产业重转。坚持以工业化的理念发展农业，以信息化的手段提升农业，以科技化的方式改造农业，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升级。B村在产业重转中，做到园区化承载、规模化发展、科技化支撑、生态化引领、设施化配套、组织化服务、多元化推进，以“七化”促产业转型（见图4）。

“七化”的具体做法如下：（1）园区化承载。2011年，B村现代农业园区被确定为首批省级现代农业园区，园区核心区已发展到3 000亩，辐射区达到10 000亩，核心区亩均效益达到15 000元左右，初步具备了“产业完整、要素聚集、装备完善、管理规范、效益显著”的现代农业园区的条件，成为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孵化器”。（2）规模化发展。按照“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的原则，依法、自愿、有偿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促进土地向新型经营主体集中，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农业经营方式逐步由分散经营向集约经营和规模经营转变。目前，新社区的土地流转率达到50%左右，为实现规模化经营奠定了有利条件。（3）科技化支撑。大力推进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成果运用，先后建成千亩樱桃示范园、设施果蔬大棚50个，改造传统果园5 000亩，测土配方施肥新技术开始推广应用，农业品牌正在不断做强做大。（4）生态化引领。通过大力实施果畜沼生态养殖、病虫生物防治、农业土壤改良、有机肥源建设、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生态修复治理工程，初步形成了资源利用高效、生态系统稳定、产地环境良好、产品质量安全的绿色生态发展新格局。（5）设施化配套。大力实施节水灌溉、机械化耕作、温湿度自动控制等农业配套设施建设，节水灌溉率达到40%以上，生物防治覆盖面达到70%以上。（6）组织化服务。通过组建机耕服务队、化防服务队、养殖专业合作社、苹果专业合作社、樱桃专业合作社等专业化服务组织，结合电子商务和农产品物流，引导农户“抱团”发展，提升农业的综合竞争力。（7）多元化推进。依托产业特色、田园风光、乡土文化和民俗风情，深度挖掘农业的多种功能，大力培育壮大休闲度假、旅游观光、创意农业、农耕体验、乡村手工艺等新产业新业态，促进农业多渠道增值增收[19]。

4.推进设施重布。针对城镇化加速推进带来的空心村、空庄基、空巢老人不断增多的实际，打破传统村庄建设布局乱、投资大、设施差等弊端，划定为建设区、设施区、生态区和搬迁区，对村庄建设进行重新规划布局（见图5）。（1）建设区按照建设与保护、培育与传承相结合的原则，突出“传承历史、彰显文明、风情民居、诗意乡愁”主题，体现关中民居风貌。社区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建设关中小院583套，多层住宅564套（6+1层），小高层住宅504套（12层）。其中关中小院主要满足50岁以上的农户家庭居住;多层住宅主要满足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居民;小高层主要满足工业园区的产业工人和从事商贸服务业的创业者，以求最大程度满足不同层次社区居民的住房需求。（2）设施区围绕“四化、四通、十有”的目标，“四化”就是道路硬化、环境美化、路灯亮化、污水净化;“四通”即通电、通水、通暖气、通天然气;“十有”就是有学校、幼儿园、卫生院、敬老院、商业街、戏楼、健身广场、文化活动中心、村镇银行和土地银行，让社区的老百姓享受到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3）生态区按照绿色生态的要求，突出美丽乡村的田园特色，完成社区绿化、湿地湖面、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配套设施，着力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品质。（4）搬迁区按照“三保一防”的原则，做到保水、保电、保路，防止重复建设，做好搬迁群众的过渡性生产生活安排，避免出现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的问题[20]。

5.推进资产重组。针对社区居民身份转变的要求，以“一确权两平台”为载体，加快社区居民资产重组步伐（见图6）。“一确权”就是完成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让社区居民的“资产”变“恒产”。“两平台”就是在完成产权改革和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基础上，组建社区土地银行和村镇银行，让社区居民承包地、房屋等“不动产”可抵押、可流转、可入股、可贷款，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通过土地银行为社区居民依法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提供全程服务，让社区居民通过出租、转让、入股、抵押等方式，进一步放活土地承包经营权，让更多的农村居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让土地的资本效应发挥出来，为进一步盘活土地资源、激活土地资本创造有利条件。通过镇村银行让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和职业农民的“不动产”可抵押、可贷款、可融资，解决社区融资难题，为繁荣农村经济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21]。

6.推进服务重塑。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充分发挥社区公共服务中心的平台作用，完善服务功能，强化服务保障，为社区居民提供优质高效的便民利民服务（见图7）。

具体来讲，在社区设立7个服务站：（1）设立党建服务站，加强社区党员和流动党员信息管理服务，组织发展党员，组织党员教育培训，开展党员活动，提升社区党组织的战斗力。（2）设立劳动力就业服务站，开展劳动力技能培训、就业援助、创业咨询、劳动力信息发布等服务，为多渠道保障社区居民充分就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3）设立社会保障服务站，开展低保、大病救助、社会救助以及失业、养老、医疗、生育和工伤“五大保险”等社会保障综合服务，提高社区保障服务的水平。（4）设立公共事业服务站，开展养老服务、环境整治、设施维护、红白理事以及预防保健、健康教育等服务。（5）设立文体事业服务站，大力推进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社区居民文明素质和农村社会文明程度。开展“星级文明户”“五好文明家庭”评选，培育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新乡贤文化，树立健康文明的新风尚。（6）设立综合治理服务站，开展普法宣传教育、矛盾纠纷调解、治安群防群治和法律援助等服务，全面提升社区法制化水平，建设平安和谐新社区[22]。

7.推进组织重建。针对农村社区的特点，对各类社区组织进行科学合理安排（见图8）。

具体要做好如下几方面工作：（1）设立社区工作办公室，承担政府管理社区职能，领导社区公共服务中心，指导社区管委会开展工作，协调社区各单位间的关系。（2）设立社区公共服务中心，承担社区居民的就业、保障、医疗等具体事务，由政府主导、社区自治组织和社区单位参与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组织，协助社区工作办公室开展相关的行政和社会事务工作。（3）设立社区党总支，配合上级党组织完成社区党建的各项任务，按照党章的规定开展工作，确保基层民主有正确的发展方向，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贯彻落实。（4）设立社区管委会，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同时，通过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决定社区建设中的重大事项，依法選举并监督社区管委会的工作。凡社区的重大事务尤其是与社区居民切身利益相关的事项，都要提交社区居民会议讨论，真正体现居民自治。社区管委会对居民代表大会负责，执行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的决议，管理社区日常工作。（5）健全社区民间组织，成立文化体育、助养服务、志愿者服务、治安巡防等民间组织，为提升社区管理服务水平注入新的活力[23]。

（三）模式的独特贡献

1.解决了“建社区就是逼农民上楼”的问题。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是一项新事物，一些专家学者甚至就一些领导干部从一开始对此就有各种不同看法，最大的质疑就是建社区就是盖楼，建社区就是让农民上楼。参考咸阳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主任赵强社主持设计的16种新型农村社区民居建筑图样，B村设计的关中小院没有让农民上楼，既使社区功能达到城市的标准，又传承了农耕文化，使农村的田园风光得到延续和升华;既节约了土地，又体现了关中民居的建筑风貌，使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有机结合，使新型农村社区的民居顺应了农民的生产生活。

2.解决了“建社区违反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问题。一些地区在小村并大村、建设新社区的过程中，成立社区居民委员会代替原来的村民委员会，村委会不搞换届选举，在新社区中，群众没有代言人，群众利益难以得到保障。针对这一问题，B村完善了“在村党组织领导下、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农村社区治理机制。即在各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基础上，成立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由群众选举的各村委会成员组成。这样既没有违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同时社区居民委员会中有各村的代言人，群众利益得以保障，也有利于群众工作的开展。

3.解决了“建社区只解决农民有房住，没有解决没钱花”的问题。B村按照“产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社区集中”的原则，坚持“两区同建”，即农村社区和农业产业园区同步建设，大力推动农民集中居住和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民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两个转变”，使农民进入新型农村社区后有业就、有事干、有钱花。

五、启示与结语

（一）必须要有“好”规划引领

规划是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先导和基础。关中平原地区村庄之所以建设零乱无秩序，关键是在建筑风格、村庄布局等方面缺乏专业规划。B村新社区就是从规划抓起，由上海同济大学和陕建设计院设计团队负责社区规划设计工作，并将社区建设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建筑设计规划、基础设施规划和公共服务规划融合贯通，无论是产业发展规划、空间布局规划，还是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规划，都相互衔接，相互支撑，紧密配套，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科学性、超前性，更突出了系统性、整体性。特别是在住宅建筑设计方面，有效融合现代建筑元素与现代设计理念，由咸阳市城乡一体办联合市建筑设计院设计了16种民居建筑图样供社区选择，为建设浓郁关中民俗风情的新型农村社区提供了有力支撑，受到了老百姓的一致好评，更为社区建设提供了建筑样本。B村的探索实践告诉我们，建设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就是纲领和旗帜，规划的水准决定着新社区的层次，规划的落实体现着新社区的建设成效。

（二）必须要有“好”产业支撑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必须有产业支撑，否则就是“空中楼阁”。 B村之所以能够启动新型社区建设，就是坚持产业先行，在社区启动之前，按照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较好地完成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升级改造。种植业、养殖业、旅游观光、创意农业、农耕体验、电子商务、仓储物流等新产业不断涌现，大力推广欧洲樱桃、设施果蔬等新农业品种，广泛应用节水灌溉、配方施肥、生物防治等新技术，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种养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不断壮大，农业产业化水平走在了关中地区前列。

（三）必须要有“好”政策保障

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涉及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住房保障、生态治理、精神文明等方方面面，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靠好政策扶持、好机制引导。对此，咸阳市专门制定出台《关于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实施意见》，并连续三年为示范社区每年提供50万元以奖代补资金支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在此基础上，协助社区管委会积极向上级争取政策支持，将B村确定为陕西省关中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改革试点村和全省土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区，并整合行业部门土地综合整治、旧村改造、贫困户搬迁、产业发展等项目资金，组织发改委、国土、财政、农业、民政等部门定期深入B村解决问题，多渠道、多领域争取政策和项目支持，为新社区启动建设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政策机制保障。

（四）必须要有“好”模式实施

B村作为关中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村，没有资源优势，没有区位优势，既不同于城中村、城郊村，可以资源换资金、土地换发展，可以挂靠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房政策项目;也不同于陕南、陕北及渭北旱腰带地区，可以享受扶贫开发和移民搬迁政策。建设新社区，必须找到一条符合关中特色的新型社区建设模式。经过省市县权威部门共同研讨，B村在充分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1+6”建设模式，涵盖了村庄建设、产业发展、社区管理服务、农村改革等各个方面，既顺应了新型城镇化的大趋势，又充分体现了关中民居特色，更与当前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大背景相吻合，具有鲜明的关中地域特色，不但符合B村实际，更对关中地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五）必须要有“好”带头人组织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千头万绪，“群众看干部，干部看支部，支部看支书”。动员和引导老百姓共同建设新社区，关键在支部书记这个领路人。B村新型社区党委书记李朝鲜同志在基层摸爬滚打几十年，既是全国人大代表，更是致富带头人，在老百姓中口碑好、威信高。在建设新社区上，以“不怕磨破嘴，不怕跑断腿，不怕操碎心”的担当精神，为筹划建设新社区，积极对上争取支持，对下发动群众，对内抓好管理，对外统筹协调，殚精竭虑，身先士卒，亲力亲为，做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以此来感染群众、影响群众、发动群众，以干部作为带动群众有为，使B村新型社区建设逐步走上了正轨。B村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在关中平原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支部书记必须发挥好带头人的作用，勇于担当，敢于突破，带领广大群众共同建设好幸福生活的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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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1 Plus 6” Model Construction in New Rural Community

——Taking B Village of L County in Shaan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LYU Cha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2000，China）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new rural community， as the combination point of urban-rural joint development，the entry point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and the growth point of rural development，has a strong and distinct directional significance，and it should have new ideas.For this reason，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rural community，the path guidance and the four double contradict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fficult points and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rural community in B Village，L County，Shaan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I put forward a new “1 plus 6” model.“1” is the main reconstruction and “6” is around the main reconstruction，which will inevitably require identity reconstruction，industrial restructuring，facilities redistribution， asset restructuring， service remodeling， and organizational reconstruction.Through the “1 plus 6” model，the rural community is built into a new type of community with self-education， self-service and self-management.

Key words：new rural community;“1 plus 6” model;urban-rural joint development;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責任编辑：张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