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学文 丁万华

(敦煌研究院 炳灵寺文物保护研究所，甘肃 永靖 731600)

一、“建弘题记”的发现

“建弘题记”是位于炳灵寺石窟第169窟第6龛上方的一方墨书题记，因最后一行“建弘元年岁在玄枵三月二十四造”的内容而得名(图1)，是目前国内石窟考古中发现时间最早的纪年题记，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石窟考古中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

1963年，为了更好地保护刚刚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炳灵寺石窟，甘肃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组织了“炳灵寺石窟调查组”，对炳灵寺石窟进行了为期五十天的考察。考察队由当时甘肃考古界的精英们组成，他们是岳邦湖、吴柏年、初世宾、赵之祥、乔今同、董玉祥及炳灵寺文管所的王有举和王万青等。实际上，这次考察是在1952年中央文化部和西北文化部组织的第一次考察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被称为第二次考察。1952年第一次组织考察时，受当时条件的限制，未能登上“天桥洞”，也就是后来编号的第169窟。因此，第二次考察的目的之一就是“攻下”炳灵寺石窟中最为险峻，同时也带有一定神秘色彩的洞窟——天桥洞。

天桥洞(169窟)位于距地面(大寺沟底)70余米高的悬崖峭壁上，是炳灵寺石窟中位置最高的洞窟(图2)。清同治(1862-1874)以前有栈道连通。同治战乱期间，包括通往169窟的栈道在内，炳灵寺所有的木构建筑全部被战火烧毁。此后，近一个世纪以来，通往天桥洞的天梯彻底断绝，再没有人能够登临天桥洞，使天桥洞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留给后人的是一个个未解的谜团，加之史书中有天桥洞“藏古书五笥”(1)[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卷2《河水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27、28页。的记载，更加令人神往。然而，1951年陇上著名学者冯国瑞做的初步考察和1952年中央文化部组团做的第一次考察，均没有登上天桥洞，只是从望远镜中窥测一二。

图1

图2

第二次考察较第一次考察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持续时间长，第二次考察历时五十多天，第一次考察仅仅进行了七天就结束了；二是分工安排合理，考古队分为窟龛编号、摄影、墨拓、文字记录、重点洞窟测绘等几个工作小组；三是后勤保障充足，由刚刚成立不久的炳灵寺石窟的保护机构——永靖炳灵寺文物保管所为调查组提供了可靠充足的后勤保障。因此，第二次考察持续了五十余天，做了大量细致的、基础性的工作，为炳灵寺石窟以后的各项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五十多天中，考察队员们不畏艰险，克服重重困难，在附近老乡和寺院喇嘛们的协助下，利用架设的云梯和绳索冒险登上了险峻而神秘的天桥洞，揭开了其神秘的面纱。队员们在洞窟北壁发现了一方宽0.87米、高0.47米的墨书题记，共21行，每行约24字，在题记最后一行写着“建弘元年岁在玄枵三月二十四造”字样，故这一题记被人称之为“建弘题记”。建弘元年即公元420年，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石窟考古中发现的最早的纪年题记，揭开了中国石窟寺考古的新篇章。由调查队员之一的董玉祥先生执笔的考察简报中，对“建弘题记”发现的重大意义做了这样的评价：“一六九窟建弘元年题记的发现不仅为炳灵寺石窟的开创年代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而且也为我们研究西秦的佛教艺术，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同时也为全国其他各大石窟的早期造像与壁画，在分期断代方面，提供了一个新的标帜。”(2)董玉祥执笔《调查炳灵寺石窟的新收获——第二次调查(1963)简报》，《文物》1963年第10期，第1-4、10页。

令人欷吁的是，当时参加调查组的成员们，如今有的已经作古，活着的也是耄耋之年了。

二、“建弘题记”录文的几个不同的版本

“建弘题记”发现后，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纷至沓来，兴起了一个识读、考释和研究的热潮，随之也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录文版本，在这里仅举几例。

1.甘肃省考古研究所董玉祥先生的录文(3)董玉祥《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内容总录》，《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第148-158页。

□□□□□在亡

□□□□□也则神晖□灶□性

□则□□□□□□以无/

□之训□之以有适延□□□□□

□/□□□□□河□五清台郎□游

信□□工□超□盛□□□清处悟/

弘四□圆机化机方□班一近神仪重晖舍兹远悟圣景熟追记/

建弘元年岁在玄枵三月廿四日造

2.北京大学考古系阎文儒教授的录文(4)阎文儒、王万青《炳灵寺石窟总论》，收录于阎文儒、王万青《炳灵寺石窟》，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3页。

3.炳灵寺文物保护研究所前所长王万青先生的录文(5)王万青《炳灵寺石窟摩崖碑刻题记考释》，《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第128-133页。

4.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张宝玺先生的录文(6)张宝玺《建弘题记及其有关问题的考释》，收入阎文儒、王万青《炳灵寺石窟》，第163页。

5.兰州大学杜斗城教授的录文(7)杜斗城《炳灵寺石窟与西秦佛教》，收入氏著《北凉译经论》，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14-126页。

6.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魏文斌教授的录文(8)魏文斌《炳灵寺169窟内容总录》，收入董玉祥著《炳灵寺一六九窟》， 深圳：海天出版社，1994年，第1-17页。

当然，“建弘题记”的录文版本还有很多，在这里就不再一一列出。虽然“建弘题记”正文部分文字脱落严重，每个学者的录文也不尽相同，但最后一行“建弘元年岁在玄枵三月廿四日造”完全一致。

三、“建弘题记”的主要研究成果

“建弘题记”发现后，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纷至沓来，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地对“建弘题记”展开了解读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研究“建弘题记”的学者当首推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董玉祥先生，作为第二次考察队的队员之一，他亲身经历了“建弘题记”的发现过程。董玉祥先生亲自执笔了这一次的考察成果——《调查炳灵寺石窟的新收获——第二次调查(1963)简报》的撰写。简报中虽然没有全文公布“建弘题记”的录文，但对“建弘题记”做了初步的介绍和评价：

据目前所知，在国内石窟中，如新疆诸石窟、敦煌、天梯山、麦积山、云冈、龙门等窟内所存的纪年题记，还没有比它更早的。敦煌莫高窟虽有唐武周圣历元年(698)李怀让：“重修莫高窟碑记”记载了前秦建元二年(366)由沙门乐僔开始创建，但在现编四百八十六个窟、龛中，究竟哪一个为乐僔所造？还很难确定。云冈石窟，据《魏书·释老志》记载，为北魏文成帝和平初年(460)由著名高僧沙门统昙曜修建五大窟开始。这也比此方题记迟了半个世纪。由此可见，一六九窟建弘元年题记的发现不仅为炳灵寺石窟的开创年代提供了重要的证据，而且也为我们研究西秦的佛教艺术，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同时也为全国其他各大石窟的早期造像与壁画，在分期断代方面，提供了一个新的标帜。(9)董玉祥《调查炳灵寺石窟新收获——第二次调查(1963)简报》，第1-4、10页。

1986年，董玉祥先生发表了《炳灵寺石窟169窟内容总录》(10)董玉祥《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内容总录》，第148-158页。一文，在该文中首次全文公布了“建弘题记”的录文。

1963年8月，北京大学阎文儒教授来炳灵寺石窟考察，对169窟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写成了《炳灵寺石窟总论》(11)阎文儒、王万青《炳灵寺石窟总论》，收录于阎文儒、王万青《炳灵寺石窟》，第1-93页。一文。文中对“建弘题记”中的“玄枵”二字进行了考释：

释名中固有玄枵，但无玄枵代表岁义，不识岁在玄枵者，有何根据也。但《辞海》玄枵条云：“十二次之一。与十二辰相配为子。”《尔雅》：“玄枵虚也，虚在正北。”岂正北为十二辰之始，“子”即代表元始。为建弘元年之“元”耶？

阎先生的此项研究成果直到30年以后的1993年才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炳灵寺文物保护研究所前所长王万青先生对“建弘题记”的内容作了初步的解读：

“遂请妙匠容慈尊像神姿所茂……”、“至极于隆玄睿倚天”、“全寄□音灵魔关像即灵舒光国家须……”、“谱与妙来迹随化佳日响迹变……”。“垂容世范停荫道枢唯钦唯尚亩□灵持美哉月台会旨”。“广弘□□圆机化极乃□斑匠神仪重晖舍兹远悟圣景熟追”。好像经过某种事端或某些原因之后，遂请来能绘善塑方面的一些匠工，将兹尊像描绘和銮饰的更为神姿华茂了。又云“灵持美哉月台会旨”、“圣景孰追”一段，是乞伏炽磐迁都枹罕(甘肃临夏)后将永康年号为建弘，可能改年号时西秦王朝特意把炳灵寺重新修建，大事宣扬佛教。以佛教名义，来达到它向外扩张，向内缓和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这样在政治上军事上所需求的目的这个旨意，被广弘、圆机、化机一些人会意，乃即斑匠，对炳灵寺神仪重新彩绘放出光晖(应与辉同)，如果舍此不求去远寻觉悟则圣人景象孰或可追！

由此看来，建弘元年(420年)的题记是“神仪重晖”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可靠证据。至于石窟开创年代，有待于文物考古工作者进一步作更深入细致的考察才能确定。(12)王万青 《炳灵寺石窟摩崖碑刻题记考释》，《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第128-133页。

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张宝玺先生对“建弘题记”进行了比较透彻细致的研究。其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建弘题记及其有关问题考释》一文中。先生在文章中不仅对题记本身进行了标点、注解和考释，还对第六龛及周边的壁画、塑像和供养人题记进行了深入研究，旁征博引，阐述了“建弘题记”出现的历史背景、价值和意义。先生在文中写到：

题记的性质，肯定为造像发愿文，由于缺字太多，文意难通。根据这一时期流行的行文格式如北凉造像塔的发愿文来判断，大体可以肯定该题记前部残损部分为功德主造像缘起，中间部分为本文，后半部为颂语，最后两行为四字一句的“慈容世范，停荫道枢，唯钦唯尚，旨□灵苻，美苑情豪，□□□□，庶弘四弘，圆机化机，乃妙斑匠，神仪重晖，舍兹□□，圣景熟追”，可以看作是概括了全文的意旨。本文及颂语中都出现“遂请妙匠，容慈尊像，神姿琦茂”及“乃妙斑匠，神仪重晖”，属请“妙匠”建龛题记。所建的龛像就是今天编号第6龛的无量寿佛龛，龛内还有释迦牟尼佛、弥勒菩萨，十方佛的壁画。建龛的供养人，一排画在建弘题记的正下方，另一排画在无量寿佛龛左侧，僧俗侍从共21人。(13)张宝玺《建弘题记及其有关问题的考释》，《炳灵寺石窟》，第163-173页。

除了上述提到的专家学者及其研究成果外，还有不少学者对169窟塑像壁画和题记也进行过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兰州大学杜斗城教授的《炳灵寺石窟与西秦佛教》(14)杜斗城《炳灵寺石窟与西秦佛教》，《北凉译经论》，第114-126页。、敦煌研究院王惠民研究员的《炳灵寺建弘题记应为建弘五年》(15)王惠民《炳灵寺建弘题记应为建弘五年》，《敦煌研究》1998年第3期，第167页。、兰州大学魏文斌教授的《炳灵寺169窟的年代再认识》(16)魏文斌《炳灵寺169窟的年代再认识》，收入敦煌研究院编《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百年》(石窟考古卷)，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86-405页。《关于炳灵寺石窟研究的几个问题》(17)魏文斌《关于炳灵寺石窟研究的几个问题》，收入颜廷亮、王亨通主编《炳灵寺石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7-135页。、北京大学常青博士的《炳灵寺169窟塑像与壁画的年代》(18)常青《炳灵寺169窟塑像与壁画的年代》，收入郑炳林、石劲松主编《永靖炳灵寺石窟研究文集》，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1年，上册、第307-332页。、炳灵寺文物保护研究所前所长王亨通先生的《炳灵寺169窟发现一些新题材》(19)王亨通《炳灵寺169窟发现一些新题材》，《敦煌研究》1999年第3期，第8-10页。等等。这些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学术研究工作。

四、社会上对“建弘题记”认知的误区

“建弘题记”从1963年发现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专家学者们对“建弘题记”的研究下了苦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在社会上、新闻媒体里、甚至在学术界，对“建弘题记”的认知还存在着一定的误区。普遍地认为“建弘题记”中记载的“建弘元年”是炳灵寺石窟的开窟年代，即炳灵寺石窟开凿于西秦建弘元年。如果我们在百度里输入“炳灵寺”一词，就会看到“炳灵寺石窟开凿于建弘元年(420)”的词条比较多，在报刊等新闻媒介中也时常看到类似的字样。2014年，笔者有幸参加了重庆大足研究院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和与会专家学者们交流时发现持同样观点的专家学者不在少数，令我不胜困惑。2009年，笔者在西安参加了一场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培训会，来自中亚五国和中国的专家们齐聚一堂。一位在石窟界很有名望的国内学者作报告时，也强调炳灵寺石窟开凿于建弘元年。

对炳灵寺石窟有一定了解的专家学者们都知道，“建弘题记”只是炳灵寺石窟的一个重修题记，而非开窟题记。这在董玉祥、张宝玺、王万青、魏文斌、王亨通、常青等学者的文章中都有所著录。如前文所提到的王万青先生，他在《169窟题记考释》中认为：“‘灵持美哉月台会旨’、‘圣景孰追’一段，是乞伏炽磐迁都枹罕(甘肃临夏)后将永康年号改为建弘，可能改年号时西秦王朝特意把炳灵寺重新修建，大事宣扬佛教。”(20)王万青《169窟题记考释》，炳灵寺文物保管所编《炳灵寺石窟研究论文集》，第376-381页。

王亨通先生在《炳灵寺第169窟发现一些新题材》也做了论述：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第6龛中的一佛二菩萨即“西方三圣”塑像不是一次完成的，至少有三次修造。根据我国自古对某一重大事件或某一重要人物要“树碑立传”的习惯，建弘题记或许是对第6龛中的主尊佛而作的“树碑立传”，建弘题记中“神仪重晖”的“神”可能是指第6龛主尊佛而言。如若这样，那么，这尊佛是建弘元年前重新或重塑的，而两侧的2身菩萨是在建弘元年重修或重塑的。他们均非原作。(21)王亨通《炳灵寺169窟发现一些新题材》，《敦煌研究》1999年第3期，第8-10页。

又在《炳灵寺石窟研究的过去、现状和未来》(22)颜廷亮、王亨通《炳灵寺石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9-74页。一文中写到：

虽然169窟有明确的建弘元年墨书题记，但要建造如此庞大内容众多的洞窟，不是一年半载就能完成的。建弘元年题记只是在修建169窟全过程中某一时间的记载，而不是始建的时间。

造成这种认知的原因无外乎两个，一是我们对炳灵寺石窟的核心价值宣传不够，下一步在世界文化遗产的弘扬展示中还要下功夫；二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专家学者们对炳灵寺169窟和“建弘题记”的研究，虽然成果卓著，但开展的学术交流活动还是明显不足。也许是专家学者们在研究中往往是埋头钻研，没有将科研成果充分地与国内外同行交流，也没有向大众、新闻媒体展示和分享，以至于造成了这样的误区。

五、“建弘题记”在学术界引起的争议

“建弘题记”在学术界引起的最大争议不在其具体内容上，而是在于题尾的“建弘元年岁在玄枵”这一纪年题记。一是“元年”，二是“玄枵”。

最先提出问题的是张宝玺先生，他在《建弘题记及其有关问题考释》一文中提出：“题记尾书‘建弘元年岁在玄枵三月廿四日造’。若按玄枵纪年推算应为建弘五年(424年)，‘元年’二字是清楚的，应以建弘元年为是。”(23)张宝玺《建弘题记及其有关问题的考释》，《炳灵寺石窟》，第163-173页。

“建弘题记”发现不久，日本学者福田敏男在日本《美术研究》1971年7月第176号上发表文章《炳灵寺石窟の西秦造像铭につぃてわ》，提出了“建弘五年”的观点。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王惠民先生就此问题专门写了文章《炳灵寺建弘题记应为建弘五年》,他在文章中阐述道：“我们知道，‘玄枵’系十二星次之一，与十二辰相配为‘子’。建弘元年岁在庚申，与‘子’无涉。建弘五年岁在甲子，此年即‘岁在玄枵’。发愿文中‘建弘元年’虽不误，但‘玄枵’纪年要可靠的多，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题记的书写手在此将‘建弘五年’误书为‘建弘元年’”。(24)王惠民《炳灵寺建弘题记应为建弘五年》，《敦煌研究》1998年第3期，第167页。

王惠民先生提出的另一个佐证是位于六号龛的十方佛题材，他认为此龛十方佛题材出自于《华严经·如来名号品》，而此经的翻译地点在建康(南京)，翻译时间大致是418-421年。王惠民先生认为：“建弘元年为420年，此时《华严经》尚未译出，该窟绝不可能采用次年才译出的佛经为依据的。若建弘五年建窟，则完全可能采用新译之经了。”(25)王惠民《炳灵寺建弘题记应为建弘五年》，第167页。

王惠民先生的观点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针对王惠民先生的观点，兰州大学魏文斌教授写了文章与之进行讨论，在《关于炳灵寺石窟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论述道：

总而言之，象“建弘元年”这么重要的细节是不可能疏忽而致书写手笔误写错，而且改元在中国历史上作为一个王朝来说是十分重大的事情，不可能在两个月后在规格较高的功德主主持下而出现错误。关于“玄枵”，阎文儒先生的推断应该是比较正确的。即“玄枵”与十二辰相配为子，但并不一定是“甲子”的意思，“岁在玄枵”即“岁在子”，玄枵又为虚北之意，北可能为十二辰之始，即“子”，则“子”即代表元始，与“元年”之元正相合。因此“岁在玄枵”就无笔误的可能。所以此墨书造像题记中最末一句“建弘元年岁在玄枵三月廿四日造”既无笔误现象，又不存在相互矛盾之处，是正确的。(26)魏文斌《关于炳灵寺石窟研究的几个问题》， 颜廷亮、王亨通主编《炳灵寺石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7-135页。

同时也认为，晋译《华严经》在完全译出以前，位置靠前的《如来名号品》已经译出，并已经传到了西秦，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六、关于“建弘题记”的再认识

“建弘题记”是在一个特殊的国度，特殊的年份，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纪年题记，却对后世有着非凡的意义。众所周知，西秦是乞伏鲜卑在强敌环伺的地方所建立的割据政权，东有后秦，西南有吐谷浑，西北有南凉和北凉，东北有赫连勃勃的大夏，这些诸侯国雄踞一方，对西秦虎视眈眈。西秦共历四帝四十七年，国力不强，国运短暂，而且命运多舛。淝水之战后，原先依附于前秦的乞伏鲜卑在其首领乞伏国仁的率领下起义，宣布自立。385年，自称大单于，领秦河二州牧，筑勇士城(榆中东北大营川)为都，史称西秦。建义四年(388)乞伏国仁死，其弟乞伏乾归继位，称大单于，河南王，迁都金城(兰州西)。太初八年(395)乞伏乾归称“西秦王”。太初十三年(400)后秦攻打西秦，西秦大败而失国，乞伏乾归成了亡国之君。太初十五年(402)乞伏乾归之子乞伏炽磐受后秦姚兴委署为建武将军、西夷校尉、行河州刺史。六年后(408)乞伏炽磐击败南凉，攻克枹罕(临夏)，拥戴其父乞伏乾归再度称王。永康元年(412)乞伏炽磐定都枹罕，年号为永康。420年乞伏炽磐立子乞伏暮末为太子，改年号为建弘，这一年就是建弘元年。428年，乞伏暮末继位改年号为永弘。永弘四年(431)大夏赫连定灭西秦。

西秦四十七年的历史，基本上是在飘摇动荡中度过的，外部强敌环伺，内部王族倾轧，人民无不渴望一个和平安详的社会环境。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秦这么一个国力羸弱且政局极不稳定的小王国，佛教何以如此兴盛。作为统治者的乞伏家族也十分崇信佛教，寄希望佛祖保佑政权永固。史称：“乞伏国仁，陇西鲜卑，世居苑川，为南单于。前秦败后，遂称秦王，仍都子城，尊事沙门。时遇圣坚行化达彼，仁加崇敬，恩礼甚隆。即播释风，仍令翻译，相承五主四十四年。”(27)[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9，《大正藏》，第49册，第82页。

对于西秦这样一个小国而言，立太子乃是国之大事，在古代因立太子而改元也是常有的事。在这样一个举国喜庆的日子里修庙塑佛绘像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永初元年(420)，春，正月，乙亥，魏主还宫。秦王炽盘立其子乞伏暮末为太子，仍领扶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大赦，改元建弘”(28)[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119，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732页。。再从“建弘题记”所在的169窟第六龛的修造供养人来看，更是些位高权重的人物，有国师高僧，有皇室眷属和达官贵人，如护国大禅师昙摩毗、比丘道融、博士安南姚庆子、侍生广宁邢斐，更有皇室成员“乞伏罡集”等。

综上所述，公元420年，崇信佛教的西秦国主乞伏炽磐宣布立其子乞伏暮末为太子，改元建弘，并大赦天下。为纪念这一重大事件，西秦国的达官贵人们对当时的“皇家寺院”——唐述窟(炳灵寺)进行了重修，修完后留下题记，这应该是“建弘题记”的缘起和来历。

关于“建弘题记”内容本身的研究以及“岁在玄枵”究竟是建弘元年还是建弘五年争论，前文中已经列出了诸多学者所录的多种版本的录文，在研究成果一节中也做了描述。阎文儒、张宝玺、董玉祥、王万青、王惠民、魏文斌等先生在题记内容的解读和研究上已经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果。

可以说，乞伏鲜卑留给我们的遗产完好地保留在了炳灵寺第169窟，169窟是西秦历史文化的集中体现，而“建弘题记”是西秦历史文化皇冠上最耀眼的一颗明珠。学者们已经对“建弘题记”的价值做过深刻而精辟的评论，归纳起来一句话，“它是研究中国早期石窟的一个标尺”，在此不一一赘述。我要谈的是如何进一步拓展“建弘题记”及其169窟的研究领域问题。

一是“建弘题记”研究应该与乞伏鲜卑和西秦国历史研究相结合。169窟“建弘题记”的发现极大地补阙了正史中对乞伏鲜卑和西秦的历史记载。在有关乞伏鲜卑与西秦历史的文献史料里几乎没有提及炳灵寺169窟，更没有“建弘题记”。1963年调查队员们冒险登上169窟，打开神秘的天桥洞，就等于打开了尘封千年的西秦国和乞伏鲜卑民族历史文化的宝库，这里珍藏着七十余尊各类佛教造像，一百多平米的壁画，尤其是“建弘题记”、“丙申题记”等墨书纪年题记以及大量的人物榜题，这是中国其它石窟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宝藏，对研究乞伏鲜卑和西秦国历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营养补品。但是，169窟及“建弘题记”的发现已经过了六十多年，这些珍贵的资料，迄今尚未引起史学界的足够重视，尤其是研究十六国史和鲜卑民族史学者的重视。未能在十六国史和鲜卑民族史的研究中发挥足够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二是将第169窟及“建弘题记”研究与河州地方史研究结合起来。169窟及“建弘题记”在河州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炳灵寺石窟之所以成为中国北方地区、黄河岸边和丝绸之路上具有无可替代价值的佛教石窟寺，与河州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多元的古代民族文化分不开。

河州，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四条文化古道在这里交汇。一条是黄河，是我们中华文明的摇篮；一条是丝绸之路，是一条东西文化交流的通道；一条是唐蕃古道，是汉藏文化交流的道路；还有一条是茶马古道，是高原与中原及南方文化交流的路线。文化的汇聚为炳灵寺石窟的出现勾勒出了宏伟而壮阔的背景和舞台。自古以来，多种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相互融合，先后有羌族、匈奴、氐族、鲜卑、吐谷浑、吐蕃、党项等民族成为这里的主人，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炳灵寺石窟留下了这些民族活动的印记，尤其是乞伏鲜卑，定都河州枹罕后，把炳灵寺的佛教活动推向了高潮，炳灵寺石窟十六国时期的造像壁画绝大部分是乞伏鲜卑创作的。当然，我们也看到，在乞伏鲜卑经略河州之时，吐谷浑等民族也在河州大地上与乞伏鲜卑犬牙交错地存在着，特别是西秦国建立初期，其势力主要在兰州榆中一带与南凉对峙，而真正控制河州的未必是乞伏鲜卑，可能是先期经过这里的吐谷浑势力。因此，我们认为，早期经营炳灵寺天桥洞的不一定是西秦，有可能在乞伏鲜卑控制整个河州前，早有人先入为主了。这就不难理解炳灵寺169窟中的壁画和塑像多次出现叠压关系、打破关系，也不难理解史书中有“晋泰始年之所立也”(29)[唐]释道世著，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39，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247页。的记载了。这种通过研究河州地区古代的民族关系来研究炳灵寺石窟的发展演变或借助炳灵寺石窟的研究进一步推进河州古代民族关系的研究，还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建弘题记”及其169窟的塑像壁画不应该仅仅是研究中国早期石窟的一把“标尺”，更应该成为撬动研究河州乃至整个西北古代民族关系的一根杠杆。

但目前的现状是，在河州的学者或研究河州历史文化的学者鲜有人对炳灵寺石窟进行研究。同样，研究炳灵寺石窟的人，也没有把炳灵寺石窟放到河州当地文化的大环境里去思考，像两个孤独的苦行僧在行走。二者不能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不能不说是研究河州或研究炳灵寺石窟者的缺憾。尽管，近年来有学者呼吁，二者应多互动，多交流，多联络，但效果不彰。通过着力研究和发掘炳灵寺石窟的核心价值，进而带动整个河州历史文化的研究和提升；通过对整个河州地方文化的研讨，把炳灵寺石窟的学术研究水平推上一个崭新的领域，这应该是目前我们面临的一个亟待重视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