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泰戈尔于1913年以诗集《吉檀迦利》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整个亚洲第一位获得如此殊荣的诗人。王维是唐代著名的诗人，有着“诗佛”之称。这是两位时代相距一千多年的大诗人。有着如此之长的时间跨度，但却因其共通的创作思想产生了深刻又密切的联系。本文将用比较的方法从泰戈尔和王维具体的诗歌着手分析他们的创作思想，探析他们思想的异同，以及对当代文学发展的价值。

关键词：泰戈尔;王维;诗歌创作思想

作者简介：甄雪（1997-），女，汉族，河南新乡市人，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36-0-02

一、佛教的传入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发源于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佛教为其王子乔达摩·悉达多所创，在亚洲各国广泛流传。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并不确切，学界较为广泛的说法是在东汉时期，汉明帝派遣使者至西域求佛像与佛家经典，抄录了佛教经典《四十二章经》。随后在洛阳建立第一个官办寺庙白马寺，并且迎请两位印度高僧在此翻译佛家经典。[1]

从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进入逐渐兴盛的阶段。南北朝时期佛教受到民间信徒的追捧，也受到了统治者有意识扶持。隋唐时期是佛教的全盛时期，在以后的宋元明清，佛教也从未停止发展。直至近代，西方思想对整个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与影响，基督教的传入大大的威胁到了佛教的地位。佛教开始复兴，并且凭借自身强大的生命力也成为了沟通中西文化必不可少的桥梁。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具有本土化特色的，它不断地和各种思想融合，极具生命力。隋唐时期由于统治者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的统治，实行了儒佛道三道并行的政策，三者互补互助，达到了微妙的和谐与平衡。佛教一直在发展，它充分吸收了儒教和道教的思想，形成了中国佛教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禅宗思想。“禅宗把佛变成人，把佛性诉诸心性，从根本点上把佛教由一种外在的宗教，变成一种内在的宗教，由一种外来的宗教，变成一种中国的宗教。”[1]

二、佛教对王维、泰戈尔诗歌的影响

王维，字摩诘，号摩诘居士。唐代著名诗人、画家，有“诗佛”之称。他是盛唐诗人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也是中国田园山水诗派的集大成者。王维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给儿子取名为“维”，字“摩诘”。而维摩诘是佛教早期著名居士、在家菩萨，意为以洁净、没有污染而著称的人。王维著有《王右丞文集》、《辋川集》等文集，流传至今的诗歌有四百多首。山水田园诗和边塞军旅诗是最突出的部分，但是他后来隐居终南山所做的一系列带有禅意的诗作也为人所注意。泰戈尔诗歌小说均有涉猎，但是诗歌还是他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代表作有《飞鸟集》、《吉檀迦利》、《新月集》和《园丁集》等等。

（一）相同的佛学取材

王维初到长安，就师从大荐福道寺禅师，跟他学习顿教。顿教又称大乘顿教，乃不立言句，只辩真性，不设断惑证理之阶位，为顿修顿悟之教。不依次第，快速到达觉悟之教法。泰戈尔出生在古老的印度，这里有着众多的宗教哲学流派。泰戈尔作为一个贵族的后代不可避免的接受到了印度传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其中宗教的影响颇大。宗教经典《梨俱吠陀》《奥义书》等都对泰戈尔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维和泰戈尔受到宗教影响的第一个最为明显的地方就是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佛学典故和佛学词汇。如：

《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

龙钟一老翁，徐步谒禅宫。

欲问义心义，遥知空病空。

山河天眼里，世界法身中。

莫怪销炎热，能生大地中。

诗中的天眼、法身，均来源于佛教。“空病”源自《维摩诘经》：“得是平等， 无有余病。惟有空病， 空病亦空。”天眼是天人之眼，所观甚远，从福报得来或者苦修得来。法身则为佛的自性真身，诸佛所证的真如法性之身。[2]

《饭覆釜山僧》

燃灯昼欲尽，鸣磬夜方初。

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

思归何必深，身世犹空虚。

磬为僧人所用法器，做法事或者诵经时候，击而鸣之。寂：寂灭，佛教用语，意为超脱生死，入寂静无为、涅槃再生的境地。凡有所相，皆为虚空（《金刚般若经》）。

《过香积寺》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

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香积寺是唐代寺庙名，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建于唐高宗永隆二年。安禪和毒龙都为佛家语，安禅是指静坐入定，达到身心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俗称打坐。毒龙指邪念，不好的念头。所以要用打坐的方法克制心中的杂念，达到精神上的平和，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

泰戈尔的作品中也有大量这种化用佛教典故或者是佛教思想的部分，内涵深刻、意义深远。其宗教诗歌主要收录在《吉檀迦利》中，泰戈尔汲取了佛教思想，加上自己的创作将宗教感情糅合到了诗歌中。《故事诗》创作于十九世纪年代。关于这部诗集，泰戈尔写道“该集中的佛教故事，取材于洛祯罗拉尔·米德拉编辑的尼泊尔佛教文学的英译本。拉兹普特、拉贾斯坦、锡克的故事，取材于用英语撰写的锡克历史书籍。毗湿努教派的故事取材于《敬信蔓》。不难看出，诗作在内容上与原作略有出入，但内容的变动，按照文学的准则，不会受到惩处。”[3]

在1929年的一首诗中，他这样向佛祖呼吁道：

来吧，施惠的教祖，

传播奉献的严肃的教义，

伟大的僧人，将所有的傲慢悉数收回。

让世人忘记悲勃，消除幻想，

让知识的太阳放射万丈光芒，

让各个世界获得生命，

让盲人获得明亮的眼睛。[4]

这首小诗是泰戈尔充分领会佛教教义中提到的“博爱的精神”所写成的，他曾经提出了“不二”和“因缘际法”。其中“入不二法门”是《维摩洁经》的重要术语。佛教的因缘法认为，一切现象并不单独存在，都是依存一些原因与条件而生起，亦依原因与条件而灭去。因缘和合，因中有果，果中有因，生起万有的世界，万物彼此联系相关。[3]王维和泰戈尔都深深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诗歌中出现了大量的佛法理念和佛语。二人对于佛教素材的处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二）不同的宗教思想内涵

王维的母亲潜心向佛，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泰戈尔家庭中既有宗教改革家又有佛教信徒，家庭宗教气息十分浓厚，并且自己对佛教思想进行了探索，结合当时的西方各种思想和本土化的佛教思想，生发了自己对佛教思想的理解。王维诗歌中宗教思想是在佛法与大自然的平淡自然得结合所流露出来的。山水意境超出一般的山水自然美学进入了宗教的境界，这是王维精神佛学化的体现。泰戈尔的宗教思想内涵主要是从《吉檀迦利》这个诗集中表现出来的。这是一部献给神的宗教抒情诗集。

王维与泰戈尔不约而同地选择佛理入诗有着非凡的意义。对于王维来说，王维不仅是初盛唐时期大力创作佛教诗的第一人，而且他的佛教诗对于唐诗题材的开拓内容的丰富，以及典故的运用与创新等，是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的。这样的变化使得诗歌的典故不再陈旧，令人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并且有了独特的审美感受。选择佛理入诗并且融入了他自己对佛理的认知体验与切身的感受，使得晦涩难懂的佛教理论被诗人诗化的更容易理解，成为当时及后世士大夫精神与心灵上苦闷的一种慰藉。王维的这种创新使其佛教诗在唐代诗坛上独树一帜。尤其对于山水诗的创作，将佛理与大自然山水结合丰富了山水诗的内容，使山水诗开拓了不同以往的境界，具有了一定的哲理意味。

对于泰戈尔来说，泰戈尔在诗歌中化用了他自己对于佛教理论的理解，以文学的方式加以阐释。在佛教理论中他探索了真理、人的存在、有限和无限等等。通过诗歌创作泰戈尔表达了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对整个世界的关怀。在他的诗歌中，佛陀从苦难中拯救受苦的人类所做的种种是爱的最大牺牲。将爱的拯救与牺牲作为证悟无限、实现“梵我合一”的解脱途径与真理，并把这种牺牲与为了爱而拯救人类的途径作为改造当下社会、实现人类社会和谐的最终途径，进而向整个世界宣传他的主张，希望全人类都能获得真理、实现解脱。[5]

王维和泰戈尔通过佛教思想对诗歌做出了的有益探索。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从佛教中汲取资源融入自己的诗歌创造中，这对诗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诗歌不再是单纯的表达诗人感情与想法的载体，加入了佛教积极的观点使表情达意的诗歌上升到了哲理诗的高度。并且佛教给诗歌提供了大量的、新的故事素材，使得诗歌具有了新的内容。不仅诗歌具有新的内容，也有了新的文学形式变化。比如在后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中还出现了“变文”，这种新的文学形式也是佛教给文学带来的变化。并且佛教也借着诗歌这种文学形式得以有效的传播和发扬，更加的深入人心。而且王维和泰戈尔虽然在同一个宗教中汲取资源，但是中印两位作家由于本身文化传统不同、自身追求不尽相同，所以在诗歌中的呈现也有所不同。这告诉我们，即使在接受同一种思想和文化的影响的时候仍然要保持文学、文化独立性，真正可以做到“和而不同”。尤其對现代的文学创作来说，不仅需要学习传统的理论和文化，更重要的是要有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思考和创新，让传统的理论、文化在当代焕发新的生机。

参考文献：

[1]吴小娣.浅析佛教中国化的发展阶段[J].艺术科技，2013，26（03）：311-312.

[2]黄钰茜.王维诗中的禅意[J].群文天地，2012（02）：57-58.

[3]李金云.论泰戈尔思想和文学创作中的宗教元素[D].复旦大学，2009.

[4]（印）泰戈尔.泰戈尔全集第二十一卷[M].刘安武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358.

[5]胡晓荣.泰戈尔对佛教的接受[D].青岛大学，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