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婧渲

摘要：谣言随着人类社会的诞生而产生，弗朗索瓦·莱莫认为谣言与社会如影随形：“不存在没有谣言的社会”。在突发公共事件之中的谣言因为社会环境高度紧张的特殊性，从而产生更强烈的传播效果与影响。针对突发公共事件之中的谣言进行的辟谣也面临着信任度低、传播广度远低于谣言传播广度以及辟谣产生次生危机的窘境。本文将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公共事件之中微博账号“魔女小稀”所发布的有关谣言的辟謠进行研究，以找出辟谣的纰漏与不足之处，便于为更好地处理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谣言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公共事件;辟谣;“魔女小稀”事件概述

2020年1月24日一个名为“魔女小稀”的微博账号发布了一条在医院拍摄的视频。内容一经发布，微博一天之内涨粉数万，多条微博内容点赞超过1万，转发量与评论量上千。

1月25日，微博官方管理者“微博管理员”账号发布内容：“账号@魔女小稀因拒绝当事人认证已于昨日禁言。微博要求其需要按照《当事人认证规范》进行认证，而其对私信电话均不理会。其所发谣言内容及相关情况已上报主管部门。”网警向武汉市红十字会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求证。随后共青团中央也发布了辟谣信息，经核实，相关视频为配音再制作，情况不属实。随后，人民日报、凤凰网、光明日报、环球时报等多家媒体发布辟谣报道。

1月27日，“魔女小稀”账号下所有内容都已经被清空。

一、辟谣的全过程

根据危机流程管理理论将此次事件视为一次危机事件的话，2020年1月24日之前，已有大量谣言。在此期间，种种原因为“武汉医院”的谣言产生创造了条件，因此把这一阶段认为是“武汉医院”谣言危机的潜在期。

1月24与25日，“魔女小稀”账号连续发布多条视频并配有不实和可能造成恐慌的信息。经过多方的转发，一时间占据热搜，引爆微博。在此期间，该谣言以图片、文字、短视频等多种方式，经由不同主体呈现树状传播模式由微博蔓延至不同的平台。虽然有声音质疑视频为二次创作，质疑视频中所谓“尸体”的真实性。但是因为一时间并无官方消息证实消息真实与否，使得谣言达成广范围、高频次的讨论。辟谣之后仍然有部分人对事件的真实性存在疑虑。新媒体平台给公众提供了讨论空间，却也成为谣言疯长的沃土。

1月25日与26日共青团中央首先辟谣，随后各大媒体争相澄清谣言。在解决阶段，谣言被澄清后依旧有部分声音要求深挖“魔女小稀”的真实身份并做出严厉惩治。然而直到6月依旧没有相关官方信息表明追查到其真实身份。根据谣言强度公式：R=I×a（I代表事件的重要性，a代表事件的模糊性），两者任何一方有所下降都会抑制谣言的传播效度。因此在“武汉医院”事件中，政府对信息的公开程度在一定方面使得该谣言可信度降低，民众对已知信息加以思考，有了辨别谣言的理性。虽然媒体的“刷屏式”报道起到一定的辟谣作用，但是该谣言在被爆上热搜坐拥百万浏览量的情况下，在“较真”“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等互联网创建的辟谣平台上依旧杳无踪迹。这说明，即使应对速度极快也依旧弥补不了信息缺失、辟谣不彻底的弊端。再加之媒体对此事的报道仅仅止于辟谣，而无后续跟进。政府至今无法对造谣者以示惩戒，导致众人无法信服，也给予了谣言“长尾”蔓延的空间，使得谣言最终只得以“淡忘”的方式被解决。

二、对谣言产生信任心理的原因

奥尔波特曾认为谣言在传播过程中会发生削平、磨尖和同化等畸变现象。“武汉医院”并未被“同化”成为真相本身或者真相的一部分，反而与事实越行越远，甚至衍生与分化为多个谣言。谣言是社会的安全阀，也是社会情绪的宣泄口。对谣言产生信任感是因为辟谣措施的纰漏与信息不透明等原因，同时也与社会情绪难以分割。

（一）信息源的可靠程度

卡普费雷曾针对公众信任谣言的原因进行探讨，第一个影响因素就是信源。“武汉医院”谣言以一个武汉红十字会护士以及病人家属的身份进行造谣，站在当事人角度或者媒体、专业机构、政府部门等角度出发造谣确实更容易被接受。近年来通过聊天截图进行传谣的方式已经被大众所熟知从而有所免疫。但不可否认的是，信源与造谣者身份依旧是决定谣言可信度的关键因素。

（二）谣言本身与社会情绪

谣言本身内容能否代表当下受众真正关心的问题成为在公共事件中谣言传播范围的决定因素。“武汉医院”谣言产生于1月，正值我国疫情确诊病例持续增加的时间段，大家对新冠肺炎疫情知之甚少，湖北政府等刚刚开始进行每日发布会的信息公开工作。对信息的渴求与对现阶段信息不足的不满造成武汉这一前线城市的重点医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三）辟谣力量薄弱

腾讯新闻搭建的“较真”辟谣平台，微博上“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以及“微博辟谣超话”等实时辟谣平台中，对于“魔女小稀”事件辟谣的平台只有“微博辟谣超话”，并且只有一张新闻短讯图片粗略带过，既没有专家和谣言涉及对象的辟谣口径，也没有后续的关注与查证过程。而在平台治理和政府司法方面，仅有微博平台对“魔女小稀”账号的封停和清空内容处理，而没有对魔女小稀本人的司法追责，在不清楚造谣者的真实身份、不知晓造谣者的后续处理情况下，公众对该系列谣言的真实性进行思考，对辟谣内容的可信性产生质疑。

（四）辟谣市场尚未成熟

对于此次事件之中三方的辟谣力量：政府、非政府组织（平台和媒体）、公众，其中平台的辟谣力量最为接近普通受众并且为实时辟谣平台。面对着社会公众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升，相信谣言的人群普遍为通讯不发达地区的民众、老年人与社交化程度较低的人群。受众市场的下沉使得基层融媒体未尽其用的弊端暴露无遗。

三、“魔女小稀”事件的冷思考

（一）辟谣内容本身应详尽

被爆上热搜之后，媒体相继进行“刷屏式”辟谣，然而辟谣内容只有证实消息为谣言，倡导大家不信谣不传谣。缺乏对事件的剖析以及事件中当事医院的说辞，缺乏专业人士对事件的分析，更缺乏后续对造谣、传谣者的处理结果。形式的受限也导致篇幅短小不详尽。在今日头条等辟谣平台上，将信息分为“确有此事”“尚无定论”“谣言”“有待查证”等多个分类，有些分类造成了冗余的观感，让受众不能直观地分辨真假。

（二）碎片化信息需整合

对于多家媒体、多家平台同时在场的情况，既容易产生“刷屏式”洗脑报道，也容易产生众说纷纭的境况。加上技术原因的限制，平台间与媒体间难以做到信息互通、内容互联。在中央构建中央厨房这一思路遭遇阻塞之时，突发公共事件势态下给这一方案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战时状态下”我们是否需要一个临时战时指挥部，动用媒体、平台力量实现短时间内的信息共享？其一可以在后真相时代集中力量攻破谣言的同时，有余力去利用报道澄清事实与现实状态，以此打破多家媒体与平台重复做工而无人能有余力走得更远的疲态。其二平台之间的信息可以进行数据库共享，将谣言录入库中，分析固定模式以推出相应技术分辨新的谣言。2019年扎克伯格曾说：“想要完全依靠AI审核内容，还需要5～10年的时间。”在依靠AI技术的同时，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使得共享数据库这—构思逐渐成为可能。

（三）数字鸿沟与网络反哺时代的来临

新媒体时代，未掌握技术的老年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都在被逐渐边缘化。数字鸿沟加剧两代人认知的分歧，但是新—代对于老一代的反哺却成为一股拉近鸿沟的新力量。在“魔女小稀”事件之中，集中在微信的辟谣者以青少年、大学生为多。《童年的消逝》认为，儿童的成长速度使得成人的秘密消失，互联网由一个晦涩的技术成为人人必备的生存技能。儿童与青少年超强的学习力使他们成为在微信家族群、微博超话等地方的辟谣力量，同时他们面向的辟谣对象也正是被时代边缘化的长辈们。因此，互联网教育理应被提上日程，其中最重要的不是互联网可以被怎样使用，而是互联网应该被如何使用。

四、结语

“魔女小稀”事件从突发到解决看似只用了短短四天时间，但是其影响会一直持续，甚至下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还会笼罩在它的阴影之下。政府每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媒体快速反应与强力回击、平台做出的相应处罚都十分值得借鉴。谣言是伴随社会诞生而存在的，消灭谣言是一个伪命题，如何降低谣言造成的负面影响与损失才是新时代的新课题。

（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