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谷成，魏诗洁，范丽霞

（1.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武汉 430070；2，武汉轻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武汉 430023）

一、引 言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农产品贸易出口额由2001年的160.7亿美元增至2017年的755.3亿美元，扩大约5倍，快于世界农产品贸易的平均增速。在此过程中，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明显提高，但仍处于全球农业价值链“微笑曲线”的底部（李谷成等，2019）。近年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温，中美贸易冲突加剧，必将对中国农产品贸易产生较大冲击。即便如此，中国仍将坚定不移地奉行扩大对外开放政策，营造公平竞争和法制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其中，继续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打造互利共赢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依旧是对外开放的重点。农业一直在“一带一路”规划合作的重点，在沿线国家经济中占据较高比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开展农产品贸易是沿线国家的共同诉求，对我国农业“走出去”和积极利用国外资源维护粮食安全具有特殊意义。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政策导向、基础建设、信息化服务和文化背景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很大程度上降低贸易便利化程度，妨碍国际贸易发展。亚洲发展银行（2008）报告表明，因贸易便利化水平低下而造成的交易成本占总贸易额的1%～15%，部分地区的贸易负担严重影响正常的国际贸易。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通过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降低贸易成本，进而提高各国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推动农业产业链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成为学术界重要课题。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强调把互联互通作为基础，发挥运输通道的纽带作用，构建多元合作机制，打造命运共同体（李向阳，2014）。中国政府将“贸易畅通”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容之一，充分说明对“一带一路”贸易便利化滞后问题的高度重视，也说明贸易便利化对于破解中国贸易增长难题的重要意义。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影响逐渐成为学术界关心的重要内容。虽然贸易便利化至今尚未提出统一定义，但本质上是要简化和协调贸易流程，提高贸易效率，降低贸易成本，加速产品和服务的跨境流通（石良平等，2011）。已有研究倾向于将贸易便利化作为一个变量纳入引力模型，考查其对农产品双边贸易量的影响，且Wilson等（2005）、谭晶荣等（2016）多数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为例的研究均证实贸易便利化的正向影响。也有研究关注贸易便利化对农产品出口其他方面的影响，其中以引力模型的应用最为广泛。韩啸等（2016）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考查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潜力的影响。朱晶等（2018）运用扩展的引力模型考查并证实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深度和广度的促进作用。刘宏曼等（2018）通过引力模型估计贸易便利化对农产品贸易成本的影响。

Hausmann等（2003）最早提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概念，认为出口技术复杂度代表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是出口绩效的综合体现。其中，经济增长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紧密相关。Hausmann 等（2007）发现，一国经济增长可促进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出口，提升该国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杨汝岱等（2008）基于“成本发现”理论①“成本发现”理论模型包含影响贸易结构的多元因素，具体参见Hausmann等（2007）。和跨国实证，证实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有利于一国经济快速增长。关于中国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包括不同国别或地区的出口技术结构变迁（陈晓华等，2011）、Rodrik 悖论②相较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当一国或地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明显超过其自身收入水平时，该现象常被称为“Rodrik悖论”。的解释（Rodrik，2006；丁小义等，2013）、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黄永明等，2011；赵红等，2014）等。农产品贸易是国际贸易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角度研究农产品贸易的文献尚不多见，如Liapis（2011）、尹宗成（2013）、孙致陆（2015）和李谷成（2019）等。亦有学者开始关注贸易便利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如王永进等（2010）考查基础设施建设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及其机制。马淑琴等（2013）证明网络基础设施可在制造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升级中起到促进作用。代中强等（2015）利用跨国面板数据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综上所述，关于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研究多侧重于制造业和服务业，较少关注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分析；关于贸易便利化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研究多集中于贸易流量，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较缺乏；现有研究仅局限于从贸易便利化的某一方面分析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仍较少通过系统构建全面反映贸易便利化程度的综合指标体系研究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鉴于此，本文试图从以下两方面扩展现有研究：一是实证测算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二是系统建立多指标体系综合评估贸易便利化水平，并试图从出口深度和出口广度两个视角，建立贸易便利化影响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框架并实证分析。

具体而言，本文结合世界贸易组织对贸易便利化的号召和“一带一路”建设倡议，以中国③中国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仅限于一种学术处理。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为研究对象，测算2011～2018 年各国或地区的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从海关环境、规章制度、基础设施、电子商务四个方面系统构建贸易便利化的测度指标体系，考查贸易便利化对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很大程度上既弥补现有研究在贸易便利化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等方面不足，又丰富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相关演进理论，具有一定政策参考价值。

二、理论分析、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理论分析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已有产品出口数量的扩张是促进出口增长的唯一源泉，但新贸易理论通过融入消费者对产品多样性的偏好假设，认为出口增长主要反映在两方面：一是出口深度的增加，主要是指现有企业出口产品数量的增长；二是出口广度的增加，主要是指新企业进入或出口产品种类扩张（Melitz，2003）。近年来，传统农产品贸易模式便利化水平较低主要反映在交易成本较高、出口流程复杂、海关效率较低、出口壁垒较多和风险较高等方面，必将影响农产品贸易的进一步深化发展。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主要反映一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农产品出口技术含量的提升主要反映在市场信息公开透明、贸易订单的生成实时简单、农业生产中机械对劳动力的替代、运输中时效性更短及更高质量保鲜和储存、出入境前更快捷通关和其他手续办理、出入境时更为简便的检疫检测等。因此，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理论上可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具体作用路径可分为两方面。

1.出口深度

第一，对鲜活农产品而言，不易储存和不适合长距离颠簸运输，加上国内出口准备工作的繁琐和出口检疫检测等一系列监管审批工作等，出口周期较长，而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可缩短贸易双方交易时间，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出口深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增强农产品出口竞争力，促进产业价值链向中高端转移。第二，国际贸易相对于国内贸易更具不确定性，一方面农产品是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相结合的产物，面临市场和自然双重风险；另一方面，农业是国际贸易最敏感和贸易壁垒最森严的部门，扭曲严重，贸易成本相对较高，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可有效促进农产品出口企业根据贸易环境变化开展适时调整，减少企业出口决策的不确定性，稳定市场销路，通过增加出口深度促进农产品出口企业提升产品技术含量。

2.出口广度

第一，贸易便利化可促进交易方式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如农产品跨境电商的兴起可通过企业对企业（B2B）和企业对消费者（B2C）两种模式，减少农产品贸易的中间环节，市场信息传输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约束，可扩展农产品市场空间，从而扩大出口广度，有利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打破“低端锁定”格局，提升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第二，从新贸易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看，贸易可促进要素流动、知识扩散、技术创新等，具有稳健的技术溢出效应，尽管农业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其技术溢出效应比较复杂，但对农业中间品而言，贸易便利化可通过“干中学”、技术外溢和示范效应等机制，加速农业技术创新，扩大出口广度，最终提升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

总之，贸易便利化会在农产品出口各环节大幅降低贸易流通成本和交易成本，使得农产品出口广度得以扩大，出口深度得以增加，且可促进出口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出口品质的提升，最终提高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

（二）变量定义与度量

1.被解释变量：出口技术复杂度（expy）

出口技术复杂度测度主要分为产品和产业（或宏观）两个层面，Hausmann（2007）最早提出不同国别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算方法。测度方法如下。

（1）产品层面的出口技术复杂度（Prody）

式（1）中，Pr odyjk代表j国产品k 的出口技术复杂度；xjk代表j 国产品k 的出口额；xj表示j国出口总额；yj表示j国人均收入水平，经常以人均GDP衡量。

（2）国家层面的出口技术复杂度（Expy）

式（2）中，Expyj代表j 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其余指标经济含义与式（1）一致。

2.核心解释变量：贸易便利化指数（TFI）

借鉴Wilson等（2003）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的构建思想，针对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农产品贸易特点，选取以下4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见表1），应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贸易便利化水平。

表1 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贸易便利化程度的测度指标体系

论文选取的具体指标除廉洁程度二级指标来源于透明国际发布的《全年清廉指数报告》，其余指标全部取自于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因不同指标取值范围有所差异，故做数据标准化预处理，变为[0，1]的取值区间，应用Stata 15.0软件和主成分分析法对每一年数据加以实证，以确定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权重。首先测算二级指标权重，在通过KMO检验的条件下，以累积贡献率达到85%为标准，分别选出每个一级指标的主成分，根据各主成分的每个二级指标因子得分系数和方差贡献率计算每个一级指标下二级指标的权重。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式（3）中，ωj表示二级指标j的权重，βij表示各主成分compi的二级指标j的因子得分系数，ei表示每个主成分compi的方差贡献率。

计算每个一级指标下二级指标的权重后，测算每个一级指标的得分；然后根据上述方法计算构成贸易便利化水平指数的每个一级指标的权重；最后根据权重计算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指数。

3.控制变量

（1）外商直接投资（FDI）。外商直接投资可通过跨国企业的技术外溢、竞争效应和模仿效应等渠道降低技术采纳的研发和学习成本，提升本国产品出口技术水平及含量。FDI具体是指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网站统计数据库（UNCTAD Statistics）。

（2）农业劳动力规模（LAB）。根据新古典贸易理论，按照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一般情况下资本密集型产品技术含量较高，劳动密集型产品技术含量较低。因此，农业劳动力规模越大农产品可能更偏向于劳动密集型，出口技术复杂度可能越低。采用农业就业人员数占就业人员总数的比重衡量农业劳动力规模，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The Word Bank Database）。

（3）研发投入（RD）。R&D 活动是技术进步的最直接来源。理论上，一国研发投入越多，生产效率越高，技术进步越快，出口产品技术含量越高，国际竞争力越强。采用研究和开发经费占GDP的比重作为R&D活动的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The Word Bank Database）。

（4）人力资本（HR）。人力资本主要表现为劳动者素质与技能。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可提高劳动者学习、掌握和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而提升产品技术含量。以各国高等教育入学率衡量人力资本状况，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The Word Bank Database）。

三、实证分析与讨论

（一）出口技术复杂度

测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不同类别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时，需用到全球各国每一类别农产品贸易数据计算产品层面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但因部分国家数据缺失，故选取2014年农产品出口额在100亿美元以上的全球TOP36的国家（或地区）④36个样本国家（或地区）2014年按农产品出口额由大到小分别为：美国、荷兰、德国、巴西、法国、中国、加拿大、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印度尼西亚、印度、泰国、澳大利亚、阿根廷、英国、俄罗斯、波兰、马来西亚、新西兰、越南、墨西哥、丹麦、智利、土耳其、乌克兰、瑞典、奥地利、爱尔兰、新加坡、韩国、南非、捷克、日本、中国香港和瑞士。，其基本涵盖世界上主要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2011～2018年农产品出口总额占到全球农产品出口总额平均比重的85%以上，具有良好代表性。在测算分类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计算了“一带一路”国家（或地区）⑤按照“中国一带一路网”对“一带一路”区域的划分，在剔除数据缺失较为严重的国家（或地区）后，东北亚包括蒙古、俄罗斯，东南亚包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柬埔寨、缅甸、老挝、文莱，南亚包括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尼泊尔、不丹、马尔代夫，西亚北非包括阿联酋、科威特、土耳其、卡塔尔、阿曼、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巴林、以色列、也门、埃及、伊朗、约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中东欧包括波兰、阿尔巴尼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马其顿、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拉脱维亚、波黑、黑山、乌克兰、摩尔多瓦，中亚包括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农产品出口数据来自于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农产品界定为HS 二位编码中01-24 章及51、52 章。各国人均GDP 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The Word Bank）。实证测算结果见表2。

从测算结果看，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集中在25 000.00～36 000.00国际元⑥国际元（Geary-Khamis Dollar），由爱尔兰经济统计学家R.G.Geary提出，是多边购买力平价的比较中将不同国家货币转换为统一货币的方法。多数情况下国际元购买力与美元在美国购买力大致相当。区间，基本呈增长态势。从整体平均看，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由2011 年的26 249.79 国际元升至2018年的32 601.09国际元，增幅达24.20%，初步表明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农产品整体出口结构不断优化，技术含量和出口竞争力不断增强。从增长速度看，整个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增速也较快，8年间增长率扩大近6倍，整体呈上升态势。

表2 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

从分区域看，西亚和北非的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最高，2011～2018年平均水平为30 788.01国际元，可能原因是西亚、北非处于三洲两洋的交通要冲，该地区的经济支柱主要是农业和矿业，对农产品出口较重视，贸易成本较低，生产率和出口品质提高较快，具有国际竞争力（Melitz，2003；Baldwin等，2011）。其次是中东欧和东北亚地区，分别为29 748.46国际元和29 576.63国际元。中亚则处于中间水平（27 911.21国际元）。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较低，分别为27 230.74和25 957.00国际元，可能原因是该地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缺乏农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持续性和激励机制。各地区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在2016年曾出现小幅回落，可能原因是英国脱欧对世界政治经济造成巨大震荡，给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带来更多挑战和不确定性（见图1）。另外，不同区域间的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差距较大，特别是南亚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差距近年来有所扩大。

图1 “一带一路”国家（或地区）不同区域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变化

（二）贸易便利化水平

应用公式（3）和表1构建的指标体系，测算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农产品贸易便利化水平（见表3）。其中，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整体平均贸易便利化水平从2011年的0.5485升至2018年的0.5803，增长5.80%，呈明显上升趋势，但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之间差距仍较大。具体而言，西亚北非地区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最高，每年均超过0.6；其次是中东欧和东南亚地区，大致保持在0.5～0.6水平；与其他区域贸易便利化水平基本保持稳定或增幅较小不同，中亚和东北亚区域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增幅较大，增幅分别为17.68%和19.92%，最终超过南亚地区。从具体国别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中，2011～2018年平均贸易便利化水平最高的是新加坡，2018年达到0.8756的最高水平；最低的是缅甸，平均值为0.3308。缅甸与新加坡两国在海关效率、规章制度、基础设施和电子商务四个方面差距较大，其中基础设施和电子商务两方面差距最大，符合直观感觉。

（三）贸易便利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1.实证估计模型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实证测算，计量估计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重点考查贸易便利化对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构建基准的静态计量经济学模型如下。

式（4）中，下标i表示国家或地区，t表示时间，λi代表个体效应，φi代表时间效应，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Expy 为被解释变量，即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TFI 为贸易便利化水平，是核心解释变量。X 代表各控制变量，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存量（lnFDI）、农业劳动力规模（LAB）、研发投入（RD）和人力资本（HR）。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见表4。

表3 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不同区域的贸易便利化水平

表4 具体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考虑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动态性，当期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可能与当期自变量相关，也可能与上一期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相关。因此，将上述静态面板数据模型修正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估计式（5）中引入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使得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因工具变量法的效果依赖于工具变量的不同而不同，采用系统GMM方法估计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具体而言，在对方程（4）代表的静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时，论文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方程（5）代表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中，系统GMM估计不能采用经典的拟合优度检验和F检验，论文采用J统计量开展Sargan检验。实证估计结果见表5。

2.实证解释与讨论

由表5可见，无论是静态面板固定效应估计还是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贸易便利化变量对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均产生显著正向作用，影响程度差异不大，同时其他变量的表现也基本相同，综合表明静态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系统GMM模型的估计结果很大程度上是稳健的。在系统GMM回归中，AR（1）的P值为0.0216，AR（2）的P值为0.5533，显著大于0.1，表明估计模型不存在一阶和二阶序列相关，可接受扰动项无自相关的原假设。因为GMM工具变量过多可能造成的过度识别问题，进一步Sargan检验。Sargan检验的P值为0.4485，显著大于0.1，说明修正后模型适用于系统GMM估计。

从模型估计看，核心解释变量贸易便利化水平（lnTFI）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符合理论预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可显著促进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增加。其中，贸易便利化水平每提高1%，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平均提高0.29%～0.37%，证实了前文的理论假说。滞后1期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Expyt-1）变量显著为正，表明出口技术复杂度变量具有明显的“惯性”特征，或者农产品出口具有较强的持续性特征。

从各控制变量看，外商直接投资（lnFDI）和人力资本（HR）变量通过1%水平显著性检验，说明两者均对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起到促进作用，其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力度较小。研发投入变量（RD）只在GMM模型中通过显著性检验，初步表明现阶段农业研发投入对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的影响尚不明确。农业劳动力规模变量的系数为-0.0045，且通过1%水平显著性检验，说明农业劳动力规模扩大对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较明显负向作用，农业劳动投入与技术提升之间存在某种程度替代效应。

表5 模型（4）和（5）回归估计结果及其参数检验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估计贸易便利化对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实证表明，近年来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基本处于上升态势，技术含量不断提高，但地区间差距仍较明显；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我国和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不断提高，符合“一带一路”强调互联互通的倡议，但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差距仍十分明显，响应WTO关于贸易便利化的号召仍潜力巨大；从实证估计看，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对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起到显著正向作用，且估计结果稳健，符合理论预期；人力资本和FDI对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产生不同程度的正向作用，但研发投入变量的作用尚不显著，农业劳动力规模的扩大产生显著负效应。

（二）政策建议

（1）加快设施联通建设。设施联通是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前提，既包含交通运输等“硬件”设施的建设，还包含规则、制度等“软件”方面的联通建设。受地理区位条件等限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相对落后，交通不便，农产品存在保质期短、不易存储的特性，易出现出口农产品腐败变质导致质量差、价值低的问题。因此，中国应加强与其他国家互联互通，一方面在资金、技术、设备、人才和经验等方面互利共享，共同努力推动“陆、海、空、网”四位一体的联通；另一方面要深化海关合作，完善规章制度，营造便捷高效的海关环境，提高贸易通关效率。因此，可降低农产品贸易成本，增加农产品出口深度，提高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

（2）强化网络化和信息化建设。网络信息化已成为当今数字经济的重要引擎，是提升“一带一路”贸易便利化水平的重要内容，既可提高政府部门的服务水平和行政效率，又可促进农产品贸易产生新的增长点，促进贸易结构提档升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大多为发展中国家，网络信息化尚未形成规模，农产品贸易受时间和空间约束。因此，强化网络信息化建设迫在眉睫，加快沿线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更新换代，促进跨境电商合作与发展，网络共享技术成果。因此，可扩大农产品出口广度，促进农产品消费升级，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

（3）明确国际交流与合作方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文化、语言等方面差异明显，易产生误解和摩擦。因此，国际交流与合作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政治、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同样需要高度重视。可加快贸易便利化进程，有利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高端人才和先进技术等，加强农村人力资本积累，通过农业“引进来”与“走出去”，可提高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及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实现农产品出口由“数量扩张”向“内涵提升”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